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鄧小平曾以東西南北來概括當時世界的主要矛盾。①在當今世界，東西矛盾的核心已是發展的道路問題。冷戰結束以來，世界格局經歷了巨大的變化，但在東西和南北關系中，美國都占據著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正像列寧當年所說:不研究帝國主義的經濟實質，就根本不會懂得如何去估計現在的戰爭和現在的政治。今天，不研究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同樣也無法懂得當代的美國政治和國際政治，難以真正理解東西、南北關系和認識時代特征，找到正確的發展道路。

　　列寧當年分析帝國主義的經濟實質時曾指出：與自由資本主義時代相比，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由生產的集中發展到壟斷。就其經濟實質來說，壟斷資本主義決定了帝國主義的歷史地位。②列寧由此作出了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壟斷階段的判斷，并指出帝國主義的五個基本特征。③根據經濟和政治發展不平衡規律，列寧認為帝國主義必然會不斷地重新瓜分世界，指出帝國主義就是戰爭。這個判斷被一戰、二戰的歷史所證實。但是，列寧作出的帝國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的判斷卻并未被二戰后的歷史所證實，資本主義在這一時期又有了新的發展。

　　然而，從2007年起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所爆發的金融危機，無疑根源于資本主義的經濟實質，它再一次提出了如何看待當代資本主義，即當代資本主義的經濟實質是什么的問題。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回答列寧提出的“垂死的資本主義”在二戰后為什么又有了新發展?當前，為什么又爆發出世界性的金融危機?當代資本主義與列寧所分析的帝國主義在經濟實質上有何異同?在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中如何表現?它又將如何影響人類對發展道路的選擇?

　　一、二戰后的資本主義：新發展及其原因

　　被列寧稱為腐朽的、垂死的帝國主義，作為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在20世紀有了新的發展。甚至在20世紀80年代后，資本主義在經濟和話語的競爭力上與社會主義相比仍有明顯的優勢，冷戰最終以蘇東劇變和社會主義陣營的解體而告終。

　　有三個原因可以解釋20世紀中葉以來資本主義的新發展：

　　第一，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大大削弱了資本主義經濟壟斷的趨向，限制了制造泡沫的金融資本。189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世界上第一個反壟斷法《謝爾曼法》，1914年美國又頒布了《克萊頓法》和《聯邦貿易委員會法》作為《謝爾曼法》的補充。二戰以后，在美國的主導下，日本、聯邦德國分別于1947年和1957年立法限制壟斷，1958年頒布的《歐共體條約》規定了競爭規則，把控制企業合并作為歐共體競爭法的重要內容。在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戰后壟斷的趨勢受到了遏制。同樣，基于1929年金融危機的教訓，美國于1933年制定了限制投機和限制銀行投機型投資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將投資銀行業務和商業銀行業務嚴格分開，避免商業銀行遭受證券業的風險，禁止銀行包銷和經營公司證券，只能購買由美聯儲批準的債券。這大大降低了金融資本制造泡沫的空間。對壟斷和金融資本投機活動的限制，是戰后資本主義經濟能夠有新的發展的重要條件之一。

　　第二，除美國之外，其他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從經濟結構到階級結構在二戰中幾乎被摧毀，不得不在廢墟上重建經濟。反法西斯國家在戰爭中民族主義高漲，階級壁壘被打破，為階級矛盾的緩和、經濟上采取更為包容的發展方式開辟了道路。實行普遍社會福利在戰后西方國家甚為流行，這一點從英國在1942年發表的《貝弗里奇報告》就可以看出。德國等戰敗國社會民主主義高漲，國內提出以社會和解、公正、合作、伙伴、團結為精神的社會市場經濟，[1](pp.232-235)在經濟領域主張階級妥協和全面福利，在政治領域實行合作主義。西歐在社會經濟結構、政治結構上的深刻變化在相當程度上限制了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使歐洲能夠在階級妥協的基礎上對資本主義的弊端進行一定程度的矯正，緩和了資本主義生產的無限擴張和有效需求不足之間的矛盾。戰后西歐資本主義的這種改變，對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產生了重大影響，美國、東亞的資本主義在社會平等、福利體系、勞資妥協上或多或少地也作出了調整。

