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寄生性和投機性是金融資本的本質屬性

　　貨幣資本在資本主義社會占有支配性的地位，它不僅是資本主義社會財富的尺度——價值與剩余價值的直接和現實的形式，而且能夠帶來新的價值。因為商品生產循環必須以資本家用貨幣來購買生產資料和勞動力才得以開啟，最后又以交換價值在貨幣形式上實現為終點，且這一交換價值是增殖了的交換價值。借貸資本的出現，改變了這種生產的價值增殖邏輯。貨幣所有者僅僅憑借貨幣所有權，通過轉讓其使用權就能獲得報酬(利息)，從而取得瓜分剩余價值的權力，這充分體現了資本的“以錢生錢”的純粹邏輯。在生息資本形式中，一切確定的有規律的貨幣收入都只是被看作資本的利息，而不管這一收入是否確實由該資本生出。馬克思認為，“以錢生錢”的貨幣資本循環形式，“最明白地表示出資本主義生產的動機就是賺錢。生產過程只是為了賺錢而不可缺少的中間環節，只是為了賺錢而必須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國家，都周期性地患上一種狂想病，企圖不用生產過程做媒介而賺到錢”。資本一旦投入生產過程中，就相當于被束縛住了，它被固定在機器、廠房、勞動力商品等形式上，無法自由地回收和立即兌現收益;而體現在貨幣形式上的資本則有相當大的靈活性，可以自由支配，并且能更快地兌現收益。但是，要使資本為其所有者保持貨幣資本形式，就必須使貨幣資本變成虛擬資本——一種利潤獲取憑證或資本所有權證書，貨幣所有者才能通過出賣對利潤的要求權隨時將自己的資本作為貨幣資本收回;而要使貨幣資本不斷轉化為虛擬資本，虛擬資本又不斷轉化為貨幣資本，必須通過對虛擬資本的買賣實現差額利潤，從而才能不斷刺激買賣。換言之，投機是虛擬資本交易的天然屬性。寄生性、投機性在資本增殖上的邏輯主導權在此已得以清楚地揭示。

　　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和交換具有內在的不穩定性，為了抵御經濟過程隨時可能中斷的風險，信用即貨幣資本的借貸和商品交易的延期付款就成為必要，而且經濟規模越大，經濟主體對信用關系就越依賴。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貨幣資本集中掌握在銀行和包括以證券交易所為中心的資本市場、基金組織、信托公司等非銀行的金融機構手中，它們作為社會資本的代理人，收集、管理和分配資本，并從提供信用和管理、經營貨幣資本的職能中收取利息、傭金和取得其他資本收益。隨著信用的發展，資本所有權與資本職能的分離日益普遍化，借助于信用，人們用于產業投資和金融投機的資本越來越不是自己的錢，而是別人的錢。這樣，一方面，導致了大規模金融投機事業的興起——因為聯合的社會資本是通過資本所有權證書被占有的，這種資本所有權證書本身就代表著貨幣資本的虛擬化，然后再通過二級市場上的多次賭博性交易(即證書所有權的多次轉移)，就使同一份現實財產出現了多重虛擬化。在信用擴張刺激下，按照同一路徑，虛擬資本即金融衍生品被大量制造了出來，以擴大投機分利，這正是今天的金融市場發生的狀況。

　　另一方面，在生產集中的基礎上促進了產業組織形式的新變化，即股份制的出現，它喻示著一種新型所有制結構的誕生。在股份制結構中，資本所有者不參與企業生產過程，只是憑借資本所有權證書(股票、債券等)來索取該資本所實現的剩余價值的一個相應部分，企業的具體經營管理事務交由其代理人(企業經理)執行。處于企業生產、經營之外的資本家(股東)對企業的控制權和利益分配權則可通過銀行等金融機構來實現，這樣就把資本所有者上層與金融機構聯系在了一起。二者的權力都表現為從單純的貨幣資本占有權中衍生出來的(以利息、股息、租金等形式)對利潤的瓜分權和索取權，即“金融權力”。實現這種權力的資本就是金融資本。

