[摘要] 按照演化經濟學家佩蕾絲有關經濟追趕的兩種機會窗口理論，“第一種機會窗口”不可能存在追趕機會。在佩蕾絲的理論中，“第一種機會窗口”只與傳統產業相關，但是，由于產品內分工和全球價值鏈的發展，“第一種機會窗口”在戰略性新興產業中也大量地出現了，那么，這是否有追趕成功的可能呢?本文通過對我國光伏產業和機器人產業的案例研究，對此做出了否定的回答。本文的案例研究表明，我國光伏產業在國際分工中實際上仍處于“擔水劈柴”的地位，是一種為他人作嫁衣的“飛地型經濟”;與光伏產業缺乏國內市場相反，我國目前已經成為全球增長最快并即將成為全球最大的工業機器人市場，但我國的機器人產業目前基本上已被跨國公司所壟斷。嚴峻的事實說明，我國光伏產業和機器人產業的發展模式無法承擔起迎接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歷史重任，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國在戰略性新興產業上仍然試圖通過“第一種機會窗口”即繼續沿襲勞動力成本低廉的比較優勢應對新工業革命。為了抓住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第二種機會窗口”，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模式亟需重大變革;經濟史的深入研究揭示，這種替代性的發展模式作為一種歷史規律存在于德國和美國等發達國家歷史上跳躍式發展的成功經驗中，我國應該探討適合本國國情的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經濟發展新模式。

　　關鍵詞：第三次工業革命;光伏產業;機器人產業;戰略性新興產業;經濟發展模式

　　自2012年5月媒體報道了國外有關“第三次工業革命”即將來臨的預測后，一石激起千層浪，相關話題在商界、政界和學界迅速傳播，有關“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熱議一直延續至今。鑒于我國曾經錯過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歷史教訓，許多文章充滿危機感，強調我國再也不能錯過這種重大歷史機遇。但也有一些文章過于樂觀，例如，柳卸林認為，中國不會再錯過新工業革命了;[①]約翰•馬修斯(John A. Mathews)在對當前的可再生能源技術革命浪潮進行研究時，直接斷定“中國新能源產業正在崛起為世界領導地位”[②]。事實果真是如此嗎?柳卸林和馬修斯的樂觀態度都來自于他們對我國光伏產業的研究，但筆者通過這個產業以及機器人產業的研究，卻得出了相反的結論：這兩個產業的發展模式存在著有可能使我國痛失第三次工業革命歷史機遇的巨大危險。由于光伏產業和機器人產業分別是可再生能源革命和制造業數字化革命的代表性產業，是第三次工業革命典型的主導部門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因此，通過對這兩個產業的案例研究，我們就可揭示出我國迎接第三次工業革命所面臨的主要挑戰。本文首先從佩蕾絲的兩種“機會窗口”理論及其修正入手，為筆者的案例研究提供理論框架。然后，分別討論光伏產業和機器人產業發展模式所存在的嚴重問題，最后則從理論和歷史經驗相結合的角度，探討我國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主導部門發展模式上變革的歷史必要性。

　　一、佩蕾絲的兩種“機會窗口”理論及其修正

　　演化經濟學家佩蕾絲和蘇蒂根據歷史經驗，提出了落后國家實現經濟追趕的兩種機會窗口理論：一種是當某種技術體系在發達國家趨于成熟后，發展中國家就具備了勞動力成本低廉的比較優勢，這種追趕方式被稱之為“第一種機會窗口”。但是在這種情況下，由于發達國家已經占據了技術創新的制高點，發展中國家無論怎樣追趕，也難以縮小與發達國家的生產率和經濟差距，用佩蕾絲的話說就是，“在成熟的技術上不可能存在追趕機會。”[③]在佩蕾絲和蘇蒂看來，對發展中國家的技術經濟追趕真正具有意義的，則是處于醞釀階段的新技術革命所提供的“第二種機會窗口”，通過進入新興產業，不僅可以有效地縮小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甚至有可能像19世紀下半葉的美國和德國取代英國的技術領導地位那樣，實現跳躍式發展。在佩蕾絲和蘇蒂看來，除了美國和德國的成功外，法國和許多歐洲小國在19世紀的工業化、日本和韓國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實踐都為“第二種機會窗口”在追趕成功上的重要作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④]芬蘭是20世紀90年代的新例證，盡管這些國家并沒有取代先行者的技術和制度領導地位。

　　在這里，我們首先需要對佩蕾絲和蘇蒂的兩種“機會窗口”的真實含義進行辨析。所謂“第二種機會窗口”是由新技術革命的激進創新所提供的，正如德國和美國的經驗所說明的，抓住這種機會窗口就必須從機器設備等產業價值鏈的高端入手，雖然后來者剛開始并不是新技術的最初發明者，但卻可以很快地通過自主創新等措施和廣闊國內市場規模等條件占據技術革命的制高點，這包括擁有設備制造和核心技術的自主知識產權，并能掌控整個產業價值鏈。而“第一種機會窗口”則是按照維納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提出的：當產品成熟后，整個產業的生產就轉移到發展中國家，這就為后者利用勞動力和其它要素成本低廉的比較優勢進行生產并向發達國家出口、從價值鏈低端融入國際分工體系提供了機會。很顯然，在佩雷斯和蘇蒂的理論中，“第一種機會窗口”只與傳統產業相關，與新技術革命和新興產業無關。