　　第三，在戰后重建的過程中，西方資本主義面臨著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有力競爭和反帝反殖的民族獨立運動。生產力的發展和人民對發展成果的分享成為不同制度競爭的核心。隨著兩大陣營的對峙和殖民地紛紛獨立，資本主義想通過武力來重新瓜分世界已不再可能，必須著力發展經濟。因此，從20世紀50―60年代，資本主義國家主要采取合作主義政治體系或經歷民權運動來緩和國內階級對立和族群對立，通過建立社會福利體系來改善分配結構和擴大有效需求，這使西方資本主義從戰后重建進入到以產業資本為主的持續發展的時期。這就是所謂的戰后資本主義的“黃金時期”。

　　二、資本主義重新進入高度壟斷的金融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

　　資本主義的“黃金時期”并沒有長久持續。從追逐利潤出發，生產的集中和壟斷是資本的必然發展趨勢。二戰后資本主義國家的國內消費對生產的刺激和提振作用不斷下降。在資本主義體系內部，美國受到以德國和日本為代表的更有活力國家的挑戰，陷入了長期的滯漲，促使資本通過集中和壟斷來尋找出路，這些因素導致壟斷在20世紀70年代卷土重來，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

　　(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壟斷

　　20世紀70年代以來，壟斷表現在技術、品牌、生產、貿易、金融、投資等各個環節，并隨著經濟的全球化而發展成國際性的壟斷。

　　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各行業中最大的4家公司在本行業中的占有率之和大幅增長，許多甚至超過50%的比率。在零售業中，最大的4家公司從1992年到2007年在行業中的銷售比例之和大幅上升。

　　表美國零售業最大的四家公司銷售之和所占百分比

　　資料來源：JohnBellamyFoster,RobertW.McChesney,and

　　R.JamilJonna,MonopolyandCpmpetitioninTwenty-First

　　CenturyCapitalism,inMonthlyReview,Vol.62,No.11,April

　　2011,pp.4-5.

　　即使在農業領域，全球糧食交易的80%被美國ADM公司、美國BUNGE公司、美國嘉吉公司、法國路易•達孚公司四大糧商所壟斷，它們控制了美國、巴西、阿根廷等主要農業原料市場，也控制了全球糧油的運輸和倉儲系統，掌控了從種子、化肥等生產環節到運輸通道等流通環節的整個產業鏈條，從而也影響、控制，甚至操縱國際糧油期貨的價格。生產和貿易領域的壟斷又高度依賴對技術和品牌的壟斷，這兩種壟斷，因受到知識產權的保護，而難以打破。

　　(二)對技術和品牌的壟斷

　　在英國出售的烏干達種植的咖啡豆，種植者只能拿到1/300的收入。[2]銷售商靠對品牌的壟斷而取得巨額利潤。美國耐克公司依靠品牌、技術的壟斷獲得巨額利潤，它沒有一家生產工廠，只專注研究、設計及行銷，產品全部采用OEM方式，銷售收入高達20億美元。在醫藥領域，專利的壟斷成為影響人類健康的一個重要因素。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心血管疾病、癌癥、慢性呼吸道疾病和糖尿病4種主要的發病率和致死率不斷上升。人類因非傳染病的致死率已接近2/3。但因針對這些疾病的藥物專利主要掌握在發達國家的大制藥商手中，歐美大藥廠為獲取超額利潤遲遲不愿放開藥品專利。以藥品巨頭羅氏為例，該公司每年銷售收入中，超過一半(190億美元)是靠壟斷了技術專利的抗腫瘤藥物美羅華(Rituxan)獲得。另外，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世界80%的非傳染性疾病死亡發生在發展中國家，死于非傳染性疾病的60歲以下患者90%是在發展中國家。資本對醫藥的技術壟斷導致藥品價格居高不下，已對人類的健康造成了嚴重的危害。

　　經營領域的壟斷必然導致金融業的壟斷。1995年，美國6家最大的銀行控股公司———摩根大通、美國銀行、花旗銀行、富國銀行、高盛投資公司和摩根士丹利公司的資產規模相當于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7%。到2006年底上升到55%，2010年達到64%。[3]

　　(三)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對國際經濟規則的壟斷

　　在世界進入經濟全球化時代后，誰制定和掌握著國際經濟的游戲規則，誰就掌握著經濟的主導權和利益的獲取權。冷戰結束以來，以美國為主導的西方經濟體系成為經濟全球化游戲規則的主宰。美國主導建立的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貿易組織，實際上已成為主導世界經濟話語和決定經濟游戲規則的主要機構，成為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所壟斷的工具。

