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濟廣

　　(江蘇理工學院 商學院;江蘇常州 213001)

　　摘要：國企使命不能概括為富國強兵、國計民生、國家安全、國際競爭力、社會責任、宏觀調控和執政基礎，當然國有經濟在上述領域表現并不差。公有制的歷史必要性在于公有制道路是更好地發展生產力，實現國民經濟順利發展的客觀要求，是消滅剝削，實現共同富裕的制度前提，是實現實質民主和自由發展的必備基礎。國有經濟為完成經濟發展、社會平等和民主自由等使命，必須實行一定的“壟斷”、“國進”和“不平等競爭”。所有制評價要由宏觀經濟發展和社會效益來考量，其中經濟效率判斷要看所有制對宏觀經濟發展的速度、平穩性、質量和社會投入產出比的影響，企業凈資產收益率等財務指標不能說明所有制效率的高低。《天則報告》認為扣除少交的土地租金、礦山租金、利息優惠、壟斷利潤和財政補貼等，國有工業企業的真實凈資產收益率為負，計算極為錯誤。現行國有經濟的問題可以根據公有制的本性加以革除。

　　關鍵詞：國有經濟;國有企業;公有制;天則經濟研究所;經濟效率;執政

　　2011年3月2日，著名的天則經濟研究所召開《國有企業的性質、表現與改革》課題發布暨研討會，鄭重發布了盛洪、趙農主持，準備了一年多，征求了一些知名學者意見的國有企業研究報告，后于7月12日發布了第三次修訂稿。報告認為，國有經濟在相當程度上構成了官僚資本主義或權貴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特征;國有企業效率低下，2001年至2009年，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平均凈資產收益率為8.16%，而平均真實凈資產收益率則為-6.29%；國有資本在營利性領域的繼續存在，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動力——競爭的充分性與公平性——以及社會正義構成嚴重的威脅和損害，因此要修改《憲法》，刪除“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內容，國企必須從營利性領域（而不單是從競爭性領域）中退出。這一報告的得出的數據成為世界銀行撰寫的關于中國2030年之前戰略研究報告的依據，也成為其它一些場合討論中國問題的依據。[1]

　　對于這個排版字數達到30萬字，影響廣泛，我國幾十年來反公有制亦即反社會主義思潮的代表作，系統分析相關基本理論和重大事實，具體剖析其一系列令人吃驚的數據性研究結論，是一個必須完成的工作。

　　一、公有制經濟的歷史使命

　　天則經濟研究所《國有企業的性質、表現與改革》報告(以下簡稱<天則報告>或報告)提出，國有企業被賦予的使命——富國強兵、國計民生、國家安全、國際競爭力、社會責任、執政基礎，成為其存在必要性的主要理由，然而，正是由于國有企業的無所不在，全國人民在達成這些使命的過程中遇到了諸多的困難與挫折(147——天則經濟研究所課題組：《國有企業的性質、表現與改革》第3次修訂稿第147頁。www.china-review.com/eat. asp?id=27306 2011-11-11——以下引用該報告的內容，只注頁碼)，國有經濟在宏觀領域與分配領域表現也不好;國有企業存在的條件，是在提供公共物品時，融資階段和生產階段不可分離。

　　（一）發展公有制經濟的歷史必要性和國有經濟的使命

　　為什么要發展公有制經濟?根據馬克思恩格斯經典著作的論證以及后來革命領袖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闡述，發展公有制經濟的歷史必要性亦即公有制經濟的根本使命在于以下三方面：

　　第一，走公有制道路是解放被本主義束縛和破壞的生產力，更好地發展生產力，實現國民經濟平穩健康順利發展的客觀要求。如后所述，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上生產以剩余價值為目的，使社會生產的發展空間受到極大制約，而大工業發展到一定程度，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越來越不適合生產力的發展，其突出表現是資本主義周期性地發生經濟危機，建立公有制是社會經濟平穩順利發展的根本保證。

　　第二，建立公有制是消滅階級與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的制度前提。資本主義社會實施私有制基礎上市場競爭的“平等”，結果造成階級剝奪、貧富分化，由于所有制是分配關系的基礎，收入再分配不可能真正改變社會分化的不公正現實。對于人類來說，最重要的平等是經濟平等，而真正的經濟平等就是消滅階級;勞動是一切價值和財富的創造者，剝奪剝奪者，由勞動人民占有一切財富，是最為重要的社會公正。

　　第三，發展公有制經濟是實現地位平等、政治民主、人的自由發展和生態文明的必備基礎。在雇傭勞動制度下沒有真正的人際平等。在資本主義社會里一方面是手握巨額資本、身居豪宅、乘坐豪車，豪吃豪賭，養著二奶三奶，掌控企業管理權的富翁，另一方面是受雇于人，隨時可能失業甚至流落街頭領取食品卷、無力自我自由發展，單方面聽從主人——老板命令的弱勢勞動者，這種極大的不平等使表面上的人格平等和投票權的平等相形見絀。資本主義民主為資本所操控，尤其是為金融寡頭所操控，因此是間接民主基礎上的形式民主，而直接民主基礎上的實質民主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客觀要求：經濟上，公有制的內涵要求人民支配生產資料，在勞動者自主聯合勞動經濟中，應由作為所有者的勞動者(“民”)直接管理經濟當家作“主”;政治上，沒有了資本寡頭就沒有資本寡頭操縱政治，由于人人都是勞動者，政治機制必然是人民大眾的民主政治。現實中存在經濟不民主的現象是公有制要求未實現的結果，政治上民主形式不能放開是現階段應對國內外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和階級斗爭的必然選擇。

　　由于一部分先進分子認識到以上幾方面的重大真理，于是組建共產黨，獲取執政地位，推行共產制。所以，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不是為了共產黨執政，恰恰相反，共產黨執政是為了堅持共產制度。面對經濟發展、社會平等、民主自由三大人類基本追求，社會責任只具有從屬地位，國際競爭力和國家安全這種民族問題也不是公有制的“存在必要性”，富國強兵、國計民生雖與以上問題密切相關，但與解放生產力和共同富裕比較起來，立足點和重點完全不同。

