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一：汪暉:去政治化與政黨政治的轉變
附二：汪暉:“代表性的斷裂”：政治形式與社會形式的脫節
【本文系《21世紀經濟報道》首席記者趙憶寧“美國兩黨政治精英訪談錄”的第十五篇，連載于2013.12.19、2014.1.7、2014.1.14日《21世紀經濟報道》。】
拉瑞·巴克爾（美國賓州州立大學國際事務與法學教授）訪談：
【全篇摘要】這種從“原則政治”向“現實政治”的轉變，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過去75年里，聯邦與州一級的權力逐漸從獲選官員手中，流向了行政權力機構。由于行政機構并不依賴選民，這種權力轉移從某種角度上來講，讓獲選政客們能夠在不嚴重影響實質政策與政府運行的情況下玩民粹政治。我認為這種權力轉移是一個全球范圍的現象，這種權力的轉移所帶來的問題正在困擾所有發達國家，這不僅僅是美國的問題。
美國賓州州立大學教授 Larry Catá Backer
記者與拉瑞·巴克爾(Larry Catá Backer)教授的第一次合作是在2012年。中共召開黨的十八大前夕，報社推出一組外國專家評述中國道路、中國理論與中國制度的地專題，拉瑞教授應我的請求合作完成了一篇重要的訪談，題目是《中國共產黨創造出世界上最活躍的發展體制》。在這次美國調研之前，我通過郵件約請拉瑞教授做一次訪談，這次談話的主題是美國兩黨政治，他欣然接受。
6月28日是記者此次在美國采訪的最后一天，拉瑞·巴克爾教授帶著他的助理王可任從費城開車三個多小時，到華盛頓特區五角大樓附近我的臨時住處。中午我請他們品嘗了中國粽子，談話在便餐后開始。
我對拉瑞教授說，一個月的采訪收集了各種信息，但是我仍有疑惑，希望教授能夠分析表象后面的本質。整個訪談沒有議題的預先設置，有點像大學里的答疑課堂，拉瑞憑借他的專業知識，從歷史、文化、宗教、社會等多視角對美國政黨政治給出他的理解與評述。
奧巴馬更好地代表了共和黨的原則
《21世紀》：首先請允許我問一個問題，您在上次美國總統投普選票時，是投給民主黨的奧巴馬還是共和黨的羅姆尼呢?
拉瑞：在普選中我投票給了奧巴馬。但是我一直都是共和黨人。我認為奧巴馬更好地代表了共和黨的原則，所以我就投給了他。
《21世紀》：您為什么沒有投給羅姆尼呢?
拉瑞：他本身并沒有什么問題，是個不錯的人。但作為政治家而言，是我不是很認同他的價值觀。
《21世紀》：不認同什么呢?
拉瑞：我首先對他應對危機的能力表示懷疑。在大選中，他似乎沒有自己的主見，所有事情都是為了迎合別人和為了贏得大選。這使我懷疑，在危機爆發的時候，羅姆尼可能無法及時有效地應對危機。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他沒有自己堅持的價值觀。他在預選和最后的大選中展現的價值觀是完全相反的。盡管羅姆尼本來是個比較溫和的共和黨人，但是在預選時，他刻意表現得非常“右”，以迎合共和黨內保守派而獲得黨內提名。然后在大選中，他為了迎合大眾，又更加偏向中間派。美國民眾總體上來講還是比較反感極端的政治觀點的，所以羅姆尼就選擇了中間路線。
《21世紀》：您剛才舉的例子都是關于羅姆尼的行為的，那么在共和黨的價值觀上，您和他是相同的嗎?
拉瑞：我想他至少充分代表了共和黨內部的分裂。問題是，我不知道他代表的究竟是哪一方。他在預選中的表現，似乎是傾向共和黨中“茶黨”(Tea Party)這一派的，但是他作為馬薩諸塞州州長的表現，又似乎更像是60、70年代傳統老派的共和黨人。問題并不在于他改變了主意——美國政治家經常這么做——而是在于他的改變反映了共和黨內部的緊張和對立。這導致羅姆尼在擔任州長時是個中間派，而在黨內預選時又是個極端派，充分地暴露了共和黨內部的矛盾，讓許多共和黨人感到不滿。而民主黨和新聞媒體抓著這個把柄不放，不斷宣揚這種矛盾。
他還犯了兩個大錯，當然每個人都會犯錯，但我認為這兩個問題很嚴重。第一就是婦女問題。他沒有清楚地了解到當今女性的需求，以及時代的變化，以至于提出了許多落后于時代的觀點。第二就是階級問題。這么說很有意思，因為我們一直都說美國是個資本主義市場國家。在美國，社會階級、階級平等在政治方面的作用不可小覷。人們普遍認為人人平等，不應該有階級的差異，大家都屬于“中產階級”。但是羅姆尼作為富人，沒有很好地與低收入者和窮人建立起聯系，以至于從媒體上看起來，中產階級就像是“小資產階級”一樣，與低收入者、窮人這些無產階級脫鉤。同時，出于自己的經濟地位，羅姆尼對移民問題的態度相當冷淡。他完全是從經濟角度來考慮移民問題的，使人感到他非常無情。他的所作所為暴露了美國內部一直存在的矛盾，讓選民都非常不滿。這就是他政策上的錯誤。
同時，民主黨人又做了兩件非常正確的事情，使他們能夠更好地操縱民眾的觀點：第一是他們和媒體的關系更好，使民意和公眾意見都傾向于民主黨;第二就是他們的智囊團很棒。
美國政治的左右不斷變化
《21世紀》：我在與共和黨人見面時，都提過相同的問題：共和黨已經輸掉了兩次大選，而像您這樣的黨員也看到了共和黨內部存在的分裂問題。那么共和黨內部有沒有對這些失敗與分裂做出反思?有沒有公開地或者在黨內討論這個問題，以便在下一次大選中贏得勝利?
拉瑞：這是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如果在1978年假如問我同樣的問題，就得把“共和黨人”換成“民主黨人”。當時民主黨接連失敗，所有人都認為民主黨已經到了窮途末路。在美國，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都有起起伏伏。即便是遭遇了連續多次的失敗，也并不是就要完蛋了;而且他們也未必會做出必要的反思，以便贏得下一次的勝利。反思是需要很長一段時間的。民主黨花了很長時間，才弄明白為什么在70年代，人們為什么“聞民主黨而色變”。共和黨人也需要一段時間，因為他們沒有充分意識到黨內在意識形態上分裂的嚴重性。
《21世紀》：您剛提到意識形態和價值觀，那么上世紀60年代共和黨的價值觀是什么呢?
拉瑞：我想盡可能簡練地回答這個問題。在美國，政治的左右是不斷變化的。簡要地來說，在90年代共和黨大變革之前，也就是轉向極右之前，共和黨的價值觀是老派的保守主義。也就是說，共和黨人普遍認為，政府不應該是解決政治、經濟、文化或者社會問題的主要工具。國家存在的意義，除了提供保護之外，還包括為人民創造良好的環境，使他們能夠通過奮斗實現自己的夢想。共和黨人還認為國家需要支持自由市場、寬松的經濟環境，因此反對國家對市場的過度干預——他們認為這是社會主義的做法。同時，共和黨傾向于“大個人”、“小政府”，盡可能限制政府的角色，這也反映了美國傳統的價值觀。同時要尊重每個社區和族群的傳統，在尊重傳統的前提下，鼓勵每個人奮斗。這和民主黨人的觀點是相反的。民主黨人在上世紀60、70年代的價值觀更類似于歐洲的意識形態，他們認為政府應該對經濟以及社會、文化的走向保持控制力。
在美國遭遇危機時，兩黨的意識形態就會發生改變。例如在上世紀30年代，這兩種觀點圍繞著階級問題展開了非常激烈的爭論，在60年代民權運動時期也是如此。兩黨都必須面對新的社會形勢，改進自己的意識形態，同時就會爆發激烈的爭論。
文化與政治的密切聯系
《21世紀》：是在黨內發生的爭論?還是兩黨之間的爭論?
