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社會制度安排,總是面臨效率和公平的兩難選擇,要找準最佳平衡點非常不容易,何況這種平衡點又會隨著國內外環境變化以及人們思想和訴求的變化而變化 ]
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貧富差距不斷擴大成為一種全球性趨勢,特別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后,貧富差距擴大更加明顯,由此也引發社會治安狀況明顯下降,社會管理成本陡然上升,有的國家和地區甚至出現劇烈的社會動蕩和局部戰爭,成為世界和平穩定的嚴峻風險隱患。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全球性貧富差距越來越嚴重呢?
回顧19世紀以來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出,有一些因素是造成社會貧富差距擴大的重要推手。
利益驅動和市場
決定的發展模式
在人類社會發展歷史上,新興資產階級沖破封建貴族等級制度的束縛,主張市場競爭,充分發揮利益驅動和市場決定的資本主義制度,這確實能夠在最大程度上激發人們的生產經營和發明創造的積極性,推動生產力快速發展和社會財富的快速增加。
但是,完全的利益驅動和市場決定,必然造成越來越嚴重的貧富差距和社會地位分化,并推動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甚至為追逐更多的權和利而不惜違反社會道德與法律規范,你死我活的市場競爭和激烈的明爭暗斗,甚至進一步促成武裝斗爭乃至戰爭。資本主義發展以來,越來越嚴重的階級斗爭和社會革命,乃至兩次世界大戰與“大蕭條”的爆發,充分說明純粹的利益驅動和市場決定,在刺激物質高速發展的同時,也會破壞精神文明,甚至引發世界大戰,給人類帶來滅頂之災。
經過兩次世界大戰之后,包括歐洲和美國在內的最堅定的資本主義世界,也學習借鑒了社會主義的一些先進成果,這大大縮小了貧富差距,緩解了社會矛盾,維護了社會穩定。
與資本主義國家發展軌跡不同的是,曾經飽受強國欺凌和侵略的落后國家,如蘇聯和中國等,都是依靠高度集中全社會的資源和財富,團結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形成整個社會最強大的整體合力(戰時共產主義),經過艱苦卓絕的斗爭,終于推翻了強敵的壓迫和強國的欺凌,建立了人民當家做主的社會主義國家,創造了以弱勝強的奇跡并極大地激發了廣大人民的愛國熱情和勞動積極性,一度推動經濟社會高速發展。
但進入和平時期后,人類追逐個人利益的本性逐漸顯現,個別利益與公共利益不斷分化,高度公有、高度計劃、平均分配的社會制度越來越脫離社會一般人的思想水平,結果造成少勞動、多消耗、搶占公有資源謀取個人利益的現象越來越嚴重,并造成經濟發展快速回落、社會矛盾明顯加劇。
而此時西方資本主義陣營經濟發展、生活富裕、民主法治所出現的良好態勢更加大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壓力。
為抑制這種狀況的發展,蘇聯和中國社會主義的締造者、領導者,很難對這種取得巨大成功的社會制度與發展模式進行挑戰和修正,自然的選擇只能是反對和極力消除人們對自我利益的追求,更加倡導“大公無私”、“毫不利己、專門為人”的共產主義思想。
結果由于違反社會現實和經濟規律,造成經濟發展更加乏力、社會矛盾更加尖銳,甚至使經濟瀕臨崩潰、社會面臨破裂的嚴峻局面。
從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處于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大陣營之間的拉美、東南亞一些國家和地區,開始向西方傾斜,推動改革開放,吸引發達國家的資本和技術設備,推動經濟發展,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效。這進一步激化了社會主義國家的矛盾與思想斗爭。
在政權締造者紛紛離世之后,社會主義國家也紛紛推動改革開放,特別是中國以及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開放。進入1991年之后,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冷戰結束,世界格局發生根本性變化。
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開放,盡管路徑、方式和程度等各有不同,但根本上就是推崇利益驅動,削弱公有、增強私有,削弱計劃經濟、加強市場經濟,將集體勞動轉變為自己勞動,大大刺激了勞動者的積極性。再通過以優惠政策招商引資,引進資本、技術和設備,有力地推動了經濟發展和體制改革。但這也使得利益驅動和市場決定機制在世界范圍內的作用比二戰之后大大增強,使得社會主義國家曾經的收入分配均等化體制被徹底打破,社會財富急速分化,貧富差距快速拉大。
在社會主義國家改革開放過程中,西方發達國家大量轉移資本和普通加工業,不僅在新的市場激活了其利益驅動和市場決定機制,而且面對勞動力價格和實際稅費水平很低的發展中國家的競爭,發達國家勞動力價格的上升也被有效抑制,稅費(所得稅、遺產稅等)水平不斷降低。這使得西方國家的二次分配力度減弱,對貧富差距的抑制力減弱。
全球化與科技進步、
產業升級
隨著全球化的發展,資源配置和財富分配的半徑大大延伸,但是,真正能夠走出去并且在全球市場競爭中站穩腳跟、贏得勝利的,卻是極少數大財團、大寡頭。