　　盡管金融資本的利潤歸根結底來源于產業資本帶來的剩余價值，但并不意味著金融資本的積累與產業資本的積累是一個完全重合的過程。金融資本的積累實際上以兩種方式進行：一種是與產業資本直接結合的方式。通過商品生產循環的中介運動，以股息、紅利的形式占有生產過程創造的剩余價值的一部分，這時它對產業投資起到了推動作用。另一種是不與產業資本結合的純粹生息方式。它通過繞開生產過程、對與產業投資需求無關的虛擬資本投資來實現，這一方式具有完全的投機、賭博屬性。在這種情況下，增殖之所以能夠實現，不是因為生產領域生產出了剩余價值，而只是由于價值的虛幻膨脹，并在虛擬資產價格波動的表面下，大資本家剝奪了小資本家，投機的幸運兒剝奪了非幸運兒，社會現實財富沒有任何增加，只是發生了轉移。

　　20世紀70年代初，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普遍出現了利潤率下降、產業資本積累放緩乃至生產停滯的狀況，大量缺乏有力可圖投資渠道的過剩資本于是日益抽離了產業部門，涌入金融領域。因此，70年代末以來，金融資本的積累主要采取了后一種方式，即虛擬資本完全脫離產業而自我循環的方式，這意味著金融資本的投機性更加明顯，其食利性進一步加強。

　　二、金融壟斷資本與食利經濟的增長

　　信用制度和股份制加速了貨幣資本的集中，并使它日益掌握在極少數人手里。少數私有者僅用自己的一大宗股票，就能支配整個公司和社會的財富，這導致了大資本對中小資本的排擠，造成了金融資本的膨脹和壟斷。反過來，金融資本的壟斷形態又進一步擴大和加速其積累過程。因為掌握了資本主義社會財富的直接形式(貨幣)，金融資本家能夠介入到社會經濟的各個領域：控制銀行，購買工廠、企業，參與基礎設施的投資，吞并商業，投機國債，占有土地和自然資源，控制消費品分配--貨幣資本就像魔杖一樣能使金融資本家更為自由、靈活和有效地占有一個個高額利潤的部門，同時又能夠較為自由地退出已下降到一般利潤率以下的部門。通過這些過程，金融壟斷資本就“攫取了現實積累的很大一部分”。

　　新自由主義時代以來，西方發達國家的整個經濟體向投機、食利的經濟模式轉變，也使金融壟斷勢力大大增強。

　　1.“解除金融管制”的政策極大地推動了美國等發達國家的虛擬資本膨脹，金融機構發明了層出不窮的金融衍生品，通過高杠桿化來獲取高額利潤。金融衍生品已過度泛濫：全球金融資產呈現出金字塔結構，其中，金融衍生品占了80%，金融債券和貨幣供應量分別只占10%。在全球流動性中，金融衍生品也占了絕大部分。2009年，金融衍生品竟提供了全球高達82%的流動性，為世界GDP的1048%!衍生品交易的增長也極為迅速，從2002年到2008年，光是衍生掉期交易的名義價值就翻了4倍，相當于美國GDP的25倍多。

　　2.在實體經濟持續低迷，金融系統流動性過剩的條件下，負債被當作刺激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以維持和擴大積累的最重要渠道。2000年美國股票市場泡沫破滅后，房地產市場的抵押貸款成為了負債消費驅動型經濟的核心。在廉價信貸的帶動下，房地產消費持續增長，價格不斷上漲，也刺激了對資產市場的投機，而房地產價格上漲所引起的財富效應又支持了債務融資。債務成為金融機構對企業利潤和居民收入掠奪的重要手段。一方面，個人、家庭以及企業被允許以任何資產作為抵押，向銀行或住房抵押貸款公司貸款，一旦資產價格下跌，借款人只能繼續承受高額債務，并面臨喪失抵押品贖回權的危險。另一方面，銀行把抵押貸款視為確定能夠帶來利息的資產，將其債券化了，并從發行、銷售抵押貸款債券中獲取傭金，購買這種債券的基金組織和機構投資者則從資產價格上漲中受益。于是20世紀70年代以后，美國由原先基于支持生產過程的股票壟斷經濟，逐漸轉向了基于債務證券化的賭博套利經濟。銀行通過制造資產價格泡沫，吸引更多的人進入市場，從而將個人收入越來越大的一部分轉化成為銀行帶來利息的借貸資本，而反復抵押貸款融資則進一步導致債務積累。同時，虛擬信貸以多倍規模被制造出來。當信貸擴大到沒有償還能力的人群時，也就埋下了引發危機的地雷。

