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東北亞是當今世界冷戰殘留最嚴重的地區，歷史恩怨與現實利益相互交織，傳統安全與地緣戰略共同作用。美國是對東北亞和平、安全與穩定最具影響力的域外大國，從歷史和現實的角度，分析戰爭對美國發展的影響，對我們認識美國的全球特別是亞太地區政治、經濟及軍事政策，具有重要意義。美國在戰爭中成長和強大，通過戰爭維護和鞏固世界霸權。美國頻繁發動戰爭的原因包括：沒有真正能與之匹敵的對手，選舉政治迫使政治人物“討好選民”與“做點什么”，議會對總統進行戰爭缺乏有效的制度制約，右翼保守勢力對戰爭議題的操弄，在全球進行能源及資源利益爭奪。美國雖然不時對戰爭進行反思，但綜觀歷史，人們對美國領導人能否抵擋住因發動戰爭所帶來的種種利益的誘惑，不能不保持懷疑。

　　【關 鍵 詞】戰爭/美國/霸權/新保守主義/制約制度/利益

　　東北亞是當今世界冷戰殘留最嚴重的地區，歷史恩怨與現實利益相互交織，傳統安全與地緣戰略共同作用。美國是對東北亞和平、安全與穩定最具影響力的域外大國，從歷史和現實的角度，分析戰爭對美國發展的影響，對我們認識美國的全球特別是亞太地區政治、經濟及軍事政策，具有重要意義。雖然美國是一個年輕的國家，只有兩百多年的歷史。但是，在國際舞臺上每一次重要亮相，每一次影響提升，都與大的戰爭有密切關系。曾4次擔任英國首相的格萊斯頓說，面對戰爭，“一個政治家必須是一個優秀的屠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同美國人并肩作戰的一位英國軍官寫道，“美國人就是解析家，他們對待戰爭如同對待任何其他大買賣，將它分解至種種基本成分，撇去表面的東西，界定各類任務和職能，將每個人當做要在某種復雜的工業流程中起一份特定作用的人那般予以訓練。美國的基本訓練體制有如一條傳送帶，不過終端輸出的是士兵，而不是汽車”[1]。

　　一、戰爭是美國成長、強大及稱霸的推手

　　1776年7月4日美國獨立時總面積只有132萬平方公里。此后到1899年美西戰爭結束的123年中，美通過購買、戰爭及談判等手段，將領土擴大到今天的937.26萬平方公里，其中通過戰爭擴張領土約300萬平方公里。美國經歷的大的戰爭都對其國力發展產生了直接的重要影響。其中，通過參加二戰，美國確立全球超級大國地位，取得了在國際事務中的霸主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美國開始了控制世界、謀求霸權的征程，把對外行動納入反共、反蘇、稱霸的大戰略中。在美國針對蘇聯的長達四十多年的冷戰中，雙方軍事上嚴重對峙，世界被全面大戰和核戰爭的恐怖籠罩。美國多次卷入地區局部戰爭，或通過代理人進行熱戰，爭奪霸權。對美軍而言，“冷戰”也是一種戰爭形態，冷戰和有限戰爭之間的界限并不明確。1962年版美軍《作戰綱要》，把戰爭分為三種類型，即“冷戰”、“有限戰爭”、“全面戰爭”。根據有關綱要的闡述，使用軍事力量也是冷戰的手段之一，軍隊可以直接或間接地參與行動，以遏制他國控制對美有重要利益關切的國家，或對美直接使用武力。據有關統計，從1945年到1991年冷戰結束，美國對外較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大約有125次，平均每年2.8次。朝鮮戰爭(1950至1953年)和越南(1961至1975年)戰爭這兩場發生在東亞的戰爭，是二戰后到冷戰結束前這段時間內，美國直接投入最大、同時也是對美國影響最深的兩場局部戰爭。朝鮮與越南戰爭不同程度地促進了美國經濟發展，推動了美國經濟總量的持續增長。自90年代初以來，美國已先后進行了四十多次海外軍事干預行動，平均每年4次左右，比冷戰時期的對外動武頻率高出很多。從冷戰結束至今，美國參與或發動了多次大規模的局部戰爭。主要有：海灣“沙漠盾牌”戰爭、波黑戰爭、“9·11”事件之前的反恐行動、對伊拉克的“沙漠之狐”戰爭、科索沃戰爭、“9·11”事件引發反恐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利比亞戰爭，這些戰爭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美國新一輪新技術革命，美國步入信息和新經濟時代。

　　二、戰爭與美國經濟發展的關系十分密切

　　在美國發展壯大的進程中，戰爭的推動作用是巨大的。而每次戰爭對美國經濟產生的特定影響，取決于不同時期的很多變量。總體來說，戰爭對經濟的影響涉及戰爭的規模、時機、科技和經濟增長周期等諸多因素。