　　但是，在佩蕾絲和蘇蒂于1988年提出兩種“機會窗口”理論時，以產品內分工和全球價值鏈為特征的“新國際分工”還沒有得到明顯的發展，所以，他們的理論也就沒有考慮到這種新發展對不同“機會窗口”產生的影響。由于模塊化生產方式的出現[⑤]和全球價值鏈在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的迅猛發展，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就不用再等待產品成熟，就可以把新興產業的新產品加工和組裝等環節作為一個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而發展中國家在新興產業的早期就可以通過廉價勞動力加入到這種新產品的全球化生產體系之中。在這種情況下，“第一種機會窗口”在新興產業中也就出現了，它不再是一個只與傳統產業聯系在一起的概念。因此，佩蕾絲的兩種“機會窗口”理論需要加以修正：我們不應該再把新興產業等同于“第二種機會窗口”，只有那些不與廉價勞動力相聯系的高創新率的產業價值鏈高端環節才具備“第二種機會窗口”的資格。

　　問題的關鍵是：發展中國家是否可以在新興產業中把“第一種機會窗口”作為切入點，在跨國公司所掌控的全球價值鏈中通過從低端到高端的逐步升級，實現技術經濟追趕甚至跳躍式發展的戰略目標?目前，許多學者如格雷菲[⑥]和劉志彪[⑦]等通過案例研究發現，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可以實現工藝和產品的升級，但對發展中國家能否實現功能升級和部門間升級卻缺乏經驗支持，而這兩種升級對于從產業價值鏈低端到高端的升級至關重要;霍布德[⑧]和劉志彪[⑨]等人的研究說明，全球價值鏈甚至構成了本土企業推進這兩種升級的障礙。宋磊[⑩]和賈根良[11]等人認為，模塊化生產阻斷了落后國家試圖從全球價值鏈低端入手對發達國家進行追趕的道路。然而，盡管這些理論和經驗研究指出了加入全球價值鏈對發展中國家經濟追趕的不利影響，但仍會有人對此提出反駁：韓國和芬蘭的信息技術產業不就是通過加入全球價值鏈成功地實現對發達國家的技術經濟追趕和跳躍式發展的嗎?

　　確實，韓國和芬蘭由于國內市場狹小，20世紀80年代在信息技術范式迅速變革的時代不得不主要通過國際市場為其技術創新提供動力，但他們卻是在保護國內市場(芬蘭在1987年之前禁止外國電子產品進入本國市場)的情況下，通過嚴格限制外國直接投資并從核心技術自主創新和價值鏈高端入手切入全球價值鏈的，而全球自由貿易特別是中國等許多發展中國家開放國內市場則為其抓住“第二種機會窗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歷史性機遇：按照“分工(技術創新)受市場規模限制”的斯密定理，如果各國實行貿易保護主義，如果沒有中國低端產業價值鏈為其高端產品提供市場，那么，由于國內市場狹小，韓國和芬蘭的高端信息技術創新根本就不具有取得成功的機會，正是全球自由貿易特別是中國開放廣闊的國內市場為這兩個國家核心技術自主創新和價值鏈高端發展戰略提供了根本性的市場保障。

　　因此，無論是按照兩種機會窗口的理論邏輯，還是當代國際比較的經驗證據，我們都可以得出這種結論：與佩蕾絲所謂“在傳統產業上不可能存在追趕機會”一樣，在新技術和新產業中，由新國際分工所提供的“第一種機會窗口”也不存在追趕的可能，更不可能存在跳躍式發展的歷史機遇。如果我國要想抓住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歷史機遇，就必須從新技術和新產業的核心技術和價值鏈高端入手，這是“第二種機會窗口”原本的含義;而要抓住“第二種機會窗口”的歷史性機遇，就必須高度重視市場的重要性。但不幸的，與歷史上所有實現技術經濟追趕成功的國家不同，我國目前在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思路上仍沿襲著利用勞動力成本低廉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的老路，緣木求魚般地企圖在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主導部門上通過“第一種機會窗口”漸進式地應對這場革命，并嚴重地忽視了市場的重要性，這將使我國有可能痛失利用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機會窗口”實現跳躍式發展的歷史機遇。我們下面就以我國光伏和機器人這兩個產業在2012年所揭露出來的問題對此加以說明。

　　二、我國光伏產業：“世界領軍地位”還是“飛地型經濟”？

　　柳卸林之所以認為中國再也不會錯過新工業革命了，主要是基于對我國光伏產業的研究。柳卸林及其合作者認為，中國光伏產業發展迅速，已經實現了對發達國家企業的趕超;光伏產業的崛起，顯示出中國完全有能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光伏產業的發展，可以說是中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一面旗幟。在他們看來，光伏產業的發展模式具有很深的中國烙印：依靠顯著的成本優勢，快速的學習能力，政府的培育支持，但其中更隱藏著中國產業崛起的新基因，是中國創新的新希望。據此，他們把光伏產業的成功模式提煉為五個要素：通過深度的全球化，發展全新的產業;發揮中國的柔性制造優勢，搶戰產業制高點;中央地方合力打造產業技術平臺，助推產業升級;市場機會重于技術突破;產業鏈培育重于龍頭企業。[12]

