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4日，美國《華爾街日報》報道谷歌在政治游說上投入重金，2012年在美國各企業之中其游說總金額位居第二，僅次于通用電氣公司。2013年，由于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對谷歌的調查宣告結束，谷歌的游說開支也從1822萬美元下降為1406萬，最終在美國企業中位居第五。

　　這并不令人驚訝。政治游說一直是美國各利益集團進行政治博弈的渠道。新興IT企業在發展壯大后加入到政治博弈的行列中，是預料之中的發展。

　　游說不但是相關團體表達自己政治意見的渠道，也是立法者和執法者了解社會情況的重要管道。但可以想見的是，在游說這種規則中，各個團體并不是平等的。

　　谷歌CEO拉里·佩奇

　　以游說為榮

　　美國政治游說的歷史可以一直追溯到建國初的1792年。當時，參加過獨立戰爭的弗吉尼亞老兵們為了獲得更多的補償金，雇用了威廉姆·胡爾(William Hull)對大陸議會進行游說。

　　隨著美國政府對國內經濟發展的影響力逐步擴大，各色團體也逐漸都開始重視游說。而在美國早期法制不健全的情況下，游說者直接以賄賂收買議員的情況也屢見不鮮。著名槍械制造商柯爾特公司的創始人，薩繆爾·柯爾特(Samuel Colt)就曾為了一份專利的延期而雇用游說人員。他曾通過游說人員將槍械贈予相關的議員。

　　19世紀中期，游說中的行賄受賄已經是公開的秘密。著名游說專家薩姆·瓦爾德(Sam Ward)在國會作證時承認行賄，并公開宣稱：“我并不是說我為我的職業感到自豪，但我也并不感到羞恥。”

　　美國民眾對這類游說的看法顯然和瓦爾德不同。在民意促動下，美國政府逐步訂立法律，規范游說。

　　當然，這些監管并沒有阻礙其他游說形式的發展。在今天的美國，游說已經成為一個產業。這個產業2013年的“年產值”超過32億美元，注冊從業人員為1.23萬人。也就是說，在華盛頓，平均每個議員身后有22個游說者。

　　這些游說者分為兩種，一種是從屬于特定的游說公司。這些游說公司，并不單純為某個特定利益集團或企業服務，而是有關企業在需要的時候才來雇傭他們。不同的公司，往往側重于不同的政治領域。另一種游說者則直接受雇于特定的公司或團體，只為雇主固定的利益而游說。

　　多年來，美國游說業的頂尖雇主都不是企業，而是行業協會。比如連續多年蟬聯游說投入冠軍的美國商會(US Chamber of Commerce)就是一個代表諸多企業、財團利益的強大游說組織，其2013年游說投入為7450萬美元。美國民間研究機構“響應性政治中心”(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對美國有關產業進行了長期觀察，2013年該機構披露的游說投入的前20名如下：

　　美國國會每年立法的重點往往有很大的變化，而相關企業、產業也有不同程度的興盛和衰敗，因此游說投入的排名并非一成不變。比如，2003年時，排名第二的是美國退休者協會，而排名第六的則是后來在金融危機中瀕臨破產的房地美。而近年來由于醫療改革成為政治討論的重點，醫療相關的四個游說團體連續多年都名列前茅。據CNN報道，2009年為醫療體系服務的說客有超過3300名。平均每個國會議員有6個說客照顧。而包括付給游說公司的開支在內，這些團體在2009年上半年就花掉了2.6億美元，其中制藥廠商支付了一半。

　　游說的形式

　　最基本的游說形式，是向議員提供一些文件，與議員會談，表達訴求。如果能說服立法者，自然能夠在立法過程中保護自己的利益。

　　選民團體的游說，往往還采用請愿的形式，而不是在游說上投入重金。這是因為選民握有選票，可以通過選票來“要脅”立法者。

　　但企業和財團基本無法直接控制選票。因此它們的游說方式，就各顯神通了。

　　有一種方式，一般被稱為“智識俘獲“(Intellectual Capture)，就是通過各種手段，讓立法者或監管者相信游說方的做法是正確的、有益的。

　　2012年5月，喬治·梅森大學法學院舉辦了一場有關網絡搜索競爭的研討會。大量相關的專家、監管官員、聯邦和州級檢察官、以及國會議員助理受邀參加。實際上，這次會議是喬治·梅森大學法律與經濟學中心在谷歌公司的暗中資助下舉辦的。其邀請的人員，大多是谷歌公司指定的。之所以谷歌要暗中資助這樣一個研討會，是因為谷歌公司在2012年時正在因可能的搜索引擎壟斷問題而接受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的調查。而主持調查的官員恰在受邀之列。在該次會議中，與會專家強烈反對政府對谷歌進行監管的想法。谷歌在整個18個月的調查期間還資助了喬治·梅森大學的另外兩場研討會。