　　在美國工業化開始的階段，勞動力因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高達約50%，南北戰爭使一大批奴隸進入勞動力市場，對美國經濟產生了特別大的推動作用，“解放了國家的潛在力量”。[2](211)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在戰爭開始后相當長時間內與交戰雙方做生意，貿易迅速發展。從1914年6月到1917年6月，美國外貿順差從4.3億美元增加到35.6億美元。美國正式參戰之后，戰爭消耗了大量的物資，強力拉動GDP的增長。1937年，美國工業產值占資本主義國家工業產值的比重為42%，1945年上升到60%。同時，由于戰爭對科技創新的極大需求，一批批軍事科技新產品誕生。它們在戰后向民用方向轉化，其中包括噴氣飛機、核能源、計算機、雷達、GPS等。這些項目推生出新的行業，使美國經濟的發展得以保持長期的動力。

　　戰爭對經濟的影響有短期影響與長期影響兩類。有時候短期影響是正面的，如刺激內需、增加就業、拉動GDP增長等。但有時候短期影響也可能是負面的，如導致赤字增加、消費者和投資者信心下降、股市下跌、匯市下跌、石油價格上漲等。戰爭影響經濟增長的短期走勢，但不能從根本上改變經濟周期的中長期走勢。隨著美國資本主義經濟越來越發達，以及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越來越成熟，經濟發展規律本身的影響變得很突出。經濟增長有自身的周期，戰爭只能提前或延緩經濟周期高潮或衰退的到來。研究表明，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對美國經濟的持續增長、擴張期的延長起到了相當大的刺激作用。朝戰終結雖把美國經濟送入衰退，但此時美國經濟已經連續增長了14個季度。越戰前幾年，戰爭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很大，但后來由于軍費開支大增，財政負擔加重，通貨膨脹上升，再加上石油危機的沖擊，最后導致美國經濟出現滯脹，這時戰爭對經濟的影響變成了負面的。1991年的海灣戰爭看似把美國經濟拖入低谷，但當戰爭爆發時，冷戰已經結束，里根增長周期已經持續了31個季度。不難看出，二戰以后的戰爭所產生的負面影響與經濟所處的周期階段有很大的相關性。

　　戰爭與經濟的關系及其對經濟發展產生的長期影響是個十分復雜的問題。對美國來說，由于大國關系及國際形勢的深刻變化，同時也因核武器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可能對人類帶來毀滅性災難，通過戰爭獲得大規模直接的經濟收益日益困難。而在二戰后追求世界霸權的長期努力中，美國越來越體會到作為一個超級大國，掌控全球政治、經濟及金融秩序對美國維護經濟繁榮的重要意義。所謂對秩序的掌控，實質上意味著美國對全球能源、資源的定價權，意味著美國對美元作為世界貨幣的持續擁有權，意味著美國可以向世界其他國家轉嫁經濟困難和金融危機的不平等權力。保羅·波斯特說，金錢是戰爭的力量源泉，戰爭還是一項經濟事務。他在《戰爭經濟學》中對戰爭與經濟的關系作了非常有見地的論述。事實上，戰爭絕不僅僅是經濟問題，任何有關戰爭的決策都是國家大戰略最核心的組成部分。保羅·肯尼迪在《大國的興衰》中指出，戰爭是改變現有國際政治經濟格局最有力的手段，但是否要發動或參與戰爭，前提條件取決于該國的經濟發展是否已經到了不改變其相應的國際地位就會限制其發展的地步。他在該書序言中強調，“地理、軍事、組織、士氣、結盟等都對一國的相對實力產生影響，但在一場曠日持久的大國戰爭中，經濟是最重要的”，因而他“始終是從經濟變化的角度來研究軍事沖突的”[3]。

　　美國在冷戰后成為唯一超級大國，是現存國際秩序的最大受益者。在這一背景下，美國發動戰爭的目的不再是改變國際地位和國際秩序，而是維護有利于其保持以經濟實力為核心的綜合實力優勢地位的國際秩序。經濟利益是戰爭所要獲取的各種利益中的一項主要利益，政治權利往往只是用來實現經濟利益的手段。在一場戰爭的所有經濟目標中，最為重要是奪取敵對國的物質財富和控制敵對國的資源和市場。一個顯著的例子是，美國要通過對伊拉克動武推倒薩達姆、控制伊拉克，取得這個國家的石油資源，并將此視為控制整個中東油氣資源的一個步驟。美國總統小布什曾毫不隱晦地說：“如果世界富饒的石油資源落入薩達姆手中，我們的工作、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們自己的自由和世界各地友好國家的自由都將蒙受損失。”[4]不僅如此，中東位處歐洲、亞洲和非洲的接合地，地緣戰略地位十分重要。歐洲對中東石油的依賴程度遠高于美國，中東的戰爭或和平勢必影響歐洲的經濟發展環境及其作為一個安全的金融投資區的地位。由于歐盟是美國在經濟金融領域的重要競爭者，如何在軍事安全上把控中東的局勢，就成為美國在與歐盟國家進行經濟金融競爭過程中可以利用的一張王牌。

