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兄會的經濟政策與穆巴拉克政權相似,使其難以領導埃及實現經濟轉型。穆兄 會的崛起將對埃及與以色列和美國的關系帶來較大負面影響,但對中埃關系的影響有限。
內容摘要:埃及劇變后,穆斯林兄弟會成為埃及政壇最強大的政治力量。它通過組黨、組建政治聯盟、引導過渡期政治安排等措施,鞏固了其在政治格局中的優勢地位。由于穆兄會在組織結構、經濟實力等方面的優勢,以及世俗政治力量的弱小,它旗下的自由與正義黨有望在未來的議會選舉中勝出。穆兄會的政治議程尚不明朗,但政治現實將促使其趨于務實。穆兄會的經濟政策與穆巴拉克政權相似,使其難以領導埃及實現經濟轉型。穆兄會的崛起將對埃及與以色列和美國的關系帶來較大負面影響,但對中埃關系的影響有限。
2011年1月,在突尼斯劇變的影響下,埃及爆發持續18天的大規模抗議示威,最終推翻了穆巴拉克政權。由于穆巴拉克執政期間,反對派力量弱小,加之前執政黨已被解散,政治伊斯蘭①組織穆斯林兄弟會(以下簡稱“穆兄會”)巴拉克時代埃及最具實力的政治力量,在埃及政壇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本文擬回顧穆兄會的發展歷程和意識形態的演變,分析其在當前埃及政局中的作用及其影響。
一、穆兄會的發展歷程
1928年,哈桑•班納在埃及伊斯梅利亞市建立了第一個政治伊斯蘭組織--穆兄會。它是規模最大、影響最廣的政治伊斯蘭組織,成員人數約60萬。其影響不僅在埃及國內,還遍及整個伊斯蘭世界。其意識形態和組織模式被后來的政治伊斯蘭組織接受和效仿,當今世界幾乎所有的政治伊斯蘭組織均與埃及穆兄會有直接或間接的聯系,或受其思想影響。
穆兄會屬宗教性的政治組織,是托古改制的社會改良運動。穆兄會意識形態兼具改良性和保守性。改良性體現在它致力于推動社會變革,實現民族復興。面對伊斯蘭世界近代以來的衰落,西方對伊斯蘭國家的殖民統治和文化滲透,穆兄會以“個人—社會—國家”三個層次的伊斯蘭化,作為伊斯蘭世界一切問題的解決方案,倡導正本清源,回歸《古蘭經》和“圣訓”,恢復穆斯林“烏瑪”。在創立之初,它側重于宣教,致力于實現個人和社會的伊斯蘭化,主張以伊斯蘭教抵御西方文化對伊斯蘭世界的侵蝕,將西方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視為離經叛道和道德淪喪,表現出強烈的文化自衛意識。保守性體現在其意識形態源于對伊斯蘭“黃金時代”浪漫主義的追憶,以及對伊斯蘭世界前景“烏托邦式”的憧憬,具有“向后看”的歷史主義取向。穆兄會將伊斯蘭世界歷史上的輝煌,簡單地歸結為遵循伊斯蘭傳統,將伊斯蘭世界的衰落歸咎于背離伊斯蘭傳統。它反對世俗主義,主張建立實施伊斯蘭教法的“伊斯蘭國家”。它為埃及和伊斯蘭世界復興提出的解決之道,集中體現在意識形態領域,強調捍衛宗教和文化純潔性,但缺乏系統的和可操作的政治、經濟及社會發展議程。
1954年以后,穆兄會一直是埃及世俗權威主義政權最具實力的政治反對派。它以宗教為工具,對抗世俗政權。葡萄牙學者瑪利亞•皮尼特指出,“政治伊斯蘭是阿拉伯國家唯一有實力的政治反對派,是對無力解決經濟社會問題的阿拉伯國家政權的回應。”在納賽爾時期,阿拉伯民族主義成為埃及主流意識形態。納賽爾堅持政教分離,以嚴厲手段打壓穆兄會,導致穆兄會轉向激進。在賽義德•庫特布激進思想的影響下,穆兄會內部發生激進派和溫和派的分裂。激進派被稱為“庫特布主義者”,其思想主要體現在反世俗主義和反西方,主張通過暴力手段推翻世俗政權。溫和派秉持漸進式的伊斯蘭化路線,謀求成為正常的政治力量,積極參與政治生活,通過政治手段上臺執政。
在薩達特時期,為增加政治合法性,填補阿拉伯民族主義式微留下的意識形態真空,解決埃及與以色列媾和導致的政治合法性危機,埃及政府通過修憲將伊斯蘭教作為立法溯源,并對穆兄會采取懷柔政策,使其獲得寬松的生存空間。為使埃及經濟走出困境,薩達特摒棄納賽爾時期的國有化和進口替代政策,開始推行經濟自由化政策,實施公共服務私有化改革,導致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水平下降。薩達特的經濟政策為穆兄會提供了良好的發展機遇,一方面,它興辦企業,壯大經濟實力;另一方面,通過社會服務和慈善事業,它代替政府提供公共品,扮演“第二政府”的角色,在底層百姓中的影響顯著擴大。在這一時期,穆兄會正式宣布放棄武力斗爭。
