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想象，任何一個在去年夏天為埃及后穆巴拉克時代首次普選政府成立而歡呼的人，哪怕是上臺執政的兄弟會的政敵，也并不愿看到1年后的7月3日，這個政權被由各派反兄弟會政治勢力恭請重新出山的埃及軍方推翻;可以想象，習慣于扮演“幕后操盤手”、愿撈實利而不愿擔虛名、尤其不愿承擔與虛名相伴的責任的軍方，也不愿讓局勢走到“8·14”清場這一步。

　　然而“7·3”事變終究發生了，“8·14”清場也依然出現了，即便按照官方的數據，自“8·14”至8月17日(迄今最后一次大規模街頭對抗)，“清場”已累計造成至少830人死亡，而兄弟會公布的死亡人數則更達數千人之多。

　　往者不諫，來者可追。發生的事已無法挽回，如今人們應該關注的，是將來會發生什么，以及為了謀求較好的結果，各方能做與會做的又是什么。

　　軍方和兄弟會難妥協

　　自“7·3”至“8·14”，軍方和兄弟會都不斷強調自己在“克制”，美國、歐盟、“海合會”國家，以及埃及國內的愛資哈爾清真寺、薩拉菲光明黨等，也都忙于奔走斡旋，試圖讓雙方達成妥協。事實上雙方也的確談了很久，“克制”了很久。

　　問題在于，軍方和兄弟會都是在埃及政治生活中唱了近百年主角的“老江湖”，他們對自己要什么、對方要什么，已再熟悉不過。“后穆巴拉克時代”短短兩年間的分而復合、合而復分，時則同床異夢，時則異床同夢，昨天尚聯手共進退，翌日已在過河拆橋，彼此間的政治互信已跌至冰點。

　　兄弟會的底線，是將“7·3”事件定性為“軍事政變”，讓穆爾西復職，前內閣重新上臺，因為“民選合法”是其掩飾執政一年間排斥異己、強推埃及原教旨化行為的最有力口號;而軍方的底線，則是必須承認“7·3”推翻穆爾西內閣的合法性、正當性，承認這一結果的不可逆，因為“人民授權推翻原教旨專制政府”是軍方回避軍事干預、暴力鎮壓責任的最響亮借口。于利害，于情理，雙方都極難從各自底線退讓，兄弟會不可能自認勝選白忙一場，承認自己被趕下臺的結果是合理合法的，軍方也不會自甘被扣上“搞政變”的帽子，再把被自己親手推翻的兄弟會請回來。一年前軍方一手扶持兄弟會上臺執政，有恩無仇，尚且在不到一月內就遭清算，此次的嫌隙，又豈是一年前之可比?

　　兩條底線既不能交集，所謂“妥協”自是鏡花水月。至“清場”時，拉比亞、納赫達兩座廣場上聚集的兄弟會支持者已堅持了6周之久。當初他們來此，是為了慶祝兄弟會上臺執政1周年，并表示對穆爾西政府的支持。6周之間，大喜大悲，風餐露宿，情緒和控制力都已臨近極限。而原本希望“一擊脫身”，重新回到“掌權而不擔責”的“不粘鍋模式”的軍方，對兄弟會的死纏爛打和埃及社會局勢的久未綏靖，也已表現得越來越不耐煩，“克制”非但只能推遲、而無法消弭暴力和流血，相反因治標不治本而令壓力積郁膨脹，一旦爆發，注定會產生更可怕的殺傷力。

　　“清場”發生后，國際社會不斷施加壓力，要求各方停止暴力，通過和平方式達成妥協。然而，停止暴力雖難但尚屬可達到的目標(事實上8月18日兄弟會以“擔心安全出問題”為由取消原定的通宵游行示威后，開羅街頭的秩序已有所恢復)，而妥協卻仍遙不可及。