　　這種手法在金融界更加常見。也就是通過資助有利于自身的研究學者，來使得有利于自己的學術聲音得以傳達、擴張，從而在智識上讓官員傾向于維護游說者的利益。他們并沒有賄賂學者，讓其發表符合自己利益的學術作品，而是在學者之中選擇符合自己利益的進行資助。這樣就使得符合自己利益的學術聲音到處都是，而不符合自己利益的則鮮為人知。這是完全合法的，也很難受到指責。

　　當然，請愿也罷、面談也罷、智識俘獲也罷，并不見得能夠成功。游說業自然有著更有力，但也見不得光的手段。

　　美國法律已經嚴格控制了行賄受賄，但這并不意味著金錢交易能夠完全避免。2009年華盛頓爆發大規模賄賂丑聞。前游說從業者杰克·阿布拉莫夫(Jack Abramoff)曾因賄賂俄亥俄州共和黨眾議員鮑勃·奈依(Bob Ney)而被判入獄。國會隨后通過“誠實領導及公開政府法案”，進一步規范、限制游說。

　　阿布拉莫夫出獄后接受采訪時說，盡管相關法律越來越嚴格，游說中的賄賂依舊泛濫。他說只有少數幾個議員會拒絕任何形式的(合法或不合法的)賄賂。最有效的賄賂形式，莫過于為議員許諾一個未來收入豐厚的職位。

　　美國政界素來有“旋轉門”的說法，就是說，美國政界、商界、智庫人士經常互相轉變角色。政界打拼幾年，積累下人脈以及人情，之后就可以退出政界而去商界或智庫收取高額回報。這種“曲線救國”的方法，可以說也是一種腐敗，但由于很難得到利益交換的證據，這種利益交換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很難定罪。

　　也有的議員專心于政治職業，并不會早早退出政界。對于這一類議員，游說者往往會許諾為其下一次競選提供捐款。從某種角度講，這是一種合法的賄賂。這一現象，在今年頗受關注的電視連續劇《紙牌屋》中有所體現。

　　這些問題在美國社會也常常引起爭議。也有人認為，賄賂是想繞過法律，而游說是想創造自己想要的法律(從而不必繞過法律)。

　　游說的效果

　　毫無疑問，游說能夠給相關的企業或民眾群體帶來不小的利益，比如回避或減少監管，減少自身需要繳納的稅額，甚至獲得政府補助。總體來說，這是美國各個利益集團、階層進行博弈的一種游戲方式。但有時，某些游說結果會讓整個社會都付出代價。

　　諾貝爾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在《不公平的代價》一書中指出，智識俘獲以及各種游說，導致了美國政府錯誤地放松了金融監管，并導致了金融危機的發生。而且，大量的游說所創造的過往法案，還產生了一些人們往往忽視的“公司福利”，比如政府對大公司購買飛機的補貼。這無疑是拿所有納稅人的錢去補貼公司高管。

　　正是由于美國金融界導致的巨大社會損失，以及近期美國政治上的僵局，金錢政治越來越受到美國民眾的反對。

　　哈佛法學院教授勞倫斯·萊西格(Lawrence Lessig)原來一直專注于優化美國的版權制度。但2007年他正式提出轉戰政治領域。他在近期的一次TED演說中提出，既然金錢政治如此泛濫，美國人民應該聯合起來，籌得一筆巨款，利用金錢政治支持合適的候選人競選上臺，然后用立法手段一勞永逸地終結金錢政治。

　　雖然美國的游說和金錢政治在短期內恐怕無法得到改觀，但從美國社會來看，推動改革的力量將會越來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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