　　戰爭與經濟的關系不是單純的利弊關系，戰爭的經濟獲益者也各有不同。軍工及能源行業是美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戰爭的最大獲益者。軍工及能源利益集團憑借其巨大的財力，對美國的戰爭決策施加非常大的影響。美國決策層內有相當一批官員與軍工及能源產業有著密切關系，小布什曾擔任得克薩斯州一家能源公司的董事，其家族就從事石油業，可以說他的血管中流動的是石油。美國的軍工聯合體在20世紀中葉尤其是最近四五十年開始大規模出現，目前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其他美國公開或秘密進行軍事干涉的國家，有約十萬多個與五角大樓關系密切的承包商在發戰爭財。這些企業被認為是美國最有活力的資本主義部分，以軍火為主導，但并不只包括戰爭武器、彈藥和運輸。五角大樓承包商的產品和服務包括：飛機及主要零部件;船、駁船和碼頭;太空車;卡車、拖車、突擊車和其他車輛;武器;彈藥和爆炸物;導彈;燃料、油和潤滑劑;發動機、渦輪機和元件;交通運輸和搬遷;通訊和檢測設備;信息化和電信服務;數據處理設備、軟件和信息來源;研究和開發;設備維護、維修和重建;結構和設施建設;政府設施管理經營;專業服務、管理和援助;食品和飲料;醫療服務設施。如上所述，這里包含了所有產業和服務，不同之處在于它們的目標和用處都指向戰爭。這支戰爭承包商隊伍的領頭人是強大的軍火制造商和專門為戰爭服務的產業和服務鏈。

　　專門研究美國軍工企業及游說集團的西班牙學者貝爾特雷切說，最近20年，軍工系統成為“發展和全球化”的發動機，以破壞和死亡為基礎的工業和服務業成為“市場經濟”的支撐。五角大樓的這些大承包商例如洛克希德—馬丁公司、波音公司、雷神公司、諾思羅普—格魯曼公司、通用動力公司等是戰爭的主要受益者。2004年的一項報告顯示，50個最大承包商獲得了五角大樓全部合同收入的一半數額，排在最前面的十大承包商獲得38%的收入。[5]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都需要軍工集團的幫助來解決巨額競選費用。貝爾特雷切指出，軍火商游說團體牢牢掌控著美國國會、國防部和其他重要的權力部門，它們和華爾街一樣，是真正的美國政府。為了達到大量推銷軍工產品的目的，這些利益集團千方百計尋找合法的、蠱惑人心的理由，“保衛國家”、“反恐戰爭”、“維護民主”和其他空洞語句成為不斷擴張的軍備競賽賴以生存的不可或缺的借口。“愛國義務”讓任何人道主義或者社會犧牲變得理所當然，而媒體則擔負起宣傳責任，為軍事主義和干涉主義正名。

　　在當今全球化深入發展，特別是現代戰爭日益呈現高科技化、信息化、局部化以及美國經濟日益金融化和虛擬化的條件下，戰爭對經濟的直接拉動作用明顯減弱。從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對外發動的戰爭及軍事干預情況看，美國經濟并未因多次軍事行動得到很大刺激。相反，負面效應越來越突出。例如，“9·11”后的反恐戰爭致使美國背上沉重包袱，美國主權債務已經突破16萬億美元，大大超過公認的國際警戒線標準。[6]為了應對財政上的困難，2012年1月5日，奧巴馬在公布新軍事戰略時，宣布在今后10年內削減4 890億美元的國防開支。[7]

　　三、保守主義勢力是美國戰爭機器的發動機

　　美國的保守主義勢力是美國意識形態最有力的吹鼓手，也是美國對外發動戰爭的重要推動力量。這一點，在2001年9月11日美國遭受恐怖主義襲擊后，再一次突顯出來。安納托·利文指出，“9·11事件使美國的沙文主義的民族情緒膨脹”，“21世紀初，美國的對外政策重點將是推廣基于美國信念的價值觀”。[8]中國有學者也認為，美國在后冷戰時期沒有顯示出正在淡化其意識形態色彩的傾向，相反，無論是克林頓還是小布什“比他們的前任更加努力地在世界追求民主和人權”。[9]美國是個意識形態國家，盡管美國很多人不承認這一點。美國意識形態不以某種政治信仰為基礎，而是以“美國信念(American Creed)”為核心、以盎格魯新教文化為精神、以自由民主及個人主義為價值的結合體。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及面對不同的對手，美國意識形態強調的重點及要應對的敵人并不相同。立國之初，美國的敵人是英國。后來，為了把美洲變成美國的美洲，西班牙成為美國主要的對手。第一次大戰爆發一段時間后，美國把敵人鎖定為德國等同盟國。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后，美國經過一段時間彷徨，決定站在反對德國和日本等法西斯國家的陣營一邊。冷戰時期，美國的敵人成了蘇聯共產主義。蘇聯解體后，美國一度認為德國和日本對美國構成嚴重經濟威脅，“已成為美國潛在的對手”。[10](201)“9·11”事件后，美國把矛頭對準伊斯蘭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在反恐戰爭打了十多年后，美國國內又出現新的議論，認為恐怖主義其實也談不上是美國最主要的敵人。