拉瑞：兩者皆有。歷史往往將過去所發生的那些意識形態斗爭簡化，但是在那些困難時期，美國黨派內外意識形態的斗爭相當復雜。現在回頭看30年代大蕭條時期，當時的爭論不僅僅在于要不要國家福利和社會保障，還要爭論在歐洲開始傳播的極右納粹思想。討論變得非常混亂——盡管從現在看來，爭論的主題還是很明確的：10、20年代是婦女權益，30年代是階級分化，50年代是種族隔離，關鍵點在于當時大家都不知道爭論的主題是什么，其次黨內斗爭也是非常無序的。在斗爭過程中，由于國家遇到了危機，兩黨會偏離中間道路，往極左或者極右靠攏，這非常正常，但是最終兩黨都會以實用主義的態度相互妥協。
從意識形態上來看，兩黨都會逐漸放棄自己原本堅持的極端價值觀，以務實的態度解決分歧。首先是上世紀60、70年代，由于越戰，民主黨發生了改變。而在80、90年代，共和黨開始往左傾，他們當時的觀點在六七十年代簡直可以說是離經叛道。這就是為什么美國在經歷了許多次政治危機之后，兩黨的系統仍然可以如此穩定。
而美國人口本身的變動，也對兩黨的面貌產生了影響。美國作為移民國家，人口變化頻率相當大。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美國南部的民主黨——他們本來非常保守，而且在民權運動之前，種族歧視很嚴重，但是由于全國人口的變動，使那些持種族主義觀點的白人轉到了共和黨。與此同時，由于民主黨吸收了大量移民，許多原本屬于民主黨的上層階級要么轉向共和黨，要么成為獨立派。因為他們認為民主黨已經無法代表他們的利益了。因此美國內部和外部的危機，以及人口的流動的變遷，使兩黨的意識形態處在不斷變化之中。
此外，文化問題的出現，以及兩黨精英利用國家機器來決定文化主流的決心，也會影響兩黨的價值觀。在傳統上，兩黨更注重政治而非文化。政黨變得更加注重文化，大概是從20年代的女權運動開始的，并在二戰之后達到頂峰。之后，兩黨都發現文化與政治有很大的聯系，他們可以通過表達文化的態度吸引選民。但是兩黨精英都同意，文化問題必須通過國家機器來解決。更具體地來說，就是要通過法律系統來解決文化分歧。不同政黨在不同時代，采取了不同的文化態度。這也導致了兩黨意識形態的演變。從女權時代，到反法西斯、反共產主義，以及民權時代還有2013年的同性戀文化……這些傳統意義上的私人問題，在美國的政黨政治下變成了公共事務。但是這樣也避免了文化問題在私人領域引起不必要的糾紛，而是通過國家機器來達成公眾對文化問題的統一態度，來解決這些個人分歧。
美國宗教有很大影響力
《21世紀》：您剛才提到的女權問題，涉及的人群面較廣，但是現在的同性戀究竟涉及多少人呢?為什么一個涉及面非常狹小的私人的問題會演變成為公眾話題?這是一種文化上的需求，還是選戰上的策略設計呢?
拉瑞：你說的這些動機都有，而且還有其他動機。這和你的身份，以及你在政治中扮演的角色有關。盡管同性戀可能是比較小的群體，但是美國還有龐大的宗教群體。如果你是宗教信徒，無論是天主教還是摩門教，都會將同性戀視作對美國文化道德統一性的打擊，擔心政府會從基督教正統的原則，轉向新時代的非宗教原則。
其次，從傳統來講，美國宗教在私人事務中具有強大的影響力。宗教圈擔心政府通過同性戀運動，侵占宗教的權力。因為尤其在美國南部，宗教權力非常大。所以同性戀這件事情的影響，比表面看上去更為深遠。更重要的是，宗教團體擔心同性戀運動會削弱他們在國際上的話語權。美國的宗教團體是非常國際化的，他們常常去較為落后的第三世界國家，例如中東或者尼日利亞等國家吸收新的成員，而那些地區往往是非常保守的。他們擔心如果美國被印上“認可同性戀”的標簽，會影響他們的國際影響力，讓他們無法吸收到更多的成員。
《21世紀》：原來同性戀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與美國宗教團體這樣龐大的組織相關聯。
拉瑞：你說的對。同性戀群體只占美國人口的很小一部分，如果你只是看這個群體的絕對數字，就會問“為什么我們要如此關注這么細微的問題呢?畢竟他們只是很小的一個群體。”但是他們通過運動獲得的權利和保護，會有溢出效應，會影響到其他人群。在美國，如果某個州決定改變對州內某個小眾群體的政策，那么很多其他更大的群體會立刻跳進來，看看政策對他們的生活和權利會不會產生影響。所以從文化角度來講，即便是針對非常小的一個群體，在政黨內部也會有非常激烈的爭論。
美國一方面非常保守，是一種“有機的保守”文化，民眾們不愿意通過革命或其他激進的方式推翻現有的制度來進行改變。但與此同時，美國民眾們也歡迎社會穩步改進，他們也會隨著時代的變化而逐漸改變。在這個背景下，將文化問題政治化，就是通過政治來測量大眾對某個文化問題的態度。例如對同性戀婚姻問題，大眾的態度對國家有很大的影響。國家越是違背民眾的意志，就越難有效地進行治理。而民眾也希望在自己生活不受到根本影響的前提下，隨著時代而前進。國家和民眾形成了一種互動。所以政黨文化在美國政治文化中是非常重要的元素。
“原則政治”向“現實政治”的轉變
《21世紀》：您剛才提到，美國的兩黨發生變化的時候，有特定歷史背景，例如20年代的女權運動，或者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無論在一黨之內還是兩黨之間都會發生激烈的爭論，以適應時代大背景的變化。那么今天的美國發生了什么變化，或者說世界發生了什么變化，導致兩黨出現了向極左或者極右路線靠攏的現象?以前在外界條件發生巨大沖擊的情況下，兩黨有沒有出現過這樣嚴重的對立現象?昨天我們拜訪了國會，有人員告訴我，現在國會等待批準的任命有80多名，其中包括非常重要的職位，例如聯邦環保事務官員、金融消費者管理委員會委員等等，這些重要的職位已經空缺了長達6個月之久，以往出現過這樣的現象嗎?
拉瑞：的確現在這種現象非常嚴重。說來話長，這兩個問題其實是非常相關的。
一個問題有關外部的緊張態勢，即全球化，當然經濟危機也是在這個大背景之下的。全球化這種外部壓力是非常獨特的，因為你無法利用國家的力量——無論是在公共還是私人領域來處理這個問題。美國政黨過去的經驗，都是在國內政治范疇之內解決國內矛盾，但是現在兩黨并不能完全依靠過去的政治經驗去應對全球化所帶來新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原則政治”(high politics)和“現實政治”(low politics)之間的差異與矛盾。“原則政治”就是我們在書本上看到的政治——政府團結人們、共同求進、人人平等這些原則性的理想。而“現實政治”則目光短淺、自私自利，考慮的是如何通過打擊對手，來達成自己的目的。在一個城市中，“原則政治”可能就通過公共辯論，來討論城市規劃。而“現實政治”則會在競選活動中，把印有煽動性政治標語的貼紙，貼在來參加投票的人的車窗上。遺憾的是，兩黨現在都深陷于“現實政治”這種短視的黨派斗爭，使人非常擔心美國未來的發展走向。
這種從“原則政治”向“現實政治”的轉變，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過去75年里，聯邦與州一級的權力逐漸從獲選官員手中，流向了行政權力機構。由于行政機構并不依賴選民，這種權力轉移從某種角度上來講，讓獲選政客們能夠在不嚴重影響實質政策與政府運行的情況下玩民粹政治。我認為這種權力轉移是一個全球范圍的現象，這種權力的轉移所帶來的問題正在困擾所有發達國家，這不僅僅是美國的問題。權力從政治家手中，轉移到技術性、行政性機構的問題，現在還沒有國家能夠很好地解決。
民選政治家的實權向專家化官僚轉移
《21世紀》：如今美國政治中政治權力向技術、行政人員的轉移，會對政黨產生什么影響呢?
