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0日，埃及再次爆發大規模游行示威，要求總統穆爾西下臺。7月1日，軍方發布最后通牒，要求政府48小時回應民眾訴求。4日凌晨，軍方宣布政治過渡路線圖，并同時宣布穆爾西下臺。同日，埃及最高憲法法院院長阿茲利·曼蘇爾宣誓就任臨時總統。8月14日，埃及總統府宣布全國進入為期一個月的緊急狀態。同日，埃及安全部隊對親穆爾西支持者在開羅的兩個靜坐陣地發起清場行動，造成六百余人死亡。這意味著埃及在經歷了長達一年的動蕩與徘徊后，政治過渡進程重回原點。埃及政局的變化，實際上是中東愈發紛亂局勢的一個縮影。

　　從2010年末開始的中東地區動蕩事件以來，中東地區已成為戰亂不止的災難深重之地。2010年12月17日在突尼斯發生的一起執法人員粗暴對待水果攤販的事件，在很短的時間內引發突尼斯全國性的社會騷亂，并導致政府在2011年1月15日垮臺。突尼斯的小事件不僅導致本國出現政治危機，而且也在其鄰國埃及、利比亞以及西亞的也門、巴林和敘利亞等國都引發了政治動蕩。埃及政府很快也于2011年2月11日垮臺，利比亞的卡扎菲政權則在經過長達數月的內戰后也被推翻，敘利亞等國也很快出現了大規模的動蕩和混亂，至今還沒理出頭緒。如何看待發生在北非西亞地區的這一系列事件?中國當前和未來應該如何應對這一系列的變化呢?它對于中國未來的發展又有哪些警示呢?

　　中東地區動蕩的特點

　　很多中東國家從2010年末開始發生的一系列動蕩事件看似混亂，但仔細比較研究，還是可以發現它們有很多共同特點，我們不妨總結一下：

　　其一，事發突然并且擴散迅速。這些事件最大的一個特點是事發突然，沒有任何征兆，完全出乎人們的意料。事情的起因很簡單，也很普通，不過就是執法人員和一名水果攤販的沖突而已。而此前突尼斯并沒有激烈的社會矛盾和沖突，經濟穩步發展，近年來經濟增長率都在5%上下。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2010年公布的全球經濟競爭力排行榜上，突尼斯位列世界第38位，連續多年穩居非洲大陸首位。所以，當一個普通的小事件卻在突尼斯演變成政治局勢巨變的大動蕩時，普遍讓人感到難以理解、不合常理。更令人費解的是，突尼斯的騷亂在短短一個多月的時間內就迅速蔓延到埃及、利比亞、也門、巴林和敘利亞等多個國家，并且迄今已經使突尼斯、埃及、也門和利比亞的政權瓦解或領導人易位。其速度之快、烈度之深、范圍之廣，令人驚嘆。

　　其二，發生在世俗化程度較高的阿拉伯國家。目前由小事件引發政治動蕩的國家除突尼斯本身之外，還有埃及、利比亞、也門、巴林和敘利亞，全部都是阿拉伯國家。需要說明的是，盡管這些國家的民眾都信仰伊斯蘭教，但這些國家都是世俗化程度較高的伊斯蘭國家。突尼斯、埃及、利比亞、也門和敘利亞都是共和制國家，實行政教分離，這些國家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各個方面受西方文化影響較多，體現出較多的現代元素。巴林雖然是君主制國家，但實行的不是絕對君主制，而是由君主和議會分享權力的二元君主制，富有現代氣息，議會由選舉產生，并且允許女性參政。

　　其三，事發國家的領導人都長期執政。這次發生政治動蕩的中東國家還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這些國家的政治領導人都長期執政。巴林是君主制國家，國王是世襲的，執政時間不論長短都不奇怪。其他幾個國家都是共和制國家，領導人是要經過選舉產生的，但他們也都是長期執政：穆巴拉克在埃及執政超過30年，卡扎菲在利比亞執政也超過40年，薩利赫在也門執政的時間，如果加上統一前的階段也超過了30年，本·阿里在突尼斯執政也長達23年，差不多超過了很多世襲的國王。敘利亞的小阿薩德雖然自己執政時間不長，但他是“子承父業”，如果把父子兩人的執政時間加起來，那也已經有40年了。

