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哈維是西方左翼的代表人物之一。本文從大衛·哈維資本帝國主義的內涵出發,分析資本主義國家權力的領土邏輯與資本邏輯,進而揭示全球化背景下資本積累與資本循環的實質,抨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剝奪性積累策略。
一、全球化時代的帝國主義策略
近年來,美國的霸權主義行徑讓人很容易聯想到帝國主義。20 世紀初,霍布森、希法亭、列寧和盧森堡等人都詳細地探討過帝國主義。列寧認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 ① 而盧森堡則認為“帝國主義是一個政治名詞,是用來表達在爭奪尚未被侵占的非資本主義環境的競爭中所進行的資本積累”。②她巧妙地將帝國主義與資本積累聯系在了一起,視帝國主義為資本積累發展的方式和一個歷史階段,從而開辟了認識帝國主義的新視角。
當前,一些左翼人士認識到全球化正在不斷地塑造著一個全新的世界,因而需要創造一個全新的框架分析資本主義。如邁克爾·哈特( MichaelHardt) 與安東尼奧·內格里( Antonio Negri)合著的《帝國》中對傳統帝國主義理論發出挑戰,認為必須重新考慮左翼反對派關于帝國主義去中心結構的觀點,因為帝國主義產生了一些新的后現代性。③在這股對帝國主義再定義的思潮中,大衛·哈維從資本主義國家權力的領土邏輯與資本邏輯入手,以馬克思地理—歷史唯物主義為方法論,利用“時—空修復”的手法,清晰地披露了全球化時代資本主義剝削性積累的本質,進而揭穿了新帝國主義的虛偽面紗。
哈維將全球化時代的帝國主義理解為一種“資本帝國主義”。顧名思義,當代的帝國主義已經將資本策略與強權政治相結合,在經濟優勢的庇護下進行政治和軍事的擴張。哈維認為“資本帝國主義”首先仍然是資本主義國家或國家聯合體的帝國主義政治。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利用其擁有的領土和金錢優勢,充分調動全球范圍內的勞動力和自然資源,以維護自身利益和實現擴張為最終目標,提出其政治、經濟和軍事的戰略。其次,“資本帝國主義”與資本積累過程密不可分,在資本積累的過程中,哈維主要關注了經濟權力在連續空間中不斷流動,即資本通過日常的生產、貿易、商業、資本流動、資金轉移、勞動力遷移、技術轉讓、貨幣投機、信息流通和文化沖擊等,以不同方式流入和流出不同領土。④他將自己的理論評價為“是對資本積累內在時空動力有關的帝國主義問題的重新概念化”。⑤ 有學者認為,資本帝國主義理論正是“新”在于此,它是通過“對資本積累內在時空動力有關的帝國主義問題的重新概念化”,對“物質條件和帝國主義實踐隨時間的推移而發生的巨大變化”做出新的解釋。⑥ 新帝國主義的主要特征是通過一種潛在的“非對稱性”關系來積累資本,簡而言之就是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通過開拓非均衡性的地理環境,利用空間交換進行資本積累的一種方式。非均衡性的地理環境不僅僅是指代由于自然資源稟賦的不均衡分布以及地理位置的優劣所造成的地理環境的差異,更重要的是指由于財富和權力本身通過非對稱性交換,日益高度集中在某些地區所造成的不均衡。非對稱性關系主要表現為不公平和不平等交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通過某種方式在空間中形成一體化的壟斷力量,進行限制資本自由流動以及榨取壟斷地租等不合理行為。通過破壞運轉良好的平等競爭和交易環境,取而代之的是具有特定的空間和地理特征的不平等環境,特定領土在其他領土受損害的情況下受益,獲得了更多的財富和幸福。⑦這一特征充分地顯示了全球化時代的帝國主義已經具有了新的擴張手段,資本家的活動不再受時空的限制,而是利用財富和權力將全球的資源和人力進行充分的整合與重組,在一個貌似公平的競爭環境下進行掠奪性的資本積累,使新帝國主義的掠奪手段更加隱蔽,更加具有欺騙性和多樣性的特征。哈維指出“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起源于權力的領土邏輯與資本邏輯之間的辯證關系”,因此,為了更好地闡述新帝國主義的本性,我們應該將這兩種關系視為研究全球化時代新帝國主義的切入點加以詳細闡述。