拉瑞：你必須將政治的形式與功能區分考慮。從形式上看，權力轉移并沒有影響美國憲法的構造與程序。所以如果只看表面形式的話，幾乎看不到權力的轉移。社會契約仍然是選民與政黨通過選舉選出官員來實現的，而這些政黨仍然對選民有直接的政治責任。
但是從功能上看，美國日益龐大的官僚機構，使選民依賴的政客們有相當大的自由來規避責任，因為實質上的決策功能已經轉移到官僚機構了，他們可以不負責任，因為他們的決策已經不能影響美國的運轉了。這個現象在當今的歐洲政治中更為明顯，例如意大利政府可以宣布不受選民歡迎的規定，當選民抱怨的時候，政府會說一切都是歐盟位于布魯塞爾的總部所下的指令，不是本國政府的責任。政府甚至還會向選民承諾，把意見反饋給歐盟總部，來撤銷這個規定。如此一來，議員就規避了責任，從直接對選民負責的決策者，成為了歐盟總部與本國人民之間的斡旋者，而且不會影響整個政治大局。
《21世紀》：您覺得這種權力的轉變是好事還是壞事?或者是兩者皆有?
拉瑞：現在擔心這種轉變是好是壞，為時已晚，這已經成為了歷史的大趨勢。該來總是會來的，而且這也是現實的需求。當今世界深刻的變化，已經不能僅靠民選的政治家來應對了。我們更應該關注的問題，是如何更好地管理這些掌握實權的機構，使它們保持與民眾的聯系，有更大的責任感。
值得擔心的是，目前這種形式與功能脫鉤的情況，民眾遲早會發現，政治成了極少數擁有專業知識、人脈很廣的人才能參與的事情，這會讓普通民眾感到無力與不平，因為他們喪失了傳統上與政治、決策之間的聯系。這也會成為一個威脅穩定的因素。
《21世紀》：民選政治家逐漸失去政治權力，在日本也是如此，政府運作的功能早已經歸屬技術官僚，而且正向縱深發展。美國擁有傳統的兩黨競爭的政治體系，您所說的權力轉移發展到什么水平?民眾對此有什么反應嗎?
拉瑞：我想這種權力轉移已經開始了，但還沒有完成。一部分原因可以歸結于傳統的黨派政治，比如一部分保守派，尤其是共和黨人，還對技術官僚懷有一定敵意，保守派在一定程度上延緩了權力的轉移。
此外，美國與日本的不同之處，在于美國是一個非常龐大、多元、復雜的國家。從傳統的民選政治轉換為技術性政治，需要很長一段時間，盡管在許多方面——例如金融領域——已經相當技術化了。而且在全球化趨勢下，國際機構也可以負責一部分管理。
但是，在過去100年間，美國的種種變化都顯現同一個趨勢，那就是中央政府權力不斷增強，行政機構變得越來越龐大，這是一種緩慢但是穩步發展的趨勢。在100年里緩慢地變化，就是為了防止突然出現革命，讓美國民眾能夠逐漸適應，從傳統的民選政府轉變到技術性的專家政府。而且向行政機構的轉移是否能夠成功，可能會取決于具體的行業。
另外，目前兩黨的政策開始融合。以應對經濟危機為例，奧巴馬更注重的是通過美聯儲來救市，而不是提高稅率。此外，在國防問題上，奧巴馬看起來也更像是共和黨的總統，而不是民主黨人。他主要是在社會問題上表現得非常自由派，是個地道的民主黨人。但是在財政、國防、外交方面，他都相當保守，更像是共和黨的總統。而且他比許多民主黨國會議員更為保守，這也是為什么奧巴馬總統常在國會遇到麻煩。而共和黨的麻煩，就是他們很難針對這樣一個偏保守的民主黨總統，在選舉期間發動攻勢。在克林頓總統時期也是如此。作為民主黨總統，克林頓和奧巴馬都采取了偏保守的態度，但同時又在文化問題上更為人性，這就讓共和黨很難攻擊他們。
民選政治家越來越浮躁
《21世紀》：您剛剛提到，現在的民主黨更像是沿襲了共和黨的政策，外行人聽來，似乎兩黨就不會有任何分歧了，為什么兩黨現在的分歧比以往更大了呢?
拉瑞：文化政治是一大原因，經濟原因也有作用，但是影響很有限，而且主要是在民主黨內發生了分歧。奧巴馬總統救市的手段，讓許多觀點更自由主義的民主黨人覺得難以接受。在國防、外交方面，奧巴馬基本沿襲了布什政府的做法，盡管更尊重人權，但這只是表面文章罷了，而且甚至可能更激進。布什政府的很多做法很幼稚。
所以現在兩黨的分歧主要是在文化問題，包括醫療保健、同性戀權利、墮胎等等。這些問題都讓美國人感到抓狂，尤其是當人們希望政府能夠干預這些文化問題的時候。
在比較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差異時，你會發現，從資本和勞動力方面，民主黨更傾向于由政府來制定一系列法規;而共和黨人，在法規有利于他們的時候，他們也會非常支持，但他們會對法規保持警惕。這種差異已經存在了100年，這并不是新出現的差異。
目前，兩黨內部的極端派之間的距離的確拉大了，尤其是在共和黨內，極端派正在試圖將那些激進的政治口號和主張變成黨內的主流意見，這和之前二三十年的情況完全不同。
《21世紀》：這是一次大的轉變，美國兩黨都正在適應期內。如果民選政治家決策的實權減少，那么政黨政治難免會變得更浮躁。
拉瑞：完全正確。他們的實權越小，就會變得更浮躁。這也是因為他們的責任改變了。文化問題除外。這個情況總體上是全球化的歷史趨勢和邏輯。這不僅僅只是美國國內政治情況的變化。在全球經濟體系中，包括中國在內，絕大多數依賴全球經濟、金融和貿易的國家，都會經歷這種變化。在資本、商品、業務在各國之間自由流通的同時，國家主權、國家政治、國家經濟的概念被打破了。一個國家無法完全操控國境之內的經濟活動。現在，各國的經濟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會受到國際經濟組織，如世界貿易組織(WTO)、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PP)等的影響，受到其他國家的影響，而不僅僅通過本國機構來決定了。傳統民選政治家的責任正在向專家轉移。
美國民主的基礎并非人人平等觀念
《21世紀》：現在無論是總統競選，還是州長、州參議員選舉，甚至是市長選舉，兩黨競爭越來越激烈。在資本時代，這就表現為兩黨在競選時花費的資金越來越多。我前段時間剛剛讀過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f Stiglitz)的著作，他在書中提到，美國現在已經不再是“一人一票”，而是“一美元一票”，以此來抨擊這種金錢選舉。
拉瑞：對，但這并非現在才有的情況。早在上世紀20年代，布蘭代斯大法官(Brandeis)就提醒人們，要警惕資本集中的財團極大地影響政治競選的結果，因為前者可能會從人民手中奪取權力。現在這個問題非常突出，而且可以說是美國目前無法解決的大難題之一。我認為在未來，如果美國無法解決這個政治矛盾，就會對美國帶來很大的危害。
《21世紀》：中國現在已經很少再提到“階級”這個概念了。在美國，如果絕大多數人民的民主權利一旦被資本剝奪，會發生什么情況?
