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有效反擊妖魔化國有企業的聲音，就必須對改革進行改革

　　“外圓內方”是著名的紅色億元村南街村的生存訣竅，簡言之就是對外一切和市場接軌，對內則堅持按照社會主義的管理原則和分配原則行事，堅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南街村30年如一日,一路走到了今天，不僅取得了市場上的成功，總資產從不足70萬元發展到十幾個億，而且在其內部消除了貧富差距，建立了一個堪稱和諧的小社會。南街村的成就，就連極端敵視南街村的人也不得不承認。

　　這些年來，妖魔化國企的聲音可謂一浪高過一浪。都是哪些人在妖魔化國企？有一部分人應該是信奉新自由主義的教條主義者，他們從西方經濟學一個偏狹的小流派的教條出發，武斷地認定市場經濟和國有企業不能兼容；還有一部分人則只能說是居心叵測了，他們在覬覦瓜分國有資產最后的盛宴；另有一些人也許用“為王前驅”來形容比較合適，因為總量達幾十萬億元的國有資產絕不是國內民營資本能夠消化得了的，假如央企“改制”，能夠將其鯨吞的也就只能是跨國資本了。

　　這些妖魔化國企的人，各有各的動機，但是為什么他們邏輯混亂的言論往往還能夠忽悠不少善良的民眾？除了這些忽悠者對話語權的掌控之外，如果從國企自身來找原因的話，則應該和國企在改革中沒有堅持外圓內方的原則有關。

　　在計劃經濟時代，國有企業只是管理部門的附屬物，缺乏靈活性，因此國企改革從“放權讓利”開始，這無疑是對的。但問題的關鍵在于，我們在對國企進行放權讓利改革的同時，又在國企內部推行承包制、廠長負責制等改革，淡化甚至完全排斥了企業黨組織對企業管理層的領導以及工人群眾對企業管理層的監督，這就使得國家放出“權”，“利”沒有落到企業手里，而大部分落到了企業管理層手里，這導致了今天國有企業的一系列問題：包括企業內部的腐敗、收入差距巨大以及企業單純追求利潤，不愿意承擔社會責任，等等。

　　為今之計，要有效反擊妖魔化國有企業的聲音，就必須對改革進行改革，國有企業也應該按照外圓內方的原則，重新思考自己的定位。

　　國有企業為什么必須外圓？這是因為，今天的國有企業，必須在市場上生存，不僅要在國內市場上生存，還必須在國際市場上生存；不僅要和國內的企業打交道，還必須和跨國公司打交道；不僅要遵循國內的法律、法規，還必須遵循WTO的規則⋯⋯凡此種種，決定了國企不圓不行。

　　那么，國企為什么必須內方？這是因為，我們搞的不是一般的市場經濟，而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種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很大一部分要靠國有企業的“內方”來體現出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規定：“我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只要憲法依然是中國的根本大法，只要依舊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國有企業作為社會主義實踐者的角色就不可替代。

　　在我看來，國有企業的“內方”，主要應該體現為兩個方面——

　　在企業的內部管理方面，應該加強黨的領導，以保證企業的社會主義性質，同時開辟渠道讓職工群眾能夠有效地參與對企業的管理，至少能夠有效地管理權進行監督。在這一領域，我們有包括鞍鋼憲法在內的豐富歷史遺產可以繼承，有大慶“三老四嚴”等精神可以學習；在分配方面，國企還是應該貫徹按勞分配的原則，不應該過分強調拉開差距，更不應該走“領導干部帝王化，普通員工奴隸化”的路子。

　　在企業的社會責任方面，則必須明確國有企業不能簡單地把利潤作為唯一追求，而應該把國家利益和社會效益置于企業利潤之上。事實上，在西方，很多國家國有企業的設立也為了政治目的，既是為了維護和鞏固政權，抵御外敵入侵或實施對外侵略，由國家直接來控制某些經濟要害部門，同時也便于通過國家直接投資經營，調節國民經濟結構，促進社會經濟穩定和協調發展。

　　具體到中國而言，國有企業尤其是大型央企，更是應該主動為國家分憂，為人民服務，擔當起國家安全的守護者，經濟調控的執行者，民族精神的傳承者，干凈財富的創造者等重任，扮演好“共和國長子”的角色。

　　令人欣慰的是，許多大型央企已經開始意識到這一點。2006年，國家電網公司在央企中率先發布企業社會責任報告。2007年到2008年，有33家央企發布了社會責任報告或可持續發展報告。中遠集團發布的可持續發展報告還被聯合國“全球契約”辦公室評為典范報告。中央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行動得到了國際、國內和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對民企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2008年國務院國資委發布《關于中央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指導意見》，明確對央企提出了“國家經濟的棟梁和全社會企業榜樣”的先進性要求。在筆者看來，只要國企沿著“外圓內方”的路子走下去，總有一天會重新贏得公眾信任，讓那些熱衷于妖魔化國企的人啞口無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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