薩達特被伊斯蘭極端分子刺殺后,繼任總統的穆巴拉克開始打壓穆兄會。20世紀80年代,埃及“伊斯蘭集團”、“伊斯蘭圣戰組織”等以恐怖主義手段,反抗世俗政權,招致穆巴拉克政權的嚴厲打擊。穆兄會也成為反恐的犧牲品,遭到殘酷鎮壓。面對惡劣的生存環境,在個人和社會層面上,穆兄會進一步擴大宣教、慈善事業和社會服務。除了吸引底層民眾,還得到中產階級、青年學生、專業人士的支持,其影響力和民意基礎不斷擴大,成為一個民粹主義組織。在政治層面上,穆兄會謀求作為正常政治力量,參與政治生活。1984年起,穆兄會開始參加行業公會和議會選舉。1994年,穆兄會公布了一份關于其政治路線的文件,明確組黨和參加議會政治的戰略,標志著其正式轉向溫和化、務實化。這份文件倡導政治改革,實行民主等現代政治理念,使穆兄會贏得包括部分世俗主義者在內的更廣泛的支持。在穆巴拉克執政后期,穆兄會根據埃及政治現實,積極調整斗爭策略,日趨靈活務實。除傳統的宣教、社會服務和慈善事業,穆兄會將重心放在參與和領導公民社會組織,先后控制多個行業公會。同時,穆兄會加強政治參與,在議會選舉中取得良好成績,成為執政黨以外埃及議會的第二大政治力量。在意識形態方面,穆兄會主流思想日益開放,吸納了較多現代性因素。其內部涌現了以艾布•福圖赫為代表的改革派,他們對自由民主持積極態度,主張淡化穆兄會的宗教色彩,接受世俗主義,不再謀求建立實行伊斯蘭教法的伊斯蘭國家。雖然本屆訓導委員會中保守派人士占多數,總訓導師穆罕默德•白迪阿亦被認為是“庫特布主義者”,但其仍秉承上屆訓導委員會的路線,并未采取更為激進的政策。
二、后穆巴拉克時期穆兄會的政治參與
埃及民眾抗議屬自發性的群眾運動,政治劇變并非在特定政治力量領導下完成。雖然穆兄會不是這次劇變的主導力量,卻是穆巴拉克政權倒臺的最大受益者,一躍成為埃及最具實力的政治力量,并將在未來埃及政壇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
(一)穆兄會能夠在未來埃及政壇發揮領導作用,原因在于以下幾點:
1.穆兄會實力雄厚。穆兄會是一個成熟的組織,迄今已有83年歷史。在與前王朝和世俗威權政權的較量中積累了豐富的政治運作和社會工作經驗。穆兄會組織嚴密,運作有效。其組織結構與政黨相似,設有職能相當于中央委員會的“訓導委員會”和相當于黨首的“總訓導師”。在埃及各省均設有分部,以“家庭”為基層組織,由“家長”負責管理。
穆兄會財力雄厚,成員中不乏大企業家和商人,其財源主要來自自營企業和捐贈,還獲得來自海灣國家的捐助。憑借雄厚的財力,穆兄會投身慈善事業,通過興辦資費低廉的醫院、學校,提供小額貸款等惠民措施,贏得底層百姓的支持。目前,它是埃及最大的醫院經營者,有160多家醫院。
在2005年埃及議會選舉中,穆兄會作為“非法組織”,只能作為獨立候選人競爭1/3的議席。穆兄會最終贏得分配給獨立候選人的160個議席中的88個,占55%,占全部444個議席的20%,足見其雄厚的實力。
2.策略得當。作為前政權主要反對派,穆兄會在這次民眾抗議中采取低調跟隨策略,“不組織、不當頭”,對成員以個人身份參加游行示威“不反對、不鼓勵”。
原因是它擔心一旦充當領導力量,將為鎮壓提供口實,并引起西方疑慮,最終導致埃及穆斯林兄弟會的崛起及其影響民眾抗爭夭折。
穆巴拉克政權倒臺后,穆兄會迅速采取一系列行動,將政局發展引入對自己有利的軌道。如成功推動修憲、迅速組黨,采取“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戰略,放棄總統選舉,全力投入議會選舉。2011年4月30日,穆兄會在位于開羅穆卡特姆區的新總部,召開16年來首次公開“協商會議”,宣布成立“自由與正義黨”。該黨宣布了較開放的政治綱領,稱其并非伊斯蘭黨,而是全民黨,宗旨是建立民主、民權國家,無意建立伊朗式的伊斯蘭國家。其初始成員中有100名科普特人和1000名女性。
為廣泛團結各派政治力量,確保贏得埃及劇變后的首次大選,自由與正義黨牽頭組建了由新華夫脫黨、中間黨、明天黨、尊嚴黨、勞工黨等20余個黨派組成的“民主聯盟”,包括左、中、右各派政治力量,該聯盟將作為一個整體參加大選。該黨還任命科普特人拉菲克•哈比卜為副主席,要求參加民主聯盟的各黨派按比例推出科普特人和女性候選人。
3.其他政治力量弱小。穆巴拉克執政時期,埃及有20多個合法注冊的政黨,但這些黨派在前政權的壓制下,淪為執政黨增加政權合法性的工具,勢單力薄。如老牌政黨新華夫脫黨,在2005年議會選舉中僅獲得6個席位。這次民眾抗議的中堅力量,如“一•二五聯盟”、“四•六運動”等青年組織、巴拉迪領導的全國變革委員會等自由民主派組織,內部派別林立,整合困難重重,無法有效參與選舉。截至2011年10月3日,埃及有42個正式注冊的政黨,但劇變后成立的自由埃及人黨、埃及自由黨、光明黨等新政黨,知名度低,無法對穆兄會構成實質性威脅。且世俗政黨多屬精英型,缺乏群眾基礎。
4.政治安排有利。埃及軍方決定通過修憲而非重新制憲的方式完成政治過渡,憲法修正案已在全民公決中獲得通過。大選將按照先舉行議會選舉,制訂憲法后舉行總統選舉的順序進行。這一安排對穆兄會十分有利,意味著穆兄會可趁其他政治力量,特別是自由民主派立足未穩之機,輕松贏得埃及劇變后首次議會選舉。