拉瑞：你的問題可以拆分為兩個。第一個問題就是大財團如何影響國家的政治。當然這是個非常嚴重的情況。第二個問題則是更純粹的階級問題。如果從經濟實力來講，那些資產更多的人是不是會有更多的自由、更大的權利?窮人是不是不僅資產很少，而且連政治權利也被剝奪了?
但是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我要指出美國這個國家的民主基礎，并不是建立在人人平等這個概念上的。人人平等這個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民權運動的產物。在美國建立之時，政治權力是屬于那些有財產、受過良好教育的公民的。他們被認為是有能力領導美國，領導人民建立美好家園的人們。這種傳統思想，使我們建立了代議制，以及選舉人團等制度。這和19、20世紀發展起來的民權思想是不同的。民權思想強調的是平等，認為這是個人尊嚴的一部分。每個人，無論他的財產、階級如何，都應該享有平等的權利。所以說，美國政治的矛盾，不僅僅在于個人與大財團之間，而且在于美國民主的基石本身就是與“人人平等”的民權思想相違背的。而直到現在，我們都還沒有能夠將新老兩種政治思想有機地結合在一起。
政黨的代表性危機
《21世紀》：我這次訪問堪薩斯州。堪薩斯州的科柯工業集團(Koch Industries)非常有錢，是一家全球最大的私有公司，每年各類商業資產產生的收入高達900億美元，超過波音(Boeing)和谷歌(Google)的總和。他們現在可以無限制地向候選人提供大筆的競選資助，之所以這樣做，是由于公民聯合會案例(citizen united Case)。在明尼蘇達州訪問的時候，兩黨的州委會主席都表示對這件事情非常擔心。他們擔心，大財團的競選資金能夠支持任何一個人，而這個候選人不一定要來自共和黨或者民主黨，這就會對兩黨的競選造成很大的沖擊。所以我想知道，在大財團的資助進入之后，會對美國現有的兩黨政治造成什么樣的影響?
拉瑞：Citizen United是一個組織的名字，而這個名字被用來指代一起官司的結果。但是這個結果并不是法令，而是對憲法的一個解釋。
目前，不僅是財團會給兩黨政治帶來沖擊，技術也有這個能力。在大眾民主(mass democracy)的環境內，除非你能夠直接接觸到大眾，作為他們的代理人，理解他們的聲音和看法，否則就無法與他們建立聯系。技術不僅使財團，還使好萊塢和媒體(他們也可以算得上是財團，因為他們也有各自的利益訴求)可以繞過政黨直接通過公共信息與大眾溝通，幫助大眾理解問題，影響他們的看法。這就使得政黨作為大眾代理人的傳統功能消失了。即便這種功能不是立刻消失的，但至少政黨已經不再是唯一的大眾代理人;同時大眾也不會被政黨所管理，政黨只是聯系、管理、代理大眾的眾多社會力量之一。這就會相對消減政黨傳統的政治功能，增加其他社會力量影響大眾的能力。這是未來美國政黨會面臨的重大挑戰。
《21世紀》：您能再解釋一下他們為什么會面臨挑戰嗎?
拉瑞：我們剛才提到，在全球化背景下，經濟政策已經不再是某個國家所能夠單獨制定、掌握的了，傳統的經濟政策制定的方法已經改變了。這對過去治理國家的方法也形成了巨大的挑戰。文化政治不再是政黨和宗教精英的合作，而是取決于如何調動大眾，人人都可以影響民眾對事物的看法，擺脫傳統的政黨結構，來實行自己的文化政治。
過去通過政黨集中管理國家的模式被打破了，分化到社會的不同角落。傳統的權力關系，也就是政府與民眾之間的契約關系被破壞了。權力關系變得更為復雜和更難界定。大眾政治中，政黨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如何處理和大眾的關系。如果在全球化、技術釋放自由的過程中，大眾和國家的關系脫離了，如果他們不再依靠傳統的政黨甚至國家來實現自己的政治愿望、政治訴求，那么大眾與過去在大眾—國家之間協調的政黨之間，其關系就會變得更為復雜。那些仍然依靠過去的方法運作的政黨，就會發現自己和大眾的聯系不復存在了。
以“眾包”制衡財團
《21世紀》：這是非常重要的闡述，對中國來講也有意義。我們昨天在國會采訪時得到信息，Citizen United v.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案最終是由法官來裁決的，他的論據是要尊重美國的憲法，即人人都享有言論自由，富人也有表達意見的自由，即便他們是通過錢來表達的。您怎么看?
拉瑞：的確，我們應該保護言論自由，但問題是，保護誰的言論自由呢?是每個個人的言論嗎?的確，每個組織需要有言論自由，但是它的言論是誰發出的?如果一個組織集合了大眾的言論做出訴求的話，這與大眾有著聯系。但是如果組織的上層為自己說話，但是假裝是為整個組織說話，這就是欺詐行為。如果實體和公司都是自治集體，那么他們應該代表誰的利益呢?在資本主義框架下的公司結構，代表的只是這一部分資產和資產擁有者的利益。
我認為Citizen United是一個非常激進的案例，因為它把政治式發言——實質性的發言與行動式發言——投票、示威抗議從人的肉體分離了出來，它保護的已經不是發言的人，而是發言本身。首先那些財團代表的并非大眾。所以說保護財團的發言到底是保護誰呢?它意味著發言本身在政治體系中受到保護，無論發言是出自個人、團體甚至是資金。如果臺燈能說話，那么它的言論也要被保護起來——但是這又有什么意義呢?這讓人覺得言論本身擁有自由，即便它已經和個人脫離了。而本身有意義的其實是個人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參與。
《21世紀》：我個人的感覺是，美國當下言論自由或者是參與度是與資金的多少掛鉤的。過去科柯兄弟也有去投票、去表達自己意見的自由。但是現在，由于競選資金不設上限，這就意味著富人可以不受限制地發揮他們在金錢上的優勢，這位法官混淆了許多概念。
拉瑞：您說的很對。的確這個判決會把話語權和資金聯系起來，資金越多，話語權就越大。因為富人可以無限制地給予政治獻金。
但這也并非全是壞處，并不意味著只有大財團會受益于這個判決。當我們想到“資金聚集”這個詞的時候，通常都會聯想到大財團，但是這個概念也可以有其他的解釋。既然對捐獻的人數和金額沒有限制，那么你也可以采用“眾包”(crowd sourcing)的方法，可以通過網絡，在全美國找到200萬個支持你的觀點的人，向他們籌款。這樣一來，窮人和低收入者也可以通過將小筆資金聚集起來，達到富人的資金規模，像富人那樣對政治具有強大的影響力。而且這很有可能會削弱政黨的影響力。因為你、我、他都不再需要政黨來擴大我們的聲音了。我們可以通過互聯網進行眾包，聚集資金和能力。如果政黨對這一趨勢不加以關注的話，就會被人民所拋棄，無法像過去一樣有效地進行管理。