　　所以，《天則報告》把國有企業使命和必要性概括為富國強兵、國計民生、國家安全、國際競爭力、社會責任和執政基礎，不符合公有制倡導者的原意。雖如此，事實上國有經濟在各個方面的表現也都強于非公經濟。

　　報告說通過“國富”實現“兵強”的做法往往未能達到目標，如清政府不能讓私人企業家經辦鐵路;宣布“鐵路國有”時“保路運動”由此展開。事實是，清政府早已批準鐵路商辦，但經營混亂，虧損嚴重，川漢鐵路四年修建15公里，60%資金不知去向，就當時技術、資金和管理而言，私人完全無力經營，政府以優惠條件將其改制為國家經營實屬合理。但股民要求財政幾近崩潰的清廷立即全額退還股本，且不允許政府對外融資。[2]清亡根源并非鐵路國有。不要說解放后，就是民國，也是國有、省有鐵路構成鐵路建設的主要部分。[3]后發國家和地區如韓、新、臺崛起過程也都是以政府為主導。

　　報告說在國計民生方面計劃經濟體制無法供應足夠的產品以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而美國特拉華大學的謝爾蓋·洛帕特尼科夫經細致計算得出結論：美國人今天的生活水平，如不包括高收入群體，和1980年的蘇聯普通居民差不多。[4]中國在人口急劇增加、集中力量推進工業化的過程中，較好地解決了人們的吃飯問題，創造了兩彈一星、牛胰島素、雜交水稻等了不起的成就，并使人民生活發生質的飛躍，如電燈和廣播的廣泛應用、化纖布的推廣、教育和醫療大發展等等。報告說在國有企業壟斷存在的領域，效率低下、供應短缺、服務較差，而事實上沒有證據表明國有企業造成短缺，無法證明私營企業在誠信、售后服務等方面比國有企業更優，反而有目共睹的是私營企業制造偽劣產品和有毒食品等問題比較突出。

　　報告認為國有企業無助于維護國家經濟安全，也比較片面。例如說如果國企確實為了維護國家安全，“胡士泰案”中所暴露出來的種種丑聞就可能不會發生（個案不能代表整體；企業出現內奸不等于國企業務不為國家安全服務），說國有企業海外并購很容易引起被收購企業所在國的不安全感（100%私有的華為、國有股份只占總股份約15%的中興在美國收購還不是因為美國“國家安全考慮”、“安全擔憂”——不允許自由競爭的借口——而一再受阻？西方對中國武器和高技術限售也并不分國企私企），說已經看不出國有企業具有最重要的提供就業保障的主體地位了(國企就業總量小是因為國有企業少了，而不是因為就業功能差；私營企業每周勞動時間是國有企業的1.5倍，吸收就業的功能至多是國有企業的2/3)。

　　報告說國有企業有相對的國際競爭優勢是客觀原因造成的，而實際上，計劃經濟時期對國有企業配置的高端技術早已時過境遷，那時的高端人才在新世紀社會人才總量中也只占一個很小的比例；國有企業自身也沒有壟斷地位。

　　報告列舉了一些國企安全事故和捐贈不足的現象，說并不能證明國有企業在履行社會責任方面比其他主體做得更好，但沒有提到電力行業多年的低電價，沒有提到國企對員工就業質量這一最重要的社會責任比私企做得好得多。私營部門勞動合同簽約率低且不平等條款嚴重，拖欠、克扣工資，嚴重超時、超強勞動;在事故、死亡、重傷中，非公有制企業占90%，[5]事故受害者索償難。典型事例如富連康的“十幾跳”。

　　報告認為，歷史的發展與當前的現實都在向人們傳達一個信息，即國有企業并不是、也不能夠成為執政基礎；只有廣大人民實現了安居樂業、認可并支持，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基礎才會越來越牢靠。作者安慰（還是麻痹？）我們，雖然國有經濟比重逐年下降、民營經濟快速崛起，但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并沒有因此受到任何挑戰；國有企業最終并沒能挽救蘇聯共產黨（國有企業是執政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政府官員與企業高管身份互換現象背后的利益因素，進一步說明國有企業作為執政基礎的功能在逐漸喪失（有問題不等于不能改）。每個政黨都宣稱自己代表人民，而共產黨和其它政黨區別開來的基本標志是共產黨認為只有公有制道路才最符合大多數人民的最大利益。共產黨不搞共產制就將否定自己的基本理論和基本綱領，否定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否定自己組建的目的和流血犧牲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奮斗歷史，喪失持續執政的基本理由和邏輯基礎。在歷史的緊要時期，掌控經濟的資產階級，成為被剝削者的雇傭工人，有什么理由認為“共產黨”一黨執政領導資本主義比政黨競選領導資本主義更好？正像路愛國所說，私有化將使我國重新變成一個階級剝削、階級壓迫和階級對立的社會，人民主專政的基礎會徹底喪失,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必然動搖,中國會走上資本家集團管理社會的寡頭政治和金錢民主的道路。[6]

　　（二）國有企業對宏觀經濟的影響

　　《天則報告》在《國有企業對宏觀經濟的影響》一章(102-110)分析了國有經濟對物價特別是對房價和股價的影響。報告提出“經濟脆性”概念，意指物價水平隨GDP的變動而變動的程度，報告“發現”較之美國，中國的經濟脆性較大，原因是民營資本不能迅速進出(其實，物價問題從來都是貨幣問題，中國在經濟較熱時期物價上漲較快，根本原因是中國貨幣流通量增加速度太快)。報告認為央企拿地價格偏高，對房價的飆升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地塊位置不同，無法證明國企拿地價格高;因土地供給有限，房價由需求決定，而土地的價格由房價決定，即使土地價格為零，房產商也不會因此而降價)，民營企業難與其競爭(民企國企誰在房地產市場賺錢更多?)，地方城投公司大量拿地造成巨大的地方負債(這種負債是允其借債的行政規定和反危機政策造成的)。報告認為國有企業炒股加重股市泡沫化，造成股市動蕩(不合常識)。報告批評有的國企參與金融衍生品業務遭到巨額虧損(股民和美國五大投行虧得少?)。