穆兄會還憑借其民意基礎,向軍方施壓,將政治進程引入對自己有利的軌道。埃及軍方擬按照舊選舉法,將三分之一的議會席位分配給獨立候選人,這遭到以自由與正義黨為首的“民主聯盟”的強烈反對。該聯盟以抵制選舉相威脅,迫使軍方修改選舉法。2011年10月5日,埃及軍隊總參謀長安南與各派政治力量談判后,宣布將廢除選舉法第五條。該修正案將阻止前民族民主黨黨員以個人身份參加選舉,有利于穆兄會贏得更多議席。11月1日,埃及過渡政府副總理阿里•賽勒米公布“憲法基本原則文件”,其中第9條和第10條賦予軍隊特殊的政治、經濟特權,如自主管理,獨立編制預算等權力。軍方授命過渡政府公布此立憲原則,意在試探民意,顯示軍方謀求保護自身利益,確保其能夠繼續左右埃及政局的意圖。此舉引發以穆兄會為首的大多數政黨的強烈反對。在穆兄會的壓力下,過渡政府宣布將修訂第9條和第10條。
(二)穆兄會面臨的困難和挑戰
然而,穆兄會也面臨一些不利因素,主要有:
1.宗教性組織所具有的局限性。作為一個伊斯蘭組織,它將難以獲得占人口約10%的信仰基督教的科普特人,以及世俗主義者的支持。2011年10月9日,發生在開羅國家電視大樓前科普特人與軍警的大規模沖突,顯示科普特人對穆兄會崛起的憂慮。埃及電信巨頭納吉布•薩維里斯組建了以科普特人為主體的自由埃及人黨,并與埃及民主黨等世俗政黨組成選舉聯盟——“埃及集團”,以抗衡自由與正義黨領導的民主聯盟。
2.所處的政治環境已發生劇變。在穆巴拉克時代,穆兄會作為主要反對派,是許多選民除執政黨外無奈的選擇。許多選民選擇穆兄會,并非認同其思想,而僅出于對執政黨的反感。穆兄會遭到穆巴拉克政權嚴厲打壓,眾多成員被捕入獄、遭受酷刑,為穆兄會蒙上悲情色彩,使其贏得部分選民的同情。在穆巴拉克時代,選舉投票率極低,當時的選舉結果不能充分反映民意。在今后的選舉中,投票率將大幅上升。因此,不能以當時的選舉結果衡量未來的選舉。此次政治劇變使埃及民眾自由民主意識增強,作為保守勢力,穆兄會的支持率將下降。
3.穆兄會將遇到其他伊斯蘭勢力的挑戰。穆巴拉克政權倒臺后,政治伊斯蘭獲得寬松的生存環境,目前埃及已有17個正式注冊的伊斯蘭政黨,分屬穆兄會、賽萊菲派、蘇菲派和賽萊菲一吉哈德派。宗教保守派--賽萊菲派勢力擴張迅速,該派意識形態與穆兄會不盡相同,首個賽萊菲政黨光明黨已具有一定影響。該黨曾參加民主聯盟,但在大選前退出,與另外兩個賽萊菲派政黨傳統黨和美德黨聯手參選。伊斯蘭教蘇菲派成立了埃及解放黨和自由之聲黨,埃及有約1500萬蘇菲派信徒,是一支不容忽視的力量。代表伊斯蘭集團的建設與發展黨和代表伊斯蘭圣戰者組織的安全與發展黨,屬于激進的賽萊菲一吉哈德派。20世紀末從穆兄會分離出去的中間黨也具有一定實力,該黨歷史較長,知名度較高。上述伊斯蘭政黨的出現,使政治伊斯蘭陣營分化。它們分頭參選,將分走自由與正義黨的選票。
4.穆兄會內部發生分裂
埃及劇變后,穆兄會內部出現分裂跡象,積極參與抗議示威的“穆兄會青年”與主流派產生分歧。部分穆兄會成員組建了埃及潮流黨、先鋒黨、復興黨、社會與和平黨,吸引大批穆兄會青年加入。著名伊斯蘭宣教者阿姆魯•哈立德正在籌建的政黨,也得到部分穆兄會青年支持。
穆兄會雖決定不推出總統候選人,并禁止其成員以個人身份競選總統,但前穆兄會訓導委員會委員艾布•福圖赫不顧禁令,已宣布以獨立候選人身份參加總統選舉。民調結果顯示,他的支持率與另一位總統候選人前阿盟秘書長穆薩旗鼓相當。這意味著艾布•福圖赫是總統職位的強有力的競爭者。艾布•福圖赫參選引發穆兄會進一步分裂,總訓導師穆罕默德•白迪阿已宣布將其開除出穆兄會,并禁止穆兄會成員支持其競選。此舉導致穆兄會進一步分裂,眾多成員特別是穆兄會青年不顧禁令,支持艾布•福圖赫和著名伊斯蘭學者穆罕默德•阿瓦競選總統,使穆兄會力量被分化和削弱。
穆兄會內部運作缺乏民主和透明度,遭到穆兄會青年的批評。在選舉法修訂風波中,自由與正義黨主席穆爾西代表該黨與軍方談判,并簽署協議,這遭到穆兄會青年的反對。他們認為,穆爾西未經過民主程序征求黨內意見,擅自與軍方達成協議。
選舉前夕,圍繞各政黨提名候選人比例問題,民主聯盟發生分裂。2011年10月7日,新華夫脫黨指責穆兄會企圖超比例推出議會選舉候選人,宣布退出“民主聯盟”,獨自參加選舉,光明黨、中間黨、納賽爾黨等黨派也已宣布退出,民主聯盟黨派數驟減至10余個。這使該聯盟實力嚴重受損,顯示其脆弱性。
綜合以上因素,以自由與正義黨為首的民主聯盟有望贏得議會選舉,自由與正義黨也將成為議會第一大黨。埃及《金字塔報》2011年4月22日發布的民調結果顯示,56%的被訪者認為穆兄會將成為議會最大政治力量。10月8日,埃及內閣信息與決策支持中心公布的一項民調結果顯示,僅有21%的埃及人反對穆斯林兄弟會,35%的被訪者表示支持穆斯林兄弟會。至于可能獲得的議會席位數,穆兄會確立的目標是獲得45%-49%的席位,多項民調結果顯示其有望獲得40%左右的議會席位,民主聯盟則有望獲得50%左右的議會席位。如果埃及制憲后,實行內閣制,自由與正義黨將與其領導的民主聯盟其他黨派組成聯合政府,上臺執政。
三、穆兄會崛起對埃及政局走向的影響
穆兄會的崛起及其將在未來埃及政治中所起的作用,引起埃及國內和西方國家的疑慮。埃及科普特人和世俗主義者擔心,穆兄會參與民主進程的終極目標是建立實行“沙里亞”的伊斯蘭專制國家,它將通過投票箱上臺,“劫持”民主。穆兄會遲遲不能提出明確的經濟綱領,使其治國理政能力遭到質疑。美國和以色列則擔心穆兄會上臺后,將推行激進的反以、反美政策。穆兄會崛起將從民主化、經濟轉型和外交政策等三個方面影響埃及政局走向。