　　其四，并非伊斯蘭激進組織策動。根據目前能夠得到的各種信息和觀察來判斷，從突尼斯引發的這一系列國家的社會政治動蕩并非伊斯蘭激進組織策動的，沒有明顯出現伊斯蘭激進組織的身影，也沒有提出激進的伊斯蘭化改革的政治主張。盡管卡扎菲指控反對派是基地組織和恐怖分子，但明眼人一看便知道，這種指控只不過是卡扎菲為其鎮壓反對派尋求政治合法性而已，不足為信。利比亞反政府武裝中即使混有基地組織成員，也不在其中占有主導地位。也門動蕩的始作俑者也不是基地組織，基地組織是在也門已經處于動亂和內戰邊緣的狀態下才出來搶地盤的。這一點讓人感到有些奇怪，這次發生在世俗化程度相對較高的伊斯蘭國家，同時也是阿拉伯國家的社會騷亂和政治動蕩，居然與伊斯蘭激進運動無關，這不能不令人感到奇怪。

　　其五，西方國家火上澆油。從目前判斷，雖然我們很難說西方國家就是此次中東多個國家的社會政治動蕩的幕后黑手，但是毫無疑問，西方國家對這些中東國家肯定是有所企圖的，美國的“大中東民主改造計劃”并非空穴來風，尤其是在這些中東國家發生動蕩后，主要西方國家無不積極介入、推波助瀾，起到了火上澆油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國家對發生動蕩的這些國家采取的是雙重標準的做法，對于他們喜歡的政權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對于他們不喜歡的政權則是必先去之而后快。特別是在利比亞，由于他們不喜歡特立獨行、奉行反西方政策的卡扎菲，因此假借聯合國決議的合法性，赤裸裸地支持反政府武裝，使得利比亞的局勢陷入長久的內戰和混亂，直至卡扎菲政權被推翻。當前西方對敘利亞反對派抱有曖昧和支持態度，也是出于同樣的原因。

　　中國對策和長期戰略

　　中東地區雖然距離中國在地緣上有些距離，但是我們與這些中東國家的經濟聯系日益增多，這些國家發生的事情并非對中國全無關系。那么，應該如何看待這些國家所發生的社會政治劇變，中國應該為此采取什么樣的應對之策呢?

　　其一，清醒認識西方國家的長期戰略 。西方國家總是以民主、自由和人權的衛士自居，指責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政治改革進程，但是西方國家的所作所為總是充滿了無知的偏見、頑固的冷戰思維和虛偽的雙重標準，并非為了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人民的福祉，而是為了他們自身的利益。尤其是西方國家的保守派，總是以基督教的教義作為衡量世界的唯一價值觀，把自己當作文明世界的中心和人類文明的保護者，把社會主義國家當作所有文明社會的敵人，把其他宗教當作破壞人類文明的異教，所以他們總是處心積慮地要改變社會主義國家，改變基督教之外的宗教，認為只要全世界都接受了西方的價值觀，信仰了基督教，采納了西方的政治體制，那么就不會對所謂的文明世界構成威脅，產生危害了。中國道路顯然體現的不是西方的價值觀，中國的崛起對西方世界也形成了一定的競爭態勢，這一定會讓西方國家，尤其是保守勢力極度不安，因此，未來西方國家一定會在政治、經濟以及意識形態等方面對中國采取各種形式的不利動作。

　　從最近中東局勢我們就能很清楚地看到這一點。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對于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亞等國的反政府活動倍感欣慰、大加贊賞，很快就督促這些國家的領導人下臺;而對于巴林發生的同樣事件卻不聞不問，甚至當沙特和阿聯酋的軍隊開進巴林鎮壓手無寸鐵的巴林反對派時仍然熟視無睹。在利比亞，當政府軍逐漸控制局勢要取得平叛勝利之時，西方國家卻以保護平民為由在利比亞設立禁飛區;但禁飛區設立后，西方國家卻只對政府軍的設施狂轟濫炸，甚至轟炸并無戰事的利比亞首都的黎波里，炸毀了很多民房和基礎設施，炸死炸傷上百平民。因此，西方倡導的公平、正義、自由，基本上都是有選擇性的雙重標準，他們需要的是一個與西方保持一致的中東。因此，對于西方國家，我們一方面要繼續對外開放、友好交往，但同時也必須對某些西方國家的所作所為有足夠的政治鑒別力和宏觀戰略思維，保持足夠的警惕。