　　道理是明擺著的：“清場”后雙方的底線均毫不松動，非但依舊全無交集，且因“文斗”已發展到“武斗”，“政治仇”變成“血淚恨”，在崇尚“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阿拉伯世界，矛盾就更難緩和。由于“清場”，兄弟會對軍方的指控由“政變”升級為“大屠殺”，他們一旦實現“政府復職”，其政治清算力度勢必更大;同樣由于“清場”，一不做二不休的軍方已將兄弟會骨干(至少部分兄弟會骨干)定性為“恐怖分子”，擺出一副“我今天不清算你，你明天就會清算我”的姿態。

　　8月20日，埃及過渡當局逮捕了兄弟會公開身份領袖中地位最高者、兄弟會協商會議執行辦公室首席輔導員穆罕默德·巴迪亞(Mohamed Badie)，擺出了繼續清算的姿態。而兄弟會方面自“8·14”、甚至自“7·3”以來，似乎始終未完成從執政黨到抗爭者的角色切換，徘徊于“和平抗爭”和“暴力對抗”之間，令其支持者莫衷一是。

　　“第二個穆巴拉克時代”?

　　人們如今最擔心的前景之一，是軍方持久在前臺掌權，埃及進入第二個穆巴拉克時代。8月21日穆巴拉克被宣布“釋放”，更加重了人們的擔心。

　　事實上，穆巴拉克“釋放”的消息被過分解讀：這只不過是由于其所受4項指控中較輕的兩項因證據不足而告審結、較重的兩項尚未開審，而根據埃及法律“法院對全部指控作出終審裁決前，對嫌犯的羈押不得超過兩年”規定，對自2011年4月即被拘押的他的常規性裁決。穆巴拉克對于今天埃及各政治派系而言均是“負資產”，軍方只求自己不被昔日老上級拖下水，是不會在此關鍵時刻“拉老頭一把”的。穆巴拉克“釋放”在目前劍拔弩張的埃及政治態勢下，并未被對峙各方拿出來炒作本身，也表明這其實不是個大問題。

　　“后穆巴拉克時代”的幾次政局動蕩表明，軍方并不愿意直接站在前臺發號施令，從而背負更多責任和批評，而只愿扮演平時低調享受特權、關鍵時刻出來“踩剎車”的一錘定音角色。“7·3”后匆匆推出過渡政府，也正是想退居幕后遙控，無奈“海歸”和部分世俗自由派組成的過渡政府缺乏代表性和能力，根本無力擔綱大局，迫使軍方事實上仍停留在前臺。

　　就在許多人對“第二個穆巴拉克時代”議論紛紛、對軍方第一強人、國防部長塞西(Abdel Fattah al-Sissi)是否會參選總統猜測不已之際，8月20日，埃及修憲法律委員會將修改后的新憲法草案提交埃及過渡政府總統曼蘇爾(Adly Mansour)，其中保留“伊斯蘭教為國教、伊斯蘭教法為主要立法來源”的第二條，但刪除對“教法原則”作寬泛定義的第219條，同時修改第六條，限制宗教或性別歧視性政黨的成立，刪除“限制穆巴拉克時代高官政治權利”條款。

　　保留第二條，意在安撫非兄弟會體系的伊斯蘭主義者，如溫和派的愛資哈爾清真寺和原教旨派的薩拉菲光明黨，同時給愿意妥協的兄弟會留下一扇窗戶;刪除第219條和修改第6條，意在避免埃及社會“非世俗化”，同時進一步清算兄弟會勢力，確保軍方轉向后臺后不至喪失特權;刪除對穆巴拉克時代高官的政治權利限制，則更多是現實需要—早在“7·3”前就有許多分析家指出，不分青紅皂白將前政權高官掃地出門，使大批有經驗的專業精英被白白閑置，這在埃及當前百廢待興的情勢下，無疑是一種浪費。

　　迅速推出的憲法草案，和隨后塞西宣布不會參選總統，再次證明軍方的意圖：不會有“第二個穆巴拉克時代”，軍方所希望的，是“別人挑擔，自己指導”，而非自踞火盆之上。

　　兄弟會：白道還是黑道?

