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薛涌對韓寒《談革命》《說民主》《要自由》的誤讀，看2011年中國的網絡輿論爭斗

前幾天看到薛涌一篇評論韓寒《談革命》《說民主》《要自由》的文章，薛涌自己加的標題是《中國的革命恐懼》，而新浪博客加的標題是《青年偶像韓寒的思想老》。

薛涌，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系博士，現任職于美國薩福克大學歷史系，在9月26日更新的百度詞條中的介紹是：“近年來在國內媒體上通過撰寫大量評論，頗為活躍，其在新浪的博客自稱為‘反智的書生’，是當代中國民粹主義代表人物，主張‘草根才是主流’，以窮人的代言人自居。許多言論頗富激烈性、爭議性，因此一度知名度甚高。比如高調宣布退出《南方都市報》的專欄，‘炮打茅于軾’等。”——在那些被習慣性統稱為“自由派”的人群中，薛涌是為數實在不多的，有一定思想獨立性的一個。

而與薛涌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那位發情期少年之友韓寒，卻反反復復地自稱是——文人。

薛涌與韓寒的這種反差，并不能簡單歸結為某些評論者所認為的“時差”或“代溝”，而是所謂“類意識差異”的表現。正因為如此，薛涌評韓寒，還是挺有看頭的。

在薛涌的這篇文章中，他也夸了一下韓寒，說：“韓寒是年輕一代反叛的象征，就象是童話中那個說出‘皇帝沒有穿衣服’的小女孩兒。”——韓寒確實能代表中國年輕一代中一小部分人的思維方式，但這些人如何歸類呢——他們絕不是薛涌所認為的“反叛者”。如果實在是想與“反叛”這個詞扯上關系的話，這些人可以被稱為“反叛的模仿者”——他們的所謂“反叛”只不過是常見的意識形態模仿的一種格式而已，他們嘲諷同齡人，他們更蔑視當局的宣傳。然而，熱衷于“啟蒙”的這些人卻絲毫沒有意識到，他們自己才是徹底的意識形態容器——這是中國的文化買辦行業發展到一定規模，并與中國社會經濟政治趨勢發生抵觸時的必然現象。

而作為這一群體的代表人物，韓寒在他那獲得1999年新概念作文大賽一等獎的成名作《杯中窺人》的第一句——“我想到的是人性，尤其是中國的民族劣根性?！敝芯鸵呀涳@示出這種意識形態模仿的跡象了。（緊接著的第二句，當時只有16歲的韓寒居然拉大旗作虎皮地順勢寫道：“魯迅先生闡之未盡。我有我的看法?！薄@一手估計是韓寒他爸教他的，要不然他也太“早熟”了。）實際上，薛涌評韓寒的這篇文章里也有過相似的表達，只是沒有點明，可能是有所顧忌。

薛涌文章的第一段是這樣寫的：“韓寒年底寫了三篇博文《談革命》、《說民主》、《要自由》，在中國引起一陣文化騷動。細讀下來，引起爭議的主要是《談革命》?！墩f民主》不過是對之的補充而已?！兑杂伞纷顭o新意，基本不出八十年代初知識分子的思想，只是說得更大膽些而已?！蹦敲矗n寒究竟說了些什么呢？

韓寒在《談革命》中談道：“隨著社會精英的離開，革命人群的構成部分一定會產生變化，無論革命的起始口號有多么好聽，到最后一定又會變回一個字，錢。說的好聽一點就是把應該屬于我們的錢還給我們，說難聽一點就是掠奪式的均富。你們不要以為因為我覺得自己有點錢，所以我慫了，害怕失去。在革命的洪流里，你擁有一個蘋果手機，你是開摩托車的，甚至你會上網，你平時買報紙，吃肯德基，你都算是有錢人，甚至是有能力在互聯網上閱讀到這篇文章的人，都是充滿著原罪的被革命對象。有一億家產的人比起有一萬家產的人反而安全，因為他們打開家門，門口已經放的是紐約時報了。最后倒霉的還是中產，準中產甚至準小康者。”（注：所謂“中產”什么的全都是忽悠，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這才是科學的提法。）

韓寒在《談革命》中談道：現今中國是世界上最不可能有革命的國家，同時中國也是世界上最急需要改革的國家。如果你硬要問我在中國，什么時候是個革命的好時機，我只能說，當街上的人開車交會時都能關掉遠光燈了，就能放心革命了。但這樣的國家，也不需要任何的革命了，國民素質和教育水平到了那個份上，一切便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p>