1.民主化
穆兄會對民主的真實態度一直備受質疑,部分世俗主義者認為穆兄會參加民主進程是機會主義的行為,它不可能真正“擁抱民主”,放棄“沙里亞”。中東歷史學家伯納德•劉易斯認為,有政治伊斯蘭參加的選舉是“一人、一票、一次”,即政治伊斯蘭利用民主機制上臺,并將終結民主。2007年,穆兄會曾倡議建立一個教法學家委員會,全面審查埃及現行法律是否符合伊斯蘭教法。雖然,迫于當時的政治壓力,穆兄會暫時收回了這個倡議,但在新的政治環境下,穆兄會可能再次提出這個要求。然而,對穆兄會將“劫持”民主的判斷并不符合穆兄會和埃及政治的現狀。穆兄會的意識形態和斗爭策略已經趨于務實。自20世紀70年代起,穆兄會便逐步放棄了激進伊斯蘭化政策,以便與埃及政治現實相適應。埃及穆斯林兄弟會于2004年3月和2005年3月兩次發表了有關埃及政治改革的聲明,明確提出民主要求,承認婦女的政治權利,并淡化其建立伊斯蘭政府的目標。美國學者羅賓•懷特在論及穆兄會意識形態的發展時指出,“當今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運動也吸收了許多現代性。雖然伊斯蘭運動在西方都被稱為’原教旨主義運動‘,但實際上,他們的議程卻不盡是原教旨主義的。”國際危機小組(ICG)的中東問題專家認為,“伊斯蘭主義者在繼續要求實行沙里亞的同時,承認需要考慮當代的社會現實,需要用創制和協商在社會進步中發揮他們的作用。如今再用原教旨主義或者徹底的保守主義來形容這些運動已經不恰當了。盡管伊斯蘭主義運動仍在一些問題上堅持保守立場,但是這些運動最突出的特點是它們復興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伊斯蘭現代化運動的理念,而這些理念衰落已久。”
在阿拉伯世界劇變的背景下,政治伊斯蘭呈現向“自由伊斯蘭”轉變的趨勢。溫和的政治伊斯蘭運動已接受民主等現代政治理念,試圖實現伊斯蘭教與現代性的融合。如突尼斯伊斯蘭復興黨領導人拉希德•加努希認為,“民主、人權、國家職能、多黨競選和憲法規章都是新伊斯蘭思想的一部分,這種新伊斯蘭思想可以從對伊斯蘭原典的新詮釋和重新詮釋中找到它的根基和合法性。”加努希還指出,建立民主制度是伊斯蘭國家全面改革的開端,他還批評那些武斷地認為民主違反伊斯蘭教法的觀點。2011年10月,在突尼斯劇變后的首次選舉中,伊斯蘭復興黨贏得制憲議會41%的席位,成為議會第一大黨。但該黨宣布將堅持世俗主義,與其他政治力量組成聯合政府,這為穆兄會的參政模式提供了樣板。
自埃及劇變以來,穆兄會采取的政策和立場表明其已放棄激進伊斯蘭化政策。以總統選舉候選人問題為例,穆兄會認為其推出的候選人若贏得選舉,擔任總統,將引發埃及國內科普特人、世俗主義者的反對和西方國家的疑慮,埃及軍方也無法接受一位穆兄會成員擔任總統。因此,穆兄會決定不推舉總統選舉候選人,并禁止其成員以個人身份參選。自由與正義黨領導的民主聯盟并非伊斯蘭黨派聯盟,而是吸納了左、中、右各派力量的選舉聯盟。如果在選舉中獲勝,自由與正義黨將以該聯盟為基礎,組建聯合政府。這說明穆兄會“劫持”民主,全面實行伊斯蘭化政策的可能性較小,自身身份和政治現實的變化將使其變得更加務實。然而,這些政策和措施尚不足以說明穆兄會已認同并接受民主,并已放棄實施沙里亞、建立伊斯蘭國家的目標。或許這只是其為了贏得選舉而采取的機會主義政策。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中東問題專家認為,穆兄會在參政問題上立場一直較模糊。“穆兄會以何種身份參政,作為政治行為體參政,還是作為宗教行為體參政,并不明確。如果是前者,其目的是為了政治。如果是后者,則目的是宗教,為了建立實行沙里亞的伊斯蘭國家。”
2.經濟轉型
穆兄會上臺后,首先面對的是經濟和民生問題。這些導致埃及劇變的主要原因,不會隨著民主化自動得到解決。正如埃斯波西托和帕斯卡圖里指出,“可以預見的是,當伊斯蘭運動在中東國家上臺,他們將遇到與該地區世俗政權相似的問題。”埃及經濟存在許多難以解決的結構性矛盾,如依賴石油、蘇伊士運河等地租性收入,產業機構失衡,農業和制造業落后,財政赤字、外債、通脹率和失業率長期居高不下。20世紀90年代以來,埃及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指導下進行經濟改革。雖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埃及經濟開出的新自由主義藥方在刺激經濟增長方面成效顯著,但同時也造成諸多問題,使埃及經濟患上“拉美病”,社會財富高度集中,兩極分化嚴重。埃及草率推出激進的私有化計劃,部分接近政權的商人趁私有化之機,將大批國有企業劃轉至名下,導致國有資產大量流失和寡頭經濟。