　　如果說，穆爾西總統的被捕，對兄弟會而言只是象征性的損失，因為貴為總統的他并非兄弟會核心權力機構“執行辦公室”成員，那么“清場”前后首席輔導員巴迪亞和被公認在兄弟會“輔導員”中最具影響力的海拉特·沙特(Khairat Shater)被捕，則的確對兄弟會的決策和戰略構成巨大困難。

　　不僅如此，自“清場”至今，兄弟會多名核心領導人，如貝塔吉(Mohammed al-Beltagui)、埃里安(Essam el Erian)等也先后被捕，這讓兄弟會在當前亟待解決戰略方向問題的關鍵時刻，喪失了應有的決斷能力。

　　8月20日，在巴迪亞被捕后，兄弟會緊急宣布了新的臨時領袖伊扎特(Mahmoud Ezzat)，此人素以保守、強硬和不妥協著稱，讓他出面擔綱哪怕是形式上的(兄弟會核心機構高度機密，許多“輔導員”連姓名都不為外人所熟知)，也意味著將在一段時間內延續“不從底線退讓半步”的既定方針。

　　問題在于，譴責“清場”的國家和國際組織雖多，支持兄弟會政府復職的，卻只有土耳其、卡塔爾、非盟等幾個老朋友或遠客，且其中的卡塔爾在沙特壓力下也已放軟身段。日前埃及過渡當局宣布取消與土耳其聯合軍演計劃、逮捕土耳其新聞社駐埃及總編，表明其在這一問題上絕不妥協的姿態;兄弟會繼續在廣場上“制造烈士”，顯然已難以達成目標，且實際上也不可能持久。

　　兄弟會雖然歷史悠久，根基深厚，卻沒有軍事斗爭傳統，歷史上擅長的暴力對抗手段是暗殺，如果堅持底線，又無法繼續維持街頭抗爭，很可能暫時轉入地下。

　　至于“勾結圣戰者”的可能性似乎并不很大：兄弟會和“安薩爾教法團(Ansar el-Charia)”之類“圣戰者”組織流派各異，歷史上斗爭多于合作，且與這些國際恐怖組織合作，既有被這些組織李代桃僵、鳩占鵲巢的可能，又徹底斷了“洗白”、和歐美各國討價還價的后路，無異于政治自殺。不被逼到死胡同，兄弟會當不會如此。

　　未來向何處去

　　埃及政局未來將向何處發展?

　　首先，埃及的“緊急狀態令”將持續多久?

　　自8月15日、也即“清場”次日在全國范圍內實行的緊急狀態，很容易讓人聯想到穆巴拉克時代自1981年起實施、至2012年5月才結束的、長達31年的緊急狀態，那被認為是穆巴拉克專權的象征和保護傘。從目前情況看，過渡當局僅僅宣布“暫時維持緊急狀態一個月”，由于長期實行緊急狀態不僅影響國際觀瞻，更損及埃及經濟前景，而經濟形勢不佳、失業率高企，恰是兩三年來埃及政局動蕩的癥結所在。因此倘社會治安有所緩和，軍方和過渡當局會盡可能不將緊急狀態維持過長時間。但倘若兄弟會持續訴諸街頭斗爭，或轉而采取更激烈手段，抑或其它更激進、更暴力的宗教組織不斷采取諸如8月19日在西奈靠近加沙邊界的拉法鎮的、針對軍警的襲擊事件(導致25名軍警喪生)，則局部地區、甚至全國維持更長時間的緊急狀態并非不可能。

　　其次，埃及政局將如何過渡?