　　以藥品專利壟斷為例，其根源在于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建立、《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的生效，以及由此帶來的知識產權制度的全球化。TRIPS是按照發達國家保護知識產權的標準，由發達國家制定，迫使發展中國家接受，以達到充分有效保護發達國家知識產權的協議。它和貨物貿易、服務貿易等眾多協議一起構成一攬子協議。在WTO談判中，發展中國家的主要利益是貨物貿易，但發展中國家卻只能被迫接受發達國家強加的高水平、高標準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協議以其保護范圍最廣、保護水平最高和嚴格的程序規定把知識產權的國際保護推向了歷史的最高點，這也是醫藥領域的壟斷難以打破的根本原因。[4]

　　因為TRIPS協議對藥品專利的保護，導致醫藥行業成為一個特殊的高額利潤行業。整個20世紀90年代，世界10大制藥公司的利潤占銷售額的25%。2001年，美國財富500強中的10家美國制藥公司銷售利潤率為18.5%，其他行業的銷售利潤率僅為其1/3，即使是商業銀行業的銷售利潤率也只有13.5%，屈居第二。對知識產權規則壟斷的好處也從美國對貿易的獲益中反映出來。2010年，美國的電影、音樂和電腦軟件等版權收入9318億美元，占其GDP的6.4%，其中國外收入約1340億美元，大大超出了飛機、汽車和農業等美國代表性產業的收入。從這些數據中不難理解為什么美國會如此重視知識產權的保護，也可以看出TRIPS協議給美國等西方國家所帶來的特殊利益。

　　(四)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地位的壟斷

　　1944年確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決定在金本位的基礎上，建立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使美元成為唯一的國際儲備貨幣。同時建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監督國際匯率、提供國際信貸、協調國際貨幣關系、保持國際貨幣穩定;建立世界銀行，以提供中長期信貸來促進成員國經濟復蘇。美國也在這兩個組織中占有最大的股份和主導權。美元在國際儲備貨幣上的壟斷地位使其他國家貿易的應收賬款都必須用美元結算和支付，因此美國債權人和銀行從設立和管理債權賬戶中獲得了巨額利益。美元作為儲備貨幣的條件是必須持有足夠的黃金儲備償還國際債務。然而，隨著美國制造業競爭力的相對弱化，黃金儲備相對于債務不斷下降，尼克松不得不于1971年宣布放棄美元與黃金的掛鉤。這樣，美元面臨著失去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危險。

　　美元與石油銷售的掛鉤挽救了美元的地位。從1972年到1974年，美國與沙特阿拉伯經過一系列協議正式成立美國―沙特阿拉伯聯合經濟委員會，規定歐佩克的石油銷售只能以美元計價，制造了歐佩克石油市場對美元的需求，從此，石油美元取代了1971年之前的黃金本位美元，維持了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壟斷地位。石油美元體系的需求決定了美元的價值，使美國既可以影響石油貿易條件，又制造出對美元的需求，使美國可以通過發行美元就可以從國際市場購買石油和所需商品。當美國遭遇衰退時，又可以通過提高石油價格把衰退轉移到其他國家。這樣石油美元比金本位美元作為壟斷性的儲備貨幣更不受約束，更能從中漁利或轉嫁危機。

　　1991年，蘇東劇變以后，在全球化了的金融體系中，美元也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國際儲備貨幣。這使美國可以通過發行貨幣和國債來彌補不斷擴大的貿易赤字。只要美元貶值，這些債務也自然轉由債權國承擔。因此，對美國來說，“美元是我的，問題是你的”。這也是美國不惜用各種手段來施壓貿易順差國貨幣升值，打擊可能的潛在國際儲備貨幣競爭對手，以防喪失唯一國際儲備貨幣地位的原因所在。此外，這也是美國走向寄生性的債務經濟的一個重要誘因和條件。

　　以上四個方面的壟斷形式，反映出當代資本主義壟斷的特點。但是，其中最能反映資本主義經濟實質的，是資本主義經濟的金融化。

　　三、20世紀后期資本主義經濟金融化的發展

　　馬克思曾用M-C-M′公式來表示資本的運動，即通過貨幣購買包括勞動力在內的生產要素，生產出新的增殖了的商品，然后出賣商品實現貨幣的增殖。但必須指出，這是生產性的資本運動方式。