　　“9·11”事件后美國發動反恐戰爭，隨著塔利班政權被打垮，圍繞美國是否要將軍事打擊的重心從阿富汗轉移到伊拉克，小布什政府內部出現了明顯的分歧。在有關戰爭要往哪里打的爭論中，強硬的保守主義分子發揮了重要影響。國務卿鮑威爾軍事經驗豐富，曾擔任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但他不熱衷對伊拉克動武，而主張對伊采取謹慎的政策。[11]面對恐怖襲擊之后的新形勢，鮑威爾認為，美國對外軍事行動的優先選擇模式應該是：美國領導+聯合國安理會授權+多國部隊協同。他相信，美如這樣做，既能掌握戰爭的領導權及戰事進程的主導權，又能顯示它作為世界領導者的正統性和合法性。副總統切尼和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是傳統保守勢力在小布什政府內的代表人物，他們與鮑威爾觀點不同。他們強調，只要薩達姆掌權，伊拉克就不可能放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動用武力對伊拉克實行“政權更換”是解決問題的唯一出路。切尼和拉姆斯菲爾德被認為是進攻性民族主義者，堅信世界政治總是霍布斯式的事務(HOBBESIAN AFFAIR)，關注的焦點是運用美軍事實力，打敗對美安全的威脅。

　　同傳統保守勢力立場基本一致、但又更加強硬極端的是新保守主義勢力。時任國防部副部長沃爾福威茨、副國務卿博爾頓是這一派的領軍人物。新保守主義刊物《旗幟周刊》的主編羅伯特·卡根和威廉·克里斯托爾則是此派的理論家和吹鼓手。這些民主帝國主義分子將俾斯麥的現實主義與伍德羅·威爾遜的道德主義結合在一起，深信美國應該利用無與倫比的軍事、經濟和政治實力改造世界、傳播民主，致力于國家建立。他們認為，這樣做不僅將服務于其他國家的利益，而且也將有利于美國的利益，而打垮薩達姆，并在伊扶持民主政府，將對阿拉伯世界產生重大影響，是給中東帶來民主的一次難得機會。他們與傳統保守勢力都主張推翻薩達姆，屬于強硬的保守主義陣營，形成了打伊聯盟[12]。小布什總統掌權時期，新保守主義分子大行其道，對美國的對外政策產生重大影響。新保守主義總是從民主和專制對立的角度觀察問題，認為對美國的最大威脅來自反對自由民主價值觀的國家。小布什總統公開宣稱，伊拉克戰爭是新十字軍東征，不僅是為了消除恐怖主義威脅，還肩負著中東地區進行民主化改造的重要使命。[13]圍繞美國對伊拉克發動軍事打擊要不要取得聯合國安理會的授權，美國國內的強硬保守派顯然壓倒了溫和謹慎派。2002年11月7日，聯合國安理會以15票對零票通過關于伊拉克問題的1441號決議，要求伊接受無條件的檢查，在30天內向安理會提交其發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情況的報告。美堅持只能由美裁定伊是否履行安理會決議，聯合國方面認為應由聯合國監核會和國際原子能機構向安理會做報告，然后再由安理會開會作決定。美國竭力主張打伊的新保守主義分子聲稱，安理會決議案雖不包含自動授權美動武的內容，但也未說明一旦美認定伊違犯決議，美必須征得安理會通過新的決議，才能對伊動武。國際社會則普遍認為，美國如要對伊拉克動武，必須獲得聯合國安理會的正式授權。鮑威爾等也主張，沒有安理會的明確授權，美采取軍事行動缺乏依據。2003年2月5日，也就是美國打伊前夕，鮑威爾在聯合國安理會就伊拉克問題發表講話，舉證伊拉克從事所謂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研發，以爭取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授權美國攻打伊拉克的決議。①這是溫和派做出的爭取國際社會廣泛支持的最后一次努力。然而，即使是這一次外交努力，后來也被證明被強硬保守派“劫持”了。