　　確實，我國光伏產業在過去的十年中得到了飛速的發展，目前已成全球最大的太陽能面板生產國。然而，盡管這是不小的成就，但仍沒有逃脫“兩頭在外”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老路。筆者認為，我國光伏產業模式的核心仍是利用廉價勞動力的成本優勢，通過加入全球價值鏈的低端環節而異軍突起的，這實際上利用的是最近二十年在新興產業中新出現的“第一種機會窗口”。因此，在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上，雖然存在著值得借鑒光伏產業發展經驗的地方，如柳卸林及其合作者所歸納的最后兩點，也就是市場機會重于技術突破和產業鏈培育重于龍頭企業，但這些可借鑒之處并不是我國光伏產業發展模式的核心，因為在與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相對立的內需主導型經濟中，由于具有廣闊的市場規模，這些發展經驗同樣也會應運而生的。關鍵的問題是中國光伏產業是否搶戰了產業制高點，是否實現了對發達國家的趕超，深度全球化是否是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福音。筆者對這三點的回答都是否定的，理由如下。

　　第一，我國光伏產業缺乏核心技術，并沒有實現對發達國家的趕超。光伏產業的核心技術包括光伏材料加工設備、高純硅提純技術和新型光伏材料的研究。但柳卸林等根據國家知識產權局數據庫整理的《中國典型光伏企業發明專利的技術領域分布》并沒有顯示我國在光伏產業中具有關鍵性地位的光伏材料加工設備和高純硅提純技術的發明專利情況，在這方面的實際情況是：關鍵設備以及依附于這些設備的工藝都來自于國外，而在高純硅領域的專利申請則遠遠落后于發達國家，很難占據技術領先地位;日本和歐美國家的太陽能專利一半以上集中在新型光伏材料的研究上，而我國專利在相關技術領域只占1/3。從柳卸林等人提供的數據來看，我國光伏產業專利申請主要集中在電池、組件和硅片的加工制造方面，而這些方面都不屬于光伏產業的核心技術，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怎么能說我國光伏產業實現了對發達國家企業的趕超呢?

　　第二，我國光伏產業不僅沒有搶戰產業制高點，而是在全球價值鏈中處于低端環節，陷入了“出口低端產品并進口高端產品”的“壞貿易”陷阱。“以歐盟各國為例，2011年，對華出口光伏設備及原材料總值達75億美元。在近年的光伏貿易方面，歐盟也基本處于順差狀態。而從整個光伏產業的價值鏈看，以規模、制造為優勢的中國，生產大多集中在組件端，中國僅占整個光伏價值鏈的8%-10%。”[13]值得注意的是，在該段引文中的“原材料”并不是指未經加工的“原材料”，而是高附加值的“原材料”：我國擁有豐富的硅礦資源，但由于我國多晶硅提純技術不高，企業僅能采用電弧法用炭還原制取純度只有98%-99%的工業硅，然后作為工業原料以極其低廉價格賣到國外，經國外提純至99.9999%以上再采購回來。粗硅的工業技術極為簡單，卻需要消耗大量的電力資源，同時還會帶來嚴重環境污染。[14]在這種貿易結構中，我國光伏產業實際上仍是出口“原材料”，進口高附加值的投入品和資本設備，利用廉價勞動力進行加工制造再出口低附加值的制成品，這是一種在經濟史中一直被貿易戰略家所詬病的“壞貿易”模式。[15]

　　第三，我國光伏產業的“壞貿易”模式是建立在所謂廉價資源、能源、環境成本和勞動力等所謂成本優勢之上的，而這種成本優勢卻是我國國民福利巨大損失的代名詞。馬修斯認為中國在新能源領域將處于領軍地位的重要依據之一，就是我國光伏和風力發電裝置的生產成本具有世界級的競爭力。然而，這些競爭力的確立都是建立在我國能源、資源、生態環境的賤價消耗和低端勞動力成本之上的。仍然以最具代表性的光伏產業為例，其主要污染集中在多晶硅的初級提純上。由于國內環境污染的成本過低，大量中小企業甚至將污染物直接排入自然環境之中，造成了嚴重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如前不久鬧得沸沸揚揚的“晶科能源”污染事件就是這種狀況的真實寫照[16]。另外，即使目前國內一些大型企業具備了對污染物進行環保處理的能力，但是光伏組件的生產依然是不折不扣的高能耗產業，尤其是硅料提純需要消耗巨大的電能。據估計，一塊屋頂太陽能多晶硅電池板，需要7年的工作時間才能“回收”制造它所使用的電，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電能在我國主要都是由不可再生的煤炭、石油和天然氣等能源提供的。2011年我國多晶硅產量占世界總產量的35.9%，光伏發電裝置產量占世界總產量的53.8%，產量均為世界第一，成品卻90%以上用于出口。與此同時，我國許多光伏(尤其是多晶硅)企業的用地和用電成本卻享受了政策優惠，許多企業的用電按照民用電價供應，土地使用甚至免費。相比而言，雖然歐洲國家政府也都以優惠和補貼政策支持光伏產業的發展，“但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歐洲國家都不希望在自己的國家生產多晶硅，都把多晶硅的生產放到了發展中國家”[17]。在光伏產業高能耗的現實面前，這不能不說是我國對國外光伏等新能源產業的廉價“能源補貼”。

