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非常想將此文作為勞動節禮物送給親愛的朋友們。但是，編輯們希望能晚一點兒上博克，他們希望讀者可以去買《信報財經月刊》。是啊，20年了，房價上漲了十倍，這本雜志價格上漲了不到一倍，稿費甚至沒有上漲一分錢，一群優秀的知識分子在勉強維持啊。此文發表在5月《信報財經月刊》，是一篇極具現實意義的文章。 在此，我只好先登出梗概。在港和過港的朋友辛苦你們支持一下辛苦的編輯們。謝謝了!

　　100年前的美國改革，恍如今日中國的一面鏡子。

　　100年前，美國與社會主義擦肩而過。按照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論，100年前的美國剛好具備了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一切條件。有趣的是，當馬克思主義漂洋過海抵達美洲大陸的時候，社會主義的熱度僅剩下民粹主義的溫度了。我從不懷疑100年前美國知識分子的社會主義情懷，當你仔細研究他們那一代人的改革，均清晰表達出了社會主義的傾向。令人感嘆的是，成熟的美國人在制度選擇上非常中庸，這當然不是他們當時就擁有了道路自信，他們只是想走自己的路而已，這是上蒼賦予他們的幸運。100年前的美國，民粹主義興起，溫和左翼上臺，威爾遜總統完美地進行了一系列改革。美國沒有延續英、法式的老牌資本主義傳統，美國也沒有搞俄、德式的激進社會主義革命，威爾遜總統只是在美國資本主義機體上植入了部分社會主義的基因。套用中國的語言范式，就是既沒有走老路，也沒有走邪路，而是走了一條中間道路。正是這條中間道路使美國避過了二十世紀的所有內外紛爭。所以，美國成功實現了大國崛起，美國人民享有了自由而富有的幸福生活。正在苦苦探索改革出路的中國人，似乎有必要去認識一下100年前的美國改革者——威爾遜先生。

　　美國總統托馬斯•伍德羅•威爾遜(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年12月28日- 1924年2月3日)，曾獲霍普金斯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曾出任普林斯頓大學校長，是美國“學術地位最高”的一位總統，是美國歷史上最杰出的四位總統之一，是近代史上最具道德使命感的政治家，是“聯合國”組織的啟蒙者，也是諾貝爾和平獎的獲得者。如果，你剝離意識形態的羈絆，去體會威爾遜先生的思想內涵，你會深信他就是一個社會主義者。1896年，普林斯頓大學一百五十周年校慶時，威爾遜發表了一篇題為《為國服務的普林斯頓》(Princeton in the Nation's Service)的演講，威爾遜先生“為國家服務，為所有民族服務”(Princeton in the Nation's Service and in the Service of All Nations)，成為普林斯頓大學的格言。從象牙塔走出來的威爾遜總統，深受來自歐洲大陸左翼思潮的影響，其言行中不自覺地表達了社會主義的精神。

　　歷史地看，正是威爾遜總統一系列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改革成全了美國。

　　威爾遜先生是以推動反托拉斯而名聲鵲起的。威爾遜先生的民粹主義曾經遭到政敵的各種攻擊，說他是“自以為義的”的人，政敵們高喊“富有不是罪”的口號，反抗民粹主義搞“均貧富”色彩的改革。威爾遜先生答道：“控制社會上多數財富，卻不關心社會福祉，誰說這不是罪?掌握大多數市場，壟斷大多數資本，又要政府給他們更多保障，信用虛浮擴張，打擊并吞弱小對手，誰說這不是罪?政府不去管，就是腐敗!政府為什么會腐敗?明顯的腐敗來自人的意志對罪惡的屈服。政府法律的公正性就是建立在維護那些真正辛苦工作的人，要達到這種功能，政府要像一部不斷更新的機器。……一個有權力、有財富的人，應該視權力與財富的獲得不過是一種“或然率”，因此有責任把這一切分散出去。經常檢查你內心深處的動機吧!”威爾遜先生將民粹主義升華為了一種道德力量，這種道德力量套用今天的中國政治家的語言就是“正能量”。