政治獻金問題可能引發危機
《21世紀》：在中國，Citizen United這個案例如果為人們所知，會打碎不少人對以往所謂“一人一票”美國式民主選舉的崇拜。
拉瑞：我想這會讓人們震驚的。而且美國人也未必能夠理解其中的深意。Citizen United這個案例在美國也有很大的爭議，因為許多人都認為這是對他們本身持有的民主理念的破壞。我不知道這個判決能不能一直存在下去，或許有人會重新審議這個案例。
這讓我想起了羅姆尼競選總統的時候。在愛荷華州的集會上，他說公司、財團也是個人，這引起了巨大的爭議。我想這很好地說明了美國人還沒有適應財團等同于個人這個理念，或者說他們也還沒有弄清楚這個案例所代表的意義。我想在未來5到10年里，如果我們關注這方面的走向，可能會看到美國政治的巨大變化。
《21世紀》：人們投入資金總會希望回報。堪薩斯州州長在競選中得到了科柯兄弟支持。他在當選州長之后，在堪薩斯州通過了州所得稅的減稅計劃，這一計劃同時把小企業的營業稅也減免了。當然建立小政府、減稅這些舉措首先符合他本人的價值觀。粗略計算，科柯兄弟從減稅計劃中所獲得的收益，遠遠超過了他們為現任州長所提供的競選資金，可以說投資回報率非常高。
拉瑞：如果是在堪薩斯州這樣相對面積較小、人口較少的農業州，政治獻金可能會有很大的影響力。但是如果在經濟條件比較好的州，例如加利福尼亞州或者紐約州，有各種各樣的財團通過政治獻金進行斗爭，則實際的收益可能沒有那么顯著。的確，這是美國政治現在面臨的一大問題，而且民眾沒有完全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當然，沒有意識到嚴重性不等于完全不知道這個問題。我認為在未來社會壓力驟增的時候，政治獻金問題可能會成為真正的危機，強迫整個制度做出相應的改正。其中最關鍵的是來自公眾的壓力。
舉個例子。美國的傳統就是自由市場，政府對市場盡可能減少干預。所以美國公司的總裁薪水都高得離譜，而且對他們的所作所為也沒有任何規定限制。這讓民眾感到非常憤怒。所以在2002年通過了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加強對財團資金的監管，避免高管貪污。當然，我認為遲早有一天，富人通過政治獻金、鉆法律漏洞走后門的現象會引起足夠的民憤，迫使通過新的法規解決問題。在如今的政治環境下，腐敗是一個系統性的問題。你很難區分參與和腐敗的界限。每個國家都面臨著同樣的問題，都非常難解決。
《21世紀》：Citizens United這個案例是由最高法官判決，全國都可以依照這個案例，對吧?
拉瑞：對，所以這個判決帶來了非常大的爭議。
《21世紀》：無論是聯邦一級還是州一級的法官，都是由任命產生的嗎?在Citizen United這個案件里，僅僅通過法官的判決就能推翻原來對政治獻金的限制。那么法官的權力從何而來?
拉瑞：每個州的做法都不一樣。在某些州的一些級別較低的司法系統中，法官是由選舉產生的，而且他們受本地居民提名的程序是非常不正式的。而在其他地方，法官的產生是一個極為漫長復雜的過程，可能包括地方官員和相關組織協商產生提名名單，更正式的做法是由州長或者縣長提名。州一級法院法官的提名，和聯邦法院是不同的，每個州都有自己的做法。當然，州法官的權力也比不上聯邦法官，因為后者的判決可以對整個美國產生影響。
但是在聯邦法院法官任命中，要著重考慮政治因素，當然還有法官本人的能力，以及美國律師協會的意見。這并不是說律師協會一定會反對任命的人選，只是說他們對決策有一定的影響力。
我想強調的是，聯邦法院法官的任命中，政治色彩非常濃厚。而且憲法也旨在將聯邦法院法官任命作為一件政治任務來完成，然后盡可能地符合美國的法律文化。但是，一旦選定了法官，美國將近400年的司法獨立傳統就賦予了他高度的自由。他可以改變自己的政治傾向，變得非常保守或者極端自由主義。布倫南(Brennan)法官就是個很好的例子。他在上世紀50年代當選最高法院大法官。當初選他的時候，人們認為這個選擇非常保險，因為他的政治傾向偏保守。但是事實證明，他反而成了自由主義倡導人之一。你沒法控制他們。自主權是法官合法性的來源，當然也是人們討厭他們的理由。美國法官享有的高度自主權，可以追溯到詹姆斯一世時代的英國司法系統辯論。當時，法律被視為是保護社會中個人形成集合體的慣例，即便國王也不能違反這種慣例。這是一種相當保守的法律文化。
美國會吸收中國的一些實質性經驗
《21世紀》：您做過不同國家制度的比較研究。那么您能不能比較一下中國和美國政府和政黨體系的代表性和效率呢?
拉瑞：這真是個好問題!我得先說個免責聲明：任何一個政治體系都有其歷史和文化背景，所以在比較研究中，重要的是能夠甄別、選擇有利于自己發展的經驗，而不是照搬照抄。中美兩國的政治體系——如果能夠正確應用的話——都是能夠動員民眾參與政治生活，并且有益于整個國家的穩定。
我剛才強調的前提，是兩個制度都有“潛力”使民眾參與到政治生活中來，并且保持國家的穩定。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身處某一種制度里的人們，常常會表達對變化的渴望，對其他制度有一種期望。我們就需要問：為什么他們需要變化?為什么他們想要另一種制度?有時候，這種對其他制度的渴望并不是盲目的模仿，而是對自身制度的一種建議，希望能夠通過改變一些根深蒂固的東西，來改善這個制度。
在任何一個體系中，都會出現民眾無法參與政治的情況，這會讓民眾感到憤怒，因為他們感受到了形式與現實的背離。在美國，如果人們發現自己無法參與到政治中，他們就會拋棄傳統的參政渠道，通過其他渠道來實現自己的政治訴求。因為在美國，民眾有很大的私人空間，可以選擇不與政府、政治接觸。而中國的政治體系缺乏傳統渠道之外的訴求渠道。但是在鄧小平時期，中國實現了政黨和行政的分離。
在美國，政黨向選民負責。我們已經建立起了至少是形式上的民主——選舉、大會等等活動都是這方面的體現——這是最大的優點。而我們最大的問題，就是吸引選民來參與這種形式上的民主，來完成他們的責任。但是中國情況相反。民眾的不滿往往是針對某項實質性的問題或者政策。例如他們會對環境污染不滿，對建造某個工廠感到不滿，而不是需要形式上的民主。所以在中國，黨和政府最大的困難是滿足民眾對實質性的行政問題的訴求。
兩種政治體系都面臨來自民眾的壓力，盡管具體的壓力不同，而且兩國應對的方式也不同。在兩種體系內，都有同樣需要克服的困難，一個是透明度的問題，兩國民眾都感到政治生活正在變得越來越神秘;另一個是兩國精英階層已經不再相信當初建國時的基本原則。如果領導人都不熱情地擁護這些基本的價值觀，那么大眾也很難去追隨這些價值觀。
《21世紀》：您對“形式”與“現實”的區分很有意思。那么您更傾向于哪一個呢?