　　其二，防止西方大國借題發揮。雖然目前我們尚不清楚中東諸國的社會政治動蕩是否是西方國家插手的結果，但是某些西方國家在事件發生后一定會借機煽風點火、推波助瀾，或者搞垮它們不喜歡的政權，或者扶植新的代理人。因為西方大國、尤其是美國，在這個地區具有非常強烈的政治和經濟利益，既想得到廉價的石油，又想偏袒和保護以色列，還要打擊宗教極端勢力和恐怖主義，再加上其頑固的冷戰思維和傲慢的霸權意識，此時此刻在這個地區不興風作浪是不可能的。

　　更有甚者，西方國家極有可能借題發揮，把政治動蕩的禍水引向更多它不喜歡的國家和政權，如伊朗、朝鮮、委內瑞拉、甚至中國等。戰后世界史和21世紀的最新局勢發展一再表明，這種擔心并非杞人憂天。此次中東各國剛剛開始發生動蕩之際，有人也在中國策劃所謂的“茉莉花運動”，不就是一個活生生的明證嗎?如果真有這種情況發生，中國需要做的，是要敢于在國際政治中主持正義、發出自己的聲音，幫助那些可能受到陰謀傷害的國家。在這種情況下，主持正義、幫助他人實際上也是保護自己。

　　其三，適當展示自己的軟實力。這次波及中東多國的政治動蕩到底有沒有幕后推手，這究竟是西方大國的陰謀還是這些國家人民的民主自覺?中東國家的政治動蕩會不會擴散到西亞、北非更多的國家?雖然從目前來看，這次政治動蕩在開始階段既沒有西方勢力直接插手，也沒有伊斯蘭激進組織策劃，我們也愿意相信，這次事件是西亞非洲各國本土化的政治民主意識的自覺，是這些國家尋求民族主義發展道路的一個開端，但是這些國家未來政治演化的方向卻不一定不受其他政治力量的影響，西方勢力和宗教激進組織一定不會錯失良機，會想方設法影響這些國家下一步政治演變的走向，因此我們應該高度關注。事實上，我們已經可以看到，主要的西方大國已經開始對這些國家的政治進程積極施加影響了。當利比亞形勢的發展不能滿足西方的心愿時，他們就開始公開轟炸利比亞政府的控制區域，同時為反政府武裝提供武器，幫助反政府武裝訓練士兵等。

　　中國雖然不搞霸權主義，但是在這個地區也有自己的利益，因此中國不能采取隱忍退讓、視而不見的策略，而是要采取積極參與的策略，適時發揮適當的政治影響，展示自己的軟實力。一方面是要防止和制衡西方大國完全主導這些國家的政治走向，另一方面也是要擴大中國在這個地區的發言權，幫助這些國家找到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因為雖然中國在經濟上已經崛起，中國的成功已經為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提供了不同于西方的模式，但是我們在政治上仍然缺乏足夠的話語權，不能讓世界充分認識中國獨特的政治文明和和諧世界的價值觀。這次中東的系列事件實際上給中國提供了一次證明自己軟實力，增強自己發言權的機會，我們必須要充分利用。

　　其四，樹立認識政治現象的不確定性思維。這次中東幾國的風云突變，出乎很多觀察家的預料之外。事后我們可以進行各種分析，什么專權腐敗呀，失業率居高不下呀等，但這都是“事后諸葛亮”，不能解釋既然存在這么多問題，為什么會在這個時候突然爆發，尤其是為什么這么多國家幾乎同時集中爆發。這些現象的發生實際上和人類社會面臨的各種不確定性有關，人類社會本身就充滿了不確定性，“一切皆有可能”，而在政治領域可能更多。承認不確定性的存在并非否認客觀規律，只是指出規律之外可能存在例外。在今天信息技術高度發達、社會政治問題日益復雜的背景下，政治事件的不確定性、不可預測性會更加突出。

　　不確定性的客觀存在要求政治領導人必須樹立不確定性思維，即既要認識到哪些事情是必然發生的，又要認識到也會可能發生各種隨機事件。因此在制定戰略和決策時，要多做各種可能預案，防患于未然;在面臨突發事件時，能夠有心理準備，做到從容應對。

　　(作者為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教授、政治學系系主任、博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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