　　金融資本的運行公式則是M-M′。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金融資本最初服務于產業資本，是剩余價值生產過程的輔助條件。在帝國主義階段，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的融合或混合生長，幫助產業資本進一步實現壟斷和擴張。但是，20世紀80年代發展起來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金融化，不僅在規模，而且在內容上、性質上都大大超過了列寧所看到的金融資本。這個過程，被西方的理論界稱作是“資本主義金融化”的過程。

　　20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由于生產出現停滯，資本開始在金融領域尋找出路。金融資本通過投機而盈利的業務開始發展起來。到20世紀末，金融資本逐漸成為資本主義的主導性資本，投機性、賭博性的金融資本經營方式出現了。所謂金融化，就是資本的運動方式歷史性地從M-C-M′向M-M′轉變，結果出現了生產資本服從于金融資本，金融資本高度壟斷經濟與政治權力的現象，使這個歷史階段的資本主義的經濟實質轉變為寄生的、腐朽的、賭博性的經濟。

　　20世紀70―80年代，資本主義經濟因實體經濟增長減速，出現資本過剩，轉向投入金融市場避難，從而推動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轉型。由于當時冷戰格局仍然存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并未成熟，因而80年代僅是資本主義金融化的開始。但是，一旦資本涌向金融領域，必然會刺激金融界通過創新衍生工具，把這些資本在實際有效需求并未增長的條件下通過各種債務轉化為新的需求和金融投機產品，從而引起資本主義經濟重心從生產到金融的根本性轉向。

　　一些西方學者概括了資本主義經濟轉向的各種表現：(1)金融利潤在總利潤中的比重越來越大;(2)相比GDP，債務越來越多;(3)金融、保險和房地產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上升;(4)出現各種奇怪的金融工具;(5)金融泡沫影響擴大。[5]按照日本學者高田太久吉的說法，所謂經濟金融化，就是依靠增加企業、家庭、公共部門、眾多發展中國家債務負擔維持市場需求，通過持續性資產通脹(泡沫)使金融機構和機構投資者及其控股企業獲取金融性收益的虛擬資本市場，發展為金融資本主義。[6]如果從經濟實質來看，金融化造成了以下后果：

　　第一，使美國成為債務大國。金融化創造出遠超過具有實際支付能力的需求，大大緩解了資本主義的大規模社會化生產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之間的矛盾，但其代價是美國成為債務大國。這次次貸危機所暴露的次級抵押貸款是一個典型的例子。1999年，美國廢除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代之以《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案》，對投資銀行進入房地產領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房地產部門為銀行提供了幾乎不受監管地謀取暴利的機會。

　　20世紀70年代，美國未償債務總額達到GDP的1.5倍，到2005年，幾乎達到GDP的3.5倍，接近世界GDP總額44萬億美元。①一旦債務泡沫破滅，必然陷入危機。

　　第二，“去工業化”不可避免，實體經濟地位不斷下降，就業崗位流失。“去工業化”是指制造業部門的就業比重在國民經濟中下降的現象。在勞動力要素不能自由流動，但存在跨國配置資源的條件下，跨國企業往往為降低生產成本在全球范圍把生產環節配置到成本更低的國家中去。“去工業化”現象最早始于美國，其制造業勞動力占總勞動者的比例，從1965年最高值的28%下降至1994年的16%。在日本，其制造業就業比重的最高值是1973年的27%，而1994年則下降到23%。在歐盟15個國家中，制造業就業比例的最高值是1970年的30%，到1994年則下降到20%。與此同時，發達國家服務業就業人數的比重均在上升。美國服務業中的就業人數占勞動者總數的比重，從1960年的56%上升至1994年的73%。隨著“去工業化”現象的發展，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制造業比重不斷下降，就業機會不斷流失。即使在服務性行業，也出現大量的外包業務，導致就業崗位大量流失，造成產業進一步空洞化。

　　“去工業化”和產業空洞化，是美國以及歐洲國家從2007年金融危機后至今難以走出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國內財富兩極分化。金融化意味著資本主義經濟向賭博和投機的方向轉變，結果必然導致財富向金融業大量集聚，分配兩極分化。從1948年到1992年，是美國金融業發展受到限制的時代，那時金融業和私人產業部門的薪資平均值比率在99%到108%之間。但之后迅速分化，至2007年，達到181%，金融業成為高薪行業。