　　第四，我國光伏產業雖不乏技術創新，但基本上都是工序創新，這種創新提高生產率的結果導致了我國光伏產品生產者受損而進口國受益的價格下降，因而沒有帶來我國國民福利的提高。雖然熊彼特的創新理論告訴我們，技術創新是經濟發展的驅動力，但不同創新類型在國家間創新收益的分配上卻截然相反，著名的普雷維什—辛格假說就揭示了這一點：發展中國家初級產品出口的貿易條件相對于發達國家工業制成品出口呈現出長期惡化的趨勢(普雷維什—辛格假說)，造成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發達國家工業制成品的技術創新改善了他們的工資收入和資本利潤，而發展中國家初級產品的技術創新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卻降低了其出口價格，從而使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貧富差距越拉越大。我國光伏產業處于類似的境地：光伏產業的核心技術由于具有高度進入壁壘和動態不完全競爭的特點，所以，技術進步的收益只有很少部分被中國的購買者所分享，而大部分則以利潤或工資收入的形式作為動態熊彼特租金歸發達國家國內生產者(包括資本家和工人)所占有，這種技術進步的收益分配方式被稱作是“共謀型”的。但是，由于激烈的競爭，我國光伏組件的工序創新導致了使消費者受益而使生產者受損的價格下降，這種價格下降使光伏組件的利潤和工資均呈現出不斷下降的態勢，這種技術進步的收益分配方式被稱作是“古典型”的，我國光伏產品的90%以上銷往國外市場，技術進步的收益絕大部分被外國消費者所占有，這實際上是在為他人作嫁衣。[18]

　　第五，光伏產業名列前茅的前十位大企業悉數在海外上市，這種所謂的“融資全球化”不僅是導致我國通貨膨脹和陷入“美元陷阱”的重要原因，而且也造就了導致國民福利損失的融資結構。由于國內資本市場發展尚未成熟，融資上市手續繁瑣，因此我國光伏企業為了獲得較高的融資額度和融資效率，大多數選擇在海外資本市場上市融資。但是，這種“國內扎根、海外上市”的融資方式存在著兩大明顯的弊端。首先，光伏產業從海外資本市場籌得的美元只有在中國人民銀行兌換成人民幣才能在國內使用，這種因外匯占款而增發的人民幣是造成我國通貨膨脹的重要根源;而中國人民銀行用這些美元購買不斷貶值的美國國債則使我國陷入“美元陷阱”。其次，面對“雙反”等不利局面，我國主要光伏企業的資產負債率均高達80%以上，在境外融資無望的情況下，這些企業只能轉而求助政府救濟和銀行擔保進行“輸血”，有些地方政府甚至將光伏企業自身的虧損納入地方財政預算。這種“上市在外，兜底在內”的扭曲性融資結構使我國光伏產業陷入了“盈利則被外國人分享、虧本卻由中國人買單”的困境。在這種情況下，我國采取的措施應該是任由海外上市的光伏企業破產，再由國內資本接手重建。

　　綜上所述，我國光伏產業雖然隸屬于戰略性新興產業，但與抓住新技術革命的“第二種機會窗口”相距甚遠，實際上在國際分工中仍處于“擔水劈柴”的地位，這種通過進口國外關鍵機器設備和高附加值投入，90%以上產品銷往國外市場，利用廉價勞動力和各地政府在土地、稅收、環境和融資等方面提供的低成本扶持政策打造的低端加工制造產業在很大程度上屬于一種為他人作嫁衣的“飛地型經濟”。在這種發展模式中，由于各地政府競相上馬光伏產業，在缺乏核心技術和在全球價值鏈中處于被跨國公司所“虜獲”地位的情況下，過度競爭導致了大量的產能過剩，從而使整個行業陷入了成本大戰之中，其結果是整個產業重蹈作為我國制造業痼疾的“暴生暴濫”的覆轍，光伏產業很快就被做“濫”了，[19]2012年，光伏產業出現全行業虧損，面臨著生死存亡的考驗;由于嚴重依賴國外市場，當美歐國家在2012年揮舞起“雙反”的保護主義大棒時，我國整個光伏產業頃刻之間又面臨著“滅頂之災”。因此，我國光伏產業不僅不是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一面旗幟，反而應該是后者引以為戒的一個案例。深度全球化不僅不是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福音，反而是其陷入依附狀態的主因，在我國機器人產業可以觀察到同樣的現象。

　　三、我國機器人產業：跨國公司唱主角的舞臺

　　制造業智能化革命是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核心之一，而機器人則與3D打印、新材料構成了其核心技術。美國的沃德瓦(Vivek Wadhwa)教授2012年1月在《華盛頓郵報》上撰文指出，人工智能、機器人和數字制造技術的結合正在引發制造業的一場革命，中國在未來二十年中將出現制造業空心化，而美國將重新獲得制造業的領導權。沃德瓦的預測是否正確暫且不論，顯而易見的是，盡管3D打印技術對我國制造業的影響還不會很快到來，但機器人的大規模采用已經指日可待，這將使我國制造業以廉價勞動力為基礎的所謂“比較優勢”面臨著大規模被廢棄的危險，我們應該對機器人產業的發展給予高度重視。沈陽新松機器人公司總裁曲道奎認為，機器人的制造及應用水平，代表著一個國家的制造業水平，機器人的廣泛使用是我國從制造業大國走向制造業強國的重要手段和途徑，發展機器人產業應上升到國家戰略高度。那么，我國機器人產業發展狀況又如何呢?