　　美軍占領伊拉克后，美派出多支調查小組查遍伊拉克各處可疑地點，但最終毫無所獲。2003年10月，美調查小組向國會提交報告，稱在伊拉克沒有找到大規模殺傷性武器。2004年1月，調查小組負責人突然辭職，并公開稱在伊拉克問題上“我們幾乎都錯了”。[14]2003年3月美對伊拉克發起軍事打擊，美在10年過后仍未能拿出薩達姆從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研發的證舉。很顯然，小布什政府當時為了找到軍事打擊伊拉克的借口，捕風捉影，搞了“莫須有”一套。僅僅依據其所認為的伊拉克是邪惡國家，然后按照“先發制人”的理論，就對主權國家伊拉克發動了戰爭。最無辜的是10萬伊拉克平民，他們在這場戰爭中成為冤魂。2004年11月12日，鮑威爾向小布什總統遞交了辭呈。據美國媒體透露，鮑威爾本人在去紐約向安全理會舉證之前，對情報部門提供的所謂情報也頗懷疑，感覺其證明薩達姆研發并藏匿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說服力不足，“后來他承認對在聯合國安理會所陳述的所謂證據很不舒服”[15](211)。美國專家指出，在小布什的班子中，鮑威爾始終不屬于“核心內閣”成員。相比之下，傳統上應該身處外交圈外的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和其副手沃爾福威茨卻似乎在外交事務中擁有更多發言權。[16]加利福尼亞大學新聞學教授丹納認為，小布什視恐怖分子為仇恨美國自由的最大邪惡，相當成功地將爭論集中在如何對待打擊恐怖分子及薩達姆的形式及程序等問題上，迫使政治及外交上的對手基本上按照其設想在轉。[17]

　　綜觀美國歷史，在圍繞戰爭決策的爭論中，保守強硬一方往往占上風。其主要原因在于，保守分子重視設計公眾關注的議題，精于搶占道義話語權的高地，善于把握輿論導向的焦點。他們總是把對手描繪成邪惡的、對抗民主的、反對自由的、違背人權的，與美國信奉的價值觀完全背道而馳。[18]無論是里根總統把蘇聯說成是“邪惡帝國”，還是小布什總統把伊拉克、伊朗、朝鮮說在是“邪惡軸心國家”，他們的手法都如出一轍。在他們的描述中，他們的目標是崇高的，旨在“創造一個增進美國利益的世界秩序。在這個世界秩序里，美國的財富和權勢將會不斷增長，美國人所珍視的價值觀念將擴展到整個世界”[19](472)。由于美國自認在宗教上是上帝特別挑選的子民，在價值觀上是善的化身，加之在軍事上有無與倫比的優勢，面對傳統或非傳統等現實及潛在的不同類型的挑戰及威脅，美國總是選擇“沿著阻力最小的路線前進，或是采取強有力的姿態和狂熱的解決方案”。[19](97)無疑，這顯示了美國對其他國家特別是非西方國家生活方式的輕蔑、文化傳統的抵觸和政治制度的敵視。

　　四、美公眾對戰爭失策的反思往往不會持久

　　由于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軍事行動虎頭蛇尾，留下的都是爛攤子，引起美國各界普遍不滿。時事評論家威廉·帕弗說，“美國政府公然不承認國家主權作為法律的基礎，世界勢必陷入無政府權力斗爭的危險”[20]。一些評論指出，對伊拉克的軍事行動“可能使全世界最危險的地區四處燃燒起來，親西方的約旦及沙特政權受到威脅，并使大多數阿拉伯人仇恨美國”[21]。法里德·扎卡利亞稱，在反恐戰爭中，“美在軍事上做得不錯，但沒有一個有效的政治戰略，結果美國殺了一些原教旨主義分子，卻又喂養了一批新的原教旨主義”[22]。美前助理國防部長約瑟夫·奈指出，“軍事力量繼續保持重要地位，但霸權主義者注重軍事實力，會使我們對我們實力的極限視而不見。一味注重單極和霸權，過分夸大了美國在這個不斷變化的世界中為實現它所求結果的能力限度”[23]。斯蒂芬·哈爾帕等認為，美國如今“發現自己在國際社會中很孤立，反美情緒迅速上升，美國的安全環境更加危險和復雜”[15](296-297)。美國前駐聯合國大使南希·索德波格說，“作為孤獨的超級大國，美國不能僅僅依靠其超群的軍事實力，而必須精明地綜合運用經濟、道義、政治和軍事實力”[16]。小布什發動對伊拉克戰爭，甚至引發了人們對其智商的質疑。[10](91)“幾乎每個人都明白布什發動的對伊拉克戰爭是愚蠢的、不必要的戰爭，而他對戰爭經營不善使這場戰爭更加糟糕”[24]。