拉瑞：形式是為了給民眾一個依靠，而現實是滿足他們在物質上的需求，解決實質性的問題。中國的鄧小平很好地理解了兩者的區別，所以從模仿前蘇聯的以形式民主為主，轉變到以實質為主。他的主張可以說是功能性的，注重務實，解決民眾日常生活的問題。在一個穩定的體系下，讓人民能夠享受物質上的福利。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這種方法是非常必要的。但與此同時，治理中的“形式”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被犧牲了。因此在民眾的物質生活相對滿足之后，他們就會更多地需要形式上的依靠——這個國家的理念、原則，建國之初所持有的價值觀。
所以我想，或許中國已經來到了發展的節點上，也就是在滿足了民眾的實質性需求之后，需要提供更多形式上的滿足感。但是如果只有形式，沒有實質的話，只能讓人想起鄧小平執政之前，中國相當混亂的局勢。但是形式與實質不是完全分開的。對于形式來說，重要的是社會認同感，也就是人們真正相信這種形式。首先，形式需要有各種儀式，例如選舉等等“表演”——就像政權交接儀式一樣，本身對政治并不會產生什么影響，只是走個過場罷了。但是如果形式和民眾的實質性需求完全脫鉤的話，民眾遲早會發現形式并不能真正滿足他們。所以形式和實質是連在一起的。而政治認同感可以通過政黨活動得到深化，通過黨內民主實踐，或者兩黨交替執政的形式來深化。但是實質性的認同感，則需要通過關注非政治，即行政、社會的行為來加以深化，使人們確信行政人員會恪盡職守。
您剛才提的問題很難回答，但是非常有趣。盡管呈現的形式不同，但是兩國面臨的問題驚人地相似，而且都在張望對方的花園，希望看看對方是怎么做的。而困難就在于怎樣把對方的經驗加以吸收，根據國情，更好地用于自身的制度上，而不是照搬照抄。目前中美兩國需要的是變革和穩定，二者缺一不可。
《21世紀》：您確定美國也希望借鑒中國的體制嗎?
拉瑞：在上世紀80年代，人們都認為日本要成為全球霸主了。當時大家想的是把日本給美國化。但是10年之后，在業務和生產方面，美國企業從日本企業那里學習借鑒了大量的經驗。但是他們不是照搬，而是充分了解對方的做法之后，再根據自身的情況加以改造和應用。美國人總是能夠從各個地方借鑒有益的經驗，有機地吸收。現在，中國不僅能夠保持高速經濟增長，同時還能維持社會穩定。這無疑使美國非常好奇。我們不知道怎樣才能把中國的經驗應用在美國，但是我們一定會去看看中國是怎么做的，為什么這么做，以及美國可以如何利用中國的經驗。
《21世紀》：中國和日本還是有所不同的。日本是一個在二戰后受到美國庇護的國家，從明治維新開始日本吸收更多的民主自由意識形態。而中國的意識形態則是和美國完全不同的，所以談到“借鑒”首先會有意識形態的沖突。
拉瑞：這還是回歸到我剛才所說的“形式”和“實質”問題上了。美國不太可能借鑒中國的意識形態，也就是“形式”。但是如果中國有一些實質性的做法可以為美國所用的話，美國人一定會吸收這方面的經驗——這也是我們一直在做的事情。
(此次采訪于2013年6月28日完成，得到了美國綠點戰略咨詢公司的大力協助。該公司致力于搭建中美兩國政治、經濟交流的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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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政治化與政黨政治的轉變
汪暉（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統治權從傳統的君主轉化為現代的政黨是政治現代性的根本特征。一黨專政與多黨政治均以現代黨—國體制為基本框架，在這個意義上，上述兩種國家模式均可稱之為黨-國，概莫能外。二十世紀中國政治與政黨政治有著密切的關系。在漫長的歷史時期里，政黨政治并未全盤被納入國家政治的軌道，但建立不同類型的黨—國體制始終是這一時代政治發展的基本問題。隨著政黨在執政過程中逐漸地變成了國家體制的主體，政黨與它們各自的社會基礎的關系不再是清晰透明的，政黨的政治理念與其政治實踐的關系也日益缺乏內在連貫性。簡言之，政黨體制包含了雙重轉化，即，一、政黨自身處于一個“去價值化”的過程之中，政黨組織的膨脹和政黨成員在人口中所占比例的擴大并不能代表政黨的政治價值的普遍化;二、政黨日益向常規性的國家權力滲透和轉化，進而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去政治化的”和功能化的國家權力機器。我將這一雙重演變概括為從“黨—國體制”向“國—黨體制”的轉化：前者包含著一種政治性的態勢，而后者則專注于權力的鞏固。這一“政黨的國家化過程”將二十世紀產生的“黨治”體制轉化為一種以國家為中心的統治體制—盡管它不可避免地也是國家的政黨化過程，但這一“政黨化”過程與早期的政黨擴張具有完全不同的含義。
六十年代的終結意味著經受了巨大危機的兩種社會體制的重新鞏固，但這一鞏固過程是通過“去政治化”的方式進行的，從而勢必動搖兩種社會體制的政治基礎：在政黨政治衰敗或轉化的語境中，國家成為“沒有政治的國家”或者“去政治化的國家”。
無論就政黨代表性的模糊化而言，還是就國家公共決策受資本利益驅動而言，當代世界的兩種代表性的政治體制之間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相似性和一致性。從這個角度，我們可以將中國的政治狀況與西方的民主危機放置于一個相互關聯的過程內部進行觀察：在過去三十年的時期內，兩者均處于一個“去政治化”的潮流之中。這并不是說以議會民主為制度框架的多黨制與一黨執政條件下的政治架構沒有重要差異，而是說在“去政治化”的潮流之中，議會民主的多黨制正在出現“政治趨同”現象，而一黨制下兩條或多條路線并存的構造也正在消失，二者共同構成了以政黨政治為中心的二十世紀政治模式的危機。我們可以據此總結出下述兩個結論：第一，當代政治危機的核心是政黨政治的危機，而政黨政治的危機則是六十年代末期以降逐漸強化的“去政治化”過程的結果;第二，當代政治危機不僅是中國和前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體制危機，而且也是歐洲多黨議會民主和英美兩黨議會民主的危機，即一種普遍的危機。
如今，我們面對的是一種新型的“去政治化的政治”。在當代條件下，任何忽略、掩飾普遍的民主危機(其核心是政黨政治的危機)及其社會條件而展開的一廂情愿的政治變革方案，都不過是“去政治化的政治”的延伸而已。
（原編者注：摘自汪暉《去政治化的政治》，三聯書店，2008年，第6-16頁。汪暉教授刊發于本報2011年1月1日的文章《代表性的斷裂》，亦可作為理解拉瑞教授關于代表性的討論的參考，此文后來擴展為《再問“什么的平等”？》。）
“代表性的斷裂”：政治形式與社會形式的脫節
汪暉（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過去30年，圍繞民主問題的辯論和分歧從未停止。1989年前后出現的“歷史終結論”將民主作為最后一種政治形式，作為普遍歷史到來的標志。這一民主話語以大眾民主與社會主義運動的失敗為前提，它是通過將“人民民主”置于“政治專制”范疇才得以完成的。由于十月革命的沖擊，資本主義世界產生了它的對立面，在冷戰條件下，“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對立也產生了一種思想上的二分法，其結果是利用冷戰的結局壟斷對民主的解釋，將不同的民主觀置于敵對范疇。但如同霍布斯邦所說，這種二分法是一種武斷的思考構造，只能置于某種特定的歷史時空之下才能被理解。[1]這個二分法無法把握中國與前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體制差異，也難以解釋美國、日本、英國、西德、巴西、北歐、韓國或印度之間的不同模式和道路，當然更不能解釋對立的社會體制在競爭中通過對對手的觀察、模仿和汲取而形成的制度安排。然而，在冷戰和后冷戰的意識形態框架中，對于民主(以及人權)的規范性解釋并不包含社會內容，以致民主與人權只是作為“專制政體”的對立面，而不再是“民主社會”的變革目標。實際上，那些按照冷戰的敵對構造將對手歸入“專制”范疇的做法，除了在大眾傳媒中獲得自我合法化的效果之外，對于探討民主危機毫無益處。