　　3.養老基金、保險公司、共同基金、投資公司等機構投資者逐漸取代了傳統銀行和家庭，成為金融市場最重要的融資和投資主體。機構投資者從儲戶和私人投資者那里以借款的方式募集貨幣資本，這些資本被聚斂在他們手中，轉化成一個巨額和集中的投資資金量。在很大程度上，少數掌握著巨額投資資金的機構投資者已經左右著投資方向，控制著經濟剩余的分配，從而成為新的金融壟斷資本集團。據統計，2000年，美國家庭持有的公眾股份額為42%，機構投資者則占46%。從1987年到2000年，機構投資者在美國1000個企業中的持股數占總股數平均比例從46.6%上升至61.4%，到2007年底，這一數字已達到空前的76.4%。而在機構投資者所有權最大的企業中，所有權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集中。1985年，機構投資者在所有企業中的所有權還都低于60%，到2007年，已有17家公司的機構投資者所有權達到或超過60%，其中6家公司的機構投資者所有權甚至達到或超過70%。這表明，機構投資者已成為美國大企業的壟斷所有者。在財富分配上，機構投資者同樣占據了主要份額。統計數據顯示，從1995年到2005年，機構投資者總資產的增長翻了一倍多，2005年金融資產總額達46萬億美元。截至2006年底，包括養老保險基金、投資公司、保險公司、銀行和基金會在內的所有機構投資者所控制的總資產額已達到27.1萬億美元，比1980年的總資產額增長了9倍，而其持有的所有股票市場價值占美國股票市場總值，也從1980年的37.2%上升至2006年的66.3%。今天，“世界幾大私募股權公司，例如黑石集團、得州太平洋集團或者KKR，其中任意兩家控股公司年凈收入總額累加起來都超過了大部分美國公司的年凈收入額”。

　　機構投資者大都缺乏監管，透明度較差，他們熱衷于進行帶有投機性質的風險投資，投資資本則全部通過外界籌措。例如，養老基金的資金來自于居民的存款，由于國家社會福利的缺失，這些資金是低收入者未來生活的唯一保障。但是，金融壟斷資本集團卻把居民的收入和儲蓄變成牟取巨額投機利潤的重要源泉。

　　與此同時，在新自由主義條件下，金融壟斷資本加強了對產業組織利潤的侵蝕。一個多世紀以前，馬克思曾經深刻揭露過法國路易•波拿巴時代設立的動產信用公司的實質，指出其目的并非對外聲稱的那樣是為了鼓勵和資助工商業，而只是想利用工商企業，從股票發行和收購中取得投機利潤。這個例子已經顯示了金融寡頭迫使產業企業屈從于其財富積累的未來跡象。今天，這種“把工業封建主義(指股份公司--筆者注)變成了證券投機的納貢者”的思想，正是投資銀行業務和證券市場的指導原則。以美國為例，一方面，利潤率下降和80年代初沃爾克沖擊的高利率導致的惡性競爭，使(包括大型壟斷企業在內)的產業企業不得不屈從于由垃圾證券支持的惡意并購運動(這在80年代中期達到高潮)。而企業靠負債支撐的并購行為，又加劇了利息負擔。實際利率在整個80年代一直高于戰后前30年的2～3倍，直到金融危機爆發后的2008年左右才回落到50年代最低水平。相應地，產業部門的利息負擔從70年代以來不斷上升。企業利息支出占稅后利潤份額從1966年的11%左右到1970年驟然上升至近34%，此后直至2008年一直維持在不低于20%的高位，其中1980年、1990年和2002年更是達到了45%的峰值。另一方面，在普遍追求短期資本收益的融資壓力下，企業被迫不再致力于長期穩定發展的目標，而是向以高股價和高股息回報的“股東利益至上”治理模式轉變。非金融企業支付給股東的股息占(扣除利息支出后)可分配利潤之比從70年代的最高值60%多上升到今日的80%多，2001年左右和2008左右甚至達到最高值臨近100%!由此，產業部門的大部分經濟剩余被金融部門所攫取，產業企業所掌握的現金流則相對萎縮，反過來又導致投資率進一步下降。此外，企業不再被看作是一個固定和穩定的統一體，而是由可拆分的各個部分組成的集合體。對投資和收購企業的機構投資者等金融集團來說，企業資產越流動和越容易變賣越好。他們要求企業對資產進行拆分和重組，剝離不良資產，以此抬高股價，或低價收購企業及公共部門資產，并在資產價格泡沫膨脹推動下，通過變賣資產來獲取高額盈利。

