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夏天爆發的金融經濟危機，沖擊之大，波及之廣，影響之深，是自1929年以來所僅見。危機肇始于資本主義的核心--美國，由此嚴重損傷了美式自由資本主義的聲譽，美國也由資本主義世界的燈塔淪落為展示資本主義制度弊端的櫥窗，美國優勢逐一喪失，霸權地位趨于終結。危機以來，國際社會積極反思甚或抨擊自由資本主義，但并不代表徹底否認或拋棄整個資本主義，資本主義依然有著強大的生命力，它向來以彎曲而不是斷裂的方式應對內外壓力，由危機而預言資本主義消亡尤其是馬克思主義的勝利恐怕為時尚早。不過，危機遷延與蔓延，對資本主義的反思仍在持續。

　　一、危機持續，反思不斷

　　冷戰結束，全球化盛行，資本主義近乎一統天下。2008年的金融危機肇始于資本主義的核心--美國與歐洲，危機的影響遍及全球，幾乎涉及所有領域，因此西方發達國家，廣大發展中國家都在反思，為資本主義會診，反思會診的焦點集中于危機的性質、危機的起因以及解決抑或杜絕危機的方法。

　　當今世界資本主義形形色色，主要流派包括以英美為代表的自由資本主義(新自由資本主義)、以德國為代表的社會資本主義以及以日本為代表的國家資本主義。危機肇始以及重創的是自由資本主義。因此，當前的全球經濟危機不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全面危機，而是資本主義制度的部分危機。

　　但是，自由資本主義在當今世界占據主導、主流地位，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努里爾•魯比尼等學者認為，自由資本主義危機實質就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危機”，危機是“由太多私營部門債務和杠桿引起的”。斯坦福大學民主、發展與法治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弗朗西斯•福山等學者認為，2008年開始的全球金融危機和正在上演的歐債危機，都是過去30年來出現的放松管制的金融資本主義模式的產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首席經濟學家、麻省理工大學的西蒙•約翰遜教授認為：“金融無監管是走向災難的藥方。”多債務、高杠桿、松監管近乎成為西方主流反思此次危機的標準且趨于一致的答案。不過主流之中也有雜音，日本智庫智慧銀行代表田坂廣志就撰文認為，這是一場存在于全球資本主義內部的危機，如果不深刻研究該資本主義的本質，而僅僅針對眼前問題實施對癥療法，那么在不久的將來，同樣的問題還會出現。

　　國際左翼學者顯然不認同西方主流學者的“膚淺分析”，認為這場危機是由生產過剩和過度消費造成的，是資本主義特有的定期凈化機制引發的周期性危機。危機剛剛度過初級階段，尚未觸底，預言資本主義制度的普遍危機即將來臨，是一場規?？氨?929年大蕭條和1873年至1896年的大危機也并不輕率。時間將證明，這場危機的長度、深度和地理波及范圍都將超過以往。更深刻、尖銳的分析認為，這場危機的真正原因在于以剝削為基礎的無政府主義的生產體系以及從中獲益的資產階級。但是，應當負責的并不是某個資本家或特定的資本家團體，而是所有堅持維護這個不公正的體系并為其辯解的人。

　　世紀金融危機大大活躍了西方的馬克思主義。美國次貸危機爆發時，法國時任總統尼古拉•薩科齊竟然也裝模作樣地在自己的書桌上擺上了《資本論》。英國《泰晤士報》在2008年10月21日登出了一幅卡爾•馬克思的肖像，并警告讀者：“他回來了。”2011年4月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英國最具代表性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特里•伊格爾頓著作《馬克思為什么是對的》，很快風靡西方乃至全世界。因此，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來解釋當前危機在西方也興盛起來。

　　正在延續的金融危機是資本的系統性危機，源于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對于系統性危機根本不存在經濟角度的解決方法--如賦予歐洲中央銀行最后貸款人地位，允許發行歐元債券以填補債務。如果遵循這樣的方法。我們就會把自己送上自己準備的斷頭臺。這是一場系統的、深層次的資本危機，它將逐漸轉化為前所未有的社會危機。歷史是不會沿直線發展的，而是一個基于一定社會矛盾的充滿了跳躍和斷裂的過程。