　　與光伏產業缺乏國內市場恰恰相反，在勞動力成本上升、制造業升級要求趨于強烈和機器人價格下降等因素的綜合作用下，我國市場對機器人的需求正快速上升：2011年，中國工業機器人銷量同比增長51%。我國雖已成為“世界工廠”，但中國企業擁有的工業機器人數量明顯少于制造業強國;在絕對數量上，機器人在中國采用的數量僅為日本的18%、德國的35%;而在有代表性的汽車產業，每萬名工人的機器人配備量，中國更只有日本的1/14，德國的1/11，由于我國機器人存量大大落后于其它制造業國家，國內勞動力和機器人成本又出現一升一降，因此，我國對機器人的市場需求潛力巨大。[20]據德國《經濟周刊》2013年第1/2期報道，國際機器人工業聯合會(IFR)預測，2014年中國將成為全球最大工業機器人市場，銷量為3.5萬部，比2011年增長約60%，占全球總銷量17%，德國制造商將從中大幅受益。[21]

　　然而，面對我國市場對機器人的巨大需求，我國企業處于何種地位呢?從企業性質來看，外資企業以中國工業機器人全行業60%的企業數量占有了93.3%的市場份額，可見外資企業在中國工業機器人行業中遙遙領先。[22]上海是目前中國最大的機器人產業聚集區，但上海的機器人產業目前基本上已被跨國公司牢牢掌控，世界四大機器人整機企業——瑞士ABB、日本發那科、安川電機和德國的庫卡，其中國總部或機器人總部都在上海，上海的產量其實是他們的產量;上海雖發育出了30多家本地的中小型機器人企業，但絕大部分都是背靠跨國公司從事下游低端的配套組裝和服務。[23]“中國真正有規模、實現大批量生產的工業機器人企業幾乎沒有，主要是生產工業機器人的關鍵性零部件如高精度減速器、伺服電機等受制于人。而采用國外關鍵零部件生產的國產機器人，價格上并沒有多少優勢，所以客戶大多選擇國外的機器人。”[24]

　　與光伏產業由于缺乏國內市場為他人作嫁衣的“飛地型經濟”不同，我國高附加值的機器人市場卻被跨國公司所壟斷。這兩個產業的狀況在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中具有典型性：“丟了西瓜撿芝麻”。但為什么會出現這種令人匪夷所思的情況呢?上海機器人研究所所長方明倫[25]和上海市科學學研究所課題組以上海為例分析了造成我國機器人產業現狀的原因：第一，掌握機器人的核心技術需要長期的積累與沉淀，但目前國內的研發還處于零散、分隔和不連續狀態，且基本上局限于實驗室。第二，有影響力、有研發能力的上海國企、央企不積極介入，它們目前仍然趨于合資或者購買進口產品，對自主研發的熱情不高，這就導致上海的機器人市場嚴重缺乏本土產品，目前上海市場幾乎被日本與歐洲機器人產品壟斷。第三，令人匪夷所思的關稅政策。機器人整機進口為零關稅，而零部件進口卻要繳納關稅，這對國內企業尤其整機企業的生存和發展不利，不利于機器人的進口替代。第四，國內發展機器人產業注重引進外資，但事實表明，“市場換技術”并未奏效，相反，外資已經完成了對通用機器人技術路線的鎖定，中國企業被迫處于被動的跟蹤模仿階段。為了應對中國等新興市場的迅速擴大，外企一方面擴大本國產能，另一方面通過設廠等戰略擴大在中國的存在。[26]

　　面對我國機器人產業被跨國公司所壟斷的嚴峻局面，上海市科學學研究所課題組提出的對策是中國企業應迅速占據低端細分市場。在該課題組負責人王迎春看來，中國市場復雜，細分程度高;而目前跨國公司的注意力集中在傳統高端市場(汽車制造、電子產品加工等)，暫時無暇顧及低端和新興的市場，這是本土企業錯位競爭的機會。但一旦傳統高端市場增長放緩，跨國企業轉而尋找新增長點，連這種機會都有可能失去，所以必須抓緊時間占據這些市場。該課題組還認為，國內機器人產業受制于跨國公司的技術壟斷，難以“自主”;但技術與產業并非單向的“因果關系”，因此，他們建議先建立產業化平臺，扶持自主品牌整機企業，以規模化應用帶動持續研發，尋求技術突破。