此次埃及政治劇變的根本原因是經濟發展緩慢,民生艱難,政局動蕩使埃及經濟雪上加霜。目前,埃及經濟活動陷入半停滯狀態,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GDP)負增長7qo,出口下降40qo.工廠開工率僅為50%,撤離外資額達180億美元。主要經濟支柱旅游業遭到重創,游客人數同比下降45%。旅游業占埃及國內生產總值約8%,提供10%的就業崗位,旅游業蕭條對埃及經濟打擊巨大。2011年上半年,埃及外匯儲備平均每月減少10億美元,截止2011年9月底已降至240億美元。股市市值縮水148億美元,下跌近20%。2011年1-9月,埃及經濟損失達97.9億美元,其中國內生產總值損失42.7億美元,公共財政損失55.2億美元。
消除導致埃及政治劇變的經濟社會問題根源,實現經濟轉型,實現兼顧社會公平,使全社會共享發展果實的包容性增長,將是穆兄會面臨的最嚴峻的挑戰。當前,埃及正面臨經濟發展戰略的重大抉擇,埃及社會圍繞是否繼續進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展開辯論。然而,穆兄會和自由與正義黨迄今尚未公布其全面的經濟綱領,說明缺乏治國理政經驗的穆兄會,目前尚拿不出可行的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穆兄會是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的擁護者和受益者,其經濟路線與穆巴拉克政權相近。它們代表的都是企業主、商人階層的利益,對勞工權利不甚關心,只是企圖利用工人運動達到其目的。穆兄會將延續穆巴拉克時期的經濟政策,堅持市場經濟、私有化等政策。這將阻礙其提出全新的經濟發展戰略,以解決埃及經濟存在的諸多問題,這也將使其政治命運面臨考驗。
3.外交政策
外交政策方面,穆兄會將面臨如何處理與以色列和美國的關系問題。反猶太復國主義和反美一直是穆兄會政策的支柱,也是其群眾基礎的來源之一。因此,穆兄會將調整對以色列和美國的政策,埃以關系和埃美關系或將面臨倒退。當前,埃及面臨繁重的政治轉型和經濟建設任務,任何政治力量上臺都將專注于國內問題。因此,預計穆兄會將不會采取激進的外交政策,與以色列和美國正面對抗,而將務實地對待美國和西方。除加大對巴勒斯坦問題的關注外,它將不再過多關注泛伊斯蘭事業。
穆兄會一向持反美立場,美國也一貫對穆兄會持負面評價,將其定位為“敵對”和“反動”組織。通過對美國政府發布的有關政治伊斯蘭運動政策的文件的梳理,突尼斯學者塔里克•卡赫拉維認為,“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美國對穆斯林兄弟會等政治伊斯蘭運動的政策是一成不變的,充滿懷疑,有時甚至是敵意。”他指出,“美國中央情報局于1947年10月16日發布了一份關于穆兄會的報告,它是美國政府就政治伊斯蘭發布的最早的文件之一。在這份報告中,穆兄會被描述為‘反對一切對阿拉伯世界的外來干涉’的組織。在中情局于1955年11月15日發布的一份報告中,穆兄會被描述為‘反動的’、‘從事恐怖活動’的組織。在美國國務院于1979年1月1日發布的一份報告中,穆兄會被描述為‘右翼力量’、‘在政治壓力下,將轉變其立場,向自由主義轉型’。”
埃及劇變后,美國被迫調整對穆兄會的政策,準備接受其崛起的現實,以務實態度開始與其溝通和對話。2011年6月30日,美國國務卿希拉里表示,美國將啟動與穆兄會“正式、直接、無限制”的對話。事實上,美國一直保持與政治伊斯蘭運動的接觸。美國前駐埃及大使弗朗西斯•里賽爾多恩指出,“20世紀50年代以來,美國始終保持同政治伊斯蘭的接觸。”他本人就曾與穆兄會總訓導師泰勒邁薩尼及其高級顧問馬蒙•侯代伊比會談。美國對穆兄會態度的轉變,取決于其能否擺脫“阿爾及利亞綜合征”,即支持阿拉伯國家民主化,但不接受通過選舉上臺的政治伊斯蘭。美國的這一立場在阿爾及利亞、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等國的選舉中均有體現。
四、穆兄會崛起對中埃關系的影響
穆兄會崛起將對埃美關系和埃以關系帶來負面影響,但對我國的影響有限。
首先,中國與包括埃及在內阿拉伯國家的友好關系源遠流長。在阿拉伯世界的歷史上,中國從未與阿拉伯國家交惡,也從未傷害其核心利益。這與曾對阿拉伯國家發動戰爭和實行殖民統治的西方國家,有著本質區別。因此,無論何種政治力量上臺,都沒有理由不繼續發展中埃傳統友誼;其次,作為正在迅速崛起的大國,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是埃及的主要貿易伙伴之一。中國的發展經驗對現代化進程屢遭挫折的埃及十分寶貴,可資埃及借鑒和效仿。即使穆兄會執政,也必須發展與中國的經貿關系;再次,雖然在此次政治劇變中。中國采取中立立場,但這不會成為今后中埃關系發展的阻礙。中國不干涉別國內政的一貫立場,在阿拉伯世界眾所周知,并得到阿拉伯國家政府和人民的理解和尊重。