　　一旦戰爭遭遇挫折，美國國內的反戰聲音及對政府的批評就會逐漸高漲。加利福尼亞大學新聞學教授丹納指出，“當美國的努力遭遇不可避免的挫折之后，公眾的熱情將很快消失”[24]。但是，美國人的記憶往往是短暫的，他們熱衷于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世界著名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指出，“為了明確戰爭使用多少手段，必須考慮敵我雙方的政治目的，必須考慮敵國和我國的力量和各種關系，必須考慮敵國政府和人民的特性和能力，以及我方在這些方面的情況，還必須考慮其他國家的政治結合關系和戰爭可能對它們發生的影響”。面對錯綜復雜的交織在一起的種種難題，要迅速得出正確的決定，必須具有天才的洞察力，因而真正做出了正確決定并掌握了戰爭進程的人“都是少有的偉大人物”。[26]美國軍事分析家邁克爾·曼德爾鮑姆指出，“一個國家支付擴張代價的意愿取決于它的國內制度，取決于政府支配國家資源進行外部擴張的能力”[27](112)。羅斯福的戰時參謀長曾總結道，“羅斯福真正駕馭了戰爭。我們只是工匠，依據總司令交給我們的大戰略藍圖構筑明確的戰略模式”[28]。

　　由于時代的變遷和政治人物本身特質的差異，并非每個政治人物都能在關鍵時刻做出正確決定。恰恰相反，歷史表明，美國的政治人物對動用軍事力量解決問題，往往表現出很大的喜好及沖動。奧巴馬上臺后，承諾盡快結束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軍事行動，大幅調整小布什的外交及軍事政策，并因此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然而，回顧奧巴馬上任總統后的一個多任期，我們不難發現這位“和平總統”，根本沒有停止對外動武。美軍在利比亞、索馬里、巴基斯坦等多個國家開展軍事行動，許多無辜平民死于美國戰火。2013年8月31日，奧巴馬發表最新聲明，宣布將對敘利亞發起軍事打擊行動。2013年7月27日，奧巴馬在華盛頓舉行的《朝鮮停戰協定》簽署60周年紀念活動上稱，朝鮮戰爭并非打成了平手，代表自由的一方贏得了勝利，因為韓國當前經濟實力遠超朝鮮。然而，奧巴馬的觀點并無邏輯。否則，如果僅用經濟發展水平來衡量，難道人們可以說德國和日本這兩個法西斯國家贏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嗎?

　　應該說，除了學術界這些年對美國到處動武有不少批評，美國政府內一些官員對戰爭能否真正解決美國關切的問題，也不乏反思。美國在2012年對利比亞問題的干預模式，是觀察美國今后一個時期對外干預政策走向的重要風向標。奧巴馬政府從一開始就明顯不如英國和法國那樣熱情高漲。雖然在摧毀利比亞防空系統和提供精密武器方面，美國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在前線行動中歐洲人發揮了帶頭作用。這種現象也說明了美國非常想將歐洲的防御責任以及向歐洲周邊地區施加西方影響力的責任轉移給歐洲。2011年2月25日，正當美國與其盟友悄悄討論是否對利比亞危機采取有力回應時，美國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在西點軍校說，“未來任何國防部長如果建議總統向亞洲、中東或非洲大規模派遣地面部隊，借用麥克阿瑟將軍的委婉說法，‘都應該檢查他的腦子是否正常’”[29]。蓋茨是美國最有經驗的國家安全官員之一，而且在他擔任國防部長期間，美國曾對伊拉克及對阿富汗大舉增兵，因此他的上述言論引起極大關注。奧巴馬政府在軍事打擊敘利亞問題上遲疑不定，這表明他也不能不考慮軍事行動的局限性。

　　今后若干年，美國重返東亞所帶來的大變局可能成為東亞形勢的基本特征。美國領導人對亞太新戰略進行了多次闡述，從美國對這一戰略的用詞變化及相關內容不斷調整可見，美國的亞太戰略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并沒有定型。②奧巴馬強調，雖然美國面臨削減國防預算的壓力，美軍規模將會縮減，“但世界必須知道，美國將維持其武裝部隊的軍事超強優勢，美軍將保持靈活性，準備應對各種緊急事態和威脅”。[30]從中美兩國情況看，中國不可能“擠”走美國，而美國也不可能孤立和搞垮中國。希拉里·克林頓國務卿表示，“今天，與中國的關系是美國有史以來必須管理的最具挑戰性和影響最大的雙邊關系之一，需要進行審慎、穩定和動態的管理”[31]。有學者認為，美國正在謀劃構建針對中國的亞太安全秩序，即以美國為領導，美日、美韓同盟為第二梯隊，依托美國與澳大利亞、泰國和菲律賓等盟國的關系，提升美國與越南、印度尼西亞、印度的關系。對此，哈佛大學的格雷厄姆·阿利森認為，奧巴馬應考慮一下約翰·F.肯尼迪前總統所說的古巴導彈危機后美蘇之間“維持現狀的不穩定規則”的一種版本，這涉及有關戰略利益的定期對話，并認識到，任何一方都不在對方的后院采取挑釁行動。