　　筆者認為，上海市科學學研究所課題組的對策雖然具有很強的可行性，但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跨國公司壟斷我國機器人產業的問題，因為發達國家成功的歷史經驗和拉丁美洲失敗的教訓從正反兩方面都說明，如果沒有幼稚產業保護政策，我國企業根本就無法與在核心技術、高薪吸引本土人才、研發能力和生產規模等諸多方面具有強大優勢的跨國公司在中國市場上進行競爭。除了政府強力支持的個別企業不計成本地與跨國公司進行競爭有可能取得成功外(顯而易見，這不符合我國建立市場經濟的原則)，得不到這種支持的大量民族資本將因跨國公司消滅競爭對手的戰略所產生的系統性風險而對自主創新望而卻步，[27]而大量的國內機器人應用企業仍將熱衷于合資或者購買進口機器人，這將大大壓縮本土機器人企業生存的國內市場規模。

　　機器人產業引進外國直接投資有什么好處?確實，跨國公司能夠帶來一些因人員流動所產生的技術溢出效應，除了這種收益，還有別的收益嗎?沒有。但是，這種技術溢出效應的收益遠遠小于跨國公司壟斷中國市場所造成的巨大損失，何況在禁止跨國公司進入我國機器人產業的情況下，同樣可以通過從國外引進人才(特別是華裔工程師)獲得這種技術溢出效應。我國機器人產業發展的根本性出路是核心技術的進口替代(國產化)，這就需要采取與我國機器人產業現行關稅政策反其道而行之的國家政策，即實行整機進口高關稅，零部件進口低關稅并逐步提高其關稅率。然而，這種政策將因跨國公司在我國大量生產并銷售機器人而流產，因此，在華跨國公司已經成為我國機器人產業進口替代(國產化)的根本性障礙。

　　正如上海市科學學研究所課題組指出的，工業機器人是一種典型的實踐性技術，應用是技術進步的動力，國內巨大的市場規模是我國機器人等戰略性新興產業跳躍式發展無與倫比的巨大優勢。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上半期，美國就是利用其巨大國內市場規模的關鍵作用，在技術落后于歐洲大陸的情況下，通過抓住“第二種機會窗口”，一舉實現跳躍式發展的。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上半期，歐洲國家由于本國市場狹小，技術創新在原有的技術軌道上難以開發新產品，難以大幅度提高生產率，而一旦被引入到美國，由于美國巨大的市場規模，美國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就很快開發出了生產率高于歐洲的的新產品和新工藝，申請了新專利，開辟了新的技術軌道，搖身一變成為新技術革命的領導者，并反過來占領甚至壟斷技術先發國的市場。市場重于技術，在市場規模對自主創新的重要作用上，高鐵是一個最近的例子：德國的高鐵技術在國際上處于領先地位，但在德國和歐盟卻無用武之地，而在中國卻可以取得快速的技術進步。

　　美國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上半期的崛起是在高度保護國內市場的關鍵作用下實現的。在19世紀，工業是高端產業，農業是低端產業，正如美國經濟史學家福克納指出的，由于美國工業無法與歐洲競爭，所以，“美國的制造商不能企望那些較老的國家供給一個大市場，而必須在國內創造市場，同外國的產品進行競爭”;[28]美國的另一位經濟史學家也指出：“我們商業政策的基調從一開始就是為國內制造商保留國內市場，而排斥外國競爭的”，[29]其措施就是高關稅保護和排斥外國直接投資。[30]因此，筆者一直以來就難以理解：為什么我國高端產業不為“國內制造商保留國內市場，而排斥外國競爭”呢?反而卻以優惠政策引進強大的跨國公司，其目的難道就是為了支持他們與弱小的本國企業在自己的國土上爭奪市場嗎?在筆者看來，對于中國企業來說，這將是一種沒有獲勝希望的經濟戰。

　　四、歷史教訓與我國第三次工業革命發展模式的革命

　　本文通過對我國光伏產業和機器人產業的案例研究，再次證明了以產品內分工為代表的新國際分工并沒有改變落后國家經濟追趕成功的歷史規律：在新技術和新產業中，由新國際分工所提供的“第一種機會窗口”與傳統產業一樣不存在追趕成功的可能，更不可能存在跳躍式發展的歷史機遇。本文研究說明，柳卸林所謂“中國不會再錯過新工業革命了”的看法是沒有歷史根據的，目前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模式無法承擔起我國對發達國家技術經濟追趕的重任;如果不對這種發展模式進行重大改革，我國必將痛失抓住第三次工業革命實現跳躍式發展的歷史機遇。

　　熊彼特曾經指出，“如果一個人不掌握歷史事實，不具備適當的歷史感或所謂歷史經驗，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時代(包括當前)的經濟現象。”[31]不具備適當的歷史感，這在目前的經濟學界是一種普遍的現象。柳卸林和馬修斯之所以對我國光伏產業持有過于樂觀的態度，原因就在于他們不了解新國際分工對發展中國家追趕模式所產生的重要影響。自英國崛起一直到20世紀八、九十年代，“進口原材料并出口工業制成品”是屢試不爽的國家致富模式，但在產品內分工的今天，這種模式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形：發展中國家通過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出口制造業中加工制造環節的低端產品已經無法實現國家致富的目標。因此，在全球價值鏈分解的今天，國家致富的原則就必須從“進口原材料并出口工業制成品”修正為“進口低端產品并出口高端產品”。[32]光伏產業的高端產品就是光伏產業的尖端機器設備、高純硅提純技術和新型光伏材料，我國光伏產業進口這些高端產品并出口電池、光伏組件等加工制造產品，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光伏產業怎么有可能會像馬修斯所認為的那樣，“將崛起為世界領導地位”呢?