緊接著社會主義體系瓦解而來的，是反恐戰爭、宗教沖突、生態破壞、高風險社會和在這次金融危機中暴露出的全球資本主義體制的深刻矛盾。西方民主的空洞化、新興民主的內在矛盾，以及第三世界國家的民主困境，與上述危機密切相關，成為討論當代民主問題不能忽略的課題。與其說民主的危機發生在社會主義解體之后，毋寧說社會主義危機掩蓋了民主的危機。為什么20世紀形成的兩種社會體制先后陷入了危機?究竟是哪些力量導致了民主的社會條件發生了變異?綜合有關民主危機的各種討論，我大致歸納出如下幾點：
第一，冷戰結束之后，大規模戰爭和階級革命的威脅消除了;由于冷戰是伴隨一種社會體制的勝利而結束的，兩種社會體制之間的競爭不復存在;社會主義遺產已經在民主—專制的二元區分中徹底喪失合法性和合理性，以致我們很難看到在選票政治之外尋找解決方法的可能性。這一宏觀條件的變化導致西方民主自我更新的外部動力減弱了。[2]
第二，伴隨著全球化和全球產業轉移，英美等工業強國經歷了去工業化過程，結果是工人階級的力量受到極大削弱。工人階級是追求社會平等的重要力量，它的變化也意味著從內部促使國家采用妥協和調和形式的治理策略的動因衰落了。(如果比較德國與美國，追問為什么德國的社會民主要比美國的情況略好一些，一個可能的答案是：德國在發展金融資本主義的同時保留了較大規模的工業體系。)事實上，冷戰結束后，階級斗爭的形式已經基本上被替換為社會運動的模式，從而形成了傳統社會運動與新社會運動之間的差異。新社會運動的崛起部分代表著階級政治——當然不是階級本身——的衰落。
與此形成對比，西方社會的產業轉移帶動了包括中國在內的國家的大規模工業化，工人階級的數量快速增長——中國在20世紀末期迎來了大規模的“工人階級再形成”的時代。產業轉移也意味著階級關系和階級矛盾的轉移，但這一轉移是在社會主義體制的衰落和轉型過程中發生的，也是在19-20世紀的階級政治的衰落和轉型中發生的;無產階級政黨快速地“中性化”正是這一轉型的政治特征，其結果是新的工人階級在政治領域沒有自己的代理人，公共政策不可避免地朝向資本集中的方向傾斜。在這一條件下，社會主義體制也像社會民主政體一樣，產生了政治形式與社會形式的脫節。
第三，伴隨著金融資本主義的高速發展，金融資本脫離了工業體系的約束，它拒絕對任一社會承擔責任;金融資本主義在世界范圍內隨波逐流，興風作浪。政治民主，作為一種建立在以民族國家為框架的公民權基礎上的政治體系，很難對這一全球化的新局面做出全面的回應。這意味著全球化與建立在民族—國家政治前提下的政治民主之間存在著矛盾關系。這種矛盾集中地體現在兩個方面，即：一、如果不能提出或擴展公民權的新概念，就無法在這一概念的基礎上產生新的平等政治;二、因應全球化的新格局而產生的各種跨國組織和區域體系并未形成一種真正民主的機制。在國際政治領域，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的理論家對于全球正義的討論尚未產生出有效的政治實踐，而在左翼方面，伴隨著依附理論落潮，也未能產生出更具說服力的、更加整合性的有關全球公平和正義的政治綱領。
第四，與金融資本介入各個領域相伴隨的，是高新技術產業與傳統產業及其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和斷裂;工業化條件下形成的社會妥協和調和不能覆蓋這種新的利益關系，社會民主也面臨著政治重組。政治重組既涉及由于經濟關系變遷而產生的一定的社會結構，也涉及由于城市化、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新規模所導致的社會動員模式，兩者之間有聯系卻不能等同。以房寧等人的“東亞政治發展研究”課題組的報告為例，在泰國，他信所代表的是高新產業，這個利益集團跟舊有的工業壟斷集團之間有沖突，他轉而訴諸鄉村農民，泰國過去幾年的政治動蕩與城鄉之間的對立，以及以此為基礎的持續的社會沖突，與此有著密切的關系。但在其他一些案例(如最近在阿拉伯、英國等地發生的反抗運動)中，社會動員和訴求的階級性質并不清晰，社會運動帶有更多的混雜性。我們可以將這些訴求暫時地歸納為一種復合型的平等政治。因此，盡管我們處于階級關系重組的時刻，但由于電子通信技術的革命，社會動員的形態卻難以單純地從階級政治的角度加以把握。
第五，民主政體與社會形式的分離也是許多轉型國家的特征。在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下，社會主義公有制及其福利體制的衰落與私有化、市場化和全球化相伴而行，這一雙重過程導致政治民主化與民主的社會形式之間的脫節。在國有資產私有化的過程中，權力與資本的結合是后社會主義時期的普遍現象。這就使得社會形式上的寡頭化與民主政體(或非民主政體)結盟，造成了極大的平等災難和社會分化。如果民主化變成對原有的社會主義的分配制度和平等遺產的徹底否定，議會多黨制和兩黨制也就隨之變成了新的寡頭關系的政治框架，所以多黨民主會與寡頭性的財產分配制度相互連接。在這類民主轉型過程中出現了無數的政黨，其中能夠在議會政治中占據席位的多半是在財富再分配中獲得壟斷利益的政黨。這些國家由此從一黨制變成了多黨議會制，媒體的自由程度大幅度提高了(但媒體擴張并不能等同于公民言論自由的提高，在當代條件下，兩者甚至經常處于對立的關系，這一點需要另文論述)，但由于政治民主化與對社會主義歷史的全面否定糾纏在一起，結果是將包括社會主義時期形成的平等的社會形式，尤其是推動這一平等實踐的基本價值也一并否定了。在這一條件下，政治民主化成為不平等分配和新的壟斷形式合法化的過程。由于民主政體，尤其是政黨政治，高度依賴資本和媒體，壟斷集團——無論其占有形式是國家的還是私人的——往往能夠順利地將經濟力量轉化為政治的和媒體的勢力。[3]結果很清楚：普通大眾不但被排除在政治民主化進程之外，而且也被剝奪了通過社會主義的平等價值對這一壟斷結構進行抵抗的權利。貧富分化、寡頭化與政治民主化結伴而行，政治民主化從一個社會解放的過程蛻變為一個排斥性的和寡頭化的過程。這是“顏色革命”迅速變色的主要原因。
貧富差別、城鄉對立、區域分化和生態危機是以當代生產條件下的勞資關系為中軸的，但導致這些分化和危機的動因卻更為復雜。因此，無論是民生問題，還是民主問題，都不僅牽涉政治體制，而且也涉及社會形式。在政治形式與社會形式發生斷裂或脫節方面，社會主義體制、社會民主體制或自由民主體制面臨的挑戰是十分相似的。正是從這一斷裂和脫節的條件出發，我認為中國在探索政治形式的變革的同時，必須在新的條件下重構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歷史中形成的平等遺產，以解決政治形式與社會形式的脫節所造成的合法性危機。如果否定了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遺產，那就會使不平等分配持續化;但如果不能將這一平等的遺產置于一種政治重組的綜合過程之中，簡單地重申這一遺產也無助于克服當前的危機。市場社會不會自發地導致均衡，恰恰相反，如果沒有合理的調節、制度保障和為爭取平等和正義的社會斗爭，民主的政治形式與社會形式之間的分離和斷裂將是常態。這不是什么左派的理論，而是資本主義歷史的事實。很多第三世界國家缺少平等的社會遺產，如南亞和拉丁美洲就從未完成過土地改革，而沒有這個平等的社會遺產，就難以產生民主的兩個方面的協調發展，就會形成新的社會沖突。正由于此，與許多中國知識分子對現代中國的遺產棄之如敝屣完全不同，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知識分子和社會運動高度重視中國的這一歷史遺產。這也說明在當代中國圍繞土地制度和公共財產的爭論為什么如此重要：當代中國的不平等主要產生于公共利益無法有效界定，而工人、農民和許多城市平民的利益受損恰好是與公共產權遭受破壞相一致的。如果作為公民的大眾被排除在民主化進程之外，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沒有實質上的公平，沒有公民之間的相互平等關系，政治民主的公民權就變成了空洞的形式主義觀念。