　　令人感佩的是，威爾遜先生不僅僅將民粹主義變成了正能量，而且將這種正能量繼續轉化為了一系列影響深遠的法案。威爾遜推動“關稅基本法案”，降低民生用品稅率，嘉惠消費大眾;這個法案通過后，帶動年平均物價下降百分之十一。相對的，他提高鋼鐵、電力、交通運輸業的稅率，以平衡政府稅收;這引起大財團的強烈抗議。威爾遜道：“高收入者本來就該付較高的稅。”財團又以游說阻撓法案。威爾遜力斥：“財團的游說是國家的無形會議，在民主機關里，進行最不民主的事，帶給政府無法負荷的重擔……。人民的輿論是對付游說團體的最好方法，即使他們的組織堅強如耶利哥的城墻，百姓的呼喊，可以把這城墻喊倒!”“關稅基本法案”一通過，威爾遜又對金融銀行業開刀。“金融的根基是公正，不是財利。銀行家應該避免階級心態，對富有的人或有辦法的人給較低的借貸利息、較寬的信用額度，對窮人反倒有較高的利息與嚴格的要求。銀行不該是討好富人的機構……因此，聯邦政府有義務介入貸幣稅率與干涉買賣，增加對中小企業的信用額度與對農民的放款融資。”1913年12月23日，美國通過了聯邦儲備制度法案。美聯儲的建立使得合眾國終于擁有了金融主權，并奠定了美元替代英鎊成為國際結算貨幣的堅實基礎。1914年10月，威爾遜在國會慷慨激昂的說道：“財團的壟斷是自由競爭的最大敵人。”他艱辛地通過了反托拉斯法，并成立“聯邦貿易委員會”管制不公平的交易行為。1916年7月，通過聯邦農業貸款法，在各處設立農業貸款銀行。威爾遜幫助弱者，但反對偏激的工會組織，認為“偏激的工會組織，剝奪了工人個人與雇主面對問題的互動”。他對當時一些弱勢團體爭取社會福利的激進做法并不認同，而且警告他們：“社會弱勢族群的悲哀，使政治分子獲得最后的光環，而非弱勢分子。”一切的抗爭應該是為了建立公正的法律，并且去執行。他認為：“成為一個總統，只有節制地使用權柄，才能有效的施行權柄。”威爾遜先生的思想通過威爾遜總統的職權演變成為美國社會的一系列制度建設，他有效制止了極端民粹主義可能引發的激烈社會主義革命。威爾遜的偉大不在乎主義，而在乎主義之間的平衡。威爾遜總統的執政之道講究共生共榮，已經接近中庸之道的最高境界了。

　　在波瀾壯闊的二十世紀歷史中，威爾遜總統無疑是巨人中的巨人。革命和戰爭的確可以塑造巨人，而真正的巨人才能夠締造和平。當革命退去血紅的顏色，在對抗留下巨大的傷痛中，人們才能感受到一個溫文爾雅的學者政治家的偉大、光榮、正確。似乎，威爾遜并未像其它二十世紀偉大的革命家們那樣風光無限，甚至時至今日美國精英們仍然對他耿耿于懷;但是，威爾遜先生留下了一個繁榮、富強、平等、自由、民主的美國。全世界的精英階層可能都不喜歡威爾遜先生，社會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者也不會喜歡威爾遜先生，但無論如何你都必須直面植入了威爾遜基因的美國。

　　100年過去了。歷史就像是一個車轱轆，又轉回來了。今天，精英主義又發展到了一個新的歷史性的高潮。與之相呼應，民粹主義在本世紀初也再一次悄然興起了。這一次，面臨歷史性抉擇的轉型國家是中國。這一回，中國人開始深情地呼喚自己的威爾遜先生了。

　　上個世紀的中國是不幸的。

　　2013年，是中國人充滿期待的一年，我們迎來了有希望成為威爾遜的新領導人。

　　僅僅有政治宣誓是不夠的。我們需要更加系統的制度建設。中國一樣需要出臺一系列的法案：例如保護農民權益的法案;例如反托拉斯(保護工人利益)的法案;例如規范金融主權(保護國家安全和國民福利)的法案;我們需要具有均衡社會分配意義的制度建設，中國人太需要公平正義了。其實，在技術層面上，事情遠比我們想象的簡單。事實上，就像是免費享受技術專利一樣，中國的領袖們不需要搞所謂的“理論創新”和“制度創新”，更不需要搞什么勞什子的“頂層設計”，只要將威爾遜總統的那些法案中國化就可以了。可是，我們的確無法樂觀，問題并非出于技術層面。中國的現實政治狀況并不比民國樂觀多少，中國的精英主義實在是太強大了，強大到民粹主義都快成了地下主義了。民粹主義不能正常生發，就只能異化為極端民粹主義，那就意味著另一次革命。驕傲的中國的精英們，高喊著改革卻在搞極端精英主義，他們在將左翼思潮推向革命思潮，他們正在制造另一場革命。

　　作為政治學博士，威爾遜總統是可以講理論的，但他卻絕少擺弄理論。威爾遜先生的思想理論，在國內變成了一個個法案，在國際變成了聯合國協調框架，在生活中變成了優美的高爾夫球曲線。這一點，可能會讓喜歡搞理論的“中國工程師們”感到尷尬。不講理論，顯然不是沒有理論。最懂理論的人，是絕對不會講理論的，他們會在制度建設中悄然踐行理論。關于這一點，威爾遜倒是頗得王陽明心學的神髓。與之相對應，喜歡講理論的人，可能壓根就沒有想要去做實事。威爾遜總統的每一項立法皆有所本。那部著名的反托拉斯法被美國工會領導人稱之為勞工憲章，威爾遜用一個個法案，在資本主義美國踐行了社會主義原則。一個曾經公開反對社會主義的美國總統，比社會主義者更好地落實了社會主義原則，這實在是讓人有些感慨。

