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縱觀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發展歷史，在商業資本和產業資本階段，因資本同質性擴張而形成的以對資源地理縱深控制為目標的地緣關系成為了殖民化時代國際關系的核心。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金融資本愈益成為世界分工和分配的核心，遂使貨幣權力超越地緣實力，成為金融資本主義時代國家間關系的新樞紐。蘇聯解體后，美國“單極”霸權賦權于美元，使其無約束地增發并順勢主導了金融資本全球化，這決定了美元霸權成為幣緣政治時代國際關系的實質，并衍生出強化美國的全球幣緣戰略體系，即以美元資本、能源(石油)、食物(糧食)三大霸權為核心的新霸權體系。作者認為，在此背景下方能理解“幣權”的時代特征，即以地緣關系為保障、以決定產業鏈安全的資源定價權為基礎、以當代國家政治主權派生的信用體系以及自主的財政貨幣政策為核心，美元可以在全球經濟金融化競爭的資本擴張中獲取利益并轉嫁成本。對此，中國亟須恢復人民幣的主權貨幣性質，以實體經濟為本來推進國內產業縱向一體化戰略、“資源重商主義”戰略和 “新重農主義”戰略，并以陸權為基礎構建自己幣緣戰略安全的陸域縱深。

　　(蘭永海，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碩士研究生;賈林州，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溫鐵軍，中國人民大學可持續發展高等研究院教授)

　　原載：世界政治與經濟2012年第3期

　　一、引言

　　人類進入資本主義文明以來，其發展在本質上是資源的資本化過程。以資本內生性擴張為動力演化出來的資本主義全球化，實質是大國強權向其貨幣體系賦權而形成的、由金融壟斷資本集團所主導的、海權與陸權此起彼伏的地緣博弈過程。需要深入理解的，是其在不同歷史階段表現出的不同特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與殖民化伴生的商業資本和產業資本以及資本內生性而形成的以爭奪地緣空間的資源控制力為核心的、“列強”多重博弈形成的全球分工與分配體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世界進入了后殖民化的金融資本階段，霸權國家依賴國家政治強權對貨幣進行賦權，形成了擴張貨幣信用及獲取超過社會平均收益率的超額利潤的金融壟斷資本，從而逐步擺脫了實體經濟的羈絆，日益追求貨幣的流動性而獲取壟斷利潤。貨幣信用與軍事霸權的全球擴張兩者間的內在結合，逐漸確立了以貨幣權力為樞紐的現代金融資本主義全球(分工與分配)體系。貨幣權力繼而超越了傳統地緣政治的范疇，成為金融資本主義時代國家間關系的新樞紐。

　　造成世界各國(無論貧富)都不得不接受“美元贏了，但世界輸慘了”之局面的內在機制乃是單極霸權的單次博弈，這已成為新的幣緣政治時代美國掌控國際經濟政治關系和意識形態主流話語的實質。

　　人們都看到，美國因其占有全球海權和陸權領域的霸主地位并主導全球貨幣金融體系而成為金融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這主要表現為:第一，美國可以通過發行貨幣向全球收取鑄幣稅(seigniorage)和通脹稅(inflationtax)，并通過對全球資源和產品的定價權而得以長期享受低價消費和低通脹。第二，美國能夠利用“特里芬”現象吸納全球美元資本回流到美國的資本市場，并以低息借債方式進行全球再投資，即通過國內低通脹條件下的低息美元資本與接受國的高息資本之間的市場利差構成的競爭優勢，低成本地控制其戰略產業，獲取跨國集團的回流資本收益支撐美國資本市場。第三，通過貨幣與資本價格的傳導和重置，美元資本可以向全球轉嫁國內金融與經濟危機，在這種幣權戰略內涵的經濟與政治的互動上消除本國對外貿易的長期逆差以及本國社會福利成本不斷上升等內生性矛盾。

　　中國學者王湘穗在近年來的一系列文章中對幣權、幣緣等相關概念進行了詳細論述，開啟了貨幣權力與幣緣政治理論的國際關系研究框架。本文試圖拓展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框架，梳理了資本主義的歷史演變過程和生成機制，旨在透視金融資本主義階段全球政治經濟體系的內在邏輯，并闡明衍生于傳統地緣戰略之上且以美元霸權為樞紐的新三角結構。

　　二、金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形成

　　全球化并不是新概念。自歐洲在長期貿易逆差導致白銀危機的歷史背景下而發生的哥布倫入侵(發現)美洲原住民家園的500年以來，在與資本結合的國家軍事力量主導下，世界實際上經歷了以資本主義不同階段內以資本擴張為根本動力、以大國海權與陸權的地緣博弈為主要內容的此起彼伏的全球化過程。其階段性特點是，在殖民化與工業化時代，得以空間擴張的主要是商業資本和產業資本，且因資本空間擴張的同質性而引致列強之間發生了以國家暴力為主要手段的長期地緣戰略博弈，因此，必然導致以陸權和海權的地緣戰略多重博弈實現均衡(實為武力制衡)為主要內容的競爭，意在瓜分資本對資源要素戰略縱深空間的控制力，即資源控制力。客觀上，商業資本更依賴海權的力量，產業資本則因火車機動性帶動了陸權的重構，進而催生了陸權國家的崛起，這就形成了海權與陸權共生博弈的全球地緣戰略格局。