　　歷史是一面最好的鏡子,它不僅照出了美國等發達國家“按我說的去做，不要按照我做的去做”的兩面派手法，而且也照出了中國經濟學家們的天真可笑。以美國為例，它一方面宣傳自由貿易和自由投資，另一方面卻在實行關稅保護(如對我國銷往美國的光伏產品征收高額關稅)和禁止外國企業購并其企業，排斥外國直接投資(如禁止我國華為和中興兩家公司購并其任何企業)，最近的例子則是美國總統奧巴馬在2012年親自簽署文件，沒收了我國三一重工在美國投資建設的風力發電項目。針對后一事件，我國學者幾乎一致地發表了天真的評論，如一位學者指出，奧巴馬的決定，打擊了外國投資者的信心，動搖了他們對美國的投資熱情，是不明智的;而另一位經濟學家則認為，美國總統奧巴馬的這種做法不僅違反了美國法律，而且違反了國際法，違反了中美兩國在1980年代簽署的雙邊投資保護協定，希望美方不要把中國投資者逼到對美國法律完全喪失信心的地步。

　　在筆者看來，中國的學者們天真的可笑，他們真誠地相信美國所宣傳的自由貿易和自由投資的信條，所以，奧巴馬的行為令他們很傷心。然而，殊不知美國經濟戰略家和政策制定者從不相信自由貿易和自由投資原則，因為他們認真研究了英國在第二次工業革命時沒有限制地實行自由貿易政策導致其工業力量衰落的歷史教訓，[33]因此，美國戰后以來一直在對國內產業有選擇地進行保護，并對發展中國家進行高科技產品禁運(如2007年美國對出口中國的高科技產品實施了比從前更嚴厲限制的新規定)。實際上，這是美國的一貫做法，例如，針對美國在經濟崛起時期排斥外國直接投資的問題，美國第28任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在1913年指出，曾有人說拉丁美洲給外國資本以特許權，但從未聽人說美國給外國資本以特許權，這是因為我們不給他們這種權利，原因就在于投資于某個國家的資本會占有并且統治該國。美國一而再、再而三地否決中國企業對美直接投資再明顯不過地說明了，美國政府繼承了經濟崛起時期排斥外國直接投資的歷史傳統。

　　筆者認為，美國政府的這些做法并沒有錯誤，因為英國在19世紀末就是因為過度迷戀自由貿易和自由投資的信條，而被實施保護主義的德國和美國的工業力量凌駕于其上的，因此，這是美國政府維護其國家利益的自然表現。所以，如果你天真地相信美國的花言巧語，那只能怪你自己愚蠢透頂，因為美國一貫奉行“按我說的去做，不要按照我做的去做”的行為原則。英國國會議員和英國商務、創新與技術部大學與科學事務大臣威利茨(David Willetts)對此具有清楚的認識，2012年2月，他在歐盟委員會“金融、創新和增長”研究項目的結項會議上所做的“金融、創新和英國的增長戰略”的報告中指出，應該從以往經歷中吸取的重要教訓是要透過美國的花言巧語以及主流的自由化理論去考察美國的現實實踐：在美國，對創新的各種各樣的支持比起歐洲許多地方要多得多，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幾乎支持了所有重大的科學技術領域，它們與美國的國力息息相關，因為美國要維持世界霸主地位就必須保持科研的領先優勢。因此，威利茨告誡說，“不要按美國所說的去做，而應當按照美國所做的去做。”[34]

　　由于發達國家的“官方歷史學家們”已經非常成功地改寫了他們自己國家的經濟政策史，現在很少有人了解發達國家崛起的歷史真相：富裕國家在過去并不是在他們現在所推薦的、并常常強加給發展中國家的政策和制度基礎之上發展起來的，幾乎今天所有的富裕國家在過去都使用關稅保護和補貼來發展他們自己的工業。[35]在我國，由于經濟史學科在經濟學界已經被邊緣化，以致于長期以來就流行著這樣一種錯誤的看法：幼稚產業保護政策窒息國內競爭，但只要讀一讀新自由主義興起之前的經濟史，我們就不難知道，英國、美國、德國等在歷史上作為落后國家無一不是在幼稚產業保護政策下成功崛起的，但這些國家的保護主義為什么沒有窒息國內競爭呢?而沒有采取幼稚產業保護政策的拉丁美洲卻因自由貿易以及跨國公司支配其技術和產業，長期陷入依附型經濟而不能自拔，這一事實又將如何解釋呢?

　　為了抓住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第二種機會窗口”，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模式需要重大變革。我國經濟學界和政策制定者應該抱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探求國家富強之路的歷史規律和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戰略。例如，柳卸林等人認為，未來的產業革命將會在全球化背景下發生，然而，按照這種說法，從1875年開始的第二次工業革命何嘗不是在(第一次)全球化下發生的?但與當時的英國因“深度全球化”喪失新工業革命的領導地位不同，美國和德國卻通過保護國內市場的“淺度全球化”實現了跳躍式的崛起。本文通過對我國光伏產業和機器人產業的案例研究揭示了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模式變革的歷史必然性，作為一種歷史規律，替代性的發展模式存在于美國和德國等發達國家在歷史上跳躍式發展的成功經驗中。如何在這種歷史規律基礎之上，針對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新特點，探求適合我國國情的跳躍式發展模式仍有待于深入探討。

　　[①]柳卸林：《新工業革命，中國不會再錯過了》，http://roll.sohu.com/20120909/n352726965.shtml，2012-9-9.