　　宏觀經濟指總量經濟活動，評價所有制對宏觀經濟的影響，更重要的是應看某一所有制是否有利于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平穩發展，并從而有利于就業，也就是看公有制的第一項使命。

　　私有制是資本主義宏觀經濟混亂和社會生產力發展受阻的根源。私有制決定的產品的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及剩余價值追求，一方面導致資本家不顧市場容量而盲目擴大生產規模，另一方面導致勞動群眾消費需求不足，造成生產的相對過剩;社會化的生產要求產品在市場中實現其價值，在總體產品價值實現困難時便把宏觀經濟推向危機;資本家預期存在剩余價值難以實現的可能，就將停止增加投資甚至減少投資，使過剩危機不能平滑度過而會形成連鎖性下滑和停滯。那些刺激需求的宏觀調控做法不但不能解救危機，反而成為通脹和另一種危機的引擎;大批勞動群眾無法避免失業的折磨。2008年美國經濟危機從爆發到《天則報告》發布3年多，盡管發達國家使盡渾身解數，仍然沒有實現經濟恢復、充分就業，反而深陷債務危機泥潭。高速發展的蘇聯和中國不僅幾十年沒有發生周期性危機，就是在最近的3年，人們還不斷討論是否應由中國救美國、救歐洲。

　　公有制經濟總體收入平等，生產以人民需要為目的，以及生產的計劃性，是宏觀經濟效率的源泉。公有制經濟平等的收入分配擴大消費需求。公有制經濟可以有計劃地安排就業、消費和投資，一方面可以防止投資競相盲目擴大，另一方面大量產品不僅不會造成生產過剩，反而成為提高人們生活水平和社會進步的有力條件。公有制經濟以滿足人民需要為生產目的，在投資方面可以在經濟出現蕭條趨勢時避免連鎖式的投資下滑，在需要擴大生產時容易增加投資。私有制企業維持生產的限度是獲得相當于機會成本的利潤率，擴大投資的前提是獲得“必要收益率”(投資者所要求的最低收益率)，包括無風險收益率(利率與通貨膨脹補償率之和)加上風險收益率。公有制企業不以利潤為生產目的，在國民經濟遇到困難的短期內，部分企業維持生產的最低限可以是在收回原材料動力成本的基礎上能夠創造工人的工資，即可以沒有利潤甚至沒有稅收和折舊。為啟動經濟而擴大生產的最低限可以是僅僅能夠收回成本，這就使經濟增長的空間極為擴大。為了保證全局的勝利，部分國有企業甚至可以充當暫時一定的虧損，例如石化聯合會的有關人士指出，在煉油發生虧損時，兩大石油公司即使虧損也要持續生產以保供，而地方煉油廠則更靈活。《天則報告》認為企業存在的目的就是為了給投資者提供利潤(太陳腐的觀點)，那就要問我們是社會經濟的研究者還是某一企業的股東?

　　（三）國有企業的分配表現

　　建立公有制必將在公有的范圍內實行按勞分配或按需分配，消除剝削、杜絕兩極分化，并有助于在全社會縮小收入差距，實現公有制的第二項使命。但《天則報告》認為，國有企業在收入分配方面并不像以往認為的那樣體現了公平，而是極為嚴重地損害了公平原則。報告避開了社會分配方式的優劣，避開了煤老板、房老板和出口商的暴發，避開了老板的苛刻和民工的低收入與工資被拖欠，在其《國有企業的當下表現(二)：分配》一章(63-82)中，集中表白一個問題：國有企業的領導和員工在分配方面占了社會的便宜。

　　報告指出，2004年以后，國有企業的人均“勞動者報酬”越來越高于私營企業和非國有企業，2008年分別比私營企業高63%，比非國有企業高36%。報告稱其原因為國有企業“留下的多是被稱為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的企業”，其危害是在全球金融危機的情況下，國有企業的收入增長具有一定的剛性。實際上，在我國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太小情況下，國企勞動者報酬較高正是分配總水平正常和公有制優越性的表現;在經濟危機背景下保持相對較高的工資，正是擴大需求的迫切要求，國企職工也并非為此而增加失業。報告指出大部分國有控股公司職工的福利待遇普遍較好，部分效益好的國企除參加國家規定的社會保險外，還會投保補充養老保險、商業補充醫療保險，而農民工參加養老、醫療保險的比例卻很小，許多勞務工的社保繳費基數低于工資水平。很明顯，這也絕不是國有企業的弊端，恰恰表明了公有企業的先進性。至于一些行業違規多繳住房公積金，則較易糾正，集資建房和以較低的價格向員工出售住房問題，是企業的一種分配方式和住房保障方式，應放到企業分配水平控制和住房保障模式當中去規范。“國企的經營效益和高管薪酬間的關聯在公平性上令人質疑 ”也并非公有制的必然結果。在整體稅負比較中，2009年，央企整體稅負達到8.8%，地方國企為3.5%，民企為3.1%，報告歸因于壟斷央企上市公司多集中在一些主營業務稅負較高的行業，所以可以基本上認為兩者的稅負水平相當。實際上私企偷稅和減稅特別嚴重。

　　（四）國有企業的邊界和國進民退的是非

　　《天則報告》提出了自己對國有企業使命的認識，即國有企業邊界問題。它在摘要中提出，國有企業適合于公共品和準公共品的提供。正文中提出，國有企業的定位是在公共物品與私人物品之間的“過渡地帶”，但在這一領域中，也有至少5種其它方法優先于國有企業;國有企業存在的條件，是在提供公共物品時，融資階段和生產階段不可分離，尤其當政府成為唯一買家，生產又具有很強的資產專用性或者生產過程需要嚴格控制時，且這兩種情況整合成一家企業也不是唯一的辦法。如果國有企業進入可進行市場交易領域，政府為了國有企業的利潤最大化，就不可能平等對待其它市場主體;“不與民爭利”是限定政府的憲政原則。(122-125)