　　從所謂“新大陸的發現”到18世紀工業革命前，西方主要處于“重商主義”的商業資本擴張階段，即馬克思筆下的“手工制造”的資本原始積累時期。維護商業資本利益引致海權力量的崛起，也改變了歐亞大陸作為“世界島”和“核心地帶”的樞紐地位。“海洋上的機動性，是大陸心臟地帶馬和駱駝機動性的天敵”，海洋作為交通的便捷性和對于陸地運輸的優越性，使歐洲人從海上迂回到游牧民族后方，抵消了人類歷史上歐亞大陸處于“中心地帶”的長期優勢。因此，處于大陸板塊西部邊緣的西班牙、葡萄牙和英國先后通過海權爭奪成為控制全球貿易的海洋霸權國家。尤其是英國，因奪取海上霸權，先是成功地控制了邊緣地帶廣闊的“島狀陸地”，后又遏制了“世界島”上的崛起大國，才進而稱霸世界。總之，是資本的內生性需求帶動了“原始積累”，使原處“邊緣”的國家在海權力量的主導下，對全球殖民地的原材料、勞動力、貴金屬進行血腥掠奪和對相關貿易通道予以控制。

　　從工業革命的興起到20世紀中期，資本主義一直處于產業資本的階段。一方面，產業資本要求以資源要素和市場整合為內容的地理空間擴張;另一方面，火車的大規模應用促進了陸上交通，使得產業資本在歐亞大陸獲得廣闊的陸地縱深;于是，“陸權重構”強化了核心地帶的樞紐地位。出現了法國、德國、俄國(蘇聯)等陸上大國先后崛起的現象。然而，有限的市場容量與空間縱深使得眾多陸權國家不得不在海權初定的格局下，尋求產業資本在陸地的戰略縱深，并試圖控制 “核心地帶”來構建帝國霸權。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德國在“生存空間”的陸權理論指導下，放棄了威廉二世時期推行的商業貿易和爭奪海外殖民地的對外政策，轉而提倡與實施“向東進行領土擴張，為德國在東歐、富饒的波蘭平原、烏克蘭和俄國尋求生存空間的大陸政策”，以謀求德意志產業擴張的陸權縱深。二戰爆發之后，德國在《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簽訂尚不足兩年的時間內，便東向進攻俄國。在同時期，日本將其主力關東軍長期駐留在中國東北，而不是向南投于激烈鏖戰的太平洋戰場，其意也是窺伺對“核心地帶”的控制權。

　　二戰后，世界步入后殖民化時代，客觀發生了從列強紛爭轉變為美蘇“雙寡頭控制”的兩種資本主義地緣政治格局——美國海權為支撐的市場資本主義體系與蘇聯陸權為支撐的國家資本主義體系的戰略對壘。蘇聯因獨占“核心地帶”俯沖“邊緣地帶”而一度掌握戰略主動權。美國則通過海權對新月形地區外圍加強控制，形成對樞紐地區的戰略遏制與威懾。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修正了哈爾福德•約翰•麥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的“大陸心臟說”，提出邊緣地帶論:僅僅控制住世界的“心臟地帶”并不足以實現全球霸權，而如能控制環繞心臟地帶的歐亞沿海區域，將足以遏制心臟地帶國家稱霸世界的企圖，進而能夠與之爭霸。因此，美蘇全球競爭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海權與陸權的戰略競爭。

　　然而，具有更廣闊市場縱深的市場資本主義體系率先步入金融資本主義階段。1944年，美英兩國共同主導推出美元與黃金掛鉤、其他國家貨幣與美元掛鉤的金匯兌制的全球貨幣體系，即布雷頓森林體系。隨后在1971年，雖然美元過量增發不得不與黃金脫鉤，但1976年《牙買加協議》的簽訂仍使美元成為全球主要的定價、結算和儲備工具，進而成為事實上的世界信用貨幣。到此，“美元本位制”在全球確立。這是美國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最大贏家以金融和軍事結合主宰世界的必然結果。隨之掀起了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金融化這三大潮流的融合與美國的“幣緣戰略”有機結合的深化變革，也就是說，世界進入了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經濟全球化和全球經濟金融化進程之中。

