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霸權下的中美經濟失衡

　　鄺 梅

　　內容提要：中美經濟失衡主要表現為貿易與金融失衡，美元霸權是導致中美經濟失衡的主因。作為全球經濟失衡的重要組成部分，中美經濟失衡體現了兩國不平等的經濟關系。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及2011年美債危機充分顯示了這一不平等關系對中國經濟的負面影響。中國應將被動調整本國經濟的壓力轉化為主動調整的動力，在雙邊和多邊層面致力于糾正中美經濟失衡。

　　中美之間的經濟關系具有明顯的不平衡發展特點。在美國具有單極金融霸權的美元本位制(Dollar Standard)下，美國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形成了“中心-外圍”(Core-Periphery)不平等的經濟關系，導致了全球經濟失衡(Global Imbalance)，中美經濟失衡就是其重要組成部分。為糾正中美經濟失衡，中國在立足于本國經濟調整的同時，不僅要充分利用“中美戰略與經濟”雙邊對話機制，而且應更加重視推動多邊領域的國際貨幣體系改革。

　　一

　　隨著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中國的經濟實力明顯增強，與美國的經濟差距不斷縮小，雙方經濟關系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密切程度，但中美經濟關系發展不平衡也日益明顯，貿易失衡與金融失衡是中美經濟失衡最突出的表現。在貿易領域，中國對美國市場的依存度遠高于美國對中國的依存度。1985-2010年，中國對美國的出口額由38.6億美元增加到3649.4億美元，占中國出口總額的比重由14%上升至23%;同期，美國對中國的出口額由38.5億美元增至918.7億美元，占美國出口總額的比重一直低于7%。1983年，美國在中美貿易中開始出現逆差。2000年以后，中國超過日本成為對美貿易順差最大的國家。雖然在美國金融危機期間，中國對美貿易順差有所下降，但危機后又恢復了增長。2011年以來，中國總體貿易失衡程度呈現下降趨勢，甚至出現了對外貿易逆差，但對美貿易順差仍持續增長。

　　中美貿易失衡與金融失衡緊密相連。中國對美貿易順差積累的巨額外匯儲備，主要用于購買美國國債。2006年2月底，中國外匯儲備總額達8537億美元，首次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一大外匯儲備國。2010年12月底超過2.8萬億美元，2011年上半年增長約4000億美元，創歷史增速紀錄，達3.2萬億美元。在外匯儲備迅速增長的同時，中國持有的美國國債不斷增長。2008年9月，中國持有美國國債總額達到5850億美元，取代日本成為美國國債最大持有國。美國金融危機期間，中國一直在增持美國國債。2008年5月-2009年5月，增持額超過2900億美元。雖然在2009年6月中國自危機后首次較大規模減持美國國債，2010年11月-2011年3月又連續5個月減持美國國債，但中國依然是美國國債的最大持有國。截至2011年5月底，中國持有美國國債總額達11598億美元，約占中國美元外匯儲備的一半。

　　2008年的美國金融危機，充分顯示了中美經濟失衡對中國經濟的不利影響。由于危機導致美國國內市場嚴重萎縮，進口需求銳減，中國對美國的出口被動減少，實體經濟受到嚴重沖擊。美國為擺脫金融危機所采取的非常規擴張性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引發了通貨膨脹與美元貶值，導致中國外匯儲備中的美元資產遭受重大損失。長期依靠出口拉動經濟增長和積累財富的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經受了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2011年的美債危機，則進一步凸顯了中美經濟失衡使中國經濟面臨的巨大風險，中國外匯儲備的安全問題再度引起有關方面的嚴重關注。在8月2日美國政府債務違約期限的當日，奧巴馬總統緊急簽署了提高債務上限和削減赤字法案，美國將在未來10年削減2.4萬億美元的赤字，持續數月的美國債務違約危機暫時得以平息。然而，業內人士普遍認為，要維持美國中期債務穩定，需要削減4萬億美元的赤字。8月5日，國際評級機構標準普爾公司宣布，將美國主權信用評級從AAA下調至AA+，評級展望負面。這是自1917年國際評級機構推出主權信用評級制度以來，美國首次失去AAA信用評級。美國國債曾毫無爭議地是“最安全國債”，但此次美債危機表明，中國作為美國國債的最大持有國，已被美元“綁架”。