二、權力的領土邏輯
當前,很多歷史學家和經濟地理學家都認為,區域性組織的產生對理解資本積累的推動力而言,既是一個顯而易見的結果,又是一項必不可少的條件。⑧哈維在《新帝國主義》一書中也認為在全球化時代,非正式、易滲透卻難以確定的權力的領土邏輯—區域性—在資本積累的時間和空間分子化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產生了,并再次斷言地區結構性一致是解釋全球經濟內部正在發生的復雜變動的重要因素,區域組織在超國家和次國家層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區域經濟體內部和相互之間的區域競爭和專業化已經成為資本主義運轉的基本特征。他嘗試用權力的資本邏輯和權力的地區邏輯說明資本帝國主義的新特征,但是他對地區邏輯的分析只是對特定時期資本主義發展現狀的描述,而沒有進行深入的剖析和更為普遍性的總結。哈維只是展示了幾個簡單的關于政治力量地區認可和國家和帝國的一般政治。由于他在資本主義國家框架之外識別地區邏輯的特征,因此只關注到了國家管理者和政治家的自我興趣,國家建立和管理的特殊風格、地緣政治資源策略的競爭等問題。⑨在實踐中,他關注由資本主義內部和外部尺度所決定的地區邏輯。當地區邏輯受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的獨立道路影響時,他便沒有提及作為資本主義國家政治軌跡和國家權力之間的共性關系。相反,他直接強調特定歷史的相對重要性和資本帝國主義的特定階段、時期的地區權力邏輯。這意味著他對權力的地區邏輯的說明已經決定于權力的資本邏輯,而不是在單純在地理方面展開的。
哈維關于權力的領土邏輯的論點通過以下步驟加以構造:
1、“權力”( 在這個分析中是沒有被定義的原始術語) 可以通過地區的或資本主義的邏輯學加以積累。這些邏輯學是多樣性的,可以被描述為獨立的、相交的、互相盤繞的、內部依賴的、內部關聯的、辯證關聯的、互為主要或次要的、補充的、相互約束的、相互阻撓的、矛盾的、對抗的。
2、國家是以政治和外交的地區邏輯為基礎,并以修復地區邊界為方向而組織起來的軍事力量。資本主義經濟力量的空間邏輯是基礎,經濟力量不斷在空間和時間之間流動。
3、每種邏輯都存在矛盾。這導致了在一個螺旋上升運動中,矛盾在持續相互適應和反應的過程中從一個邏輯被放置到另一個邏輯中,這反映在不平衡地理發展、政治地理斗爭和帝國主義政治的不同形式和動力中。
4、一旦資本積累的邏輯占據了經濟組織,帝國主義就涉及國家內部關系的處理問題,并出現一種特別的資本形式。對于哈維來說,資本帝國主義可以被理解為“第一,權力的地區邏輯和資本主義邏輯的雙重辯證法; 第二,資本主義國家的內部和外部關系”。
5、不同形式的資本帝國主義依靠相對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或地區的權力邏輯,在控制地區政治經濟進程和資本積累的分子進程中被辯證的混合在一起。“政治和經濟進程被國家和帝國的策略支配,或者國家和帝國在資本主義動機外運行”的想法都是錯誤的。相反,領土和資本邏輯往往有潛在的緊張、分裂、矛盾甚至是對抗的關系。如果地區邏輯組織資本邏輯,那將導致經濟危機的風險; 如果資本邏輯削弱地區邏輯,那將導致政治危機的風險。