　　自由資本主義，不僅是一類經濟秩序、發展模式，更是一種意識形態(包括新自由主義系列理論以及“華盛頓共識”一組政策)，多年來一直是美國實施新殖民主義的工具。此次金融危機是“資本主義遇到了自兩極體系時代以來最尖銳的意識形態危機”。世界由此進入一個變革的時代，一個新舊時代交替的時期。連自由主義的堅定支持者馬丁•沃爾夫也在自由主義的重要輿論陣地《金融時報》上撰文稱：“又一個意識形態上帝失敗了。”

　　2008年的金融危機“不僅是一場資本主義的結構性危機，也是一場文明的危機”，只有從根本上改變文化制度、生產體系和消費，人類才能延續。2008年的金融危機是一場全方位的危機，令無所不能的金融全球化模式受到了質疑。在我們看來，這無異于一場西方文明的危機。美國《新聞周刊》國際版主編法里德•扎卡里亞撰文認為，我們目前所經歷的并不是資本主義危機，這是一場金融危機、民主危機、全球化危機，從根本上說是道德危機。

　　二、大危機：全是自由資本主義惹的禍

　　在西方主流體制內，對危機的反思比較深刻的，可以列上全球發展中心主席南希•博德塞奧和斯坦福大學高級研究員弗朗西斯•福山合編的《金融危機結束后發展方面的新思想》一書，該書一個鮮明的觀點是：“這場危機凸顯了資本主義制度--甚至像美國這樣先進的制度--內在的不穩定性。因此，資本主義的美國版本即使沒有完全喪失信譽，最起碼也不再占居主導地位。”“美國式資本主義已經從神壇上跌落下來。”“如果說這場全球金融危機讓任何發展模式受到審判的話，那就是自由市場或新自由主義模式。”

　　自由資本主義經由經濟金融化、股東利益最大化，為新強盜貴族服務，成為地地道道的權貴資本主義。

　　自由主義者的一個錯誤在于，金融能夠創造價值。在“市場萬能”之下，排斥政府監管，由此產生了一個龐大的金融服務業。自由主義者設法讓人民相信龐大的金融服務業創造了大量價值。但是，現在已經十分清楚，這個行業根本不創造任何實際價值。不過，這個不創造任何實際價值的行業，卻在創造著巨額利潤，而利潤則來源于對他人財富的巧取豪奪，“幾乎每天都會發生與金融部門丑陋行為相關的故事--龐氏騙局、內幕交易、掠奪性貸款、用各種信用卡計劃從倒霉的用戶手中騙取盡可能多的好處等等”。這場危機對實體經濟的沖擊表明，真正的經濟、能夠創造價值和就業的經濟，其核心是企業主。今天，全球化這個大市場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新產品，需要完成項目，需要實干的企業主。

　　自由資本主義的實質就是資本擁有絕對至上的主導地位。在公司治理結構的背景下，資本至上原則的重要體現就是所謂“股東主權論”--股東利益最大化。在股東利益最大化驅使下，在非資本主義的“處女地”越來越少的背景下，在美英等發達國家產業日趨空心化的情勢下，華爾街的金融家便利用金融創新開發了所謂“二次童貞”--對資產乃至債務實現債券化，如此便有了席卷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金融危機。“由此看來，這次危機的震源地正是股東主權論的產生地美國，就不是偶然的了。資本主義的敵人，或者說自由的敵人，其實并不是社會主義，而是自由放任主義。”“從某種意義上說，日本的主要公司正是因為及時地擺脫了股東主權論的毒害，才使其保留了制造業所需要的高度化的組織力。”

　　對自由資本主義鼓吹最賣力、最起勁的多半是“新強盜貴族”(大企業家、金融家)及其代理人(集中于獲得殘羹冷炙的學者)。但是，看看這些金融家，他們一邊叫嚷著“讓市場決定一切”，一邊則選擇生活在政府羽翼下，把一個個可以使自己輕松賺錢的手段(包括金融欺詐、減稅等)變成政府的政策。很顯然，他們的綱領似乎是對自己實行社會主義，對其余的人實行資本主義。金融危機爆發后，“新強盜貴族”更是赤裸裸要挾政府實施救助。如此，威脅資本主義并非來自“占領華爾街”抗議活動中把守路障的半赤裸的無政府主義者，而是來自衣著老派的金融體制辯護者?，F在是將權貴趕出資本主義的時候了。