　　二

　　不少西方學者和政府官員認為，中國的儲蓄過剩或低估本幣匯率以刺激出口，是導致中美經濟失衡的基本原因。事實上，美元霸權下國際貨幣體系不平等的“中心—外圍”關系，才是導致中美經濟失衡的主要根源。“國際金融危機引發了各國對世界經濟不平衡的思考和討論。從根本上講，世界經濟最大的不平衡是南北發展不平衡，世界經濟領域最根本的矛盾是發展中國家發展不足。”

　　1976年以來形成的牙買加貨幣體系，即美元本位制，是“無體系的體系”。在該體系中，美元充當最重要的國際儲備貨幣，但無黃金作基礎，缺乏相應的國際貨幣體系規則的約束，美國可以只享有利益而不必承擔責任。這是美元本位制不同于金本位制和布雷頓森林體系的主要特征。這一特征導致了全球經濟失衡，主要表現為新興市場國家擁有持續性貿易順差，相應地積累了大量外匯儲備，而美國則擁有持續性貿易逆差，相應地積累了巨大的債務。金本位制下國際儲備貨幣的增長受到黃金儲量的制約。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美元作為黃金的等價物，充當國際儲備貨幣。而美元本位制實現了黃金非貨幣化，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中居主導地位，所占比重一直保持在60%以上。由于美元是最重要的國際儲備貨幣，其他非儲備貨幣國家只有通過對美國的貿易順差才能獲得美元，積累本國的外匯儲備，防范外部金融風險，并承擔國際收支調整的主要責任，而美國則具有維持不受限的國際收支逆差的特權。

　　1998-2008年，全球外匯儲備增長了3.2倍，其中發達國家外匯儲備增長了1.5倍，而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外匯儲備增長了6倍。這些國家積累的大量外匯儲備，主要來自于對美國的貿易順差。根據美國經濟分析局的資料，自美元本位制形成以來，美國持續性地出現經常項目逆差，在20世紀90年代初下降后又迅速增大，2006年達到創紀錄的8026億美元，占GDP比重接近6%。

　　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新興市場國家的金融市場難以發展為成熟市場，而美國擁有世界上最發達的金融市場，因而美國一方面通過貿易失衡向新興市場國家提供大量美元，另一方面又通過出售債券等以美元計價的資產，使得新興市場國家積累的外匯儲備以購買美國金融資產的形式，源源不斷地回流到美國，以彌補美國的經常項目逆差，維持美國負債經濟的發展。1996-2007年，在美國的海外金融資產增長了近3倍，從5567億美元上升到15838億美元。貿易失衡與金融失衡相互影響，共同組成了美元本位制下的美元流通循環。

　　一種觀點認為，美元流通循環是新興市場國家與美國之間有意識的、穩定的安排。成功的經濟發展即是由資金從順差國向逆差國的流動所推動的，雙方都從這一安排中獲利。美國金融危機甚至可能強化這一體系，因而全球經濟失衡可以長期維持。然而，美元流通循環能否持續，取決于各國投資者對美元幣值的穩定是否具有信心，即美國的中央銀行——美聯儲反通貨膨脹的可信性如何。在金本位制和布雷頓森林體系下，國際儲備貨幣的發行具有強制性約束，必須以該國貨幣當局擁有的黃金儲量為基礎。而在美元本位制下，美元作為主權貨幣充當國際儲備貨幣，不再與任何貴金屬或實體籃子掛鉤，美元的發行無任何約束。美聯儲相當于“世界中央銀行”，能夠獨立制定“全球貨幣政策”，在調節美國經濟內外平衡時，可以無限制地印鈔，而不必顧及對他國的影響。在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后，為重振美國經濟，美國政府采取了擴張性財政政策，財政赤字由2007財年的1607億美元上升到2008財年的4585.5億美元，2009財年更飚升至1.4萬億美元。2010財年，美國財政赤字略有下降，但仍高達1.29萬億美元。財政赤字占美國GDP的比重由2007財年的1.2%上升到2009財年的12.9%，2010財年仍為8.9%。為維持美國財政赤字政策的可持續性，美聯儲采取了擴張性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密切配合。在2009年3月和2010年11月，美聯儲啟動了兩輪“量化寬松”政策，分別購買了3000億美元和6000億美元的美國長期國債。“量化寬松”政策導致通貨膨脹風險上升，對其他國家產生了明顯的消極影響。顯然，“對于儲備貨幣發行國而言，國內貨幣政策目標與各國對儲備貨幣的要求經常產生矛盾。貨幣當局既不能忽視本國貨幣的國際職能而單純考慮國內目標，又無法同時兼顧國內外的不同目標;既可能因抑制本國通脹的需要而無法充分滿足全球經濟不斷增長的需求，也可能因過分刺激國內需求而導致全球流動性泛濫”。因此，在美元本位制下，美聯儲反通貨膨脹的可信性大大低于歷史上的國際貨幣體系。一旦新興市場國家對美元的幣值穩定失去信心，對美國的償債能力感到懷疑，將拋售美元資產，減少通過購買美國金融資產的方式為美國國際收支融資，全球經濟失衡將不可持續，美元本位制也將難以維系。