韓寒在《說民主》中說道：“相信天鵝絨革命其實就是選擇相信了民眾的素質，執政者的忍讓，文人的領袖，這三者的共力才能形成天鵝絨革命，我認為這三者在中國全部不存在。你不能把一場完美的革命常掛在嘴邊來反駁也許未來不完美的改革。我理解中國很多文人和學者對天鵝絨革命的感情，他們甚至能夠在腦海中將自己代入哈維爾的角色暗自感動。但無論中國發生暴力革命或者非暴力革命，文人所處的地位和角色遠遠比他們想象的要低得多，更別說能作為領袖了。而且國民素質越低，文人就越什么都不是。你也不能用完美的民主，完美的自由，完美的人權從字面上解釋應該什么樣子的來逃避中國的現實。改革和民主其實就是一場討價還價的過程，你不能盼著執政者看了幾本書忽然感化把東西全送給你。你不能天天盼著天鵝絨革命，再由你來扮演哈維爾，并瞬間讓每個中國人有一張選票，還都不能被賄選。捷克至今也不是普選。所以我的觀點很簡單，暴力革命我們都不愿意發生，天鵝絨革命不可能在近期的中國發生，完美民主不可能在中國出現，所以我們只能一點一點追求，否則在書房里空想民主和自由憋爆了自己也沒有意思，改良是現在最好的出路。”

薛涌批評韓寒道：“讀到這些文字，先拋開其中的諸多謬誤不說，最讓我吃驚的是，韓寒作為青年偶像，思想卻很老，似乎更接近40后50后。他所謂的‘文化人’，在八十年代初叫‘知識分子’。這些人那時大力推崇普及民主自由的觀念，自有其歷史功績。不過，這些人的知識成長期大多在1949年以后，雖然從現實的痛楚中感受到自由民主之必要，但很少有機會對自由民主有細致真切的研究。因此，他們有意無意地秉承了傳統士大夫‘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之精神，堅信民主自由的前提是廣大民眾接受他們這些‘知識分子’的啟蒙。有了充分的啟蒙，知識分子登高一呼，即萬眾相應，于是中國在一場摧枯拉朽的革命中有了民主。這就是韓寒所說的文化人總想自己扮演哈維爾的情景，是他對以民主自由為目標的‘革命’觀的解讀。只不過現在他要說：老百姓尚沒有被啟蒙，素質還差得遠，不是文化人想象得那樣，所以中國還不能民主。文化人高素質、老百姓低素質這種從魯迅到八十年代初一直在知識分子們心中根深蒂固的信念，還是韓寒的基本思想預設。他自己‘作為一個文化人’，字里行間也充滿了這種優越感?！?/p>

接下來，薛涌以他自己的“心路歷程”為線索，來闡述他所謂的“革命觀”，這里就不都引用了，重點就是這段話，薛涌寫道：“這并非因為他們接受了知識分子的啟蒙，而是他們通過‘群體事件’掀起了一場革命。如今的烏坎，也被當作小崗村式的‘群體事件’，大家希望由此能引起一場同樣深刻的政治革命?！薄斈甑男彺迨录菜闶窍破鹆艘粓龈锩鼏幔啃彺迨录儆诹袑幹赋龅哪欠N經典民粹主義，因為一些村民明確提出了“回歸”個體小生產的訴求，而真誠的民粹愛好者薛涌在根本還沒有弄清楚烏坎事件來龍去脈的情況下，就一廂情愿地把烏坎與小崗村扯在了一起，這只能表明，薛涌所謂的“革命觀”準確地說，是薛涌自己的“民粹觀”，甚至在薛涌眼里——也許民粹與“革命”本來就是一回事。

當然，后面薛涌的結論也應該在讀者的意料之中，他寫道：“韓寒的《談革命》當然就成了對這些草根‘革命’的詆毀。”薛涌氣憤地批評韓寒道：“當有這么多人冒著身家性命的危險為一個死去的人討公道時，一個能玩兒得起賽車的城市年輕貴族，有什么資格在那里指責別人不在乎‘公正’？”——難道真要韓寒開著他心愛的跑車，去領導薛涌版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嗎？——很好，這樣更方便人們識破憲政民主派右翼民粹主義的偽裝。