　　8月18日，軍方首腦、國防部長塞西自“清場”后首度露面，對西方國家的壓力表示無視，并警告兄弟會“如選擇暴力將得到同等回應”。從目前情況看，在“清場”前，支持兄弟會基本訴求(穆爾西及其政府復職)的國家和國際組織，僅卡塔爾、土耳其和非洲聯盟三家;“清場”后迫于沙特壓力，卡塔爾也從原先堅定支持兄弟會的立場上有所后退(盡管可能只是象征性的)，其余各國雖不同程度譴責“清場”暴力，但均不支持兄弟會訴求。而埃及國內各重要政治派別盡管在“清場”問題上立場不一，但在“不讓兄弟會再上臺”層面卻不謀而合，溫和伊斯蘭代表愛資哈爾清真寺、保守伊斯蘭原教旨代表薩拉菲光明黨雖對軍警暴力提出或委婉、或直接的批評，但均對兄弟會訴求不置可否。前者甚至也譴責了兄弟會的暴力報復行徑，警告“暴力不會給任何人帶來權力”。

　　由于美國在埃及問題上進退兩難，既不能拆自己一手扶植的“民主進程”的臺，承認“推翻民選政府”是合法的，又不愿真的看到兄弟會專權，不愿得罪軍方這個埃及主要政治力量中唯一和自己關系親近、自己可施加相當影響力的勢力，不愿因埃及政局動蕩或原教旨上臺，而影響自身戰略利益和重要盟友以色列的側翼安全，而軍援恰是美國影響埃及軍方的最重要砝碼和紐帶，因此，美國遲遲不愿將埃及軍方奪權定性為“政變”，避免因此援引國內法中斷對埃及每年13億美元的軍援。從情理分析，奧巴馬政府對埃及軍方的制裁只會雷聲大、雨點小。8月20日，媒體一度傳聞“美國將取消對埃及軍事援助”，但白宮發言人厄內斯特(Josh Earnest)很快予以否認。

　　至于歐盟，8月19日起，歐盟28國在布魯塞爾開會討論埃及局勢，一些國家建議中止對埃及的援助和貸款。這筆總金額50億歐元的援助和貸款，本來是用于鼓勵和幫助埃及民主進程的。但許多知情者指出，這個看似強大的壓力其實影響有限，因為實際上因歐盟認為埃及“民主改革進展不夠”，這筆錢絕大多數根本沒到位。

　　沙特、科威特、阿聯酋三國是“7·3”事件推翻穆爾西政權后首先表示承認和祝賀的，并提供了足以讓過渡當局維持一年的120億美元援助。沙特是光明黨的后臺，如此舉措，一是拆競爭者卡塔爾的臺，二是希望光明黨在未來占據埃及政壇主導地位。沙特國王阿卜杜勒日前表示，“不允許外國干預埃及事務”，表明海灣各國會為埃及“輸血補氣”，從而令后者有底氣抵擋歐美可能的壓力。8月21日，沙特重申“將補足歐美停發的對埃及援助”，這無疑是遞給軍方的一根救命稻草。

　　歐美雖然不斷施壓，但底牌固然有限，“藥方”也缺乏吸引力：他們所提出的方案，無非“盡早選舉”四字，然而在當前埃及政治邏輯下，兄弟會不會相信(選上的穆爾西還在監獄里)，軍方和其它埃及政治勢力也不會相信(現在選舉贏家恐怕還是兄弟會)。

　　從情勢看，近期最大的可能，是急于重返后臺的軍方遵循愛資哈爾和光明黨方面的提議，改組過渡政府，組成以非兄弟會系穆斯林(包括中庸派和薩拉菲派等)為主、包容大多數愿意參加“路線圖”之政治、宗教勢力的新過渡政府，從而讓“路線圖”重歸正途，社會漸趨安定。這個方案除了兄弟會肯定無法接受、新近辭去副總統一職的巴拉迪會不滿外，大多數埃及政治派別、勢力都可接受，沙特等國固然會心滿意足，美、歐縱不滿意，也算是有個差強人意的交代。

　　至于遠景，則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畢竟，民主、法制，甚至和平與安定，都不是一天可以達成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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