　　金融化是指“資本主義經濟活動重心從產業部門轉向金融部門”的過程與結果，新自由主義主導的全球化的本質是壟斷金融資本的全球擴張。在美國以海權為空間縱深的市場資本主義體系內，源于產業資本階級與重商主義王權做斗爭而構建的話語——“自由主義”進一步為資本的全球擴張打破了民族國家的意識形態“壁壘”，形成經濟全球化和全球金融化的世界趨勢。這一趨勢產生了如下客觀結果:第一，金融化日益演變為鞏固國家強權的支撐力量，反之國家更多賦權于信用體系又使金融資本成為控制一切要素資源的最重要力量。第二，金融化過程伴隨著發達國家實體產業向發展中國家的轉移，發達國家經濟隨愈益“虛擬化”更依靠強權支撐信用擴張。第三，隨著美元資本的全球化擴張，各國被納入全球分工體系，并逐漸形成了金融資本對全球產業縱深的空間整合。于是，金融化的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逐漸成為“有異于帝國、城邦和民族國家”的經濟實體和意識形態實體，儼然形成了“世界經濟體”。在此背景下，蘇聯因西部北約掣肘、南部美國滲透而地緣戰略空間有限，更因中蘇長期交惡而致其遠東戰略受阻，同時，也因其占有經互會換貨貿易體系之最大收益而致其內部無內生性動力對處于實體形態的資產和資源要素推進貨幣化和資本化，也就沒條件形成類似《牙買加協議》賦予美元貨幣霸權的金融體系。因此，地緣競爭失利，加之蘇聯未能構建金融化戰略縱深，于是在美國幣緣戰略運作下，蘇聯開始了從意識形態自我矮化到政治失控、再到求助于貨幣賦權的政治強權以致造成金融體系崩潰，最后致使整個蘇東尚在實體形態的龐大物質資產即被西方強勢貨幣完全覆蓋，成為跨國資本憑借幣權直接獲取貨幣化巨額收益的屠宰場。

　　1991年蘇聯解體，最后一個陸權大國衰落，歐亞大陸這個“核心地帶”被切割并拱手將其巨大物質資產納入金融資本主義體系，西方過剩的金融資本突然獲得巨大的金融化縱深空間，世界也由此進入了全球化、金融化加速度的新階段。“雙寡頭”地緣控制突然解體，形成了美國構建單極世界霸權的客觀條件。借助這個空前絕后的歷史機遇，美國以新保守主義為主流，強化了其以“新帝國論”、“單極穩定論”和“先發制人論”來構建“單極”霸權的全球控制體系的意識形態。由此，美元資本基本完成了對全球范圍內的地緣戰略縱深的全方位主導。

　　在某種程度上說，美國是在二戰后唯一實現金融資本全球化的國家，或稱為全球金融的美元化和美元全球化的國家，它在本質上是美國以地緣戰略縱深為基礎的金融資本的全球擴張，延伸于金融壟斷和軍事壟斷并形成內在結合——資本派生于國家軍事強權推進的金融化“再生產”過程形成了當代金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新樞紐——美元金融霸權。這標志著在后殖民化時代，金融壟斷資本在超強軍事力量的支撐下完成了對經濟產業鏈條的全球分工，形成以美元貨幣為樞紐的、結構性不平等的全球分工與分配體系;同時，也因其隱蔽性和一體性而避免了在產業資本階段因同質性擴張而形成的大國間直接的空間對抗演化的軍事沖突。也因為如此，政治家們不再擔憂“第三次世界大戰”，轉而追求金融資本主義階段在區域整合條件下的統一貨幣，為了幣權“搭便車”跟進金融全球化而附勢于美國強權推進幣緣戰略的單邊主義。

　　三、美元霸權體系的戰略實踐

　　金融資本主義階段業已形成的美元霸權體系，勢必在全球擴張中維護其壟斷利益并在進程中構建出幣緣戰略體系。它不僅以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海權對傳統地緣戰略的主導地位為基礎，同時又深刻反映了金融時代的嶄新的經濟政治脈門:貨幣金融力量成為當代金融資本主義分工與分配的核心，進而貨幣金融權力內生性地生成為當代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金融樞紐，即幣緣。

　　具體來看，貨幣在產業資本階段是資源要素配置的核心，它在金融資本階段則是現代經濟的核心。不同國家的貨幣發行主體會因為貨幣信用背后的主權的強弱差異而享受不同的金融化收益。依托政治強權賦權才能獲得信用的貨幣體系所承載的金融權力不僅主導了資源、產品、分工、分配、資本的定價，而且隨著資源產品、利率、匯率、債權收益率等的價格調節來影響資本的全球流動和財富的空間轉移。