薛涌與韓寒之間的“分歧”，絕非薛涌在其文章最后一段中所說“韓寒多讀點書”就能抹平的，前面已經說過——他倆不是“同類”啊?！诿翊庵髁x問題上，顯然韓寒比薛涌更“務實”，韓寒至少明白，在2011年的中國，他也只能演演戲了。而薛涌竟然要求韓寒們假戲真做，真的“到民間去”，真的去“貼近群眾”，真的去“代表草根利益”?！τ拷洺Ｕ務摗懊翊庵髁x”，他前些時候寫的《右翼民粹已成美國大礙》一文也流露出對美國式右翼民粹主義的反感（茶黨之流是極端排外、宗教狂熱和種族主義的，薛涌再怎么熱愛美國的一切，也不可能喜歡茶黨），但他對民粹主義的理解還是停留在字面和表象。

在當今中國社會各種各樣的民粹現象背后，都是階級利益的激烈沖突，而中國憲政民主派的民粹主義者縱然會有千奇百怪的表演，但萬變不離其宗——他們都極力詆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無產階級革命史，都極力宣揚那一套超階級的民主觀，都極力維護中國買辦資產階級和境外壟斷資產階級的利益，其主要宣傳對象也絕非泛泛而談的所謂“草根”或“平民”，而是一部分不但對當局不滿，并且還崇拜資本及其配套觀念的小資產階級或傾向于小資產階級的各色人物——中國憲政民主派的民粹主義是買辦資產階級的一種宣傳策略，他們要對抗當局及體制，想方設法利用這些小資產階級勢力是必須的，但也僅僅是利用和欺騙而已?！哉f，雖然自由主義者薛涌向往民粹主義，但他對民粹主義的把握反倒是不如韓寒這樣的中國憲政民主派分子，而薛涌實在是誤讀了韓寒的這三篇文章。

薛涌沒有讀出韓寒文章中的潛臺詞，而他這篇文章的標題其實應該叫《中國憲政民主派的革命恐懼》才對，關于這方面的解讀，可以參看劉仰的博客文章《辭舊迎新韓三文：花兒革命》和《辭舊迎新韓三文：民主自由》。

劉仰說：“‘韓三文’說了什么？有些人以學術的角度逐段逐句地分析，以至于說韓寒不讀書，言下之意沒文化，概念不清、邏輯混亂等等。我認為，從學術角度討論‘韓三文’沒有意義，它并非討論學術問題，它是對當前政治發出的通知，就好比美國總統或各國政要的‘新年致辭’，只是表個態，誰要仔細分析它的學術水平那就太迂腐了。”

劉仰說：“在我看來，就是民眾擁護共產黨。這實際上是對民主的不同理解。西紅市提倡的民主把著力點直接落在‘經濟民主’上，在‘拜民主教’看來，這就是低素質的落后民主，因為，與他們主張的‘富人民主’背道而馳。由此我們可以看到，誰素質高、誰素質低？民眾素質高低究竟是什么意思？應該就有了一個答案：在‘拜民主教’看來，如果民主的結果是民眾擁護共產黨，那就是低素質的民主，不要也罷。所以，‘韓三文’主張‘民主以后再說’，無非是說，等到‘富人民主’有了真正成熟的條件再說。”

這里要指出的是，劉仰也把韓寒的這三篇文章視為一個整體，他認為這三篇文章表明韓寒“不是一個人在戰斗”。而筆者認為，這三篇文章中的前兩篇《談革命》和《說民主》確實是韓寒的“個人行為”。

韓寒的博客文章近期多次被“和諧處理”，包括禁止轉載、改動標題和全文刪除（根據某韓寒粉絲的統計，韓寒博客從5月4日到11月2日的全部7篇博文中（《測試》不算？）有4篇被“和諧處理”，而其中又有3篇是被全文刪除的）。在這些文章中，最登峰造極的要數那篇7月26日的《脫節的國度》，這篇文章一開頭就出現諸如“喪心病狂”“顛倒黑白”之類的詞句排比，大有登高一呼的氣勢，也是典型的右翼民粹主義宣傳。當然，這樣的文章肯定會被刪除，刪的多了，對韓寒的“曝光率”肯定是有影響的。對韓寒這樣的人來講，保持“曝光率”不說是一切吧，那也是異常重要的，不然韓寒也不會在其11月2日的博客文章被全文刪除后，在其11月3日的博文中“無奈”地寫下僅有的這樣一句話：“這我也沒辦法，手快有，手慢無?！薄?，之后他的博客文章“風格”有所調整是很正常的。

前面特地去看了一下韓寒的博客，韓寒11月30日發表在其博客的《問我》實際上是對《談革命》和《說民主》的預告，顯然，《談革命》和《說民主》是韓寒精心準備的文章。而《談革命》和《說民主》之所以會引起相當一部分堅定的“帶路黨人”的強烈不滿，根本原因不僅僅是什么“概念不清”或薛涌所說的“謬誤”，《談革命》和《說民主》這兩篇文章其實是韓寒對自己近年來一直在不斷強化的右翼民粹主義立場的一種軟化。