哈維在他“濃重的描述”中映射出一種差異的領土邏輯,他將資本帝國主義分成三個時期,即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的興起( 1870—1945)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霸權的歷史( 1945—1970) 、新自由主義霸權( 1970—至今) 。他認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領土和資本邏輯的分裂導致了政治和經濟的災難。所以,當前對資本帝國主義的研究應該在新自由主義和新保守主義帝國主義差異的邏輯中進行,并且將其作為一個全球課題,最大限度地利用三階段理論說明美國帝國主義的內在矛盾。同時,他認為權力的領土邏輯也是帝國主義和次帝國主義策略的基礎,作為附屬和被支配的國家可以利用這一邏輯反抗帝國主義,不發達地區和勞動階級也可以用這一邏輯去反抗剝奪性積累的策略。
然后,哈維打算把地區邏輯和權力邏輯結合進他對資本主義仍不完善的分析中。但是,兩種邏輯不對稱的概念發展使他在理論和經驗分析中傾向于對權力的資本主義邏輯的特權分析。事實上,他詳細地說明資本帝國主義通常和資本邏輯有著密切的聯系,但是并沒有解釋為什么這樣。因此,他優先于國家管理者、資本家或被剝削階級去支持一個相對自治的地區邏輯,考慮資本邏輯長期性。這與哈維渴望“實際情況的真實分析……同時保持辯證雙方運動而且沒有一方在政治或論述中其主導作用”是相矛盾的。⑩ 如果他能把時間、空間和時空壓縮的理論與在地區修復中的國家理論相結合,也許可以很好的處理兩者的關系。所以,在他最近的論述中,他不斷地突出權力的資本邏輯、領土邏輯與時空的關聯性,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資本帝國主義分析模式,即國家權力的積累、資本積累和時空擴張相結合的分析方法。
三、權力的資本邏輯
哈維意識到國家形成與資本階級憲政對理解帝國主義經濟邏輯的必要性,一個國家只有建立某種法律、私有財產、契約和貨幣安全的制度框架之后,資本積累才能通以價格壟斷為基礎的市場而繁榮起來。和大衛·哈維一樣,漢娜·阿倫特也敏銳的觀察到新帝國主義是資本邏輯居于支配地位的資本主義,權力與資本積累成正比例關系遞增或遞減。她說: “資本的無限積累必須建立在權力的無限積累之上…資本的無限積累進程需要政治結構擁有'權力的無限積累進程',以通過持續增長的權力來保護持續增長的財產”。瑏瑡在談及資本如何才能無限積累時,大衛·哈維借鑒了列斐伏爾“空間生產”的思想。認為在政治重組和資本積累的過程中,不斷變化的空間關系發揮了必不可少的作用。列斐伏爾詳細地分析了資本主義面臨多次危機和重組長久生存下來的癥結,即資本主義通過空間的生產而生存下來,但是他并沒有能正確解釋為什么空間生產對資本主義的生存至關重要,它又是如何發揮這種重要作用的。瑏瑢大衛·哈維敏銳地發現了列斐伏爾的這一理論缺陷,并加以改進,得出資本主義國家和國家集團通過“時間—空間修復”的方式進行資本的積累的結論。
“時間—空間修復”理論關注的是資本主義內部的長期趨勢,它來源于對馬克思關于利潤率呈不斷下降趨勢并導致過度積累這一理論的重新解釋,我們可以將“時間—空間修復”分解為“空間修復”( spatial fixed) 和“時間修復”( temporal fixes)兩個部分加以理解。“空間修復”以馬克思主義方法論和資本主義發展動力學為主要理論淵源,倡導“用空間重新構建理論,使空間成為理論組成的基本元素之一”,瑏瑣并力圖修正傳統辯證法中時間優于空間的特權。因此,哈維認為“擺脫黑格爾和馬克思的目的論能夠……最大程度的實現空間的特性”。瑏瑤“時間修復”的靈感則源自他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金融資本的研究。他用馬克思的辯證法思考資本積累的時間和空間問題,重新指定主要的經濟范疇和危機機制,進而展示了資本主義內在的時空特征。哈維認為“修復”有雙重寓意: 一種是字面意義上的修復,即在一定時間內,資本以物質形式存在于空間中; 一種是隱喻的修復,指在空間重組和空間策略之上解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方法。他暗示對兩種不同修復的理解可以形成不同的資本主義變革模式:內部變革和外部變革。