　　由于國有經濟對于國民經濟平穩健康快速發展，對于實質性平等、民主和自由發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理應優先于其它經濟形式，而不是其它方法優先于國有企業;如果講邊界的話，國有企業能夠解決的問題，就由國有經濟來解決，國有經濟不能完全解決的那部分問題比如部分就業問題，就交給非國有經濟首先是集體經濟來解決，集體經濟也解決不了的，就按合作經濟、個體經濟、民族資本主義經濟、中外合作經濟和外部資本主義經濟的順序去解決，而不是“私營企業無法解決的時候”，才把國有企業“作為一種可能的方案”(129)。另外，國家基本經濟制度以公有制為主體，就意味著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地位并非完全平等，意味著國家必須采取相應的政策保證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資本主義國家對科技型企業、農業企業、中小型企業和本國企業的支持與保護也不是平等地對待一切經濟主體。國家的利益屬于全體人民，政府是否應當與民爭利要看在什么情況下、出于什么目的、與哪些“民”爭利，政府恰當地與高收入者、暴利者和剝削者“爭利”不僅是社會公正的要求，也有利于社會經濟整體健康發展。

　　《天則報告》對“公共產品”概念也做了不恰當的運用。西方經濟學所說的公共產品具有以下特征：消費的非競爭性(在現有的供給水平上增加消費者不需增加成本)、受益的非排他性(排除他人消費該產品幾乎不可能或排除成本很高)以及效用的不可分割性。《天則報告》說義務教育、個人或企業不愿承擔其風險的物品、從跨越世代的角度看具有正價值的物品，是公共物品或具有公共性質(123)，并不符合公共產品的定義。符合公共產品定義的產品只有國防、外交、治安以及制度政策等極少數“產品”。西方經濟學認為，“公共產品”私人不愿意提供，因而一般“只能由政府”提供，我國一些人把詞序顛倒過來，說“政府只能”提供公共產品，使公共產品一詞成為反對公有制的理論武器。實際上，公共產品理論并不能說明為什么“政府不能”提供非公共產品。

　　由于國有經濟負有巨大歷史使命以及國家基本經濟制度的要求，公有制經濟不僅必須實行比例和領域的“壟斷”(事實上已經沒有這樣的政策了)，在國有經濟比例不高的情況下，還應增加國有經濟比重，實行“國進”。但一些人卻把“國進民退”當作不言自明的錯誤來指責，而在數據表明事實是“國退民進”時，《天則報告》轉而論證存在“結構性的國進民退”并指責“結構性的國進民退”對市場競爭和民營經濟產生了影響。(83-100)報告列舉的許多“結構性的國進民退”的數字只表明在幾個基礎類和資源性行業中國有經濟的比重增加了一、兩個百分點，但報告回避了一個廣為流傳的研究結果是我國大部分行業為外資所控制，且國有經濟下降了許多百分點。(關于壟斷的是非，已有大量文章澄清，報告談了不少國企“壟斷”的瑣碎事例，因篇幅不再置評)。

　　二、國有經濟的效率判斷

　　（一）國有經濟效率的判斷標準與表現

　　對“效率”的一致理解是投入產出之比。按薩謬爾森《經濟學》的解釋，經濟效率指最有效地使用社會資源以滿足人類的愿望和需要。評價經濟效率要看社會資源使用與社會滿足程度或滿足狀況的對比關系。

　　通行的衡量效率的指標都是針對微觀企業的，而站在社會的角度，企業生產活動的投入是全部要素資源即可計量總資產，產出是全部新創造的財富或新價值。所以從社會角度衡量企業微觀效率，即衡量企業全部資源消耗和全部產出之比的最佳指標應為資產凈增加值率;我國使用過的社會貢獻率(企業社會貢獻總額/平均資產總額)含義相同。

　　但通行的企業效益分析一般不使用“效率”概念而使用“效益”一詞，雖然“效益”具有與效率相同的學理含義，但站在企業要的是“效益”而不是“效率”。企業效益效率可以用幾十個比例指標來衡量，而對企業所有者來說最重要的投入指標是資本，最重要的產出指標是利潤，因此最終以凈資產收益率(資本利潤率)為落腳點。但利潤只是企業投資人的收益，并不能代表社會的收獲，全部投入即社會資源消耗也不僅僅限于資本;利潤率還受制約于新價值在勞動者報酬、稅收、利息、利潤間的分割比例;況且資本家對微觀利潤的追求這一效益動力會把宏觀經濟推向經濟危機，表明我們不應當陷入“合成謬誤”。因此，利潤率(收益率)類財務指標是最不能反映社會經濟效率的評價指標。

　　實際上，微觀綜合性投入產出比例指標也只能是一種參考，并不能準確地代表一種所有制的效率。當我們考察“國有企業”效率的時候，實際是在考察“國有制度”作為一種社會整體制度是否優越的問題。由于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的相互作用，企業行業間的相互作用等原因，國民經濟效率不等于企業效率，企業投入產出之比并不能反映宏觀經濟體產出的發展速度、平穩性、質量及結構。不同所有制企業資金(分母)密集程度不同;國家定價影響增加值(分子)數量乃至利潤數量。尤其是，私營企業勞動強度大，勞動時間長，人力配置緊，平均工資低，實質性的勞動投入量很大，但企業耗費的勞動投入所需資金(分母)比較少，因而提高了私營經濟名義資產凈增加值率，當然也提高了名義凈資產收益率。基于此，本文標題講“國有經濟”而未講“國有企業”。

　　使用“全要素生產率”、生產函數、技術效率等指標研究所有制效率除具有上述缺陷外，還有其他問題。全要素增長率本來是用于分析技術進步的，并假定各種要素的貢獻可以分解和替換，其用于評價所有制效率的合理性尚待進一步研究。生產函數主要是西方經濟學用來論證勞動和資本“要素貢獻”份額的，而這種份額并不能分解，效率也遠非資本和勞動的投入量所決定。技術效率指在既定的投入下實現了產出最大化，或者在生產既定的產出時實現了投入最小化，涉及最小可能性投入、最大可能性產出等問題，實際上難以科學計量。