　　近半個世紀以來，尤其是在21世紀之初，發達國家的制造業不斷向追求工業化的發展中國家轉移，遂使虛擬資本異化于實體經濟、逐漸成為發達經濟體“高度現代化”的主導力量，并在客觀上形成世界權力和財富的分配體系，即把紐約、倫敦、法蘭克福等強勢貨幣的主權國的金融中心作為全球經濟的金融樞紐，主導全球產業要素、產品和資本的分工與分配，并據此形成制度以便“合法”地占有收益。這也體現了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在“世界系統論”中揭示的全球化內涵:圍繞著貨幣樞紐國的依次是位于夾心層的產業鏈中低端的制造業國家以及最外圍全球資源(能源、原材料)的生產國與供給地區。在這一不平等的以貨幣金融權力為核心的體系中，越往外圍就越處于產業分工末端和收益分配底端，同時也就意味著越處于依附的地位。高端是提供金融服務和各種金融產品的資本國家，中間是主要從事制造業的國家，而底層則是提供各種初級資源的國家。

　　在金融深化的新時期開始之時，美國戰略家構建的幣緣政治總綱領是，“誰控制了石油，誰就控制了所有國家;誰控制了糧食，誰就控制了人類;誰掌握了貨幣發行權，誰就掌握了世界。”也就是說，依靠美國在全球超強的政治、軍事、科技、經濟實力，美國可以控制全球的石油(原料)、糧食(耕地、水)等重要戰略資源，進而以石油霸權、糧食霸權、美元霸權的三角結構交融聯動來共同支撐和強化以美元為樞紐的全球貨幣金融體系。

　　在金融資本主義的幣緣政治時代，為維護其幣權，美國已不再需要進行地緣空間的絕對控制;相反，美國只需要保障對全球資源和戰略競爭對手的控制或影響能力。因此，美國謀求的是戰略遏制、先發打擊和控制能力。其主要手段除了以傳統軍事手段保持戰略性威懾之外，還將重點放在控制現代經濟“糧食”之稱的能源、原材料(石油、鐵礦石、銅等)、關乎人類生存命脈的食物(水和耕地)以及作為現代經濟核心的貨幣金融權力之上。也就是說，這等于實際上掌控了他國進入工業化進程或進行主權貨幣擴張的戰略要點。這就不僅為美國的“先發制人”、“單極穩定論”、“主權有限論”、“民主和平論”等四個緊密相關的對外政策提供了強力支撐，也據此構建了由低成本輿論控制而具有“軟實力”作用的“新帝國”的意識形態。

　　從歷史的角度看，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美元體系戰略擴張，美國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上述幣緣政治總綱領，建立起軍事強權對全球地緣政治和強權派生的金融資本對全球產業的全方位壟斷。

　　首先，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制造業轉移和同步的金融全球化進程中，美國已經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對全球資源、商品投資利潤反哺本國虛擬資本市場的全程控制。進入21世紀后，美國虛擬資本占全球虛擬資本的一半，政府的負債占全球政府債務的一半，軍事開支也占全球軍事開支的一半。同時期，全球外匯儲備的幣種約有2/3的數額以美元的形式存在。

　　其次，美國海洋霸權地位和美元貨幣霸權地位不僅使其能對全球資源(糧食和石油等自然資源)、產地銷售(通過跨國企業等手段)和貿易通道(海外駐軍)實施有效控制，而且還在此基礎上實現了對國際幾乎所有重要的大宗資源和貿易商品的美元來進行計價。

　　再次，由于美元體系的內生性結構不平等，以華爾街金融資本(其核心力量包括美國各大投行、評級機構、銀行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主導的美國金融市場客觀上支配了全球金融資本，美聯儲幾乎成了全球經濟體系的“中央銀行”，全球的商業金融機構和金融政策機構都不得不時時刻刻關注美國三大股票市場的指數、芝加哥期貨市場和美聯儲。

　　最后，在全球資源因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加快而日益稀缺時，能夠吸納和消化過剩金融資本的糧食和能源(石油)市場也超越了美元化地區的“美元池”的作用，與美元一道成為維護幣緣戰略的武器。

　　二戰后，為回應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對美國全球利益的影響，亨利•基辛格(HenryKissinger)1974年起草了《國家安全備忘錄第200 號》，其副標題為“世界人口增長對美國國家安全和海外利益的影響”，旨在探求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進程和人口增長背景下維系美國的全球利益。在這種戰略觀念的指導下，美國在20世紀70年代初形成了全球石油、糧食等有基礎性影響的資源品的戰略方案，這就是基辛格關于糧食、石油與貨幣言論的真實內涵。

　　其一，在美蘇雙寡頭戰略對抗中，美國構建了對石油的美元定價和地緣控制。在1973年的第四次中東戰爭期間，美國與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達成了內部協議，以美元對歐佩克出口的石油進行計價、結算。隨后，美國逐步完成了對全球幾乎所有重要大宗商品(包括資源品和工業產品)的美元計價與結算，構建了控制 “微笑曲線”兩端的跨國公司獲取海外收益的基礎。