　　全球經濟失衡表明，在美元本位制下，只存在一個“中心”國家——美國，一種“中心”貨幣——美元。作為非儲備貨幣國的“外圍”國家，為獲得國際儲備貨幣，不僅將本國商品廉價地提供給美國，而且不得不將“被增加”的儲備貨幣以購買美國金融資產的形式借給美國。這意味著，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通過創造國際儲備貨幣，從窮國獲得融資并迫使其承擔風險，而自身則可以不受任何約束地擴大國際收支逆差，毫無限制地增加貨幣供給。美國前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曾表示，新興市場國家和美國之間存在著“金融恐怖平衡”。事實上，它們之間是十分不平衡的，美國完全處于支配地位，它在為自己贏得巨大經濟收益的同時，卻讓“外圍”國家陷入了對美國經濟的依賴，使其經濟發展必須適應“中心”國家經濟發展的需要。一旦這種適應出現障礙，“外圍”國家就必須做出相應調整，以重新適應。中美經濟失衡是全球經濟失衡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作為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雖然已成長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出口大國和第一外匯儲備大國，但由于美國仍具有單極金融霸權，在美元本位制下“中心—外圍”不平等的經濟關系中，中國成為最主要的受害者，深陷“美元陷阱”(Dollar Trap)。

　　三

　　美國金融危機和美債危機，使中國經濟完全暴露于美元本位制的風險之下。中國在中美經濟失衡中處于弱勢地位，承擔著被動調整的巨大壓力。2008年夏天以后，中國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經濟措施進行經濟轉型，以應對美國金融危機的沖擊，維持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目前看來，美國經濟復蘇的基礎尚不穩固，經濟發展前景仍不明朗;金融危機的影響更加深遠而復雜，美債危機的根本問題并未解決，其對中國經濟的穩健發展尤其是出口增長和外匯儲備管理仍具有明顯的負面效應。從中國自身情況看，在目前經濟發展階段，已產生了強大的經濟轉型的內部需要。因此，中國應變被動接受經濟轉型為主動調整，堅持不懈地擴大內部需求特別是最終消費，減少出口依賴，尤其是對美國市場的依賴，避免中美貿易失衡隨著美國經濟復蘇而出現擴大的現象。與此同時，由于中國經濟的風險突出表現為巨額外匯儲備所蘊含的巨大風險，因而應積極采取各種措施，進一步完善外匯儲備管理。通過增加高科技產品進口、擴大對外直接投資等途徑，拓寬外匯儲備使用渠道;最大限度地減少已有外匯儲備存量可能發生的損失，在持有的美國國債中進行長短期的調整;加快外匯儲備投資的多元化，停止大規模增持美國國債，適當增持其他貨幣資產。

　　在立足于國內經濟調整的基礎上，應進一步加強中美雙邊經濟合作。迄今為止，中美之間已進行了三次“戰略與經濟對話”。今后，要繼續充分利用這一雙邊合作機制，為調整中美經濟失衡指明正確的政策方向，并制訂具體的行動時間表，要求美國更多地承擔調整中美經濟失衡的責任。首先，要求美方在中方高度關切的放寬美國對中國高技術產品出口限制、對中國在美國投資提供公平環境等問題上早日采取切實行動。美國一直堅持嚴格限制向中國出口高技術產品。中國對美國的直接投資也長期處于較低水平，投資企業規模普遍較小。中國企業在美國投資因美方“威脅國家安全”的理由而多次受阻，如2008年競購3Com公司、2010年競購摩托羅拉公司移動網絡業務、2011年被迫退出收購美國服務器技術公司三葉系統公司部分資產，等等。中美應在《中國-美國高技術與戰略貿易發展指導原則》下，通過中美高技術與戰略貿易工作組，積極落實《中美高技術貿易重點領域合作行動計劃》。美方應按照經合組織2008年6月公布的《主權財富基金與投資接受國政策宣言》，對包括主權財富基金在內的外國投資者堅持開放和非歧視性原則。美國外國投資審查委員會(CFIUS)的程序應確保為所有外國投資提供一致和公平的待遇。雙方應繼續致力于推進中美雙邊投資協定談判。

