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謬的經濟現象來自于荒謬的經濟理論》修改為提案后,在人民網強國論壇“E政廣場”引來熱議。有幾位貌似“主流經濟學家”的提出了反駁意見。其中一位說這是“一個矛盾的兩個面,取舍兩難。有些觀點有失偏頗!目前人民幣還不能自由兌換,中國出口貨物、出賣地皮都換回美元。大量美元拿在手中不投資怎么辦?因此考慮買美國國債!你在此大加批駁,有沒有站在國家角度,站在發展角度,全面看問題”?
還有一位說,“樓主對于經濟理論的分析漏洞比較大,比如當前西方的主流經濟學是以薩米爾森為代表新古典綜合派,美國的資本主義與別的國家的資本主義有區別,叫做美國式資本主義,也可以叫做自由資本主義,但是其他國家很難真正學來這個制度,因為哪個國家能夠像美國一樣三權分立呢,否則美國就不會這么強大了。蘇聯“休克療法”的失敗因素很多,并非樓主說的這么簡單。
后面說的國內問題主要集中在二點,對我國大量購買美國國債和對于招商引資的不解。第一,當今世界是以美元結算,也就是說我國出口的商品和外商的投資換來的是美元,所以我國有巨量的外匯儲備,可是這些外匯儲備,我國政府既不愿意去購買美國的產品,只是想得到美國的高科技,可是美國和歐洲一直在嚴防高新科技流入中國,如果像樓主所說,把美元都花在國內的建設上,那么我國勢必要購買美國的商品來花掉美元,這是我國不想要看到的局面,所以只能買債券和海外投資。如果把美元都換成人民幣那么勢必造成通貨膨脹。那么問題很簡單了,為什么我國不愿意購買美國的產品呢,因為這樣就會失掉貿易順差的優勢,給美國的制造業和商業注入強心劑,將擠占中國企業的市場份額,那么就會造成中國勞動力大面積的失業,所以我國這樣的政策是正確,穩定高于一切。第二,我國對于外商的照顧和鼓勵外商投資,真正的目的是讓外商解決國內就業問題,同時引進國外的技術,并消化和吸收,再創新,這個政策也很正確。
至于現在我國的社會問題,只是在進行經濟結構轉型而已,想要進步就必須付出代價”。
在回答“主流經濟學家”的質疑前,我們來看一則來自他們向往之地的新聞:據《國際金融報》報道,美國“兩房”改革方案有了新的消息,其結果令中國人心痛萬分:美國準備終結“兩房”——房地美(Freddie Mac)和房利美(Fannie Mae),中國虧損將高達4500億美元。美國媒體 2月9日 援引兩位知情者的話稱,美國財政部正計劃提出一項方案,逐步削弱房利美與房地美在美國住房市場中的中心作用,并最終將這兩家抵押貸款公司關閉或徹底私有化。 2月8日 ,美國總統奧巴馬與財長蓋特納會面時已經確定了“兩房”轉型的最終方案(共有五個備選方案),即最符合美國利益同時對中國打擊最大的方案——美國政府退出房屋按揭市場。美國政府最早將于 2月11日 宣布這項事關“兩房”前途的計劃書,其中將詳細說明美國政府準備如何逐漸從房屋按揭市場淡出。
過去40年來,美國“兩房”幾乎是國家經濟的命脈。但自從2007年初中國大量買進“兩房”債券后,“兩房”迅速變臉,成為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瘟神”。2009年3月“兩房”更是因股價過低從紐約證券交易所退市,預計中國投資“兩房”債券虧損可能高達4500億美元。換言之,就是說每一個中國人要為美國“兩房”擔負2300元人民幣的虧損。
據英國《金融時報》在 2009年3月12日 所援引的熟悉外管局運作的分析師和其他人士的話稱,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下稱“外管局”)從2007年初開始大筆投資于海外股票,并堅持執行這一政策,已經產生了巨額的虧損,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巨資投資美國房貸機構房地美和房利美。上述人士表示,中國外管局已將近2萬億美元外匯儲備中的大部分資金,投入美國垃圾股票和垃圾公司債券等風險較高的資產。而就在三天后的十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舉行的記者會上,溫家寶在提到中國投在美國資產時說:“我們把巨額資金借給美國,當然關心我們資產的安全。說句老實話,我確實有些擔心。”