　　在自身收益下降和金融收益持續上升的挑戰下，產業企業做出的反應同樣是將資金從生產活動中抽出，越來越多地投資于金融領域，因而內部也日益金融化了。這進一步加劇整個經濟的投機性和食利性，同時又使金融機構對產業企業的投資和資金管理的控制日益增強。

　　金融資本所攫取的利潤上升可從下列美國經濟統計數據中看出。僅以行業劃分，包括金融、保險、房地產和租賃在內的廣義金融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在1960年代以后持續上升。這一增加值占比在1960年為14.2%，1986年上升到18%超過了制造業，到2009年已達21.5%。相比之下，金融業的利潤占全部行業總利潤的比重呈現出更為明顯的上升幅度。1960年的金融業利潤占比為17.3%，經過20多年的小幅波動，到1985年為20.8%。整個90年代，數字在25%～35%之間徘徊，超過了戰后歷史最高水平，到2001年則迅速增長至41.3%，2003年更是達到了43.8%的最高點。此后幾年，由于受美國利率上調影響，金融利潤占比不斷下降，直至降到2007年26.6%的低點，2008～2009年開始有所回升，但基本低于制造業的下降幅度。考慮到產業企業的金融化問題，產業部門與金融部門的利潤分界正變得模糊不清，如果不以行業劃分，則金融資本所取得的利益份額只會更多。

　　種種證據表明，金融資本已經取得了對經濟的主導權，形成了金融資本的壟斷。掌握金融所有權的金融寡頭和食利者階層對社會財富的掠奪和控制已經達到了一個相當大的規模。處于美國財富金字塔尖的1%富人中，來自金融部門的日益增多。“現在，身居美國財富金字塔頂端的1%人口每年收入占全國總收入將近1/4。若以所擁有的財富而論，這1%人口所控制比例達40%。而在25年前，這兩個數字分別為12%和33%。”另據一項研究，20世紀80～90年代，在絕大多數經合組織成員國中，金融機構和金融資產持有者的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例都大大高于20世紀70年代。

　　三、金融壟斷資本統治下的食利性帝國

　　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世界經濟的一個重大變化是，金融壟斷資本的對外擴張和掠奪借助了經濟全球化的名義，使其在廣度上和深度上都達到一個前所未有的規模。以美國為核心的金融壟斷資本不僅控制了本國的產業部門和金融部門，而且加強了對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滲透和支配，蘇東劇變導致的社會主義陣營瓦解，更是將一大批原社會主義國家納入了整個國際資本統治體系。