必須看到,投資貿易,特別是金融交易全球化快速發展,亟須加強世界范圍內的統一治理,包括投資和貿易法規、財稅和金融制度、國際貨幣與國家貨幣體系等方面的規范和統一,但非常不幸的是,在蘇聯解體之后,美國一極獨大,世界上兩大陣營相互對峙、相互抗衡的局面發生重大逆轉,聯合國發揮作用的條件遭到削弱,特別是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后,各國自我保護意識增強,競爭進一步加劇,全球化的統一治理比冷戰結束之前兩大陣營內部的相對統一性明顯減弱了。這也使社會對大財團、大寡頭的制約或制衡不是加強了,反而是削弱了。
另外,隨著科技進步和產業升級,人類社會已經從工業化初期普通加工業占據主導地位,大量中小型企業欣欣向榮推動中產階級快速發展,逐步進入到工業化發展后期,并開始向信息化社會邁進,高科技發展和大金融服務占據主導地位。
新興的文化體育產業所培育出來的明星群體的價值快速上升,這同樣推動社會資源和財富越來越向少數大財團、大寡頭、精英群體集中,而中小型普通加工業的發展必然走向下坡路,機械化、智能化等對普通加工業工人的替代性增強,中產階級的財富和藍領工人的收入增長必然受到制約。
瞻望未來,互聯網、大數據、信息化、全球化的發展,意味著更廣泛、更深刻的資源整合,都有可能進一步擴大貧富差距。
貨幣超發、貶值
致財富隱形的再分配
當今社會是貨幣商品經濟時代,貨幣既是價值尺度、交換手段(中介),也是價值儲藏手段和財富的象征。
在貨幣脫離金銀本位制之后,貨幣本身幾乎失去使用價值和價值,成為純粹的法定貨幣或信用貨幣,成為社會貨幣性財富的象征。但單位貨幣所代表的財富的價值(即幣值)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取決于貨幣總量與財富總量的對比關系:貨幣總量的增長快于財富總量的增長,即貨幣超發,則幣值就會下降;反之,幣值就會上升。
在現實社會中,各國貨幣政策的把握,都是希望保持一定的通貨膨脹率(推動一定程度的貨幣貶值),包括對主要國家貨幣的匯率貶值。因此,在現代貨幣體系中,貶值成為貨幣命中注定之事。特別是在面對經濟下滑、金融危機乃至社會動蕩、戰爭需要時,世界各國都會大規模擴大貨幣投放,進而推動貨幣大幅度貶值。
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選擇呢?
這是因為,貨幣貶值,意味著現有貨幣性資產(現金、銀行存款、固定收益的有價證券等)所代表的財富價值就會減少(遭受損失),而貨幣性債務(標明貨幣數量的債務)和不易變質的資產就會升值(受益)。
這就有利于刺激消費和投資,減少儲蓄,推動經濟發展。這實際上是對既有財富的再分配(隱形稅收),但由于這種分配的普遍性和隱蔽性,實際上又往往不被社會所認知,比征收某種稅費更容易推行,只要這種變化能夠為社會所忍受,而不是讓很多人明顯感受到實際購買力和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就一般不會遭到社會的強烈反對。另外,擴大貨幣投放,主要是通過擴大社會負債來實現的,這也意味著通過透支未來增加當期的財富,實現當期的繁榮,也容易為當期社會所廣泛接受。
但非常不幸的是,由于貨幣貶值這種隱形再分配功能的存在,在貨幣脫離金銀實物約束、成為純粹的法定貨幣、貨幣總量完全由貨幣當局人為把控的情況下,其存在的好處很容易誘惑人們過度濫用,特別是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后,世界主要經濟體紛紛擴大貨幣投放,甚至推出非傳統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推動社會負債率快速提升,推動貨幣總量成倍增長,但世界經濟卻持續低迷,意味著貨幣必然大幅度貶值,越來越多人的實際生活水平明顯下降,甚至其生活、生存都受到威脅。
而少數人的財富卻迅速升值,特別是一些人的財富增長并非勞動收入所得,而是通過投資房地產、名貴家具、字畫、珠寶、瓷器等,主要依靠價格上漲所致(幾近不勞而獲),并由此迅速擴大了貧富差距,嚴重激化了社會矛盾。
可以說,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社會負債和貨幣總量迅猛擴張,單位貨幣明顯貶值,成為世界范圍內貧富差距快速擴大、社會矛盾明顯激化的一個突出重要的原因。
轉型期的社會腐敗等其他要素
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很多發展中國家推行改革開放,推動新一輪全球化30多年來快速發展,也推動很多國家社會制度和發展方式的深刻轉型。但國家制度破易立難,特別是一些國家數千年發展歷史和文化的深刻積淀,很難在幾十年、上百年的時間內徹底改變,在舊的制度和道德體系被打破,新的制度和道德體系尚未完善的轉型時期,社會腐敗和利益調整將非常嚴重和激烈,也很容易擴大貧富差距、激化社會矛盾。這也是很多國家在改革開放、推動經濟快速發展之后,反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難以自拔的根本原因。
同時,在資本流動自由化、全球化程度非常高的今天,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權貴大量向發達國家或地區轉移財富,也會推動資本流入國家和地區資產價格的上升,推動社會財富的兩極分化。
人類社會制度安排,總是面臨效率和公平的兩難選擇,要找準最佳平衡點非常不容易,何況這種平衡點又會隨著國內外環境變化以及人們思想和訴求的變化而變化。但作為國家治理或全球治理,又必須努力尋找和維持這種最佳平衡點,探索和走好“中庸”之路?,F在,過大的貧富差距已經成為人類社會文明與發展最嚴峻的挑戰,必須引起高度重視,并采取有效措施積極加以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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