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經歷了徹底的失敗后,拉丁美洲的新自由主義時代已走向窮途末路,拉美各國必須沿著新的發展戰略和理念繼續前進。
厄瓜多爾共和國總統、經濟學家拉斐爾·科雷亞·德爾加多的名作《厄瓜多爾:香蕉共和國的迷失》(當代世界出版社,2014年第1版),匯集了作者在1993年至2005年間的學術論文。該書關注的是厄瓜多爾,卻讓我們看到了整個拉丁美洲。它集中揭露了新自由主義的“偽客觀性”,及其使厄瓜多爾經濟社會發展遭受的重大挫折,提出了拉美國家消除貧困和實現社會公正的發展道路和重大舉措,并明確宣布:新自由主義在拉美地區已經徹底失敗,我們永遠不再回到過去!
新自由主義不可能“沒有色彩”
新自由主義者一直宣稱,經濟政策只對技術因素做出反應,因而“沒有色彩”。科雷亞指出,經濟政策從根本上來說取決于利益和價值判斷,絕不可能“沒有色彩”。否則,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實行的立足于開放主義、倡導市場機制和減少政府作用的所謂“華盛頓共識”,為什么根本沒有拉丁美洲人參與制定?
“毫無疑問,新自由主義最大的犧牲品之一是勞動階級。”科雷亞指出,實施新自由主義之后,為了謀求更高的“競爭力”和變著戲法實現“勞工靈活化”,在厄瓜多爾這樣連失業保險都沒有建立的國家里,通過廣泛推廣“勞動中介”和“鐘點工合同”,剝削和解雇工人均被合法化。顯然,新自由主義不具勞動階級“色彩”。
同樣,“妖魔化一切公共開支”也不具有勞動階級“色彩”。科雷亞指出,1992年之后,厄瓜多爾開始深化經濟開放、強化市場作用,不斷削弱公共部門的職能,“妖魔化一切公共開支”,最典型的案例是《財政透明法》。該法規定,無論經常項目還是資本項目開支,無論長期還是臨時開支,無論是用于教育的還是用于醫療衛生的開支,一切公共開支的每年實際增長不得超過3.5%。該項法律謀求一切投資均需來源于私人資本,只是一味地取悅私人資本,全然無視國家的發展需要。
與之類似的是中央銀行的“自治”和美元化政策。在科雷亞看來,拉美國家中央銀行的“自治”只是相對于它們各自人民和各自國家法律的“自治”;相對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這樣的美國財政部的延伸機構,它們卻俯首帖耳、百依百順。美元化政策這一取消本國貨幣的自殺行為,不僅徹底放棄了本國貨幣政策和匯率調控手段的經濟主權,而且由于采用了貨幣發行國的貨幣政策,自己更加依賴外國,導致拉美國家可治理性的喪失。
最后,不經深思熟慮地采取自由貿易,準確地說是白癡式的開放主義,顯然也有利于發達國家而不利于落后國家。科雷亞指出,以為“自由貿易總是有益并且惠及所有人的觀念不過是謊言或極端天真,與其說接近科學,倒不如說更接近宗教”。主權不設防的開放主義在實踐層面導致的后果是,由于欠發達經濟體只在自然資源領域具有“比較優勢”,它們只能“專業化”生產以自然資源為基礎的產品。于是這些經濟體再度初級化,重回農產品出口模式,淪為發達國家的附庸。
總之,在過去漫長的時期內,厄瓜多爾等拉美國家一直推行一種服務于國際資本、有利于發達國家的經濟政策。為了使這種政策選擇合理化,可以毫不猶豫地扭曲經濟穩定這樣的基本經濟概念,居然僅限于控制通貨膨脹;可以毫不猶豫地將經濟政策限于制定這樣的財政計劃,它的盈余只是為了最大限度地償付外債;可以毫不猶豫地改變諸如“人的勞動高于資本”這樣的倫理道德。這就是新自由主義的真正“色彩”。
令人失望的新自由主義后果
科雷亞指出,盡管厄瓜多爾從20世紀90年代起聽令“華盛頓共識”的指揮棒,進行了深刻的經濟變革,經濟領域的結果卻完全不能令人滿意。在1990年到2002年間,經濟的平均增長率僅為2.7%。在2003年和2004年,由于開通了輸送私營跨國公司生產的石油的輸油管道,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方有所好轉。即使如此,2004年人均收入也才剛剛恢復到20世紀80年代初的水平。
從社會層面來看,結果更是災難性的。跟拉丁美洲的其他國家一樣,破壞就業崗位和國內生產的“愚蠢開放主義”,導致厄瓜多爾的失業率上升,2004年達到了經濟自立人口的11%,就業不足的人口占勞動力的比重高達46%。與此同時,厄瓜多爾的不平等也更趨嚴重。2004年,最貧困的20%人口的收入占比僅為2.4%,最富有的20%人口的收入卻占了60%;而在90年代初,這個比例分別是4.4%和52%。