　　自由資本主義比任何資本主義更加貪婪、更加僵化，由此走向極端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是一種如此成功的經濟制度，部分是由于一種允許損失甚至破產的內在準則，正是失敗的可能性帶來了成功的機會。然而，自由資本主義奉行自由競爭、自由兼并，其結果必然會產生一個個巨型壟斷企業。與早先中小企業不同的是，這些富可敵國的龐然大物，一方面規避政府監管、規避社會責任，傾向在高風險經營活動中獲取高利潤，另一方面在競爭中或不當經營中出現嚴重問題后，政府、社會很難像對待中小企業那樣任其倒閉，否則會出現系統性風險，這就是所謂“太大而不能倒”。如此，巨型企業便綁架了政府，綁架了社會，使得風險社會化、國家化，如此資本主義喪失了自我清理機制，因而也就喪失了活力。

　　“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這是東方的義利觀、價值觀。在西方資本主義經典理論家那里，資本的運行同樣也有倫理束縛。亞當•斯密在著述《國富論》的同時，就撰寫了《道德情操論》。依照資本主義經典理論家們的思想，社會財富應如此產生：即個人設法通過滿足他人的需求來滿足他們自己的需求，這實際上構成了資本主義的道德基礎。資本主義的活力同時也是該制度的吸引力，在于依靠競爭與創新來獲得財富。但是，自由資本主義的膨脹導致對利潤的獲取越來越依靠貪婪，華爾街金融家及其代理人公然打出“貪婪是好”的口號，“貪婪變成了美國最重要的價值觀”，如此背棄了資本主義的道德基礎。這是“倫理的頹廢”：“今天賺的是我的，明天損失的是你的”，“即使是在神前偷盜，只要在人間的法律中不被視為偷盜就什么都可以干”。如今，這種“永不滿足、將對金錢的欲望極大化的體系”已經自我毀滅了。

　　“過猶不及”，這是東方哲學的基本思維邏輯，因此市場機制與政府作用都必須局限在一定范圍內。但是，自由資本主義的錯誤在于讓“看不見的手”近乎主導一切，拒絕政府有效治理，把經濟規律絕對化，把市場調節萬能化，“把資本主義當作一種意識形態加以恪守，而不是一種用來改善人類福祉的實用工具”。自由主義者唯我獨尊，故步自封，拒絕接受任何合理意見，尤其是來自東方的經驗。亞洲國家通過制定各種促進就業增長的方案來應對市場調節的不足。但是，新自由主義者卻認為這是意識形態異端邪說的“產業政策”而拒絕考慮。任由市場調節，任由金融家對中產階層、資本對大眾的侵奪，其結果必然使社會出現日趨明顯的兩極分化，出現l%與99%的對立。在2008年的達沃斯論壇上，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茨曾經稱之為“回報富人的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者的錯誤在于“忘記了馬克思主義警告：要使資本主義制度存續下去，各個階級都必須從中受益”。

　　綜觀世界，凡是照搬美國政治民主的，無不引起政治混亂，而凡是照搬美國經濟自由的，無不引起經濟混亂，這似乎是一道魔咒，又似乎是一個鐵律。埃及就是一個新例證。這個原本在納賽爾政府時期能夠實現糧食自給自足的國家，因為穆巴拉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建議下采取自殺式的新自由主義政策而失去了這一先天條件。金融危機使“主流經濟思想出現了危機，主張市場絕對自由，讓市場自動調節來消除危機發生可能性的新自由主義遭遇失敗”。