在我國駐埃使領館與自由與正義黨高層的初步接觸中,該黨領導人表達了愿意與中國發展友好合作關系的愿望。2011年8月20日,我國駐亞歷山大總領事劉愛忠訪問了自由與正義黨亞歷山大支部,與負責人侯賽因•易卜拉欣進行會談。后者介紹了埃及大選選情,表示愿意借鑒中國發展中小企業的經驗,這是中國與穆兄會的首次官方接觸。9月26日,我國駐埃及大使宋愛國前往自由與正義黨總部會見該黨總書記穆罕默德•薩阿德•凱塔特尼。凱塔特尼在會見中表示,自由與正義黨重視中國在國際和地區的作用,希望與中方加強交流,學習和借鑒中國在發展經濟方面的經驗。
然而,穆兄會畢竟是一個伊斯蘭組織,意識形態、宗旨、綱領均有鮮明宗教色彩。它關注全球泛伊斯蘭事業和穆斯林利益,對我國的宗教和民族政策一向持批評態度。它曾對1997年新疆“伊犁事件”發表聲明,譴責中國政府“鎮壓”新疆維吾爾族穆斯林。2001年9月29日,穆兄會發表聲明譴責“中國政府拘捕并殺害新疆維吾爾族領袖”。穆兄會網站上至今尚刊登有10余篇文章,譴責中國政府“踐踏穆斯林權利”。
埃及是發展中大國和人口最多的阿拉伯國家,也是阿拉伯世界的核心國家,在中東政治格局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埃及位于我國大周邊地緣位置的關隘,中埃關系對于我國與阿拉伯世界的關系具有重要的引領和示范效應。因此,我國必須做好應對穆兄會上臺執政的準備,以使中埃關系免受此次政治劇變的沖擊。
結論
穆兄會等政治伊斯蘭勢力的崛起成為后穆巴拉克時代埃及政局最突出的特征。埃及劇變后,穆兄會組建政黨,建立選舉聯盟,成功迫使軍方接受對其有利的政治安排,目前在埃及政治格局中占據有利位置。埃及政治是威權政權和政治伊斯蘭的二元結構,世俗主義黨派力量弱小,穆兄會作為埃及劇變的直接受益者,有望贏得議會選舉,進而成為埃及政壇的領導力量。
穆兄會的政治前途取決于其如何與現代性融合,賦予自身更多的現代性,成為促進社會變革和進步的積極力量,帶領埃及實現經濟發展和社會公平。雖然穆兄會在實施沙里亞,建立伊斯蘭國家等問題上立場仍不明朗,但在埃及政治轉型過程中,政治現實將促使其采取務實政策,成為民主化進程的參與者和推動者。經濟和民生問題將是穆兄會面臨的最嚴峻挑戰,埃及經濟發展模式轉型的艱巨性和長期性,穆兄會與穆巴拉克政權經濟政策的一致性,決定了穆兄會難以在經濟和民生領域有所作為。
穆兄會崛起將對埃以關系和埃美關系帶來負面影響,但尚不至于急劇惡化。穆兄會崛起對我國影響有限,我國應正視其在埃及政壇的地位和作用,本著求同存異的原則,擱置在意識形態、宗教政策等方面的分歧,與其開展交流和對話,使中埃友好合作關系繼續發展。
2011年1月,在突尼斯劇變的影響下,埃及爆發持續18天的大規模抗議示威,最終推翻了穆巴拉克政權。由于穆巴拉克執政期間,反對派力量弱小,加之前執政黨已被解散,政治伊斯蘭①組織穆斯林兄弟會(以下簡稱“穆兄會”)巴拉克時代埃及最具實力的政治力量,在埃及政壇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本文擬回顧穆兄會的發展歷程和意識形態的演變,分析其在當前埃及政局中的作用及其影響。
一、穆兄會的發展歷程
1928年,哈桑•班納在埃及伊斯梅利亞市建立了第一個政治伊斯蘭組織--穆兄會。它是規模最大、影響最廣的政治伊斯蘭組織,成員人數約60萬。其影響不僅在埃及國內,還遍及整個伊斯蘭世界。其意識形態和組織模式被后來的政治伊斯蘭組織接受和效仿,當今世界幾乎所有的政治伊斯蘭組織均與埃及穆兄會有直接或間接的聯系,或受其思想影響。
穆兄會屬宗教性的政治組織,是托古改制的社會改良運動。穆兄會意識形態兼具改良性和保守性。改良性體現在它致力于推動社會變革,實現民族復興。面對伊斯蘭世界近代以來的衰落,西方對伊斯蘭國家的殖民統治和文化滲透,穆兄會以“個人—社會—國家”三個層次的伊斯蘭化,作為伊斯蘭世界一切問題的解決方案,倡導正本清源,回歸《古蘭經》和“圣訓”,恢復穆斯林“烏瑪”。在創立之初,它側重于宣教,致力于實現個人和社會的伊斯蘭化,主張以伊斯蘭教抵御西方文化對伊斯蘭世界的侵蝕,將西方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視為離經叛道和道德淪喪,表現出強烈的文化自衛意識。保守性體現在其意識形態源于對伊斯蘭“黃金時代”浪漫主義的追憶,以及對伊斯蘭世界前景“烏托邦式”的憧憬,具有“向后看”的歷史主義取向。穆兄會將伊斯蘭世界歷史上的輝煌,簡單地歸結為遵循伊斯蘭傳統,將伊斯蘭世界的衰落歸咎于背離伊斯蘭傳統。它反對世俗主義,主張建立實施伊斯蘭教法的“伊斯蘭國家”。它為埃及和伊斯蘭世界復興提出的解決之道,集中體現在意識形態領域,強調捍衛宗教和文化純潔性,但缺乏系統的和可操作的政治、經濟及社會發展議程。
1954年以后,穆兄會一直是埃及世俗權威主義政權最具實力的政治反對派。它以宗教為工具,對抗世俗政權。葡萄牙學者瑪利亞•皮尼特指出,“政治伊斯蘭是阿拉伯國家唯一有實力的政治反對派,是對無力解決經濟社會問題的阿拉伯國家政權的回應。”在納賽爾時期,阿拉伯民族主義成為埃及主流意識形態。納賽爾堅持政教分離,以嚴厲手段打壓穆兄會,導致穆兄會轉向激進。在賽義德•庫特布激進思想的影響下,穆兄會內部發生激進派和溫和派的分裂。激進派被稱為“庫特布主義者”,其思想主要體現在反世俗主義和反西方,主張通過暴力手段推翻世俗政權。溫和派秉持漸進式的伊斯蘭化路線,謀求成為正常的政治力量,積極參與政治生活,通過政治手段上臺執政。
