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天伊朗和敘利亞的問題又熱鬧了起來，中東的動蕩在不斷的發酵，從2011年初期開始的中東巨變，對于未來的歷史發展有深刻的影響，這樣的變故本身就是一個新形式的戰爭，這是與傳統軍事戰爭不同的思維。

　　在網絡突飛猛進的時代，這樣的戰爭就是通過網絡攻擊一個國家的公信力，使得國家的公信力受到毀滅性的打擊以后，國民對于政府喪失認同，人民對于自己的前途絕望而渴望變革。這種攻擊是深入到每一個人的心靈最柔軟的地方，激發其人們心底的力量。在網絡的作用之下，突尼斯小販之死引發“**花革命”，推翻了突尼斯的政權。示威浪潮隨即蔓延至埃及、約旦等多個中東國家。埃及連日爆發大規模反政府游行，要求總統穆巴拉克立刻下臺。隨著中東革命的多米諾骨牌效應仍在持續，昔日強人如穆巴拉克、卡扎菲等人接踵從神壇滾落人間，比賽著誰更慘。

　　也門總統薩利赫最終簽署了交權協議，換取體面下臺。后穆巴拉克時代的埃及繼續演繹革命激情，解放廣場的示威者連續以百萬計，埃及人民聲勢浩大地舉起反旗，誓要逼退軍政府。所有這些都離不開網絡的推波助瀾和政府公信力的喪失。這樣的攻擊國家的公信力的做法，就是一場信用戰爭，這個信用戰爭的主體可以是多個層面發起的，包括人民的暴動也可以通過信用戰的形式來完成。正如英國《金融時報》在英國騷亂的時候總結所稱：“這次騷亂恰恰證明了，網絡是同街道一樣的公共空間。如同街道會被匪徒洗劫，網絡也會被不懷好意者侵襲。” 在“人人都有麥克風，個個都是評論員”的環境中，現代的網絡既提供了海量信息、多元表達，也容易使有害信息泛濫、不良情緒傳染;既為個人生活提供了各項便利，也對個人隱私造成威脅;既可能是真相的爆料者，也可能是謠言的傳播者。這就是網絡信用戰的強大之處，也是其防不勝防的地方。

　　在網絡的公信力攻擊下，中東革命有可能徹底打亂世界發展的節奏，深刻改變半個多世紀積累下來的世界利益格局。它帶來的后果無論是不是紅利，都不會在世界上平均分配。中東革命的影響必將在全球化時代被放大，而很多國家未必有能力迅速看透并消化這些影響。在信用戰的模式下，宗教勢力是最容易滲透到其中的，比如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有可能在中東抬頭，它對外部大國的風險有多大呢?它是一場宗教力量在背后以平民為主體的社會底層要求民主、平等與均富的革命。其鋒芒以針對只求暴富不顧民生、實行獨裁壓制民權的有產者與統治者為名，實際上是顛覆上世紀中葉阿拉伯獨立以來所建立的世俗政府，恢復到由宗教勢力主導的政府上去的過程。從這種愿望和要求出發，普通革命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伸張民權與平均分配的政治制度，但是實際的情況會事與愿違，埃及在革命后持續的動蕩就很說明問題了。這場革命是內向，而不是外向的。

　　我們在中東劇變的主導輿論當中特別注意到，在中東阿拉伯世界整個斗爭發展過程中，并沒有出現強烈反對美國與西方的呼聲，或者表現出任何想要以阿拉伯革命來消滅基督教以色列的強烈敵對情緒，這與西方控制了網絡是密切相關的，網絡的搜索引擎和主要網站都是控制在西方人之手的，關于西方不利的言論是很容易被網絡屏蔽的，因為網站的管理者和網絡的域名解釋服務者想要屏蔽不良信息是非常容易的，而沒有這些網絡優勢的國家則必須要依靠實名制和“綠壩”類似的客戶端軟件才可以，雙方的力量是不對等的;而且對付網絡攻擊如果中國屏蔽網絡則世界一片嘩然，中東的巨變當中網絡始終在推波助瀾，而西方如果有類似的事情怎么樣呢?這次英國騷亂最引人注目的是英國首相卡梅倫關于網絡管理的言論。摘錄如下：——“政府有關部門決定屏蔽twitter和facebook網站，因為這些網站起了很壞的作用”;“在騷亂時關閉社交網站禁發手機短信”; “警方已宣布，正在監控推特等社交媒體，鼓動騷亂者將被逮捕”;“如果有人利用社交網絡制造暴力，我們需要阻止他們。所以，我們正與警方、情報部門和業界合作，研究是否應當在我們知道有人策劃暴力、騷亂和犯罪時，阻止他們通過這些社交網站和服務串聯。”;“此次騷亂的發生和蔓延與一些年輕人熱衷模仿暴力游戲并利用微博、社交網站和擁有免費加密通信功能的黑莓手機互通聲氣有很大關聯”;等等……，顯然，這與之前卡梅倫鼓吹的“我們要保持網絡信息的自由流動，不論我們對(網貼)內容的態度是什么”迥然不同。換句話說，這次意料之外的英國騷亂，讓卡梅倫忘了以前面對其它國家加強網絡管理時所做的表態，不再抱著 “絕對的網絡自由”不放，改口也要加強英國網絡管理。但是對于阿拉伯的巨變他們可不允許對于網絡做任何的限制，以網絡的攻擊加速了阿拉伯原有政權的垮臺，這里西方完全是雙重標準的，而且對于這個雙重標準進行了軍事保障。