　　經濟學研究的是人類社會的滿足，不是股東或直接出資人的滿足。判斷所有制的經濟效率要看某種所有制對國民經濟發展的速度、平穩性、質量和社會投入產出比的影響。(1)速度和平穩性。由于折舊不是新價值，用凈價值指標反映經濟增速及平穩性比GDP/GNP指標更科學。進行速度比較時還要同時分析影響速度的非所有制因素，如不同國家的自然資源差別、人才基礎、馬太效應、非正常獲益、政策正誤等情況。(2)質量和投入產出比。包括社會投入方面的環境損傷、資源耗費、勞動時間和強度，社會產出方面的環境改善、產品和服務質量的提高、結構的改善和升級等等。這方面需要定量和定性相結合的方法來分析，量的方面如環保效率、環保影響、資源利用效率、勞動生產率、凈增加值率等。

　　同時，評價所有制的優劣還要分析某種所有制的社會影響，而社會狀況包括經濟平等、民主自由乃至社會關系、道德狀況等。“人類的愿望和需要”即社會經濟的最終產出是社會總福利。根據福利經濟學的分析和歷史經驗，按勞分配和按需分配收入差距小，可以提高全社會的總幸福感;同時，平等、民主、自由發展和人際和諧也是人民群眾的基本需求。所以，廣義的效率包括社會效益;社會制度評價的社會標準和價值標準與生產力效率標準相輔相成，而且不可或缺。分析社會狀況需要設置職工所得率和職工勞動報酬水平、就業容量(企業平均人數/平均資產總額)、政府所得率、經濟結構、分配結構等方面的指標進行分析比較，還需要通過人民群眾的評價來判斷。

　　公有制的優越性早已為實踐所證實。我國近三十年來經濟發展速度遙遙領先于資本主義世界的事實無需贅述(雖然經濟發展質量也存在一定問題)，關于蘇聯時期經濟發展速度遠遠快于資本主義世界的數據也非常鮮明，我國計劃經濟時期經濟發展大大快于資本主義世界，其數據也為許多文章所列舉。公有制經濟避免了經濟危機，且避免了國際經濟危機產生嚴重沖擊。在微觀投入產出比方面，許多數據也表明，國有企業并不差，[7]在社會效益方面，公有制經濟成為提高普通勞動者收入水平的主要領域。陳波、張益鋒的研究表明，2004- 2008年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的經濟效率(企業經營狀況)有4年高于私營工業企業，而社會效率5年都比私營工業企業高。[8]

　　《天則報告》把股東效益凈資產收益率作為評判社會經濟制度效率的基本指標，判斷標準的錯誤使自己的大量分析沒有意義。

　　（二）“國有企業真實利潤率”的真相

　　《天則報告》的一個主要研究結論是，扣除應付未付成本與補貼即土地租金、其它資源租金、利息優惠和財政補貼等，2001年到2009年，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的真實凈資產收益率為-4.39%(57頁;摘要說是-6.29%)。雖然把凈資產收益率作為評判經濟制度效率的基本指標證明不了什么，但其結論極富視覺沖擊力，我們不得不把這個被一位自稱超越左右的著名經濟學學者稱為“很專業、很有水平，要駁倒它不容易”的報告，認真加以梳理。

　　1. 國有企業有無“少交的地租”

　　《天則報告》認為，國企獲得過很多無償劃撥的土地和價格偏低的協議出讓的土地，應交地租但沒交地租。按土地的市場價格和3%地租率計算，2001~2009年缺失的工礦倉儲和商業地租年平均8300多億，2009年達到12000多億(183)。

　　其實，“少交地租”一說根本不成立。第一，計劃經濟時期雖然無償劃撥土地，在向市場經濟轉變時期有少量劃撥土地和非市場價協議轉讓土地，但企業為國家承擔了大量冗員就業、社會保障、企業辦社會等負擔，計劃經濟時期利潤全額上繳，80年代還有利潤分成，按百分之十幾的利潤率加社會支出，企業對國家幾年的非稅貢獻就會大于國家全部投入，而體制轉換時期非國有企業在這些方面的支出接近于零。第二，即便假設國有企業歷史上少付了土地價款，但其數額到了今天也已經微不足道，對今天的企業效益已無影響。歷史上少付了價款也取得了完整的土地使用權，而今天土地價格已暴漲十數倍，按今天的土地價格計算歷史上少付土地價款“應付的”不存在出租關系的地租，毫無道理，就像歷史債務或優惠，不能按今天的物價要求多倍償還。第三，私營企業通過協議出讓和收購國企獲得的土地比國企獲得的協議出讓土地更便宜，且無利益補償。因為非國有企業便于拉關系;我國大富翁三分之一出于房地產業，90年代前后房價并不高，但房地產業資本利潤率非常高，甚至達到300%，其原因在于土地價格非常低，那時候，縣長通過土地“批租”一年獲行賄款上百萬元十分容易;我國各地“招商引資”多年來十分強勁，主要針對外資和外地的私人資本，以土地廉價和零地價為首要優惠手段;私企從改制國企獲得大量土地，絕大多數轉讓價格低廉，基本是白送或接近于白送。第四，所有者向自己的企業注入土地是注入資本，就像注入貨幣資金和土地入股，其回報是利潤而非地租;事實上，國企土地使用權早已計為國有資本，與其他資本一起分攤利潤，不存在虛增凈資產收益率的問題。