　　三、資本主義：病情嚴重，但氣數未盡

　　“金融海嘯”向世人證明，“資本主義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而是制造問題的機器”。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羅莎•盧森堡在其著作《資本積累論》中提出，沒有“非資本主義”經濟，資本主義就無法存活。即只要存在有待擴張和探索的“處女地”，資本主義就能發展下去。資本主義本質上是一條寄生蟲，當它遇到新的營養組織時就能維持一段時間的繁榮，但寄生必定會對宿主造成傷害，并且遲早會毀滅自身賴以生存、繁榮的條件。無孔不入的全球化開發了地球上近乎所有的“非資本主義”經濟，如今當留待開發的“處女地”資源被消耗殆盡時，資本主義又一次瀕臨危險的自殺邊緣。如此，世界便見證了濫觴于美國的百年一遇的資本主義大危機。

　　就世界經濟發展史來看，資本主義有三類危機：即周期性危機、結構性危機和系統性危機。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主義生產總是處于一個不平衡的周期過程中，危機則是這一過程中生產過剩階段的必然延續，大體每隔十年左右就會發生周期性危機。危機通過企業破產而一次性清理過剩資本及過剩生產。1929年的大蕭條是資本主義自身生產模式的宏觀經濟基本面造成的，是一種結構性危機，其沖擊之廣、影響之深前所未有，危機并沒有通過“羅斯福新政”而是此后通過戰爭及軍事凱恩斯主義得以解決。2008年的金融危機是一場源于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的系統性危機，它將逐漸轉化為前所未有的社會危機。對于系統性危機根本不存在經濟角度的解決方法。

　　就資本主義發展史來看，資本主義存在兩大缺陷，一是產生不可持續的繁榮和不可避免的破產，二是導致不平等現象，由此分別導致經濟、社會危機。因此，只要有資本主義就有經濟危機，危機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必然結果。資本主義國家政府，為減少危機沖擊與影響，采取各種應對措施，包括動用國家信用來避免“太大而不能倒”的巨型企業破產。然而，小患可免但大災難逃，這只是推遲危機到來，而且危機一旦爆發會更加猛烈。2008年金融危機演繹的正是這一邏輯，而且與金融經濟危機相伴隨的是一場生態能源危機和一場糧食危機，危機對世界經濟造成了巨大損失，特別是處于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邊緣的貧困國家。

　　卡爾•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曾經仿佛用法術創造了如此龐大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現在像一個魔法師一樣，不再能夠支配自己用法術呼喚出來的魔鬼了”。但是，資本主義有著頑強的生命力。設想眼下還在持續的經濟危機可以一舉毀掉資本主義，恐怕不切實際。資本主義曾經并且還在發揮著積極作用，在馬克思看來其積極作用集中在，資本主義制度的確立，大大解放了生產力，促進了生產的大發展;使勞動者擺脫了等級制度和人身依附關系的強大束縛，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勞動者的自由發展;開創了世界歷史，充當了歷史的不自覺的工具。

　　當然，西方主流經濟學者更是不吝筆墨，對資本主義大加肯定與贊賞。凱雷集團常務董事、聯合創始人之一的戴維•魯本斯坦撰文認為，資本主義并非完美，但是它比其他選擇更好，正如丘吉爾關于民主的著名論述：民主是最糟糕的政體，卻是嘗試過的政體中最好的。美聯儲前主席艾倫•格林斯潘，盡管受到應當對次貸危機發生負責的指責，但是依然不改對資本主義的信仰，以及對自由市場的執迷。他認為，自從啟蒙運動孕育出資本主義以來，資本主義已經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成功。世界大部分地區的生活標準及質量，在幾乎停滯了數千年后，增長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貧困人口大幅減少，平均壽命延長了一倍以上。過去兩百年間，全球實際人均收入增長了十倍，物質財富的增長使得地球能夠養活七倍于以往的人口。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院長馬凱碩在《金融時報》網站的一篇博文中指出，盡管存在種種缺陷，資本主義仍然是改善人類福祉的最佳制度。但它也是一種不完美的制度，它要求政府認真監管。亞洲從未忘記這一點，西方卻全忘了?；蛟S已經到了亞洲人回報西方的慷慨與他們分享資本主義的時候了。

　　進入20世紀以來，在世界范圍內可以說進行了兩大實驗：一個是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實驗，另一個是“純粹資本主義”的實驗。兩大實驗均以失敗告終，這一結果預示著這樣的冷峻現實：資本主義并不是可以為所欲為的理想國，但人們卻只能在這種制度下謀生。