　　其二，在對全球農業市場的戰略控制中，由于炸藥與化肥同源，美國的洛克菲勒家族主導的綠色革命以路徑依賴的方式推動美國軍工集團和農業產業集團共同主導了美國的糧食市場。同時，美聯儲通過向全球征收美元稅，低成本獲取石油并補貼國內農業，獲得對于世界農業生產的絕對優勢;而綠色革命進一步延伸的轉基因革命又大大強化了美國農業資本以技術研發為基礎的種子、化肥和農藥等的強大優勢。于是，在以農業自由貿易和金融自由化為主要內容的“東京回合” (1973-1979年)和“烏拉圭回合”(1986-1993年)談判中，美國軍工產業集團、農業綜合企業集團和華爾街金融資本集團，共同推動和完成了對全球糧食市場研發、生產、加工、貿易、定價和結算的全方位過程進行壟斷。

　　2005年起，美國謀求以生物能源來改變對石油的依賴。小布什政府簽署了《2005年國家能源政策法》。2007年12月美國眾議院通過《能源獨立和安全法案》，這標志著美國的糧食戰略與石油戰略正式合流。新能源革命進一步將糧食能源化，使得本已經石油化的糧食與能源高度復合。誠然，只要發展中國家大規模利用美元資本來推動本國的工業化進程，那就必然會產生“三大巨額需求”——對以石油為主的大宗商品的巨額需求(以美元定價)、對美國資本占壟斷優勢的農產品巨額需求(以美元定價)以及對發達國家出口工業品的巨額外匯順差需求(以美元為主的外匯儲備)。“三大巨額需求”必然導致的邏輯結果是，以石油能源為主的世界大宗商品市場和長期不平衡的世界糧食市場將不斷地、周期性地在美國以農業為原料的新能源戰略的操縱下暴漲暴跌，上演“雙沖擊”。

　　并且，“雙沖擊”問題也將內生性地導致發展中國家在不平等的產業鏈分工和價值分配體系中演繹美元金融資本對發展中國家的匯率與貨幣的戰爭。1997 年的亞洲金融危機、近兩年來的歐洲債務危機以及2005-2008年及之后的石油-糧食價格“雙沖擊”等問題的出現，只是美國全球戰略剛拉起的序幕。

　　隨著歐美發達國家的戰后嬰兒潮一代在2011年開始退休，世界的老齡化和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潮流正在使金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樞紐——美元——不可避免地由“石油美元”向“石油-農業美元”轉換，而使美元霸權的根基更堅實地構筑在美國國內廣闊的水、耕地等農業資源的優勢上。美元貨幣的農業化趨勢必將對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產生持續而深遠的影響，其中之一就是農業能力的競爭將成為國家間競爭的核心內容之一。

　　美國幣緣戰略綱領實踐的結果是，石油、糧食和美元三角霸權結構高度復合。于是，資本全球化已將關乎任何一國經濟發展和生存保障的石油、糧食等資源都被綁定在美元霸權的全球戰略之中，石油、糧食和美元三大體系間實現戰略聯動:美國對全球的控制力已得到戰略性加強，成為其構建“單極世界”的深層次動因。

　　在2005-2008年間，石油-糧食價格上演了第二次“雙沖擊”，在數年時間內，其價格暴漲了4-5倍。在糧食危機之后，糧價伴隨著暴漲暴跌仍然在持續走高，已經遠遠突破了蛛網波動模型。這意味著全球經濟體持續增加龐大數量的美元資本造成全球通脹，并導致全球美元體系內邊緣國家的美元資本向憑借最大強權維持金融安全的美國流動:其實質仍然是美國對外轉移危機代價。

　　當前的西亞北非的動蕩局勢也是由于美元持續貶值和糧食價格暴漲等因素而引發的，其中的表現特征是，糧食霸權、石油霸權與美元霸權聯動，地緣、軍事和幣緣力量協作。美國認為，只要控制中東就可以阻遏歐盟向非洲擴張，防止歷史上的歐非傳統關系強化;駐兵東歐就掌控了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遏制了歐亞大陸國家的陸上擴張。這就將這兩個歐元區最重要的原料來源地基本上置于美國掌控之下，以便完成對歐元圈戰略空間的有效遏制，并使得其從原料、加工到金融服務的產業鏈條無法實現歐元化(歐元幣權推進的貨幣深化)。

　　當然，歐元區的問題在根本上是由于歐洲缺乏霸權國家所具有的獨立的軍事力量來維護其向財政金融信用體系賦權的政治力量，這大大限制了“法蘭克福-布魯塞爾共同體”拳腳施展，使歐元圈從地緣縱深到幣緣縱深的生存發展空間這兩方面都暴露在占主導地位的美國壟斷軍事力量(地緣)和壟斷幣緣力量(“華爾街- 華盛頓共同體”)面前。近兩年來，服務于美元資本擴張的評級機構觸發的歐元危機(歐洲債務危機)揭開了歐元圈的政治軟肋。