　　以美國為核心的金融壟斷資本國際統治體系有兩大支柱，其中之一是全球產業分工體系。經過80年代以來的全球產業結構調整，所形成的現有國際分工格局加劇了全球金融投機傾向。發達國家內部不同程度地出現了制造業在國民產業結構中所占比例下降，產業部門參與金融活動趨勢加強的狀況，其中尤以美國為甚。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一方面，一些西方國家在國內只保留服務業、少量高科技產業和軍工戰略產業，向外則大規模轉移資本有機構成低的產業，把發展中國家變為全球產業鏈的制造業終端平臺。這樣既可以充分利用發展中國家的廉價勞動力和廉價原料，又可以加劇發展中國家中小資本的競爭，壓低其利潤空間，從而提高西方跨國資本從制造業中牟取的利潤份額。不僅如此，發展中國家制造的廉價消費品出口到美國等發達國家，又支持了這些國家自身的借債消費經濟，亞洲東部、東南部已經成為了向不事生產的金融富國集團提供消費品的主要生產基地。例如，我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業大國，占GDP60%以上的生產額來自于外資企業，對外貿易由低利潤的加工貿易所主導，其中50%以上的貿易出口額來自于外資企業，這些物美價廉的消費品又主要出口到美國和歐洲。中國制造，美國消費，是直至今日整個世界經濟的主要驅動力。另一方面，美國等金融富國利用在技術研發上的領先地位和知識產權保護，對發展中國家的新技術采用收取高額專利費用，它們不僅能從中獲取壟斷技術租金，還可以限制發展中國家的產業升級，把發展中國家現有的產業“納貢”地位維持下去。這導致了金融富國內部產業進一步空心化和剩余價值激增，資本過剩更為嚴重。這些因素共同推動了金融富國的進一步金融化，加劇了其壟斷資本的寄生性和腐朽性，金融壟斷資本集團盤踞于國際產業體系之上，更加貪婪地吮吸從海內外源源不斷輸送而來的利潤和利息。全球層面的產業資本主義與金融資本主義的矛盾由此在一定層面上轉化為廣大發展中國家與以美國為核心的少數金融富國之間的矛盾。

　　美國對世界貨幣體系的壟斷，構成其金融壟斷資本全球統治的另一大支柱。自1973年美元與黃金脫鉤以后，世界貨幣體系就廢除了金本位制，由美元來充當國際流通和結算貨幣。美元成為世界貨幣，意味著美國能夠不生產，僅僅依靠印刷自身幾乎無價值的美元紙幣，就能一本萬利地套購世界其他地區的具有真實價值的商品、服務和資源，這是美元霸權的基礎，因而也是壟斷了紙幣發行權的美金融寡頭集團洗劫世界財富的基礎。美元作為世界貨幣的特殊地位，不僅加深了世界分工體系中美國與其他國家的不等價交換，而且有利于美國通過這一分工體系向其他國家轉嫁危機。比如，美國在經濟擴張期，為抑制通貨膨脹和防止經濟過熱而大規模增加外貿赤字，推動對美出口國的經濟過熱，美國在經濟衰退期大幅度降低外貿赤字則加劇對美出口國的生產過剩。此外，美元作為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的儲備貨幣，美國不光從中獲取大量鑄幣稅收益，而且美元儲備國(除了日本，主要集中在中國、俄羅斯、印度、韓國等非發達國家)反過來大量購買低息的美國國債，使美元重新回流美國國內，填補其國內資金缺口，幫助平抑通貨膨脹。這種美元循環方式，已經把美元儲備國緊緊綁在美國經濟的戰車上，他們的投資收益與維持美元幣值緊密掛鉤，因而甘愿成為美國寄生性的利用美元霸權負債消費模式的“資本納貢者”。更為重要的是，美國雖然是世界最大債務國，但它反過來對許多發展中國家是主要的債權國。一些外匯儲備窘困，又需要用美元來進行國際貿易結算的國家(通常是處于工業化進程加速階段的非發達國家)不得不向美國借款，美國得以利用這些國家的美元債務來對其進行剝削，甚至進而控制其國家經濟。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拉美爆發債務危機，根本原因就在于美國商業銀行大肆向拉美、東亞國家放貸，并在美國利率大幅度提高的壓力下，導致這些國家對美元負債的不堪承受。