　　退一萬步，即便計算地租，《天則報告》的計算也極為夸大。一是國企用地面積計算有造假之嫌，至少是計算口徑錯誤。《天則報告》引用尚前名、王仁貴的文章，說“1996年我國國有工礦建設用地面積為2.77萬平方公里，2010達到4.3萬平方公里”，而被引文章的原話為“我國城鎮和工礦用地總面積已達10萬平方公里，其中4.3萬平方公里的工礦用地”，“獨立工礦用地……1996年的2.77平方公里”。[9]顯然，報告加了“國有”兩個字，把工礦用地作為國有工礦用地，而國有工礦只是全國工礦的一小部分。報告“相輔相成”的另一個數據同樣有誤：“……據此可知1997年城鎮工礦用地面積約為562萬公頃。……1997年除集體、鄉鎮個體等企業外的工業總產值占全部工業總產值的比例52.9%，估算1997年國有工礦建設用地約29730平方公里。”(174頁)這里報告把727萬公頃“城鎮工礦用地”理解為“城鎮的工礦用地”，非原文原意，極大夸大了國企用地。實際上，“城鎮工礦用地”指“城鎮和獨立工礦”用地：《2005年中國國土資源報告》將“新增獨立工礦建設用地”與“新增城鎮建設用地”并列，土地供應用途結構則把“工礦倉儲用地”與“房地產開發用地”、“其他用地”并列;《全國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綱要(2006-2020年)》，除“城鎮工礦用地”外，并無其它城鎮用地內容;前述尚前名、王仁貴的文章明確地使用“城鎮和工礦用地”用語;優化配置城鎮工礦用地的具體目標包括合理安排城鎮工礦、農村居民點和基礎設施用地規模和時序。[10]

　　報告對歷年國企劃撥和協議轉讓土地數量的估算同樣錯誤。報告的估算過程為，“設定1989年開始，每年以劃撥方式出讓的國有工業用地占新增加供應土地的比例以6.71%的速度遞減，到2003年遞減到6%;而以協議方式出讓土地以5.79%的速度遞增，2003年增加到81%。”“2003年~2008年，每年增加的劃撥與協議出讓土地面積根據《中國國土資源統計年鑒》中的數據計算。”“每年新增的劃撥用地由國有企業無償獲得，每年新增協議出讓土地中，由國有工業企業獲得土地面積根據國有工業企業占城市工業經濟的比重估算”，(175- 176頁)其錯誤是：劃撥比例不應按遞減估算，而是1990年制度改變后劇減，以后平穩，如同報告資料所示招拍掛土地2003年制度改變后劇增，以后平穩;尤其是，國企劃撥用地，包括新增的和原有的，已大量地轉為非國有企業使用，許多地方國企已出售殆盡，報告并未扣除;新增協議轉讓土地，也有一些轉為非國有企業所有，而報告僅剔除2003年以后當年新增協議用地中的非國有部分。

　　這種錯誤在計算國有商服用地“少交的地租”時表現得更為不合常識。報告根據“公共設施用地占城市建成區面積的比重”和“全國歷年城市面積情況”，估算出歷年“公共設施用地面積”，再根據“出讓的商服用地平均約占出讓的公共設施用地的比重”，估算出1989~2002年國有商服用地面積占城市建成區面積的8.76%。2003~2009年國有商服用地面積根據《中國國土資源統計年鑒》中每年增加的商服用地面積進行計算。(180頁)報告稱“1989年國有商服用地面積約為1092平方公里，以此作為劃撥商服用地的基數;再根據《中國國土資源統計年鑒(2003)》，以劃撥方式和協議方式出讓的商服用地占總供應商服用地的比例分別約為13%和35%，設定從1989年每年以劃撥方式出讓的商服用地占新增加供應土地的比例以約6.2%的速度遞減，到2003年遞減到13%，而以協議方式出讓土地以2.5%的速度遞增，2003年增加到35%，據此計算出國有商服用地面積。”報告不僅沒有考慮大量國有商服企業土地向非國有企業轉讓，甚至把協議轉讓土地和市場轉讓的土地全部算到了國企頭上，從而在總量上把“全國”當“國有”，根本沒有提到國有商服經濟占全部商服經濟的比重，其《商服用地面積表》中“商服用地面積”確實與《國有商服用地中劃撥和協議用地表》中的“國有商服用地面積”數字相同。

　　二是地價確認極不合理。報告沒有采納全國城市地價數據，而是采用105個主要城市的數據。2008年105個主要城市工業用地價數據與全國城市地價數據差2.79倍，2009年商服用地價格二者相差4倍，地價不是105個主要城市所能代表的。事實是，大量的國有企業尤其是其分支機構和礦山都分布在105個主要城市之外，甚至根本不在城市之內，即便在105個城市，工礦所在的城郊地價也大大低于城市平均地價。面積和價格的雙重錯誤，使所謂“少交的地租”多算了十余倍。

　　2. 國有企業是否存在“少交的礦山租金”

　　《天則報告》說國有礦山所交資源稅、資源補償費、特別收益金稅率偏低，即租金低估(45-49頁)。其實，“少交礦山租金”的問題同樣不存在。第一，這里不需交租。計劃經濟時期無償劃撥的礦山已大部分已資源枯竭，繼續生產的也屬貧礦，且計劃經濟時期的利潤上繳已予補償，在向市場經濟轉變時期獲得的少量無償礦山和后來獲得的少量協議價使用權，遠遠不能抵償國有企業社會擔負支出。近年國有礦山和勘探單位應交礦業權價款已轉為國家投資，與其它國有資本融為一體，轉為國家投資時還要沖減利潤。較新出讓的礦山開采權，企業付出價款取得采礦權，就無需交租，且國企和非國企定價方式相同，非國有企業獲得礦山開采權還可能價格更低，如《天則報告》所說，山西購買二手礦山開采權或入股，代價可能是原始礦山開采權價款的幾十倍，且煤老板暴發速度驚人，說明私企獲取礦山開采權費用十分低廉。而且，既然以政權名義統一征稅，把資源稅理解為一種流轉稅更正確，即使中國比有些國家稅率低也不是少交了租金。第二，國有企業并沒有少交資源類稅。(1)資源稅、資源補償費、特別收益金，國有礦山和非國有礦山稅率相同，不能說只有國有礦山少交了礦山租金。(2)礦山還要逐年繳納探礦權采礦權使用費。(3)報告也可能覺得礦山領域國有企業比重大，資源稅稅率低增加了國有企業的總收益，但是作為資源稅補充的石油特別收益金征收比率為20%-40%，稅率非常高。報告認為特別收益金是稅不是租，而租金是應當進入成本的。實際上，特別收益金的征稅對象是石油而非所得，計稅依據是銷售收入而非利潤額，它就是計入企業成本的。其減少企業利潤的作用與資源稅無異。(3)我國主要由國有企業繳納的成品油消費稅，立法宗旨也是針對不可再生和替代資源的。美國消費稅占聯邦總稅收目前在0.4%左右，是輔助稅種，而我國消費稅是五大稅之一，通常被稱為三大稅種之一，成品油消費稅又是消費稅的主要稅目之一。報告計算的全國國有礦山2009年少交的租金為416.33億元，而僅中石化2009年消費稅就達1102億元。