劉仰說：“但是，‘韓三文’的第三篇《要自由》文體完全變了，沒有了問答，變成韓寒本人直接宣泄。宣泄的對象是‘你們’，這個‘你們’是誰，讀者們，你懂的。”

而在筆者看來，韓寒12月26日的《要自由》實際上是對其12月24日的《說民主》和12月23日《談革命》的一種補救。在第三篇《要自由》里，韓寒才真正“不是一個人在戰斗”了。如果仔細對比，不難發現韓寒第三篇《要自由》中對“自由”的態度已經與之前第一篇《談革命》中的明顯不同了。

在《要自由》中有一段關鍵的話，韓寒是這樣寫的：“很多東西并不是錢可以買來的。文化繁榮其實是最省錢的，管制越少必然越繁榮。如果你們堅持說，中國的文化是沒有管制的，那就太不誠懇了。所以在新的一年，我懇請官方為文化，出版，新聞，電影松綁。如能達成，從我而言，我承諾，在文化環境更自由之后：不清算，向前看，不談其在執政史上的敏感事件，不談及或評判高層集團的家族或者相關利益，只對當下社會進行評判和討論。如果文化界和官方能各讓一步，互相遵循一個約定的底線，換取各自更大空間，那便更好。但是如果兩三年以后，情況一直沒有改善，在每一屆的作協或者文聯全國大會時，我將都親臨現場或門口，進行旁聽和抗議。蚍蜉撼樹，不足掛齒，力量渺小，僅能如此。當然，只我一人，沒有同伴，也不煽動讀者。我不會用他人的前途來美化我自己的履歷。同樣，我相信我們這一代人的品質，所以我相信這些遲早會到來，我只是希望它早些到來。因為我覺得我還能寫的更好，我不想等到老，所以請讓我趕上?！?/p>

此外，在《要自由》最后一段話中，韓寒也不忘與他的老相好趙麗華劃清界限，順便又想惡心一下當局，韓寒寫道：“縣長太太買一百個路易威登不能為民族贏得尊敬。愿執政黨闊步向前，可以名垂在不光由你們自己編寫的歷史上?！?/p>

前面曾經引用過薛涌對《要自由》的評論，薛涌說：“《要自由》最無新意，基本不出八十年代初知識分子的思想，只是說得更大膽些而已?！薄烙嬍琼n寒前兩篇文章的言論使薛涌太生氣了，以至于他沒怎么注意這第三篇《要自由》。其實這《要自由》之所以要“更大膽些”，正是因為前兩篇文章在韓寒那些同志之中的反響實在是不好，所以韓寒不得不試圖重新回到更強硬的立場上來。但是，如果才隔了一天就又翻臉，又大談起“喪心病狂”“顛倒黑白”之類的題材，那也顯得太過反復無常了吧。于是，韓寒只得在《要自由》這篇文章中留了些典型的右翼民粹主義的伏筆，而他這種反復的立場也折射出了中國憲政民主派大小精英們的某種焦慮。

面對國內外越來越大的政治經濟壓力，近年來中國的憲政民主派利用其在文化傳媒業積累了多年的固有優勢，在互聯網上拼命宣傳造勢，卻遭遇左翼和一部分親中共的民族主義者的有效阻擊，使其投入與回報之間的落差相當大，雖然乍一看還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但在當前的輿論消耗戰中已處于明顯的劣勢，所以他們更會盡全力抓住每一次機會。比如：12月17日，朝鮮人民和社會主義的偉大領導者金正日不幸逝世，這是全世界工人階級的重大損失。而憲政民主派和其它右翼民粹勢力也照例借題發揮，瘋狂炒作。另一方面，九常委集體吊唁金正日，這是中共當局的強硬表態，在國際上反響不小，同時對引導國內輿論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前些天還發現，關于金正日的百度詞條現在處于鎖定狀態了，雖并未刪除詞條中原有的對金正日的誹謗之辭，但這也算是一種輿論措施吧。

對中國的民間左翼來說，2011年的輿論環境明顯比2008奧運年時要好不少，再往前就更不用比了。不過，那種一味夸大民間左翼主觀作用的論調是不可取的，2011年那些被津津樂道的“輿論大捷”當然主要是民間左翼努力的結果，但是，這其中顯然還有別的客觀存在的趨勢曾施加過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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