　　奧巴馬推出的所謂新戰略面臨的最大挑戰是愿望與能力之間的差距。不僅美國的亞太盟國各有各的難處，就是奧巴馬自身在美國內也面臨嚴重掣肘。2013年10月，由于美國國會兩黨在預算問題上爭斗不休，導致政府無錢運轉，奧巴馬被迫暫時關停部分政府機構。他也不得不因此取消原定出訪亞洲的行程，缺席在印度尼西亞舉行的APEC領導人峰會和在文萊舉行的東亞領導人峰會。

　　五、美國不斷發動戰爭的原因分析

　　長期以來，美國通過分析國家利益，以及進一步分析威脅來源以及程度，可動用的戰略資源，形成其擴張性國家安全及軍事戰略。[29]美國陸軍軍事學院1983年版《軍事戰略》將國家利益表述為保持生存、領土完整、經濟繁榮和世界秩序幾個方面。這構成了指導美國發動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等的國家安全戰略和對外政策基礎。美國國家的核心利益在于，取得絕對的霸權優勢，長期保持美國的霸權地位，按照美國的價值觀念和社會模式建立符合美國利益的、并由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薩繆爾·亨廷頓在《變化中的美國戰略意義》一文中闡述美國的戰略意義為：維護美國全球頭號大國地位;防止歐亞大陸出現一個政治和軍事上的霸權國家;保護美國在第三世界的實際利益，主要是在波斯灣和中美洲的實際利益。綜合分析，美國不斷發動戰爭的主要原因有：

　　第一，沒有真正能與美國匹敵的對手，因此美國能夠有效應對戰爭長期化帶來的風險。對于準備和實施戰爭而言，就是要在綜合國力對比的大背景下，重點比較雙方的顯示和潛在的軍事實力，包括：現實軍事實力、經濟與科技實力、政治實力和盟國或友好國家的支援能力等四個方面的要素。2010年12月9日韓國國防技術品質院出版報告《國防科學調查書》顯示，在8個領域的25個武器體系方面，綜合評價主要16國的技術并由此排名中，美國在指揮控制、通信、監視、偵查、機動、艦艇、航空、太空、火力、防御和其他(包括軟件)等領域全部領先。因此，美國處在了一個非常安全的位置，美國具有強大的軍事實力和遍布全球各地的軍事基地，特別是面對阿富汗、伊拉克及利比亞這樣微弱的軍事力量，美國的軍事優勢實在太大。

　　第二，選舉政治迫使政治人物“討好選民”與“做點什么”。19世紀普魯士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在其著作《戰爭論》中說，“戰爭是國家政策的延伸，政治計劃是目的，戰爭是手段，必須把政治目的同進行戰爭聯系在一起，決不能把手段與目的分割開來”。美國的政治圍繞選舉進行，政治人物關心的頭等大事是能籌到用于選舉的金錢，并在選舉中得到選票。托克維爾在一百多年前就說，民主制國家的性質決定了它在對外事務上的意見大多是極其混亂的，在外交政策上作決定時考慮的純粹是國內會產生什么影響。美國政治人物有這樣一種傾向，即當他們談論外交或進行外交活動時，更關心的往往是在國內造成的政治后果，而不是他們的言行在對外關系上可能產生的實際效果。美國媒體指出，“我們的外交政策由兩黨并存的社會空想家制定，這些人花了多年時間才擠進權力中心，上臺之后全力推行各自的寵物計劃。這些制定我們的外交政策的人為了讓自己上臺費盡了心思，他們不可能建議約束軍事行動”。

　　第三，以美國例外論為核心的特殊使命觀。美國人有這樣一個觀點，上帝選擇他們來到北美大陸，賦予了他們一個特殊使命，即在北美大陸上建立一座“山巔之城”，一個自由和民主的樣板。來自歐洲大陸的加爾文教義和來自英國的清教主義對美國公眾民族認同、美國意識及開國之初的政治家們影響巨大，他們把宗教自由、個人權利、重商主義等思想從一開始就融入國家行為之中。“美國例外”及“天定命運”等思想既被孤立主義者奉為圭臬，也是擴張主義鼓吹者的外交政策源泉。后來美國出現的現實主義、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及近年出現的新保守主義等外交思想都與此有密切關系。無論是哪個“主義”，目標都是“創造一個增進美國利益的世界秩序。在這個世界秩序里，美國的財富和權勢將會不斷增長，美國人所珍視的價值觀念將擴展到整個世界”[32]。冷戰結束后，美國在蘇聯解體、環球獨強的大背景下，力圖在世界推行美國模式的民主價值觀，國家利益的界定具有很強的進攻性。