　　“福布斯400”指數是《福布斯》雜志按照全美最富有400人的財富來編制的。1982年，“福布斯400”的財富結構是：石油天然氣業收入占22.8%，制造業15.3%，金融業9%。2007年，“福布斯400”的財富結構變為：金融業占27.3%，技術產業占10.8%，制造業占9.5%，媒體娛樂通信業占9.3%。金融業超過制造業18個百分點。2007年的“福布斯400”指數表明：最富有400人的財富是1.54萬億美元，而占全美一半人口的社會底層，大約1.5億人的財富總量僅為1.6萬億美元。[7]

　　第四，金融壟斷成為資本主義經濟的核心。金融化既是資本主義經營方式向以金融為主要牟利手段的轉變過程，也是大型投資銀行、機構投資家、大證券信用評級公司、保險公司等金融利益集團捆綁在一起，控制整個資本主義經濟的過程，這使金融資本不斷膨脹，進一步通過兼并、相互控股而發展為由少數金融寡頭所控制。

　　1980―2005年，美國有11500家銀行被兼并，平均每年440家。1991年全美15家最大的商業銀行，至2005年只有花旗、美洲、大通摩根、富國和PNC金融服務集團等5家以獨立實體而存在。1988年，提供公司債、按揭證券、股票和市政債務的主要金融機構有9家;至2008年，只有高盛和摩根士丹利保持獨立，并逐漸轉變為銀行控股公司，處于政府的救助之下。2008年，10家最大的美國金融集團，持有美國60%以上的金融資產，而1990年只有10%的比例。[7]

　　瑞士學者通過分析43060家跨國企業的股權關聯關系，發現一個由1318家股權關聯的公司組成了這4萬多家跨國公司的核心，每家公司平均擁有的相關企業伙伴數量高達20家。盡管這1318家企業經營收入只占全球企業經營收入的20%，但通過其持股的企業，實際上是在占全球收入60%的份額中進行分配。而在這覆蓋全球的資產網絡中，最粗的網線是由147家企業拉起的。這些企業之間商業聯系緊密，股權環環相扣，從而能夠控制或影響全球40%的跨國企業資產。在這147家企業中，前20家大多為金融機構，包括巴克萊銀行、摩根大通、高盛、美林、摩根士丹利、瑞士銀行、德意志銀行等。[8]

　　以上這些情況說明，金融寡頭的高度壟斷和盤根錯節的相互滲透，在相當程度上實現了對全球經濟的控制。

　　第五，金融界對美國政府的綁架。當金融化發展到如此地步，勢必深刻地影響美國的政治。這個被標榜為“民主”標桿型的國家，面對不斷膨脹的債務、金融寡頭和壟斷，所謂民主的政治體制和政府是如何作出反應的呢?

　　從美國經濟金融化的過程可以看出，沒有政府的支持，金融界難以如此迅速地掃清障礙，迅速發展。克林頓挑選高盛集團董事長魯賓作為第一任財長。魯賓為廢除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通過《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案》起了關鍵作用。接任魯賓的財政部長薩默斯強烈支持魯賓放松對金融的管制。現任奧巴馬政府的財政部長蓋特納，是前紐約聯邦儲備銀行主席，也是魯賓和薩默斯的門徒。奧巴馬政府中負責金融事務的財政官員，都是來自花旗、大通、高盛、美林、雷曼兄弟、巴克萊銀行、哈特佛金融公司以及其他金融服務公司的前高官。從金融機構到政府金融管理部門的高官，他們代表誰的利益不言自明。正因為如此，美國政府面對金融泡沫，只能維持而別無選擇。一旦出現整個經濟體制不穩定的跡象，只能對投機資本進行救助。這些金融寡頭壟斷資本已經“大到不能倒”的地步，因此，能夠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把風險和代價社會化，并通過美國的政治制度而確定下來。這就是美國今天由資本主義經濟實質所決定的政治的實質。

　　也正因為如此，美國才會爆發占領華爾街的社會運動。“99%反對1%”的口號，準確地反映了金融化之后美國新的階級矛盾，也準確地表達了這場斗爭的實質。

　　四、壟斷的、高度金融化的資本主義往何處去?