　　其次，進一步加強在這一雙邊機制下兩國之間的宏觀經濟政策對話。2011年8月美國國會通過的債務上限和削減赤字法案，只能將美國的債務危機向后拖延，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美國財政赤字問題、改變美國債務增長水平快于其整體經濟和財政收入增長的事實。2013年初，美國將再次面臨提高債務上限的難題。由于美國經濟復蘇勢頭減弱，2011年4月以后，失業率重回9%高位，而美國財政赤字的高企限制了財政政策發揮作用的空間，美聯儲繼續實施擴張性貨幣政策，期望以此進一步刺激經濟和降低失業率。擴張性貨幣政策的持續，導致通貨膨脹等負面效應凸顯。中方應要求美方加強財政自律，實現財政的長期可持續性，認真落實在雙方對話中關于“美聯儲將根據國內經濟的復蘇情況，繼續適時調整貨幣政策，促進經濟可持續增長和價格穩定”的承諾。中國作為最大的美債持有國，應要求美國政府發行收益率隨通貨膨脹率增長的債券，以減輕通貨膨脹對美債真實購買力的影響。由于中美經濟失衡是全球經濟失衡的重要組成部分，相關政策調整不應僅限于中美之間，需要在多邊領域加強磋商與協調。只有通過多邊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加強對美元的約束和監督，才能全面實現中國經濟的自主性發展，逐步擺脫“美元陷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作為維護美元本位制的最主要國際金融機構，主要反映了美國的經濟訴求。長期以來，IMF極力維護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霸權地位，忽視超主權儲備貨幣的作用或阻止國際儲備貨幣多元化，調節國際收支平衡的能力不足，缺乏對儲備貨幣發行國宏觀經濟政策的監督。IMF于2008年開始啟動了相關改革。2010年12月，IMF理事會完成了第14次份額總檢查，對成員國的份額比重進行重大調整，超過6%的份額被轉移到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其中，中國的份額升至6.39%，投票權也升至6.07%，超越德國、法國和英國，位于美國和日本之后，話語權有所上升。然而，改革并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IMF仍將在較長時期內保持美國的一票否決權，美國繼續擁有對IMF重大決策的主導權。因此，中國應主要借助G20，繼續保持G20在危機階段彰顯出來的合作效力，推動G20從短期應對危機的機制向長效經濟與金融治理機制轉化，并以此為平臺引導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方向，更多地維護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制約美國的單極金融霸權。

　　胡錦濤主席在G20華盛頓峰會上提出的“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國際金融新秩序”，是中國參與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戰略目標。在此目標下，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G20倫敦峰會前夕提出了將特別提款權(Special Drawing Right，SDR)作為超主權儲備貨幣的主張。超主權儲備貨幣能夠克服美元本位制下美元作為主權貨幣和國際儲備貨幣雙重身份的局限性，從根本上解決儲備貨幣發行國的國內政策與全球范圍對儲備貨幣需求之間的矛盾。一些學者也提出，可考慮發行聯合國債券，將美元儲備轉化為“特別提款權”(SDR)。或者創立一個“全球儲備基金”(GRF)，各國按規定每年向GRF提供一定數量的本國貨幣，GRF則向各成員國發放等值的全球貨幣作為各成員國的儲備貨幣。由于作為超主權儲備貨幣的SDR在發行、使用范圍等方面仍存在諸多缺陷，其作用至今沒有得到充分發揮，中國應大力倡導定期擴大SDR的發行，在不需要儲備貨幣國國際收支逆差的情況下，滿足各國對儲備貨幣的需求，并擴大其使用范圍，允許私人部門持有SDR，為SDR過渡為真正意義上的超主權儲備貨幣創造條件。