　　英國《泰晤士報》副主編、《資本主義制度4.0》一書的作者阿納托爾•卡列茨基認為，資本主義總是以彎曲而不是斷裂的方式應對內外壓力。資本主義不斷遭遇危機，但是最終都能化險為夷，此前資本主義已經有了三次變革：19世紀初主張實行自由貿易的自由資本主義制度，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凱恩斯式的福利國家制度，以及20世紀80年代初由瑪格麗特•撒切爾和羅納德•里根開創的以自由市場為核心的貨幣主義，如今正面臨第四次變革。資本主義制度仍然可以修復，甚至可以重新打造，但是其希望不在西方，而在亞洲。在亞洲國家看來，這場危機讓一種過于簡單的觀念灰飛煙滅了，即市場會自動形成最佳結果，社會一般須全盤接受市場作用的結果。這與美歐局勢形成鮮明對比。盡管發生了“占領”運動以及圍繞抗議出現了各種言論，但西方政客們而今想的全是去修復舊制度。

　　倫敦經濟政治學院榮譽退休教授梅格納德•德賽認為，“資本主義并沒有陷入危機，陷入危機的只是步入老年的西方資本主義。充滿活力的資本主義--沖勁十足、勇于創新、只追求經濟增長的資本主義--已經向東方轉移”。許多國家籌劃一條通向未來繁榮的道路時決定推行越來越資本主義的政策--放松國家對銀行、利率以及貨幣走向的控制，從而面向市場力量開放其經濟。

　　的確，資本主義形形色色，除了引發危機、飽受詬病的美國式自由資本主義，還有在歐洲大陸尤其是北歐國家運作良好的德國式社會資本主義，尤其值得關注的是，近些年來實現群體性崛起的新興市場大部分奉行的國家資本主義。因此，自2008年金融大危機發生后，并沒有任何激烈地否定資本主義的現象，這與1929年-1933年的大蕭條形成鮮明對照，沒有哪個實行資本主義的國家打算放棄資本主義模式，即使在發展中國家也是如此。沒有任何發展中大國的領導人不再堅信自由貿易或全球資本主義制度。相反，卻是地位穩固的西方民主國家強調了過度依賴以市場為導向的全球化的風險，呼吁加強對全球金融業的監管?？?bull;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一文中的表述，“無論哪一種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

　　資本主義不會很快退出歷史舞臺，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當下與未來一段時期，世界尚沒有一個有效的制度體系與思想理論加以替代。冷戰結束后，社會主義陷入困境，左翼力量步入低潮，而且四分五裂。近些年來，盡管拉美左翼力量盛勢空前，在一些國家建立起自稱為社會主義政權，但是尚未全面接管權力(如司法權和立法權)，而且與形成蔚為大觀的社會主義潮流仍相去甚遠。正因如此，西方主流學者可以大膽放言“無論變革的呼聲多么響亮，資本主義都不會消失”。西方的許多人批評這種讓他們致富的制度，中國、印度和其他許多快速發展的新興國家卻在毫不猶豫地加大貿易自由度、解除管制、加強資本流動，以實現富裕。有人說當前危機標志著資本主義的終結或新社會主義的誕生，這些說法只不過是搭起了一個稻草人，分散了人們對真正處在存亡關頭的東西的關注。把禮會主義當作一種替代制度，目前這顯然不在資本主義核心地區--或其他地方(拉美可能除外)--的議事日程上。

　　四、美國：優勢逐一喪失，霸權地位終結，國家或將三分四裂

　　資本主義制度危機集中于新自由主義危機、美國模式危機，美國的興衰雖說不會決定資本主義的命運，但是嚴重影響資本主義的聲譽。昔日，美國贏得冷戰勝利，資本主義便如日中天;今天，美國遭遇空前危機，資本主義當然也灰頭土臉。