報道同時稱,中國的外管局從來不對外(特別是不對中國人民)披露其持有美國垃圾股票和垃圾公司債券的情況,因為那將引起中國老百姓的巨大憤怒與不滿。中國的外管局從2007年初開始大量買入美國的股票,在高位接下西方國際資本拋出的垃圾股票與垃圾債券,替美國的金融危機買單,以求博得西方社會的好感。而且,中國的外管局似乎并沒有被次貸危機所嚇倒,而是繼續大量高位購買,這令西方社會甚是高興。
根據美國財政部發表的年度調查,到2008年6月底,中國所持的美國垃圾股票、垃圾債券達到12050億美元,為中國在2007年6月持有總量的3倍還多。中國財政部也不敢公布把主人們的財產扔到哪兒去了,又是美國財政部在日前發布的國際資本流動報告(TIC)中顯示,截止到2008年12月末,中國持有美國國債總量達到6962億美元,居世界各國首位。為緩解金融危機給美國帶來的壓力,中國在2008年繼續加大了增持美國國債的力度,在2008年9月到12月期間,中國每月都要大量增持美國國債,9月增持446億、10月增持659億、11月增持290億、12月增持143億美元,中國外管局的這一舉動大大支援了美國政府,贏得了西方世界的高度贊揚。截至2008年末,我國外匯儲備余額約為1.95萬億美元,照此算來,中國外管局所持美國國債資產占外匯儲備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余的是垃圾股票與垃圾債券,而我們能夠動用的外匯儲備已經少得可憐。
中國人民辛辛苦苦積累下來的寶貴外匯儲備,在西方金融危機前夕,還被中國的高級公仆們瘋狂地拋到美國“救市”。中投公司50億美元救大摩,30億美元救黑石,54億美元被套PrimaryFund,損失慘痛。至于中國各大機構的海外投資,隨著諸如雷曼兄弟破產這樣的事件,也一個個陸續浮出水面,動輒數億美元的損失,被認為無關大局。不僅金融機構,諸如航空公司、中國遠洋這樣的企業,也在動輒扔出幾十億美元而不眨一下眼睛。
據《華夏時報》報道,中投公司的海外投虧損資遠不止上述的在黑石與大摩兩家公司身上虧損的60多億和在Primary基金上身上虧損的54億美元,它還持有超過110億美元的美國垃圾基金,還有小摩公司(摩根大通)的主要貨幣市場基金23億美元、Invesco Aim Liquid Assets Portfolio 21億美元,以及德國資產管理的DWS貨幣市場信托15億美元,等等。
“大道至簡”。中國不斷增持美國國債,將巨大的外匯資源押在美國這個精明的強盜身上,中國必將受到美國的挾持。但外管局副局長方上浦卻強調指出,中國外管局在外匯儲備經營中始終是以長期的、戰略的眼光,從安全、流動、盈利三者結合的角度,考慮國際金融市場的主要狀況、各類資產風險收益的特征等多方面因素,進行多元化的配置,其中也包括美國國債以及其他機構債等金融資產在內。他說,外管局及時調整了風險管理政策,采取審慎果斷的措施,保證了外匯資產的安全。“國家外匯儲備總資產保持總體安全,同時為應對危機準備了充足的流動性,并取得了相應的經營收益”。
這則新聞報道,很好地注解了“主流經濟學家”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以及在他們指導下的大小“精英”的賣國救美行為。面對人民群眾普遍的質疑,按照民主的正常程序,應由人大常委會的專門機構啟動對央行和外管局的問責、調查程序,然后向社會公眾及時公布調查問責結果。
他們所說的“薩米爾森”是美國的一位計量經濟學家,研究出了一套風靡世界的“GDP 指標”,并認為“GDP 這套指標的提出和核算方法的運用是二十世紀人類最偉大的制度發明”。但仍然屬于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理論范疇。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是指當代西方經濟理論中強調自由放任理論與政策的經濟學體系和流派。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它一直在西方經濟學中占據主導地位,成為全球絕大多數政黨所采取的政治和經濟趨向。無論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80年代的私有化浪潮、俄羅斯的“休克療法”,還是拉美國家進行的以“華盛頓共識”為基礎的經濟改革,都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經典之作”。