內部變革指在特定地域系統或者經濟區內的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的變革; 外部變革是指通過輸送剩余資本或者勞動力,在新空間內發生的變革。通過這兩種變革,過度積累的資本在時空的共同作用下得以修復。“時間—空間修復”的基本觀點非常簡單,即特定地域系統( territorial system) 由于勞動盈余和資本盈余出現了資本的過度積累,過度積累的資本需要通過投資長期項目或者社會支出來進行時間轉移,或者通過開發新市場、新的生產能力和新的資源進行空間的轉移,從而使過度積累的資本得以重新回到資本循環當中,避免貨幣的貶值和經濟危機,這種緩解和克服資本過度積累的方式就是“時間—空間修復”。
哈維認為帝國主義權力的資本邏輯應該在為資本盈余問題找出“時—空修復”方法的背景下加以理解。所以,他描述了資本如何在時間和空間中運行,從而創造其本身的歷史地理學。他將國家和帝國的政治與資本積累在時空中分子化過程之間的辯證關系作為核心論據,認為空間和實踐中運行的資本積累的分子化過程導致資本積累的地理學模式發生了被動性變革。哈維認為外部時空修復對平復資本和勞動力過度積累起到了積極作用。當資本和勞動力在起源的區域/空間不能以平均利潤再投資時,就產生了過度積累,對資本和勞動力的“貶值”構成了威脅,如鈔票( 會貶值) 、商品( 會供過于求而降價) 、生產能力( 工廠和設備會閑置或者利用不足,實體基礎設施最終倒閉) 。把過剩的貨幣資本、商品或者勞動力輸出到它們起源的空間之外,可以避免至少是一段時間的貶值威脅。于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權力機關積極為資本積累搭建制度安排,如使用貨幣和財政杠桿以及一系列的財政和貨幣干預使國家成為一個強大的經濟機構以便利資本的空間轉移。另外,他們通過建立國際經濟組織( 世貿組織、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 發揮國家的資本運轉功能,使不發達和發展中國家成為其過度積累的資本釋放地。當前,積累的全新機制已經開啟,信貸體系和金融基本已經成為掠奪、詐騙和盜竊他國資源和勞動力的重要手段。近年來,不發達和發展中國家的自然資源被大規模的商品化和席卷全球的私有化浪潮為過度積累的資本打開了廣闊的盈利空間,同時也開啟了新一輪的“圈地運動”。所謂的剝奪性積累就是以極低的價格釋放一系列資產,使過度積累的資本得以進行贏利活動,以達到剝削不發達地區而獲得更多資源和勞動力的目的。在一些國家,為了便利國外資本進一步滲透而產生的債務危機,可以被用來重組其國內的社會生產關系。瑏瑥通過這種方式,美、日、歐等的公司接管了這些國家的金融體制、產品市場。通過攫取從海外賺取的高額利潤,中心地區的低額利潤得到有效補充。而債務國的普通民眾則不得以承擔大量債務,生活陷入貧困中。這種剝奪性積累的行為已經成為全球資本主義的核心特征。隨著一個接一個的“時間- 空間修復”不斷開啟,剩余資本得到暫時吸收,同時危機也從一個地區流向另一個地區,于此同時全球體系內霸權也隨著轉移。因此,各國對華爾街—財政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復合體上的世界金融體系的反抗,已經開始取代由于擴大再生產而導致的勞工斗爭,成為反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運動的核心,階級斗爭開始圍繞諸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加的結構調整,金融資本的掠奪性行為,以及私有化所帶來的權利缺失等問題展開。
當前,全球對華爾街—財政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復合體的反抗和不滿已經遍及世界,“占領華爾街”行動就是一個縮影,世界范圍內的反全球化運動正在逐漸轉變為另一種擁有廣泛群眾基礎的全球性運動,從西方世界橫掃全球,這種全球性運動在一些地方表現為抵抗美國霸權的民族主義運動,在另一些國家則表現為一系列政府領導的抵抗運動。這充分說明,資本帝國主義的邏輯已經遭到了廣泛的質疑,世界體系的調整勢在必行。