在薩達特時期,為增加政治合法性,填補阿拉伯民族主義式微留下的意識形態真空,解決埃及與以色列媾和導致的政治合法性危機,埃及政府通過修憲將伊斯蘭教作為立法溯源,并對穆兄會采取懷柔政策,使其獲得寬松的生存空間。為使埃及經濟走出困境,薩達特摒棄納賽爾時期的國有化和進口替代政策,開始推行經濟自由化政策,實施公共服務私有化改革,導致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水平下降。薩達特的經濟政策為穆兄會提供了良好的發展機遇,一方面,它興辦企業,壯大經濟實力;另一方面,通過社會服務和慈善事業,它代替政府提供公共品,扮演“第二政府”的角色,在底層百姓中的影響顯著擴大。在這一時期,穆兄會正式宣布放棄武力斗爭。
薩達特被伊斯蘭極端分子刺殺后,繼任總統的穆巴拉克開始打壓穆兄會。20世紀80年代,埃及“伊斯蘭集團”、“伊斯蘭圣戰組織”等以恐怖主義手段,反抗世俗政權,招致穆巴拉克政權的嚴厲打擊。穆兄會也成為反恐的犧牲品,遭到殘酷鎮壓。面對惡劣的生存環境,在個人和社會層面上,穆兄會進一步擴大宣教、慈善事業和社會服務。除了吸引底層民眾,還得到中產階級、青年學生、專業人士的支持,其影響力和民意基礎不斷擴大,成為一個民粹主義組織。在政治層面上,穆兄會謀求作為正常政治力量,參與政治生活。1984年起,穆兄會開始參加行業公會和議會選舉。1994年,穆兄會公布了一份關于其政治路線的文件,明確組黨和參加議會政治的戰略,標志著其正式轉向溫和化、務實化。這份文件倡導政治改革,實行民主等現代政治理念,使穆兄會贏得包括部分世俗主義者在內的更廣泛的支持。在穆巴拉克執政后期,穆兄會根據埃及政治現實,積極調整斗爭策略,日趨靈活務實。除傳統的宣教、社會服務和慈善事業,穆兄會將重心放在參與和領導公民社會組織,先后控制多個行業公會。同時,穆兄會加強政治參與,在議會選舉中取得良好成績,成為執政黨以外埃及議會的第二大政治力量。在意識形態方面,穆兄會主流思想日益開放,吸納了較多現代性因素。其內部涌現了以艾布•福圖赫為代表的改革派,他們對自由民主持積極態度,主張淡化穆兄會的宗教色彩,接受世俗主義,不再謀求建立實行伊斯蘭教法的伊斯蘭國家。雖然本屆訓導委員會中保守派人士占多數,總訓導師穆罕默德•白迪阿亦被認為是“庫特布主義者”,但其仍秉承上屆訓導委員會的路線,并未采取更為激進的政策。
二、后穆巴拉克時期穆兄會的政治參與
埃及民眾抗議屬自發性的群眾運動,政治劇變并非在特定政治力量領導下完成。雖然穆兄會不是這次劇變的主導力量,卻是穆巴拉克政權倒臺的最大受益者,一躍成為埃及最具實力的政治力量,并將在未來埃及政壇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
(一)穆兄會能夠在未來埃及政壇發揮領導作用,原因在于以下幾點:
1.穆兄會實力雄厚。穆兄會是一個成熟的組織,迄今已有83年歷史。在與前王朝和世俗威權政權的較量中積累了豐富的政治運作和社會工作經驗。穆兄會組織嚴密,運作有效。其組織結構與政黨相似,設有職能相當于中央委員會的“訓導委員會”和相當于黨首的“總訓導師”。在埃及各省均設有分部,以“家庭”為基層組織,由“家長”負責管理。
穆兄會財力雄厚,成員中不乏大企業家和商人,其財源主要來自自營企業和捐贈,還獲得來自海灣國家的捐助。憑借雄厚的財力,穆兄會投身慈善事業,通過興辦資費低廉的醫院、學校,提供小額貸款等惠民措施,贏得底層百姓的支持。目前,它是埃及最大的醫院經營者,有160多家醫院。
在2005年埃及議會選舉中,穆兄會作為“非法組織”,只能作為獨立候選人競爭1/3的議席。穆兄會最終贏得分配給獨立候選人的160個議席中的88個,占55%,占全部444個議席的20%,足見其雄厚的實力。
2.策略得當。作為前政權主要反對派,穆兄會在這次民眾抗議中采取低調跟隨策略,“不組織、不當頭”,對成員以個人身份參加游行示威“不反對、不鼓勵”。
原因是它擔心一旦充當領導力量,將為鎮壓提供口實,并引起西方疑慮,最終導致埃及穆斯林兄弟會的崛起及其影響民眾抗爭夭折。
穆巴拉克政權倒臺后,穆兄會迅速采取一系列行動,將政局發展引入對自己有利的軌道。如成功推動修憲、迅速組黨,采取“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戰略,放棄總統選舉,全力投入議會選舉。2011年4月30日,穆兄會在位于開羅穆卡特姆區的新總部,召開16年來首次公開“協商會議”,宣布成立“自由與正義黨”。該黨宣布了較開放的政治綱領,稱其并非伊斯蘭黨,而是全民黨,宗旨是建立民主、民權國家,無意建立伊朗式的伊斯蘭國家。其初始成員中有100名科普特人和1000名女性。