　　危機重挫美國實力，霸權優勢逐一喪失。二戰后，美國獨步天下，建立起他國(集團)難以匹敵的超級地位，在生產、金融、軍事以及意識形態上具有明顯而強大的優勢。但是，到了20世紀70年代，隨著日本與德國的經濟恢復，美國逐漸喪失了“無所不能”的生產優勢。21世紀頭十年，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群體性崛起，進一步削弱了美國剩余的生產優勢。2007年夏至今，在持續的金融、經濟危機以及接踵而至的社會、政治危機的多重打擊下，美國的金融優勢--華爾街市場主導地位、美聯儲貨幣政策操縱地位、美元霸權地位--被嚴重侵蝕，尤其是最為關鍵的意識形態優勢--新自由主義理論及其“華盛頓共識”政策、以自由民主為核心的“普世價值”、“美國夢”等系列神話--煙消云散，留給它的僅剩軍事優勢。迄今，美國仍擁有強大的陸?？仗?ldquo;四位一體”的軍事力量，在120個國家擁有駐軍、飛地和軍事基地，“軍事優勢是美國霸權體系的最后防線，如果其他方法失敗了，那么武力手段將隆重登場”。

　　左翼力量甚或社會主義力量在拉美大張聲勢，已經揭示了新自由主義--美國意識形態的核心--在拉美多年實驗的慘痛失敗。2008年的危機則敲響了主宰世界近30年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的喪鐘。投資銀行雷曼兄弟破產引爆國際金融危機，僅僅10天后德國時任財政部長佩爾•施泰因布呂克就預言：“美國這個超級大國的角色將就此告終。”美國現在再也沒有什么不同凡響之處了，它失去了自己的極度自信。美國曾幼稚地幻想自己擁有在國內外為所欲為的魔力。這種魔力源于征服的巨大誘惑力、領土擴張、用之不竭的資源、國境的安寧和重大的勝利--這種幻想已經消逝了。其實這種魔力就是意識形態優勢，正是基于這種優勢，美國可以按自己的構想來打造世界。然而，如今一切被顛倒的東西似乎又在被顛倒過來。其標志性事件被認為是，標普公司下調美國主權信用等級。但是，即使沒有標普的貿然行事，美國已經失去了世界領袖的聲譽。

　　著名學者弗朗西斯•福山撰文指出，這場全球金融危機重挫了自由市場或新自由主義模式。該模式強調小政府、取消管制、私有制和低稅收。危機凸顯了美國資本主義制度的內在不穩定性。因此，資本主義的美國版本即使沒有完全喪失信譽，最起碼也不再占居主導地位。持有類似看法的重量級學者比比皆是。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華盛頓共識”概念的發明者約翰•威廉森認為，最近全球金融危機的一項重大影響就是讓西方有關發展的觀點--“華盛頓共識”喪失了信譽，同時鞏固了有時被西方人而非中國簡稱為“北京共識”的東西。

　　中產階級持續衰減，美國根基不斷削弱。所謂“美國夢”，就是美國社會的高度流動性以及無時無處不在的發展機會，使那些進入美國國土的人都相信，只要努力工作，最終都能過上富足的中產階層生活。“馬克思主義者們沒有實現他們的共產主義烏托邦，因為成熟的資本主義制度催生的是中產階級而不是工人階級”。馬克思主義思想、社會主義運動在美國難以熱絡或長期遭受冷落，與美國“橄欖型”社會結構密切相關，美國是一個由中產階層支撐的國家，龐大的中產階級是美國政治民主、經濟自由以及社會穩定的基礎。

　　然而，“按照目前的運轉方式，資本主義顯然未能發揮應有的作用，即為所有人創造經濟機遇和更美好的未來。我們在學校里學到，資本主義是一種獎勵勤勞者和能人的精英模式。然而，2008年爆發金融危機后，得益于資本主義的往往都是有背景和有特權的人”。