　　《報告》在計算所謂的應繳礦山租金時，把石油特別收益金列入應繳基數，而石油特別收益金征收比率特別高,夸大了“少交的”租金。

　　3. 國有企業是否享受不合理的“低融資成本”

　　《天則報告》不僅批評國有企業相對易于取得貸款，還采用劉小玄和周曉艷提出的2000年~2007年平均國企貸款真實利率水平1.6%和平均市場利率水平4.68%的數據，認為受到政府支持的國有企業融資成本低于應支付利率，2001到2009年利息支付差額占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名義利潤總額的47%。(49-51頁)

　　金融學基礎知識告訴我們，在期限、流動性以及所得稅相同的情況下，利率的差別就在于違約風險。銀行貸款定價主要就是研究客戶的風險，風險越大，利率越高，即要有風險溢價，如果風險過大或風險難以預料，就不能向其融資。利率低于貸款的短期融資券乃至一般企業債在資本主義國家也主要是大企業才能發行。目前私人企業比國有企業平均規模小得多，而小企業和私人企業破產關閉停產虧損以及資金周轉不暢的概率比大企業高出10倍也不止，欠債外逃、惡意逃廢債的事件也經常發生，而國有企業領導者逃廢債的動力和便利遠遠不如私人企業主;私人企業財務情況還難以核實。經濟學者經常說的信息不對稱和道德風險正好用在這里;國企融資優勢不是因為政府優惠，而是國有經濟優越性和市場規律作用的必然結果。

　　但令人驚異的是，劉小玄研究員如何算出來國企實際上只需要支付1.6%的融資費率，市場利率水平只有4.68%(數值偏低夸大倍數)?報告自己列舉的2002年-2007年人民幣貸款基準利率歷次調整為5.31%,5.58%,5.85%,6.12%,6.39%,6.57%, 6.84%, 7.02%，7.29%，7.47%。我國自1999年4月1日起，全部貸款利率下浮幅度為0.9倍。我國貸款利率下限是官定利率，是不可逾越的，任何統計資料絕不可能出現低于官定利率的貸款利率。劉小玄是我國用經濟計量學方法驗證國有企業非效率的代表人物，讀過數學碩士的金融學博士余斌研究員認為她的好幾個在頂尖刊物上發表的論文都存在模型錯誤。我們不知道劉小玄從國家統計局找到了什么樣的大約33萬左右的企業觀察值，排除計算錯誤和數據虛假，可能的解釋是她的計算公式——實際利息率=企業財務費用/企業總負債——搞錯了。企業財務費用的主體是利息，多數情況下二者差別不大，而在(原)會計準則中，非金融企業負債(分母)項目則包括：短期借款、交易性金融負債、應付票據、應付賬款、預收賬款、應付職工薪酬、應交稅費、應付股利、應付利息、其他應付款、代理業務、負債預提費用、預計負債、遞延收益、長期借款、長期債券、長期應付款、未確認融資費用、專項應付款、遞延所得稅負債等。容易看出，其中需要支付賬面利息的只有借款和債券等少數幾項，因而分母被夸大了。

　　類似地，報告引用的香港金融研究中心的分析，說2001～2005年，國企能以2.55%的平均利率(支付利息/負債)獲得貸款，私企平均利率高出將近兩個百分點，實際利息率(融資成本/負債)，私企平均是國有企業的3.46倍，假設國企必須支付市場水平利率，國企利潤在近年來已經徹底消失，整個部門虧損嚴重。這里同樣把資產負債表中的約20項負債等同于貸款。

　　4.國有企業是否偏得“財政補貼”

　　《天則報告》提出中石油和中石化2007～2008年在有整體巨額利潤的情況下仍然獲得共763.49億元的補貼(51-55)。但報告忽視了自身列舉的數據表明2006-2008年中國成品油零售價格低于其它國家平均水平。有整體巨額利潤不表明煉油部分有多少利潤，巨額利潤不等于利潤率高。

　　報告批評石油產品的價格實行管制，尤其在2008年以后，管制價格經常高于國際市場的價格，實際上構成對壟斷國有企業的補貼。報告同樣回避了自己的4年數據中有3年中國的價格低于其它國家平均水平。報告說除2008年外，中石油在其他3年的原油平均價格要略高于國際油價，但不提中石化4年中有3年原油價格低于其它國家平均水平。

　　報告認為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支出中企業新設出資和補充國有資本可視為一種隱性補貼。但這種補貼并不提高利潤率，不影響實際利潤率的比較;若按此推論，股民申購新股和購買配售的股票都成了隱形補貼了。

　　報告沒有提到的有利于非公經濟的補貼有：2008—2010年，因政府管制電價僅五大電企火電累計虧損額就達到602.57億元，等于國企向社會和非公企業提供了大量補貼;種糧農民直接補貼、農資綜合補貼、良種補貼和農機具購置補貼、農業稅免除是對個體經濟的補貼;營業稅、增值稅起征點的設置使80%的個體戶不納稅(各年比例不同);每年出口退稅幾千億元，而國有企業大多數是滿足國內生產生活需要的;2007年之前企業所得稅對小型微利企業實行低稅率，外資所得稅優惠巨大，2008年后還有5年過渡期;中央和地方對中小企業有一系列稅費優惠政策，對國企卻沒有。政府科技經費也是國有資產，科技支出大量撥給非公企業而不算作國家出資。

　　5.國有企業有無巨額“壟斷利潤”和“壟斷損失”