上述這些要素是當代民主危機的外部動因。就民主實踐本身的危機而言，在現階段，我認為“代表性的斷裂”可能是最合適的概括，即在上述廣闊的社會—經濟變遷中，以代表性政治為中心的兩種政治體制同時面臨空前的危機。政治精英、經濟精英、文化精英及其利益與社會大眾之間的斷裂是這一代表性斷裂的社會基礎，而政黨、媒體和法律體系(無論其使用多么普遍的宣稱)無法代表相應的社會利益和公共意見則是這一代表性斷裂的直接表現。代表性斷裂直接體現為民主政治的三重危機，即政黨政治的危機(其集中的表現是政黨國家化)，公共領域(媒體)的危機(其集中的表現是媒體擴張與公共空間的脫節)，以及法律體制的危機(其集中的表現是程序主義為利益關系操控)。這是一個多重危機。用通俗的語言說，我們經歷著在規模上達到了新的頂點的政黨國家化、國家公司化、媒體政黨化、政客媒體化和法制空洞化的進程。因此，在討論代表性斷裂的同時，不可避免地需要追問如下問題：第一，伴隨著政黨政治蛻變為國黨政治，有可能出現“后政黨政治的民主”嗎?這里所謂的“后政黨政治”是以19-20世紀奠定的政治模式為前提的，在當代條件下，即便實際存在的相應政治組織仍然被稱為“政黨”，也必定具有不同于19-20世紀政黨的特征。第二，如何重構“公共領域”和如何在汲取法治精髓的基礎上創造新的“政法體系”?重構“公共領域”面對的問題是媒體權力與政治權力的相互滲透，媒體通過操弄“公共意見”而對政治公共領域形成支配性的影響;重提“政法體系”的概念不是否認形式和程序的重要性，而是探求這種形式和程序得以運行的政治文化條件。第三，究竟什么力量才能推動形成一種能夠為新的平等政治提供思想基礎和道德規范的文化?如果民主危機可以被解讀為“代表性斷裂”，而國家在漫長的時期里仍然主導著政治領域，那么，一種“民主的和后民主的政治”是否及如何可能?
讓我對上述討論做一個簡略的歸納。冷戰結束以后，民主的政治體制并沒有發生形式上的重要變化，但社會民主卻出現了普遍危機;在仍然保持著社會主義體制的中國，國家政體及其形式也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但其社會內涵卻發生了深刻的變異，以致有關中國到底是怎樣一個社會的討論不絕于耳。因此，與大多數論者(他們之間常常尖銳對立)將兩種政治體制的差異設定為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同，我認為當代政治危機的核心是與政治體制相應的社會形式發生了解體。政治合法性的危機主要來源于政治體制的代表性斷裂，即政治形式與社會形式的脫節。
(本文為《再問“什么的平等”？》的“引言：政治民主與民主的社會形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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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聯合會訴聯邦選舉委員會案
(Citizen United v.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公民聯合會訴聯邦選舉委員會案[Citizens United v.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558 U.S. 08-205 (2010)]是由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判決的一場具有重要意義的訴訟案。美國最高法院于2010年1月21日做出判決，認定限制商業機構資助聯邦選舉候選人的兩黨選舉改革法案(又稱麥凱恩-法因戈爾德法案，由共和黨議員約翰·麥凱恩與民主黨議員拉斯·法因戈爾德于2002年提出)的條款違反憲法中的言論自由原則。著名法學家埃爾溫·喬姆倫斯基將其稱為“近年來關于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最為重要的案件”。
這一案件自哥倫比亞區地區法院上訴而來。在2008年的判決中，當時地區法院站在了聯邦選舉委員會(FEC)一邊，認定原本計劃在2008年美國總統選舉前夕播放的批評總統候選人的電影《希拉里：一部電影》(Hillary: The Movie)違反了兩黨選舉改革法案的相關規定。
最高法院的判決則認為，兩黨選舉改革法案中關于競選最后階段限制各種企業或組織以贏利或非贏利的目的資助候選人的相關條款違憲。判決認定通過資助來播放批評其他候選人的競選廣告是合法的，但仍舊限制企業或組織對于候選人的直接金錢資助。
同時推翻了之前最高法院倫奎斯特法庭的兩個判例，即1990年的奧斯丁訴密歇根商會案以及2002年的麥康奈爾訴聯邦選舉委員會案。
九位最高法院大法官最后的判決結果為5:4。其中法庭的多數意見由大法官肯尼迪提交，認為兩黨選舉改革法案441b條款對于資助的限制是不合法的，也不適用于該案中的競選電影。法庭由此推翻了1990年奧斯丁訴密歇根商會案(Austin v. Michigan Chamber of Commerce)的判例。當時的案件中，密歇根州制定了法律限制企業或組織通過資助來支持或反對競選候選人，最后最高法院的判決支持了密歇根州的做法，認為該法律不違反憲法第一修正案和第四修正案的原則，還認為資金的介入會對選舉帶來不公平的影響。判決同時推翻了2002年麥康奈爾訴聯邦選舉委員會案的判例(McConnell v. FEC)，當時最高法院支持了兩黨選舉改革法案203條款和441b條款對于企業資助的限制。
而持不同意見的自由派大法官約翰·保羅·斯蒂文斯則認為，這一判決不僅會威脅到民主，還會對構成對最高法院本身的傷害。
勝訴的公民聯合會在判決后說到，“今天美國最高法院的判決允許公民聯合會播放有關競選的紀錄片與廣告，無論是對公民聯合會，還是對每一個想要參與政治的美國人來說，都是一場巨大的勝利。”著名專欄作家、保守派時事評論員米歇爾·馬爾金評論到“沒錯，各大企業是會從判決中得利從而花費更多金錢投入競選活動。但是陽光是最好的殺菌劑，對于競選候選人完全的、透明的揭露將會帶來選舉的革命。”
財政律師克勒塔·米契爾在《華盛頓郵報》寫到，“最高法院正確地消滅了這樣一個與憲法相悖的制度，只允許媒體(如華盛頓郵報)通過企業資金自由地傳皤它們對于候選人的評論，卻不允許其他企業這么做……限制企業資助的真正受害者是各種非贏利的支持組織。”
而反對者則包括總統巴拉克·奧巴馬，他這樣評論最高法院的這一判決：“這會給特殊利益集團更多的權力，還會掩蓋普通美國人的聲音”，“判決打擊了我們的民主政治”，并說這是大石油公司、華爾街銀行和其他強大利益集團的一大勝利，“我無法想像對公眾利益的影響有比這更大的了”。判決在國會也引起反彈，國會民主黨領袖呼吁采取立法行動以削弱這一判決的影響。《紐約時報》的社論則說，“眼下，商業公司可以隨心所欲地用現金支持或擊敗候選人。如果一位國會議員站到一個特種利益集團的對立面，后者的游說人現在可以威脅說：我們會調用一切資源將你拉下馬。”社論還認為，這一判決“否決了業已建立的法律體系，侵蝕了矗立了整整一個世紀的商業公司與選舉政治之間的大墻。” 而MSNBC的主播基思·奧爾伯曼甚至預言“未來十年內所有的政治家都將出賣自己的貞節”，還將該判決與曾引發美國內戰的1857年斯科特訴桑弗特案相提并論。(王俊據維基百科改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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