　　第四，議會對總統進行戰爭缺乏有效的制度制約。托克維爾在18世紀30年代對美國進行考察后指出，“在美國，被推選為公務領導人者，也許會時常不講信用，也許會常犯錯誤，但他們卻不敢與大多數人故意為敵”。托克維爾特別指出，只有喬治·華盛頓的堅定立場和崇高聲望，才能使美國人在法國大革命時雖與英國開戰，卻不與法國結盟。在歐洲各國議會制度中，一般來說，議會就是選民，因為內閣如果失去議會的多數支持就會垮臺。而在美國，各區選民往往是由特別厲害、特別能吵嚷的少數派或稱院外集團構成的。根據美國有關法律規定，宣布戰爭的權力更多掌握在美國國會手中。凱南指出，在制定外交政策方面，美國的政治制度在許多方面設計得很差，“在執行雄心勃勃而有深遠影響的對外政策時，要以講究實際的態度考慮到我們的政治制度不能與之適應的那些特點”[33](141)。

　　第五，右翼團體及極端保守主義分子的操弄。在1992年美國共和黨全國委員會大會上，曾擔任國會眾議院議長的金里奇宣稱，“我們代表的才是美國”，“民主黨人是普通美國人的敵人”。“9·11”事件后，新保守主義高舉“新美國世紀”的口號，似乎任何不贊成用強硬軍事手段搞定伊拉克的人都不是愛國者。美國政治領導人的需要與利益集團的需要相互交織、相互利用，結果民意遭到操縱和玩弄。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美國保守主義派就進行了一場持續而成功的政治游說，使得美國選民相信，通過納稅支持軍事設施的建設是他們的愛國義務。

　　第六，對在全球進行能源、資源利益爭奪的追求。能源及資源已經成為引發現代戰爭的一個重要根源。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三次中東戰爭、兩伊戰爭都是圍繞石油進行的。羅馬俱樂部在著名的《增長的極限》中，對人類生存必需的資源、能源等支撐人類發展的能力，做出了悲觀預測，人類將面臨資源枯竭的危險前景。在缺乏外界約束的條件下，關于資源的爭奪將愈發不可調和，圍繞石油資源的爭奪將變得越來越激烈。

　　第七，從邊緣及外圍對核心國家進行防范的戰略考慮。分析二戰以來特別是冷戰結束后的對外軍事行動，可見其軍事打擊對象往往是“邊緣地帶國家”，即力圖通過控制核心國家的外圍，最終對核心國家形成鉗制。美前國務卿迪安·臘斯克曾警告說，“如果你不注意邊緣地帶，它就會發生變化。你必須要認識到的是邊緣即為中心”。正因此，美國把控制“邊緣地帶”作為全球戰略的重要環節，軍事打擊的對象基本上都是從北非、中東、高加索到南亞的國家。[27](109)

　　第八，美國的純志愿兵軍隊也是美國樂于發動戰爭的一個因素。這是美國在國內控制輿論與應對戰爭的聲音的有效手段。志愿軍是當代美國國家安全秩序的特征之一，它使得美國頻繁訴諸武力的行動在政治上獲得了可能。

　　戰線過長，以致包袱太重，是大國興衰的一個主題。1600年前后的西班牙帝國和1900年前后的大英帝國都曾面臨“帝國戰線過長”問題的困擾。它們的海外利益如此廣泛，很難同時保衛。同時這些利益是如此具有誘惑力，它們又不愿放棄。其結果是，它們要保護的利益與它們的實際能力之間出現越來越大的缺口，最終導致帝國崩潰。保羅·肯尼迪在《大國的興衰》中指出，美國雖然在經濟和軍事上仍無對手，但“華盛頓的決策者必須正視這樣一個現實，即美國全球利益與它所承擔的義務的總和目前已經遠遠超過它能同時保衛的能力。”[2](578)“遏制戰略”的炮制者喬治·凱南早就強調，美國跌跤最多、摔得最痛的那些事件都與軍事有關，過分強調軍事因素而忽視政治因素，其結果是所做的反應過分軍事化了。“我們要承認，世界上有些問題我們是根本無法解決的，我們深深卷入其中既無益也于事無補，地球上其他地區的難題只好在沒有我們插手的情況下讓人家自己去解決。”[33]然而，綜觀歷史，對美國領導人能否抵擋住因發動戰爭所帶來的種種誘惑，人們不能不保持懷疑。

　　注釋：

　　①聯合國安理會于2003年2月5日舉行聽證會，就伊拉克是否研發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進行討論，美國國務卿鮑威爾代表美國政府到場舉證。筆者時任中國常駐聯合國(紐約總部)代表團參贊兼研究部主任，出席了安理會此次聽證會。

　　②這些講話主要有：2010年10月28日，希拉里·克林頓在夏威夷火奴魯魯就美國與亞太地區關系發表講話;2011年11月10日，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在夏威夷大學的東西方中心發表演講;2011年11月17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在澳大利亞議會發表演講;2012年6月3日，美國國防部長帕內塔在新加坡舉行的香格里拉對話會發表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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