　　令人不可理解的是，報告引證天則所《中國經濟的市場競爭狀況：評估及政策建議》，“使用真實利潤=(營業利潤+管理費用+福利費用總額+財政補貼)，并以壟斷福利損失加上管理費及福利費用總額作為壟斷社會損失的最高估計”，計算2007年22個“行政壟斷行業”中的社會福利損失，結果最低估計為8513.94億元;最高估計為11380.92億，為總增加值的46%(55-56)。其實，22個行業中只有電力供應，熱力、燃氣、自來水行業中的供應部分是真正的壟斷行業，其它行業不是壟斷行業，因此談不到壟斷福利損失;按《天則報告》的分析，財政補貼已經變成企業的利潤，在營業利潤之外再“加上”，不合邏輯;任何企業都有管理費用和福利費用，怎能全部算作真實利潤?該《建議》假設“少支付”的租金全部轉化為福利費和管理費，這種假設太不現實;福利費用如醫保、食堂等算作壟斷損失也不合理。

　　壟斷利潤是高于平均利潤的利潤。《報告》和一些媒體一樣，說國有企業利潤大半是少數行業、少數企業獲得的壟斷利潤。但他們忽視了，這些少數行業企業的規模占國有資產的比重也很大，僅石油石化國有資產即占全國國有企業總資產的1/5，占央企的比重更大。2008、2009、2010年凈資產收益率，中石油14.38%、12.17%、14.584%，中石化8.64%，16.47%，16.79%，而報告計算的2008、2009年規模以上非國有工業企業凈資產收益率為15.36%、15.59%，近于虧損的聯通和電力行業利潤率低于平均利潤率的差額，幾倍于中國移動利潤率高于平均利潤率的部分，所以國有經濟沒有獲得壟斷利潤。

　　6.國有企業有無“企業辦社會”和“退休職工負擔”

　　《天則報告》認為“企業辦社會”是國企制度的弊端之一，是不當成本，不應當作成本對名義利潤進行修正(56)。我們認為，“企業辦社會”的學校、醫院、司法等等，企業不辦政府也得辦，政府讓企業辦是利用企業利潤代替財政開支，結果是減少了國有企業應有的利潤額。所謂是弊端，乃在于加重國企負擔并且負擔不平等。

　　報告說，我國早在二十一世紀初，就基本完成了社會保障社會化的改革，“退休職工的負擔”也不應成為國有企業成本偏高的借口(57)。事實上，報告引證的文件只要求“基本養老金按時足額發放”，二十一世紀初并未完成社會保障社會化問題。例如國有單位退休人員參加基本醫療保險一直由原單位逐年繳納參保費用，不繳納的就沒有待遇。更重要的是21世紀前10年國企普遍守法繳納社會保險費及住房公積金，這些繳費可達工資總額的40%，而私營企業參保面非常之小，參保者繳費額度一般也很低，加上私營企業廣受詬病的低工資，“不當”地抬高了名義利潤率。

　　三、余論：國有經濟的改革方向

　　現實的國有經濟確實有一些表現不好的地方，但那都是違背了公有制本性而不是實行國有制的必然結果，是容易解決的問題。如《報告》提到的企業管理層自定薪酬、部分企業工資過高、退休官員到企業兌現利益、招收內部人就業、過高的職位消費、國有資產流失等問題，下個決心就能更正。正像《報告》所說，薪酬問題是由于一些不恰當的文件規定造成的。西方國企領導人按公務員給予待遇，只領取同齡普通員工的工資，內部人就業、職位消費過高問題基本不存在。也許那些國企離國企的性質更近。

　　《報告》提到的現行國有經濟一些體制性問題也都無需通過消滅國企而可以根據國有制特點去革除。如院內活動(企業只需游說行政機關即可)、部門立法、“內部人控制”、國資委體制等，正像《報告》所說，在西方都是議會決定國有企業的一系列重大問題，包括兼并、出售、對國有企業財政撥款、領導人任免、國企(政府)預算等等。《報告》對改革措施應符合國企性質的一些看法早有類似論證。

　　關于國有企業分紅問題，按照投資學的原理，如果一個公司有良好的投資項目，其股權收益率(股權價值的年增長率)大于股東的必要收益率，即ROE>k，那么股東就認為公司應多將利潤投資于良好的項目上去;相反，如果股權收益率低于必要收益率或低于行業平均水平，那么公司就沒有任何擴大投資的必要，應該將股權收益全部分配給股東，由股東自己去尋找更優秀的投資項目。所以，國企利潤分配不能由企業決定，也不能規定分紅比例，而應由人大領導下的國資管理機構或國資投資公司分別決定不同企業的利潤分配。如果經過評估認為一個企業有較重要的投資項目，符合產業政策的項目，或增加值率較高的項目，應將全部或絕大部分利潤留給企業，否則應全部或大部上繳，投資于重要的項目或發展潛力更好的企業，但在國企比重較小的情況下不能交由公共財政去支配。

　　搞好國有企業的根本途徑是所有者到位，實現民主管理、民主決策、民主監督，同時實行嚴密的國家監管，建立嚴格制衡的企業治理體制。限于篇幅，本文不能詳述。

　　參考文獻：

　　[1]陳才，盛洪.“公有制身上已經沒有道德光環”[J].理財一周報,2011-11-21.

　　[2]王樹增.1911[J].新華文摘,2011(9):68-85.

　　[3]徐衛國.1927—1937年內外資本的活動與中國鐵路建設的規劃和實施[J].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論文

　　[4]Сергей Лопатников.Сравнение уровня жизни СССР 1980 и США.2008.

　　[5]尹煥三.資方主導勞動市場背景下民營企業勞資關系透析[J].山東社會科學，2009(7).

　　[6]路愛國.應當充分認識私有化的后果和危害[J].探索,2009(1).

　　[7]李濟廣.公有制效率論研究述評[J].馬克思主義研究, 2006(2);《公有制理想的代價還是公有制體制不合理的代價[J].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09(10).

　　[8]陳波，張益鋒.我國國有企業高效率論[J].馬克思主義研究,2011(5).

　　[9]尚前名，王仁貴.再揭工礦用地大暗箱[J].瞭望,新聞周刊，2010(10).

　　[10]全國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修編工作委員會.控制城鎮工礦用地過快擴張的原因和手段[J].中國國土資源報, 2008-11-26.

　　(原載《探索》2013年第一期。)

　　(文章發表時不包括其中的楷體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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