最后,科雷亞指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美洲開發銀行的官僚們不僅是某些國家的債權人代表和對外政策執行者的左膀右臂,也是新自由主義模式的主要鼓吹者和推動者。其政策藥方一度被拉美各國政府全盤接受并強制推行,全然不顧這些政府領導人在競選時提出的綱領和拉美各國人民在投票箱里表達的意愿。因此,“除了導致經濟社會失敗外,新自由主義也嚴重損害了民主制度的合法性”。
向著新的發展戰略和理念前進
科雷亞指出,在經歷了徹底的失敗后,拉丁美洲的新自由主義時代已走向窮途末路,拉美各國必須沿著新的發展戰略和理念繼續前進。
首先,拉美國家不應沉溺于被稱為“市場”的美好夢境,國家和集體必須重拾在發展進程中所應扮演的重要角色。自由化的市場本身并不能保證對資源進行有效配置,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在沒有明確的國家自主發展戰略的情況下實現了發展。因此,必須擺脫資本的束縛和鎖鏈,擺脫市場的主宰,必須發揮國家至關重要的作用,把社會置于市場之上,讓市場為人民服務,而不是成為我們的主人。政府應該通過提供基礎設施等公共產品,改善民族經濟發展的競爭力,同時發揮政府在支持、“發現”新的生產活動方面的重要作用,發揮政府公共投資對于私人投資的吸入效應。政府采購應優先考慮國內生產廠商,做發達國家過去處于我們現在所處發展水平時期所做的事情。總之,拉美國家尤其是厄瓜多爾絕“不要相信那些既無理論支撐也無經驗基礎的謊言,如國家的作用越小越等同于現代化和發展;而是要承認國家應該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角,而不只是被動的裁判員”。
其次,必須擺脫所謂的世界金融組織的控制,努力建立新的地區金融機構。科雷亞指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其實就是一種金融體系,是美國治理世界經濟的重要手段,是一種新殖民主義的武器。在他看來,若從根本上取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拉美國家會在擺脫了它們的控制以后,生活得更好。拉美國家構建新的地區金融機構,是優化利用地區儲蓄,并使拉丁美洲在資金利用方面更有效率的重要一步。這種新的地區金融結構的軸心是推進新的一體化進程,目標是創立一家新的地區開發銀行、一項共同儲備基金、一個支付體系和一個共同的貨幣體系。這個新的一體化進程可以從發行特別提款權和可計算貨幣開始。新的地區金融結構能夠使拉美國家推行更加自主的貨幣政策和發展政策,不再需要依賴變幻莫測的國際市場,甚至可以使拉美國家不再向跨地區貿易所用貨幣的發行國,支付不合法的報酬——鑄幣稅。
最后,必須把保護社會資本(主要包括社會信任和社會凝聚)視為發展的根本,而且把它置于暫時的、很多時候是表面的經濟成就之上,努力重建個人價值和社會信任。科雷亞指出,新自由主義在拉美的泛濫如同施了魔法一般,自私這一人類最可惡的缺點一夜之間就被吹捧成個人和社會最高尚的美德。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托賓所說,“為自私自利找借口,以此給自私自利者提供保障,視積累物質財富高于一切,用亞當·斯密的方式促進國家財富,為此而自覺得自己就是高貴的愛國人士了。”這種加深自私心理并力圖抹殺社會公德的行為,是新自由主義在拉丁美洲打下的最深刻的烙印。成功的國家都是在內生動力推動下、社會成員瞄著全社會共同目標而努力建設的社會。拉美國家的經濟政策必須明確地將其成效融入社會資本之中,把重建和保護社會資本視為發展的根本。
令人欣喜的是,在科雷亞總統的領導下,厄瓜多爾政府正在實施宏偉的2013—2017年美好生活(Sumak Kawsay)國民計劃,正在努力實現美好生活社會主義的理想。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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