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梅新育

　　3月12日下午十一屆人大四次會議農業部的記者會引起了眾多關注。去年開始，糧價的一路攀升引人注目，民以食為天，糧價從來就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而且還是政治問題，因為糧食價格上漲對中低收入階層打擊最重，因此攸關社會穩定。今年年初以來社會動蕩席卷西亞北非眾多阿拉伯國家，在某些國家達到了更迭政權戰的地步，究其起源，直接的導火索便是高失業率和食品價格“一馬當先”的通貨膨脹壓力。

　　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糧農組織)跟蹤的糧食價格指數在2月份已經爬上236點的高峰，為1990年有統計以來的最高紀錄，經濟社會發展滯后的地區自不待言，即使是在被視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模范生”的亞太地區，某些亞太國家的糧價和其它農產品價格漲勢也令人坐臥難安：孟加拉國1月份糧價同比上漲33%，其中大米價格在一年之內猛漲50%；印尼糧價上漲23%……

　　石油和水利的危機

　　說起來，中國農業發展成就可觀，截至去年，中國已經連續7年實現糧食增產，糧食進口量只占全部消費量的1%，目前糧食庫存達到了年消費量的40%，遠遠高于國際通行標準。在3月12日的記者會上，農業部副部長危朝安、總經濟師陳萌山也發布了安民告示，表示去年冬季以來蔓延眾多地區的干旱對今年夏糧生產無嚴重影響，豐收有希望。但中國農業生產條件先天不足，后天壓力巨大，處境不容樂觀，在開放經濟環境下更不能指望置身國際糧食市場壓力事外。

　　“饑荒的國度”——這是新中國建立前西方學者對中國的稱呼。確實，以中國歷史上饑饉沖擊之多，給人以這種看法不足為奇。饑荒頻發源于自然災害造成的農業生產條件先天不足。縱覽歷史與地理，與古希臘文明生長的愛琴海區域不同，中華文明誕生在一片深受季風影響而氣候復雜的地區，自然災害頻發。

　　也正是在應對饑荒挑戰的壓力下，農業成為“整個古代世界的決定性的生產部門”，中國更是將農業文明推進到全世界登峰造極的巔峰。直到清朝，雍正仍然大聲宣布：“農為天下之本務，而工商皆其末也。”直到新中國成立后，從1980年代起，饑荒的陰影才逐漸遠離中國人。到2008年，全國人均糧食占有量從1952年的288公斤提高到了399公斤，中國創造了以世界10%耕地養活22%人口的奇跡。

　　盡管如此，無論是在近期還是中長期，中國農業生產都仍然面臨巨大的挑戰。就近期而言，農業生產投入價格上漲正在損害其比較收益和農民生產的熱情，其中油價上漲的沖擊至關重要。畢竟，現代農業號稱“石油農業”，無論是農業機械，還是化肥農藥，都離不開石油和石油制品。西方國家主要中央銀行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本來就奠定了油價等大宗商品暴漲的基礎，席卷西亞北非的動亂又給油價火上澆油，日本大地震雖然在短期內減少了石油需求，從而壓低了油價，但重建工作全面開始后石油需求和價格必定反彈回升，福島核電站重大事故倘若嚴重阻礙核電發展步伐，又會給油價增添新的動力。

　　目前，對于擁有眾多非農產業就業機會的中國農民而言，每畝糧食夏秋兩季凈收益不足700元(這是河南周口市市長徐光在2011年3月十一屆人大四次會議期間提供的數據)，本來就不如外出打工半個月的工資， “民工荒”已經從沿海蔓延到內地，加薪潮席卷各地，農民外出務工收益進一步顯著提高，在這種情況下，農業關鍵投入成本進一步上升，對農業比較受益和農民生產熱情的損害可想而知。

　　就中長期而言，農業基礎設施荒廢是我國糧食和整個農業生產面臨的最嚴重挑戰。從賬面統計看，近30年來有效灌溉面積總體上仍然持續擴大，2008年已達5847.17萬公頃，但近兩年的水旱災害讓我們的水利設施年久失修、灌溉渠道大量廢棄問題暴露無遺。

　　制度上的問題

　　事已至此，如之奈何？在近期內，需要應對的是石油等農業生產基礎投入品價格上漲和由此造成的農業生產比較收益降低問題。必須明確，在國際市場高漲的能源價格日新月異的情況下，我國繼續人為抑制國內成品油價格的弊端已經遠遠大于可能存在的利益，這種制度在激勵國內的成品油消費、激勵國際市場炒家肆無忌憚抬高油價、惡化產業結構、污染環境、造成交通擁堵等方面的“貢獻”已經廣為人知，在當前的國際國內經濟社會環境下，這一體制通過削弱財政穩定性進而危及整個國民經濟穩定性的風險正日益突出。

　　因為幾乎所有國家低于國際市場價格的低價成品油體制都建立在財政補貼基礎之上，我國也不例外，而財政虛弱與貨幣危機之間素來存在不解之緣。近幾年越南、印度、馬來西亞等國經濟幾度動蕩，就是如此，而這些國家政府財政脆弱性的根源之一就是扶搖直上的能源價格補貼，特別是成品油價格補貼。逐步理順成品油價格，有助于鞏固財政，進而鞏固我國宏觀經濟穩定性。而且，成品油價格補貼制度使得高收入階層享受的補貼超過低收入階層，不僅不合經濟效率，也完全違背公平原則，逐步取消，勢在必行，在這個問題上決策者不能屈服于私車族的輿論壓力。但在成品油價格與國際接軌的同時，需要繼續通過補貼等制度，降低其對農業之類弱勢基礎產業的負面沖擊。

　　對于糧食主產區，我們需要加大力度實施與糧食產量掛鉤的財政轉移支付補償制度，激勵地方政府和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積極性。

　　在消費環節，需要有序逐步適度提高農產品價格，借此提高農業生產比較收益，激勵農民生產的積極性。為緩解此舉對城市中低收入階層的沖擊，可以同時增加對其補助，同時繼續確保政府儲備糧食對糧食市場行情的干預能力。須知在死亡200萬~300萬人的1943年印度孟加拉大饑荒中，饑荒成因很大一部分就應當歸咎于糧商的投機。

　　就中長期而言，需要正視問題，努力采取實際行動維護和發展我們的農業生產基礎設施，特別是水利設施。在這個問題上，新世紀以來中央指導“三農”工作的第八個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快水利改革發展的決定》(2010年12月31日)讓人們看到希望，要抓的是落實。

　　改善農業生產基礎設施，關鍵是投入。需要下功夫解決水利田間工程、中低產田改造、高標準農田建設等問題，而要做到這些需要巨大投入。作為一個后發國家，農業曾經是中國工業化積累的主要來源；1950~1979年，農業為工業建設提供的資金約4500億元，近年來政府對農業采取了“多予少取”方針，農業稅已于2006年完全取消，但這種“予”不應僅僅表現在改善生活方面，更應當表現在改善生產條件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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