　　在新自由主義、科技發展和全球化的影響下，虛擬經濟持續膨脹，實體經濟持續萎縮，產業空心化使孕育中產階級的土壤不斷流失，國民收入分配不斷向資本與富人傾斜。從1979年到2006年，貧民階層的年收入增加了17%，中產階層的年收入增加了21%，而富人的年收入增加了256%。其中，以金融創新之名而行金融欺詐之實的“華爾街肥貓們”尤為顯著。1980年金融業利潤占美國全部利潤額的10%，2007年則驟升到40%，而金融行業所雇用的員工數僅為總數的5%。美國的貧富差距在過去30年里迅速擴大。1974年，美國最富有的l%的家庭擁有的財富數量占GDP的9%，而到了2007年，這個比例已經擴大到23.5%。貧富對立，兩極分化，中產萎縮，社會失去穩定的基礎。“全球化資本主義現在的形式正在摧毀中產階層的社會基礎，而它也是新自由主義民主的基礎”。

　　美國霸權地位走向終結。在21世紀頭十年里，美國迅速從資本主義世界的燈塔淪落為展示資本主義制度缺陷的櫥窗。十年前，在網絡泡沫破滅前夕。美國風光無限，自由資本主義被視為世界潮流。但是，美國優勢在很短時間內消耗殆盡：伊拉克戰爭與軍事侵略抹黑了政治民主，而華爾街金融危機則重創了經濟自由。四十年來，美國完全依靠借貸，依靠越來越冒險的金融手段和筑得越來越高的債臺，購買大炮和黃油，并且想買多少就買多少。但是，現在這幢紙牌高樓倒塌了。重建是不可能的，因為美國的全球主顧受到了損害。謊言被揭穿，信任喪失了……美國：大炮或者黃油，兩者兼得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從現在起幾年以后，歷史學家們很可能會認為，這場金融危機是美國在全球事務中占據經濟主導地位的終結。

　　多年前，在美國執意發動伊拉克戰爭時，日本國際未來科學研究所研究員浜田和幸就撰文警告：美國正在成為“逐漸下沉的泰坦尼克號”。美國將因“經濟道德的淪喪”、“對軍事力量的迷信”和“政治正義的墮落”等三種“自殺性恐怖行動”而失去方向，從而陷入無底深淵。很顯然，日本學者的警告正在成為現實。如今，美國已經認識到自己作為世界霸權國家的地位正在走向終結。2010年10月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在雅爾塔指出，美國必須做好準備，失去作為主導國家的地位。當然，那些美國國內的新保守主義者、世界范圍內的親美分子，依然認為美國無所不能，他們不愿或根本不能看到，經濟上尤其是意識形態上，美國實際上已經破產。

　　社會矛盾激化，階級戰爭到來，國家或將三分四裂。當然，對美國霸權、帝國存亡構成致命威脅的，還是來自美國內部，來自美國國內的社會矛盾。美國的不平等現象在不斷加劇，失業增加和全球化帶來的日益強烈的不安全感起到了推動作用。中產階層越來越深切地感到自己成了全球化、金融危機和新技術的失敗者?！都~約時報》的報道指出，美國的社會流動性在減弱，從而削弱了機會社會的思想。如今，不斷加劇的危機不僅影響到了“感覺無法抵抗地在走下坡路”的大眾階層，也影響到了“不穩定和沒落”的中產階層。美國曾經是一個非常樂觀的國家。僅在幾年以前，一些調查結果還顯示，30%的美國人認為自己屬于10%的最富階層。今天，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最新調查結果，69%的美國人認為，階級之間的沖突是社會中最大的緊張源泉，遠甚于種族之間的沖突或移民與美國人之間的沖突。著名金融家喬治•索羅斯在接受《新聞周刊》采訪時直接指出，階級戰爭即將來到美國。

　　美國的趨勢研究人員估計，今后幾年，美國嚴重的社會騷亂事件將顯著增加和擴大。趨勢研究所所長杰拉爾德•切倫特甚至預測，今后幾年美國會出現類似內戰的狀況，它會使國家的團結成為問題。著名的挪威和平問題研究人員、曾準確預言前蘇聯瓦解的約翰•加爾通認為，美帝國最晚到2020年將崩潰。俄羅斯外交官學校校長、美國問題專家和克里姆林宮顧問伊戈爾•帕納林預言，美國在本十年就將發生經濟和道德崩潰，美國的經濟和道德崩潰將先導致內戰，然后使這個國家分裂成3個或4個部分。這些是危言聳聽，還是成功預言，有待歷史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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