　　與列寧時代相比，壟斷的、高度金融化的資本主義在瓜分世界和掠奪其他國家資源及其財富時似乎顯得已不那么血腥，但它作為資本榨取剩余價值和追求超額利潤的實質并無不同。

　　壟斷的、高度金融化的資本主義通過制造泡沫的詐欺方式來掠奪世界。這種欺詐之所以能夠大行其道，除了眼花繚亂的各種金融杠桿和衍生工具之外，還依靠兩個強有力的支撐：冷戰結束以后美國所掌握的無可匹敵的軍事力量，以及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反過來，這個昂貴無比的軍事機器和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要稱霸于世，也要以這種壟斷的、高度金融化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可持續作為經濟基礎。但泡沫畢竟是泡沫，一旦膨脹到極限，難免破滅。美國國內的高度利益分化與階級對立導致了“99%對1%”的社會運動。這場運動最終會給美國的政治經濟帶來多大程度和什么樣的變革還需拭目以待。但可以確定的是，美國的經濟基礎已難以負擔如此昂貴的軍事機器，正在被戳破的新自由主義也將不可避免地使美國失去作為世界霸權的軟實力。人們不禁要問，以美國為代表的壟斷的、高度金融化的資本主義會往何處去?一個肯定的答復是，這種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賴以存在的歷史條件已走到盡頭。

　　何秉孟認為，這場金融危機將導致未來資本主義的發展在三種模式中選擇，即美國和英國所采取的新自由主義的發展模式、德國和北歐所采取的社會市場經濟發展模式，以及東亞日本、韓國、新加坡等所采取的政府干預式資本主義發展模式。其結果可能是以新自由主義發展模式的破產和歐洲市場社會市場經濟模式的勝出而告終。[9]

　　我們認為，這場金融危機提出的問題已遠遠超出資本主義世界，它對整個人類提出了走什么發展道路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和美國發展道路的比較可能會更有意義。也就是說，這場危機所反映的資本主義的經濟實質應該被置于東西南北的大格局中來加以認識，而不應該只是就事論事地強調實體經濟的發展，強調對金融資本的監管，強調對需求和財政的管理，強調對資本主義經濟的改良。

　　一個脆弱的，承載著超過70億人口的地球，如何滿足人類求生存、謀發展的需求已經成為時代的最重大命題。走什么樣的發展道路才能實現共同的、可持續的發展規定了發展模式選擇的邊界。西方金融壟斷資本主義的危機顯示，解決南北矛盾只有在東西關系中尋找出路。當今東西關系表明，只有社會主義在思維上提供了對整個人類的整體關照，而中國道路反映了一個13億人口的國家對外奉行和平發展合作，對內追求共同富裕道路的探索。在這個意義上，這場金融危機提出了對時代的認識。可以預期，一場發生在美國的資本主義經濟的大變革和一場國際經濟秩序的大變革不可避免，它們將成為人類重新尋找和平共存、共同發展的一個強大動力。

　　[參考文獻]

　　[參考文獻]

　　[1][德]H.羅爾夫•哈賽等主編.社會市場經濟辭典[M].衛茂平等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

　　[2] 文佳筠.21 世紀的農業何處去? ———從國際農業知識與科技促進發展評估談起[R].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2011，(48).

　　[3]John Bellamy Foster, Robert W. McChesney, and R. Jamil Jonna,Monopoly and Cpmpetition in Twenty -First Century bCapitalism, in Monthly Review, Vol.62, No.11, April 2011.

　　[4]崔建遠.論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的限制———以艾滋病藥品專利保護為例[J].法律適用，2007，(2).

　　[5]John Bellamy Foster,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Accumulation, in Monthly Review, Vol. 62, No.5, October 2010.

　　[6]高田太久吉.國際金融危機與現代資本主義的困境[J].國外理論動態，2010，(7).

　　[7]John Bellamy Foster and Hannah Holleman, The Financial Power Elite, in Monthly Review, Vol. 62, Issue 01, May 2010.

　　[8]Andy Coghlan and Debora MacKenzie, Revealed – the Capitallist Network that Runs the World, New Scientist, 24, October，2011.

　　[9]何秉孟.美國金融危機與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J].中國社會科學，2010，(2).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516期，摘自2012年第9期《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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