　　建立取代美元霸權地位的超主權儲備貨幣是一個長期才能實現的目標，中期內中國支持的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方向，應是實現國際貨幣體系的多元化。與美元本位制相比，在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條件下，沒有一個儲備貨幣國能夠如同美國一樣，擁有自由高。

　　“普梅組合”就其本質而言是一種過渡性政治安排，也是客觀進程使然。至于其未來如何發展，會否出現新的“組合”，目前難以斷言。根據俄羅斯憲法規定，總統由全民選舉產生，而總理由總統提名、議會通過任命，因此被外界稱之為“技術性職務”，主要負責經濟等內政事務性管理工作。一旦出現問題或因政治斗爭需要，總統可解除總理職務，議會也可提議罷免總理。可見，按俄現行憲法規定，總理一職的“失業風險”很高。在葉利欽當政8年中，曾更換6任總理。普京總統8年任內也換了卡西亞諾夫、弗拉德科夫和祖布科夫等3位總理。普京在“梅普組合”的特殊情況下擔任總理，其地位之穩固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位總理，他作為議會最大黨的主席，實際上已不僅是一位“技術性”更是一位“政治性”總理。未來梅德韋杰夫能否成為類似普京這樣兼及“技術性”和“政治性”的總理，目前尚難斷言。不能排除未來普京擔任總統的6-12年內，因某一因素變更政府總理的可能性。

　　現在普京實際已開始著手未來擔任總統職務的相關準備工作，譬如組織班子對其2008年主持制定的《俄羅斯2020年前社會經濟發展戰略》進行修訂。2012年當選總統后，“普京執政團隊”可能會發生新的改組，一大批統俄黨的新生代將進入其執政團隊，普京、“普梅組合”、“普京團隊”及統俄黨都將以新的面貌出現。普京近日講話，強調俄將奉行“獨立、務實、負責任的政策”，以此“加強俄作為可靠和認真伙伴的國際威望”。人們有理由相信，在普京領導下，俄羅斯未來不僅會在必要時展示“肌肉”，更會釋放獨特的“魅力”地為其國際收支逆差進行融資的能力。而且，由于存在不同貨幣之間的競爭，一種貨幣相對于另一種貨幣的超發，將導致本幣貶值、通貨膨脹上升以及本國貨幣作為國際儲備貨幣地位的下降，從而將能夠約束主要儲備貨幣發行國的貨幣政策，尤其是制衡美國濫用貨幣權力，逐步降低全球經濟對美元的依賴程度。

　　在近期，中國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重點，是進一步落實G20提出的各項糾正全球經濟失衡指標。2011年4月的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首次就調整全球經濟失衡的一攬子指標達成一致意見。這些指標包括:公共債務和財政赤字、私人儲蓄率和私人負債、貿易賬戶和凈投資收益以及轉移賬戶。各國同意在評估這6項指標的同時，將充分考慮匯率以及財政和貨幣政策。雖然這一共識突破了以往將全球經濟失衡的責任片面歸咎于順差國和忽視逆差國國內政策監督的狀況，但仍無硬約束力。目前，隨著美國經濟復蘇，美國的貿易失衡也有所恢復，其貿易逆差在2009年5月縮小到255億美元，而2011年4月擴大為581億美元，兩年間翻了一倍以上。因而，需要進一步改善國際收支調節機制，對順差國和逆差國的國際收支調節堅持對等原則，保障收益在雙方公平分配、風險公平分擔。更為重要的是，應切實加強對儲備貨幣發行國宏觀經濟政策監督，控制美元的無節制擴張。中國應積極倡導加強對美國貨幣發行政策的監督，健全儲備貨幣發行調控機制，并對美國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有所約束;密切關注美國宏觀經濟政策的溢出效應，加強政策的前瞻性和可持續性，確保美國寬松政策能及時有序地退出。鑒于短期內無法改變以美元為基礎的國際貨幣體系，對美國宏觀經濟政策的監督，就更具有重要意義。毋庸置疑，中美經濟失衡的調整，不僅有利于中美兩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促使雙方建立互利共贏的新型經濟伙伴關系，避免重蹈歷史上新興國家與霸權國家之間對立沖突的覆轍，而且對于糾正全球經濟失衡，促進全球經濟穩定發展，具有十分重大和深遠的影響。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465期，摘自2011年第10期《現代國際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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