　　從根本上來說，美元幣權如果完成了對石油、糧食等資源的戰略控制，那么歐元、人民幣、日元以及未來的盧布的貨幣化擴張，就都要直接面對占據地緣優勢和軍事優勢的美元幣權力量，并都將處于幣緣戰略競爭的不利地位。2008年金融危機前后發生的石油-糧食價格第二次雙沖擊、中東亂局、歐元危機、人民幣加速升值等一系列全球性重大政治經濟事件在本質上都是美國向外轉嫁危機，狙擊大國的幣緣擴張并維系美元全球地位的表現。

　　人們看到，金融全球化以來最主要的工業化國家——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各國，先后陷入輸入型經濟危機，成為美元資本對世界轉嫁危機代價的主要對象。這也是中國在1998年和2008年兩次遭遇輸入型經濟危機的基本教訓。據此，發展中國家(尤其是發展中人口大國)已經不可能在當前的美元體系下，群體性地實現以工業化和城鎮化為主要內容的現代化了。

　　四、貨幣權力的基本特征與原則

　　從民族國家興起時任何人反對任何人的斗爭到如今美元體系下國家間的無政府主義，都表明資本擴張內生性特點導致其會追求不受約束的權力和最大化利益，這實屬海洋文明體系的天性。而在國際政治經濟關系以幣權為樞紐的今天，大國維護貨幣權力的角逐只能受到幣緣政治一般原則的約束。

　　第一，幣權延伸于資本內生性擴張的傳統地緣政治力量，仍然以主權國家的軍事力量為根本后盾。幣權的支撐依然是國家軍事實力所掌控的地緣政治縱深和對資源的控制力。不同的是，幣權能夠通過貨幣金融實現全資源要素、商品和資本在全球或區域內的動員、定價、分配及再分配，并使當前的國家間競爭直接表現為金融壟斷權力的競爭。伴隨中國工業化中期階段的改革開放形成的外向型經濟結構，也客觀地造成美國憑借其軍事優勢與中國直接對峙于遠東第一島鏈這種傳統地緣戰略關系顯著惡化。因此，大陸型民族國家只要走向海洋，客觀上必然因呼喚與其經濟力量相匹配的維護海權的軍事力量而引起與原有海權國家關系趨緊。

　　第二，資源(定價權)成為當前幣緣政治競爭的主要內容。資源(廣義的資源，不僅包括自然資源，如石油、水、耕地等，還包括核心專利、科研能力等)是現代經濟的“糧食”，是貨幣信用(貨幣權力)的物質基礎。所以，全球化時代的“國際政治多是資源政治的倒影”。而且，離開了依托于地緣戰略縱深的資源權力，主權貨幣也就失去了資源動員整合和分工分配的安全空間，不能構成完整意義上的貨幣權力。因此，幣緣戰略在本質上內涵性地包含了傳統地緣政治、能源、糧食、貨幣等戰略性資源工具。如果中國不能在未來的全球競爭中獲得所需資源的定價權，則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同時，人民幣國際化的戰略縱深也將非常有限，激進的人民幣自由兌換政策也會產生嚴重的后果。筆者認為，中國避免“陷阱”的根本出路主要在于獲取全球資源的定價權。

　　第三，貨幣權力內涵于以產業鏈安全縱深為基礎的控制權。一般國家的金融資本收益仍只能內生于產業資本，從研發設計到原料采購、生產制造，再到流通結算、金融服務等產業鏈上的各個環節的收益和交易都是金融化的縱深。因此，主權貨幣的安全戰略，很大程度上在于對產業鏈縱深的控制能力。而全球資源定價權是工業化進程下全產業鏈條中的關鍵環節。所以說，任何主權國家幣權的維系與拓展，都應該建立在對國內產業鏈縱深掌控的基礎上。而作為制造業與市場(人口)大國的中國，也就客觀地具有了維護貨幣權力的競爭優勢。加快貨幣化以促進其對國內產業鏈的全方位整合，已經成為國內應對全球經濟周期的重要工具。

　　第四，“幣緣政治”安全是新的國家安全觀的核心。以貨幣為宿主的金融權力日益成為“左右全球資源配置與利益分配的主要杠桿”，并實質性地成為國家利益金融化條件下政治關系的樞紐——通過控制金融資本影響世界經濟體系運行和利益分配的權力關系——除了以國家信用強化主權貨幣在交易、流通、結算和儲備中的戰略導向作用之外，更重要的是控制金融資本體系的增值鏈，即控制全球資本投資、產業分工鏈和世界經濟體系剩余價值的分配。因此，現代國家能否擁有完整的貨幣權力不僅關系到一國的經濟穩定和可持續發展，而且關系到在全球化進程中的國家安全。貨幣金融權力內生的不平等性在根本上派生于主權貨幣國家先天性的政治經濟權力不平等。在現實中，往往是邊緣的發展中國家的貨幣主權遭受侵蝕甚至被完全消解，而位居中心的發達國家政府組織和金融機構卻支配著當代世界。在美元體系下，美聯儲和美國財政部在某種程度上充當了全球中央銀行的角色，而其他各國央行不得不依附性地建立自己的貨幣政策選擇區間。進而，這種內生的不平衡導致了“幣權”主導國通過貨幣金融市場向外傳導與轉嫁經濟危機，尤其是在貿易長期逆差和不斷逼高的政府債務等的壓力下向他國轉嫁危機。人們應該理解:以貨幣主權為核心的金融主權已經成為國家主權的新形式，它是一條看不見、卻是當前國際關系中主要博弈內容的國家金融邊疆。