新自由主義繼承了資產階級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并走向極端。它的基本特征都可以在中國的經濟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和全球化改革中一一找到對應。一是私有化的所有制改革觀,主張應迅速把公有資產低價賣(或送)給私人,認為私有制是人們“能夠以個人的身份來決定我們要做的事情”。二是市場化多要素創造價值的分配觀,否定活勞動創造新價值和私有制具有經濟剝削性質,認為貧富兩極分化是高效率的前提和正常現象。三是自由化反對任何形式的國家干預,把國家的作用僅限于“守夜人”,反對馬克思主義和新老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政策。四是全球化主張一切產業都無須保護,應實行外向型的出口導向戰略。
經濟理論的產生和對經濟發展所發揮的指導作用,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和國情條件。一種產生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和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理論,是不能作為以社會主義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為主導國家的改革藍圖的。這在俄羅斯國家經濟轉型中已有深刻教訓,否則就會出現荒謬的經濟現象。而這種荒謬的經濟現象就來自于這種對于一個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國家來說是十分荒謬的經濟理論。
經濟學家凱恩斯曾說過,錯誤的經濟思想使人看不清自己的利益歸屬。美國前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在1913年時指出,曾有人說拉丁美洲給外國資本以特許權,但從未曾聽人說美國給外國資本以特許權,這是因為我們不給他們這種權利。因為投資于某個國家的資本會占有并且統治該國。我們可以這么理解,凱恩斯先生說的是現在中國正在發生的情景;而伍德羅·威爾遜先生說的是現在的美國正在做的事情。
從現實中國的經濟主權狀況來看,再搞所謂的“進一步擴大開放,深化引進外資”對中國經濟已經是有百害而無一利。因此,為了保護國內產業,保護民族產業發展的國內市場,為了我們的子孫后代,為了中華民族的未來,我國的引進外資政策必須進行根本性的變革。我國政府應該把那些控制了我國國內產業價值鏈的外資企業,在我國主要行業中處于骨干地位的外資企業、資源行業的外資企業以及阻礙民族企業自主創新的外資企業收歸國有。在收歸國有后,一部分保留為國企,大部分拍賣給民營企業。一些外國友人和獨立經濟學家也建議中國政府用手里多余的美元買斷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在華投資,認為“決定誰擁有和控制自己的工業、銀行信用創造特權和其他資源,理所當然地屬于任何一國的主權。國際法長期以來在貿易、投資政策和信用等政策上一貫支持東道國。我期望這是外國——歐洲、亞洲尤其是中國,在買回美國境外投資時的出發點。或許需要一個委員會來辯論這些未來買斷資產的公平價格。但這類問題的解決恐怕曠日持久”。對于中國政府沒有收購的外資企業,通過各種政策措施,促使其服務于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我國政府應該重申自主創新產品政府采購的基本條件:申報人的知識產權必須完全獨立于海外機構或個人,堅決把外資獨資企業排除在自主創新產品支持之外。同時,政府可以通過強制措施大幅度提高外資企業工人的最低工資,促使外資企業在中國使用新技術。對在華跨國公司提高各種資源的價格和征收相關稅收,以限制跨國公司把消耗資源和污染環境的產業轉移到中國。
原本認為對這種已經形成既成事實的問題,“主流經濟學家”是不會出來解釋或者辯論的。因為道理很簡單,事實勝于雄辯。但還是有例外。只不過在大量鐵的事實面前新自由主義者顯得有些欲蓋彌彰,而且在許多地方難以自圓其說。這卻在意料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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