　　在中東巨變的重頭戲利比亞戰爭當中，網絡的公信力攻擊培養了利比亞的反對派、激化了利比亞國內的矛盾，利比亞亂了，成了全球矚目的熱點，不僅僅是因為國家內亂，還因為有眾多列強參與殺戮，這場游戲還披著聯合國授權的“合法”外衣——保護平民，可最受害的也是平民。但是利比亞的領導人卡扎菲還是有很多人支持，有英國媒體援引當時利比亞通訊社的消息，利比亞政府已經開始向全國超過100萬人分發武器。報道援引利國防部官員的話說這項工作預計在數小時內完成，“有望武裝全國超過100萬的男人和女人”。卡扎菲敢于給利比亞六分之一的人民發武器，算上他們的家屬要有多少人?如果以一家三四口來算，這些人是大多數!這說明卡扎菲在利比亞有強大的民意支持。西方列強打著民主自由、保衛利比亞人民的旗號發動侵略戰爭的理由根本站不住腳。更何況利比亞的反對派當中成分很復雜，甚至還有原教旨主義者和恐怖分子的影子。

　　這里我們可以看到美國政策的轉向，美國縱容穆斯林原教旨主義的背后，是降低自身的恐怖襲擊壓力，同時將中東問題從阿以矛盾轉化為穆斯林的教派矛盾，屆時中東穆斯林各個教派都要對美國人馬首是瞻，美國可以控制中東石油的同時，穆斯林原教旨主義者也是中俄內部分裂勢力的來源。尤其是對于利比亞，各種公開宣稱的戰爭理由難以服眾，石油戰爭說也就得到了更多人的認可。許多分析人士認為，利比亞 460億桶的石油儲備和鄰近地中海控制歐洲能源通道的重要地位是西方國家軍事干預的動機。美國在戰爭當中取得了對于石油更大的控制權，歐洲則對于其搖搖欲墜的歐元信譽，必須及時的捆綁上石油的砝碼，因此利比亞戰爭是歐洲的英法比美國更積極，背后就是歐洲對于石油資源控制的迫切，利比亞的石油可以在地中海直接運往歐洲的，運輸通道也很關鍵。

　　所以這個中東革命不是伊朗式的“伊斯蘭革命”。自從1979年伊朗激進伊斯蘭教派推翻巴列維王朝，實行“伊斯蘭革命”以來，伊朗內外政策發生了180度的轉變。國內以神權取代政權，以教士取代教師，對婦女實行歧視，對輿論加以鉗制;對外則以美國和以色列為天敵，誓言要消滅以色列作為國家的存在，企圖徹底改變中東地緣政治版圖。盡管伊朗宣稱埃及與中東的動亂和革命是伊朗式的革命，但宗教勢力選舉成功以后會走向伊朗的方向目前并沒得到事實的印證。

　　由于資源和經濟條件的限制，中東北非地區阿拉伯國家，即使像埃及那樣的地區大國，也存在嚴重的經濟和財政困難，每年仰賴于美國的大量援助來支撐財政開支。這種因素，實際上制約了中東地區是否應該像伊朗那樣奉行極端反美政策的一個取向。美國強勢壓制伊朗和敘利亞的背后，就是要主導中東革命后的局勢走向，使得革命的結果變成革命成功的各派必然要更加地投靠美國，沒有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支持就沒有新統治者的統治權!但是這個行為是很隱秘的，原來的阿拉伯親美政府被拋棄的背后就是這些未來的新領導人要更加緊密投靠美國等西方國家。美國在中東的石油信用得到進一步的加強。控制石油的不僅僅是油價，還有歐佩克的石油配額的歸屬權呢!伊拉克戰爭后伊拉克的石油不再受歐佩克的配額限制，而利比亞的歐佩克石油配額現在給了誰，這才是問題的關鍵，但是對于這樣關鍵性的問題，所有的輿論都選擇性的失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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