四、大衛·哈維新帝國主義思想的意義與局限
( 一) 哈維新帝國主義思想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其理論意義在于: 它繼承了馬克思的重要學說,并進行了與時俱進的發展,為人們理解全球化時代的帝國主義新形式和新特征提供了重要的理論資源。哈維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研讀馬克思的《資本論》,強調學習《資本論》單看第一卷是遠遠不夠的,要將三卷看成是完整的一體。同時,要結合《剩余價值學術史》、《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和《共產黨宣言》等著作同時學習,并倡導理解馬克思主義理論要全方位、多角度進行審視,要綜合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全部理論精華,而不能忽視理論的整體性。他在資本積累、資本循環、馬克思主義時空觀和新帝國主義等問題上都有可貴的探索,從而推進了英美國家馬克思主義時代化的發展。其現實意義在于: 當前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格局仍處于一個分化和整合的過程,我們從中可以窺見一些值得注意和研究的傾向和趨勢,以及對于當前世界各種現實問題的探討、分析和見解,借鑒和吸收世界各國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成果是推進馬克思理論和創新的重要組成部分。哈維對全球化時代新帝國主義的闡釋向我們展示了帝國主義仍將發展中國家作為其盈余資本的投放地,利用金融、信貸方面的優勢將發展中國家淪為其附庸。中國作為發展中大國,既要很好地利用西方國家的資金,同時又要加強監管,增強中國抵御經濟風險的能力。
( 二) 哈維新帝國主義思想的理論局限
第一,哈維的《新帝國主義》一書,雖然列舉了大量的實例對當代資本主義存在的諸多問題進行了猛烈的抨擊,但是在問題解決的對策上卻沒有提出能夠付諸實踐的有效辦法,他提及的反全球化和另類全球化運動,以及所謂的全球化的解放政治學,仍然聚焦于擴大再生產的資本積累領域內的階級關系和階級斗爭,其他的斗爭形式都是附屬和次要的,在操作上也沒有形成行之有效的方法,缺乏說明力和操作性。
第二,在對新帝國主義的論述中,哈維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美國的霸權主義作為研究的重點,他極少關注發展中國家和不發達地區。他的過度積累理論描述了從老式殖民主義到當代帝國主義持續不斷的剝削過程,但是在對領土邏輯的論述中卻沒有提及這些。有學者認為他所強調的地點和規模占據的不平衡地理發展需要被界定。那種把空間當成容器的觀點忽視了空間持續不斷的連通性影響。盡管實際地理學是流動的和改變的,但是連通性仍然生產著地理學地位的不平等。
第三,哈維有意回避了空間在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中的基本角色定位。哈維強調在經濟危機中三種資本循環方式是順序進行的,而事實上我們需要時間和空間的同時“修復”。另外,一些學者還認為哈維的勞動價值理論全部由經濟因素決定,而不決定于社會政治斗爭和國家制度框架的思想是不全面的,國家在替代資本的地方性危機趨勢中起著重要的作用,經濟危機不能僅僅降低為經濟層面的認識,經濟危機也有可能是由政治的、制度的和社會的矛盾所激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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