　　第五，貨幣權力以國家獨立自主的財政和貨幣政策能力為前提。在全球經濟金融化時代，霸權國家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工具成為推動資本對外擴張的重要手段，也是調控和應對國內外經濟和金融市場波動的基本工具。在美元幣權體系下，一旦一國喪失了財政與貨幣政策的自主權，就會直接建立美元與本國主權貨幣的支配- 依附性關系，成為美國國內危機成本的對外轉嫁對象和美元金融殖民體系的一部分。在當前這主要表現為各國主權貨幣與美元的掛鉤，外匯貿易和儲備都以美元結算。因此，其國內利率調節、貨幣發行等政策不得不跟從美國——“我只是我們國家的半個財長，另外半個在華盛頓”。這顯然無異于將一國的宏觀經濟安全直接暴露于美國的金融“核威懾”面前。

　　以貨幣權力為核心的幣緣戰略競爭，是以國家經濟實力為基礎的綜合國力的全球較量。任何一塊缺位而不能統籌兼顧，都可能會引發該國因短板效應而在幣權為核心的國際斗爭中被動。縱觀在美國以強大海權為基礎，能源、糧食與美元聯動的三角結構的霸權體系下，幾乎所有國家都因為地緣或幣緣的安全縱深敞開而受美國戰略掣肘，無法形成主權真正完整的“幣權”體系。二戰結束后，英國霸權衰亡、日本軍事與經濟被置于美國控制之下，二者皆因成為深度配合美國防范歐亞區域整合的戰略工具而得以分享其幣權收益。歐盟幾經起落，不得不向美國低頭;俄羅斯在軍事上受北約掣肘和地緣上“東歐、中東、東北亞”三面擠壓，在經濟上受石油和糧食美元遏制……從這個意義上來看，美國確實是人類有史以來第一個全球性帝國。

　　五、中國的幣緣戰略選擇

　　相比其他國家，中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過高。自21世紀以來對美貿易順差的很大部分回流美國，成為支撐美國幣緣戰略最主要的直接投資國，因而被人稱為 “中美共治(G2)”，而這種歷史上最好的“戰略關系”卻反映了中國在金融全球化中的尷尬地位——被動地綁定在美元全球體系上。對此，如何拓展中國產業資本安全空間，構建幣緣縱深，從而更多地分享貨幣化和資本化的收益，這已經超越了一般的貿易問題而成為中國加入全球化的主要挑戰。

　　就幣緣戰略的中短期目標來講，中國作為“利益相關者”，應在承擔相關國際義務，參與建立能夠維護可持續發展的國際經濟安全框架和秩序的同時，也要積極謀求與自身政治經濟實力相匹配的國際金融權力，并借已經確立的幣權原則拓展中國的幣緣戰略縱深。

　　具體來說，中國目前處于陸權具有相對優勢、海權基本缺失的地緣政治現實中，應以陸權優勢為依托構建資源與產業的縱深空間，并以之為基礎建立應對美元霸權的幣緣戰略體系。

　　其一，提升人民幣的主權貨幣性質，這是以人民幣為基礎構建全球幣緣戰略體系的前提。中國應逐步用人民幣取代美元在國家外貿結算和外匯儲備中的地位。比如對優勢產品(例如某些稀缺資源品和農產品)強制進行人民幣結匯，同時對以人民幣結算的一般出口產品實行手續簡化和稅收、貨幣政策等優惠。在美元資本高度壟斷的全球體系下，無幣緣政治安全保障的人民幣國際化是非常脆弱的，應開設在軍事、政治和經濟主權能有效保障背景下的在岸金融債券市場。當前，國際主權貨幣持續酣戰，中國可以盡快建立以托賓稅為主要內容的資本稅，以防止在日益逼近的美國戰略做空中國時熱錢外逃，引發國內資產價格的雪崩效應。

　　可以說，貨幣權力是綜合國力博弈的結果，而人民幣國際化也應該是中國綜合實力延伸的重要戰略。人民幣在東南亞地區的使用應與獲取定價權綜合使用，伴以各種操作方式來保障幣緣政治的基礎性安全，例如對資源產品和農產品出口加征高額資源稅和村社重建費。通過中國與周邊國家一對一地構建互惠雙邊關系來瓦解第一島鏈的軍事同盟，逐步整合東亞地區的地緣和幣緣關系。