　　回到中國的現實中來。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者”們通過“改革開放”，轟轟烈烈地完成了資本主義改造，并直接改回到了100年前美國的水平。如今，中國稅賦幾乎全部是針對勞動者的勞動所得的，中國制度和政策安排幾乎全部是保護官僚和資本的。事實上，中國有些事情已經發展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了。例如，政府關于房地產的限購令，竟然是限制居民貸款的權力。老百姓哪里懂得，金融霸權滲透到房地產的具體意義，中國房屋貸款權力意味著貸款中隱藏了巨額的價格補貼，占據100萬房屋貸款一年可以獲得價格補貼30萬，資本三年就能翻一番，十年就能賺三倍。所以，政府越是限制房貸，房價上漲的就越瘋狂，搶補貼能不瘋狂嗎?為了搶得補貼能不離婚嗎?十年了，政府一直忙著為官僚和資本搞價格補貼，他們可曾搞出一部反金融霸權的法案?就更不用想他們會制定保障國家和國民金融主權的“聯邦儲備法案”了。用機構金融霸權僭越國家財政主權，通過惡性通脹人為制造價格補貼，這就是中國房地產的全部秘密，這是赤裸裸的制度性劫掠!這很有意思嗎?這還能算是成功的調控嗎?難道，只要將精英調控成富豪就算是調控成功了嗎?這和那些感人肺腑的思想理論解說有一絲聯系嗎?這和威爾遜總統的改革有半點兒相似性嗎?

　　其實，在中國談威爾遜總統和民粹主義是有壓力的。即便是在美國，威爾遜總統也是頗具爭議的。你可以想象，一個曾經讓精英階層無比頭痛的民粹精英，會讓今天的精英們情何以堪!更別說民粹主義了，你一說民粹主義就得給老百姓謀福利，剛剛被金融霸權補貼成為富豪的精英們還能睡安穩嗎?100年來，絕少有中國知識分子介紹威爾遜先生的思想和事跡。最令人傷感的是，中國當代知識界狀況比100年前的美國知識界狀況要糟糕得多，今天的清華北大與100年前的普林斯頓可以相提并論嗎?中國的左翼知識分子和民粹主義在知識界有生存空間嗎?設若李大釗、陳獨秀、魯迅還活著，能有機會成為清華北大的教授嗎?今天的清華北大還能出一本象樣的經濟學著作嗎?中國所謂的專家學者似乎很感興趣傳播美國的資本主義思想和實踐，卻無人研究美國的社會主義思想和實踐，特別是美國的那些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變革。他們或許是真的搞不懂，恰恰是社會主義成全了美國，而絕對不是傳統的資本主義。更無聊的是，小朋友們非要說美聯儲是私人銀行，他們知道威爾遜總統為什么要搞聯邦儲備法案嗎?他們能夠體會聯邦儲備法案當中的國家主義和社會主義原則嗎?他們知道聯邦儲備法案是奠定美元霸權的根基嗎?私人銀行可以建立國際貨幣的霸主地位嗎?這難道不是為拱手相贈共和國金融主權鳴鑼開道嗎?這難道不是想搞垮共和國貨幣——人民幣嗎?如果，一個國家的知識分子集體傾向右翼，一個國家的知識分子集體反對民粹主義，這個國家還有希望嗎?

　　君子不財，所以左翼;君子不黨，所以民粹。威爾遜先生是一個美國謙謙君子，他是天生的左翼，他代表了民粹。中國如果尚存謙謙君子，中國當有威爾遜出。中國如果能出一個威爾遜，必然可以成就大國崛起。

　　或許，今后會有國人模仿威爾遜先生。畢竟，這個總統將高爾夫球運動普及到了全世界，并且成為了中國精英們最喜愛的貴族運動。老實說，我們很怕有人只會模仿威爾遜優美的姿勢，而不是根植威爾遜內心深處的社會主義情懷。威爾遜是怎樣做的并不重要，甚至民粹主義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發自內心深處的良知。從良知出發，就不需要任何主義或理論了，更無須精英們去搞頂層設計了，用良知就能創造奇跡。

　　無心翻看美國歷史，更無思美之幽情。我們在等待，看看誰能書寫今日中國的恢宏歷史。不知道100年后，是否有一個外國人也像我一樣，會對今日之中國感慨一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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