　　[②]Mathews, J.A.. 2012. The renewable energies technology surge: A new techno-economic paradigm in the making? Working Papers in Technology Governance and Economic Dynamics. No. 44.

　　[③][挪威]賴納特、[中國]賈根良主編：《窮國的國富論：演化發展經濟學論文選》(下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81頁。

　　[④]見鐘學義等譯：《技術進步與經濟理論》，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571-572頁。

　　[⑤]賈根良、秦升：《中國“高技術不高”悖論的成因及其政策建議》，當代經濟研究，2009年第5期。

　　[⑥]Gereffi, Gary and Olga Memedovic. (2003). The Global Apparel Value Chain: What Prospects for Upgrading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Report). Vienna, Austria: United Nation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UNIDO).

　　[⑦]劉志彪, 2007, 中國貿易量增長與本土產業的升級, 學術月刊 2007第2期

　　[⑧]Hobday, M. Innovation in East Asia: the challenge to Japan[M].Cheltenham: Edward Elgar,1995

　　[⑨]劉志彪; 張杰. 從融入全球價值鏈到構建國家價值鏈:中國產業升級的戰略思考，學術月刊，2009(9)，59-68

　　[⑩]宋磊：《中國版模塊化陷阱的起源、形態與企業能力的持續提升》[J]，學術月刊，2008年第2期。

　　[11]賈根良、秦升：《中國“高技術不高”悖論的成因及其政策建議》，當代經濟研究，2009年第5期。

　　[12]柳卸林、高偉、呂萍、程鵬：《從光伏產業看中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模式》，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12年第1期。

　　[13]網易財經：《中國制造僅占歐盟整個光伏價值鏈的8%-10%》，http://money.163.com/12/0727/06/87DAGKJ3002524SQ.html，2012-07-27。

　　[14]林艷興、鄧衛華、葉超：《光伏產業核心技術缺失、裝備依賴進口》，經濟參考報，2010年1月25日。

　　[15]賈根良：《演化經濟學的綜合：第三種經濟學理論體系的發展》，科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13-127頁。

　　[16]李春蓮. 晶科能源事件暴露光伏產業污染現狀. 證券日報，2011年9月21日。

　　[17]費維揚：《光伏產業把污染留給中國》， 浙江環保新聞網，2011年11月07日。

　　[18]賈根良：《資本品工業的自主創新：擴大內需戰略的關鍵》，經濟學家，2012年第11期。

　　[19]高世楫、張永偉：《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關鍵在發展模式的轉變》，中國發展觀察，2012年第4期。

　　[20]張懿：《機器人需求正快速上升，“上海牌”機器人如何爭勝?》，文匯報，2012年7月18日。

　　[21]《中國2014年將成最大工業機器人市場，德企最受益》http://biz.cn.yahoo.com/t/ypen/20130124/1573037.html，2013-1-24。

　　[22]中機系（北京）信息技術研究院研究報告：《工業機器人行業應用廣泛，外資占主要地位》，http://www.86mdo.com/AnalystsView/EH75FHH648C7ACK030GJH27GK.html，2010-7-19.

　　[23]張懿：《機器人需求正快速上升，“上海牌”機器人如何爭勝?》，文匯報，2012年7月18日。

　　[24]深圳商報：《機器人迎井噴式發展、國內廠商盼出臺扶持政策》，http://www.caigou.com.cn/Exhibition/Detail/107299.shtml，2012年9月17日。

　　[25]唐燁、張騰揚:《上海機器人地圖·研發篇》，解放日報，2012年8月5日。

　　[26]王迎春等：《發展機器人產業、走向RT時代——“第三次工業革命”切入口的上海選擇》，世界科學，2012年第7期，第34頁。

　　[27]有關跨國公司在華技術戰略的分析及其影響請見拙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必須正視外資的十大危害》，中國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卷，2012年第4期。

　　[28]哈羅德•福克納：《美國經濟史》，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下卷第45頁。

　　[29]轉引自左大培：《繞過比較優勢“陷阱”、以技術立國》，《綠葉》，2009年第8期。

　　[30]賈根良：《美國在經濟崛起前排斥外國直接投資的原因解析》，廣東商學院學報，2010年第3期。

　　[31]熊彼特：《經濟分析史》第一卷，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第29頁。

　　[32]賈根良、馬國旺：《第三種經濟學理論體系的探索者——賈根良教授訪談》，學術月刊，2011年第6期。

　　[33]賈根良：《新李斯特主義：替代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新學說》，學習與探索，2012年第3期。

　　[34]http://www.finnov-fp7.eu/sites/default/files/FINNOV_Conference_Programme.pdf，2012-3-15.

　　[35]張夏準：《踢掉梯子：新自由主義怎樣改寫了經濟政策史》，經濟學消息報，2005年5月27日(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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