　　其二，以實體經濟、制造業為本，構建幣權的產業鏈縱深。要改變中國在全球產業利益格局中因“兩頭在外”而長期處于“微笑曲線”底部的局面，以稅收、金融政策強制推動對制造業的國內產業鏈的縱向一體化整合，削減中間環節的交易成本，從而增強國內產業爭奪全球定價權和話語權的能力。還要強調從設計研發、原料供給、加工貿易、物流結算到金融服務的全產業鏈在地化。在路徑選擇中可以學習日本綜合商社模式，把宏觀外部性問題在企業集團領域內做內部化處理，有效地降低資本擴張的信息成本。中國的外向型企業的制度選擇應該更多參考東亞經驗。為此，我們不僅要調節和制約國內金融資本，還要盡快制定政策、法規，遏制國外金融與產業資本對國內產業鏈的壟斷和已經發生的惡性滲透。

　　其三，實施“資源重商主義”戰略，爭取國際大宗商品定價權。美元資本對能源和糧食的全球定價權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來說已經成為包括中國在內任何挾帶龐大人口追求可持續發展的國家的障礙。在應對跨國公司寡頭壟斷時，只能以國家力量為本，構筑統一的資源重商主義戰略框架及有約束力的方針政策，謀求資源在全球范圍內的可持續供給。在國內資源政策上，應以環境稅和資源稅等為主要手段，對稀有資源實施保護性開發。在海外資源戰略上，應打破國有企業壟斷資源進口的政策，實施市場準入為前提的制度，以政策調控為基礎公平對待各類中資企業，并優先進口海外中資企業產品，以強化中資企業收購國外企業的談判籌碼。

　　其四，實施“新重農主義”戰略，重建糧食安全體系。無論是在幣緣政治層面，還是在地緣政治層面，糧食都已經成為幣緣戰略體系的重要支柱之一。中國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之后，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國內農業資源的硬約束日益顯現，糧食進口持續增加，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日趨瓦解、“三農問題”遭遇了市場失靈的問題，中國糧食安全的戰略縱深空間幾乎完全不設防地暴露在華爾街金融集團、美國軍工集團和農業綜合企業集團面前。由于美元霸權已經預先將其基礎深植于其國內的農業資源優勢和對國際市場的壟斷優勢上，全球性的糧食危機隨著發達國家的人口老化和發展中國家加快工業化進程而長期持續。所以，中國無論是從戰略防御角度還是從人民幣未來國際化的角度，都應該在保有農業資源和農業生產能力的基礎上，建立積極的新重農主義安全戰略。其要點是:在國內，建設以小農村社為基礎的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制度，進而建立“國家綜合農業集團無縫對接農民合作體系”的市場結構，增強“三農”組織對外部資本的議價能力，以此為高風險的城市經濟提供危機軟著陸的基礎。在國外，一方面要將鉀肥、耕地和水等關乎農業安全的資源納入資源重商主義戰略范疇;另一方面則要依照幣緣和地緣相結合的考慮，將中東產油國、非洲產油國和東亞區域市場等納入中國的全球糧食安全戰略體系。尤其在在東亞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整合中，提高“三農”組織化將強化中國在勞動密集型農產品方面的比較優勢，從而成為撬動東亞地緣與幣緣版圖的戰略支點。

　　其五，以陸權為基礎開展周邊合作，構建中國幣緣戰略的安全陸域縱深。中國應“西進北上”，側重資源與產業鏈的陸域整合，謀求具有傳統地緣優勢的陸權縱深，把歐亞非(世界島)地理樞紐的戰略價值與陸域資源、產業整合作為國家對外戰略的重點，開發中亞、聯俄(羅斯)、聯歐(洲)，在可控的陸權地緣空間內，構建人民幣的幣權擴展的安全縱深，同時為國內的資源需求和過剩資本提供市場空間，以對沖過量持有美元的內生性風險，規避美元轉嫁的危機。另外，這也將有力配合與美國第一島鏈對峙的海權力量，平衡海洋戰略的巨大風險。具體來講，我們應積極持續地推進“西部大開發”，首先是積極構建國內聯接中亞、中東、俄羅斯、歐洲等亞歐大陸區域的路橋和路網，盡快恢復并有序發展高速鐵路網，以此引領“世界島”陸域地緣縱深整合的交通網絡建設。其次是以陸上交通網為基礎，擴大上合組織的成員國數量和強化合作范圍，并將其發展成為自由貿易區。

　　對上述區域實施整合戰略，需要同時強化中央政府的調控能力，使中國國內的經濟能夠承受經濟周期和外部輸入波動的影響，必要時應以主動的戰略性收縮來應對幣權國家提出的要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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