　　國際性的金融機構，尤其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充當了金融壟斷資本全球擴張和統治的強有力工具。美國在這兩個組織中占有絕對主導地位，使二者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美國國家及其金融利益集團的根本利益。IMF通常以國際債權人(主要是美國債權人)的面貌出現，利用發展中國家原本的債務危機或金融風暴后這些國家產生的債務危機，以資金援助為借口，逼迫債務國接受其提出來的一系列苛刻條件。IMF開出的藥方一般是要求債務國政府實行緊縮政策，削減開支，同時進行產業改革(即變賣國有資產，實施私有化)以擴大政府資金，保障債務償還，并更進一步提出債務國向外國資本開放國內市場和金融市場。一旦債務國實施這些舉措，只會導致一系列嚴重的社會經濟后果，并使自身完全淪為國際壟斷資本的附庸。緊縮政策不僅惡化民眾生活，導致和加劇社會不公，而且使國家債務不降反升。政府在外部壓力下進行私有化，開放國內市場，國際壟斷資本隨后便大舉侵入，或者兼并或接收這些國家的國有企業或公共部門，取得了這些產業原先具有的壟斷地位和權利，從而能夠擊垮該國民族資本;或者收購銀行，操縱匯率和股市，控制其金融系統，使這些國家經濟命脈完全被國際金融寡頭集團所把控。借助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債務國或發展中國家的私有化浪潮，以美國跨國企業為首的國際投資者以極其低廉的價格收購和占有了第三世界的土地、礦產、水電、運輸系統等公共資源和國有工廠。但這些國際投資者主要感興趣的不是擴大這些企業的生產規模，從實際生產經營中獲取利潤，而是通過金融機構一系列帶有投機策略的操作，如哄抬企業股票價格或資產(尤其是房地產、自然資源)價格，推高金融泡沫，或收取壟斷租金和壟斷利潤，而這通常又以要求被收購企業裁員、壓縮部門規模、資產重組為前提條件。在這種金融投機性質的跨國投資策略主導下，發展中國家的私有化不僅不能推動國內產業進一步發展，帶來就業增長機會，分享經濟全球化的成果，相反還導致國內產業萎縮，成為國際金融壟斷資本集團刀俎上的魚肉。

　　控制和壟斷世界能源和其他大宗商品，如石油、天然氣、糧食等同樣是金融壟斷資本統治世界的重要途徑。由此可以掌握全球大宗商品定價權，獲取高額壟斷利潤，這也相當于控制了世界經濟命脈。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控制能源或大宗商品原產地是非常必要的，甚至需要不惜采取戰爭的極端手段。冷戰結束以來，在外部最大的直接威脅者蘇聯消失之后，并且經濟統治邏輯日益增強的情況下，美國仍然堅持甚至強化窮兵黷武的軍國主義政策和行徑，其背后主要就是借助地緣政治控制來壟斷世界稀有資源分配權的訴求。這意味著，即便帝國主義經過了19世紀末以來的一系列形式上的發展變化，其作為資本積累根本要求的本質依然沒變。而且經過二戰，其他前帝國主義國家已基本處于美國單級軍事霸權的控制之下，美國帝國主義的實力空前強大。在今天的全球化背景下，金融壟斷資本依然需要帝國主義來維持和開辟統治疆土，構筑一個比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金融資本主義更為腐朽和龐大的食利者的帝國。這個帝國的利益某種程度上也等同于作為世界體系霸主的美國的國家利益。

　　但是，一小撮人以食利的、投機的方式來控制和壟斷整個社會資本和世界資本，從而以無償剝奪絕大多數入的勞動來滿足自身利益的金融壟斷資本統治的世界帝國真的能夠永久維持下去嗎?5年前國際金融危機爆發，至今陰霾未散的事實表明，這一帝國內部結構本身千瘡百孔，且世界各國掀起的反金融壟斷資本統治運動，例如聲勢最為浩大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反映出越來越多的民眾正在覺醒。歷經危機和民眾的反抗斗爭，以華爾街為代表的全球金融壟斷資本集團搖搖欲墜的事實說明，反金融壟斷資本全球統治的世界進步運動的興起，敲響了資本主義走向最終滅亡的喪鐘。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511期，摘自2012年第59期《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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