為廣泛團結各派政治力量,確保贏得埃及劇變后的首次大選,自由與正義黨牽頭組建了由新華夫脫黨、中間黨、明天黨、尊嚴黨、勞工黨等20余個黨派組成的“民主聯盟”,包括左、中、右各派政治力量,該聯盟將作為一個整體參加大選。該黨還任命科普特人拉菲克•哈比卜為副主席,要求參加民主聯盟的各黨派按比例推出科普特人和女性候選人。
3.其他政治力量弱小。穆巴拉克執政時期,埃及有20多個合法注冊的政黨,但這些黨派在前政權的壓制下,淪為執政黨增加政權合法性的工具,勢單力薄。如老牌政黨新華夫脫黨,在2005年議會選舉中僅獲得6個席位。這次民眾抗議的中堅力量,如“一•二五聯盟”、“四•六運動”等青年組織、巴拉迪領導的全國變革委員會等自由民主派組織,內部派別林立,整合困難重重,無法有效參與選舉。截至2011年10月3日,埃及有42個正式注冊的政黨,但劇變后成立的自由埃及人黨、埃及自由黨、光明黨等新政黨,知名度低,無法對穆兄會構成實質性威脅。且世俗政黨多屬精英型,缺乏群眾基礎。
4.政治安排有利。埃及軍方決定通過修憲而非重新制憲的方式完成政治過渡,憲法修正案已在全民公決中獲得通過。大選將按照先舉行議會選舉,制訂憲法后舉行總統選舉的順序進行。這一安排對穆兄會十分有利,意味著穆兄會可趁其他政治力量,特別是自由民主派立足未穩之機,輕松贏得埃及劇變后首次議會選舉。
穆兄會還憑借其民意基礎,向軍方施壓,將政治進程引入對自己有利的軌道。埃及軍方擬按照舊選舉法,將三分之一的議會席位分配給獨立候選人,這遭到以自由與正義黨為首的“民主聯盟”的強烈反對。該聯盟以抵制選舉相威脅,迫使軍方修改選舉法。2011年10月5日,埃及軍隊總參謀長安南與各派政治力量談判后,宣布將廢除選舉法第五條。該修正案將阻止前民族民主黨黨員以個人身份參加選舉,有利于穆兄會贏得更多議席。11月1日,埃及過渡政府副總理阿里•賽勒米公布“憲法基本原則文件”,其中第9條和第10條賦予軍隊特殊的政治、經濟特權,如自主管理,獨立編制預算等權力。軍方授命過渡政府公布此立憲原則,意在試探民意,顯示軍方謀求保護自身利益,確保其能夠繼續左右埃及政局的意圖。此舉引發以穆兄會為首的大多數政黨的強烈反對。在穆兄會的壓力下,過渡政府宣布將修訂第9條和第10條。
(二)穆兄會面臨的困難和挑戰
然而,穆兄會也面臨一些不利因素,主要有:
1.宗教性組織所具有的局限性。作為一個伊斯蘭組織,它將難以獲得占人口約10%的信仰基督教的科普特人,以及世俗主義者的支持。2011年10月9日,發生在開羅國家電視大樓前科普特人與軍警的大規模沖突,顯示科普特人對穆兄會崛起的憂慮。埃及電信巨頭納吉布•薩維里斯組建了以科普特人為主體的自由埃及人黨,并與埃及民主黨等世俗政黨組成選舉聯盟——“埃及集團”,以抗衡自由與正義黨領導的民主聯盟。
2.所處的政治環境已發生劇變。在穆巴拉克時代,穆兄會作為主要反對派,是許多選民除執政黨外無奈的選擇。許多選民選擇穆兄會,并非認同其思想,而僅出于對執政黨的反感。穆兄會遭到穆巴拉克政權嚴厲打壓,眾多成員被捕入獄、遭受酷刑,為穆兄會蒙上悲情色彩,使其贏得部分選民的同情。在穆巴拉克時代,選舉投票率極低,當時的選舉結果不能充分反映民意。在今后的選舉中,投票率將大幅上升。因此,不能以當時的選舉結果衡量未來的選舉。此次政治劇變使埃及民眾自由民主意識增強,作為保守勢力,穆兄會的支持率將下降。
3.穆兄會將遇到其他伊斯蘭勢力的挑戰。穆巴拉克政權倒臺后,政治伊斯蘭獲得寬松的生存環境,目前埃及已有17個正式注冊的伊斯蘭政黨,分屬穆兄會、賽萊菲派、蘇菲派和賽萊菲一吉哈德派。宗教保守派--賽萊菲派勢力擴張迅速,該派意識形態與穆兄會不盡相同,首個賽萊菲政黨光明黨已具有一定影響。該黨曾參加民主聯盟,但在大選前退出,與另外兩個賽萊菲派政黨傳統黨和美德黨聯手參選。伊斯蘭教蘇菲派成立了埃及解放黨和自由之聲黨,埃及有約1500萬蘇菲派信徒,是一支不容忽視的力量。代表伊斯蘭集團的建設與發展黨和代表伊斯蘭圣戰者組織的安全與發展黨,屬于激進的賽萊菲一吉哈德派。20世紀末從穆兄會分離出去的中間黨也具有一定實力,該黨歷史較長,知名度較高。上述伊斯蘭政黨的出現,使政治伊斯蘭陣營分化。它們分頭參選,將分走自由與正義黨的選票。
4.穆兄會內部發生分裂
埃及劇變后,穆兄會內部出現分裂跡象,積極參與抗議示威的“穆兄會青年”與主流派產生分歧。部分穆兄會成員組建了埃及潮流黨、先鋒黨、復興黨、社會與和平黨,吸引大批穆兄會青年加入。著名伊斯蘭宣教者阿姆魯•哈立德正在籌建的政黨,也得到部分穆兄會青年支持。
穆兄會雖決定不推出總統候選人,并禁止其成員以個人身份競選總統,但前穆兄會訓導委員會委員艾布•福圖赫不顧禁令,已宣布以獨立候選人身份參加總統選舉。民調結果顯示,他的支持率與另一位總統候選人前阿盟秘書長穆薩旗鼓相當。這意味著艾布•福圖赫是總統職位的強有力的競爭者。艾布•福圖赫參選引發穆兄會進一步分裂,總訓導師穆罕默德•白迪阿已宣布將其開除出穆兄會,并禁止穆兄會成員支持其競選。此舉導致穆兄會進一步分裂,眾多成員特別是穆兄會青年不顧禁令,支持艾布•福圖赫和著名伊斯蘭學者穆罕默德•阿瓦競選總統,使穆兄會力量被分化和削弱。
穆兄會內部運作缺乏民主和透明度,遭到穆兄會青年的批評。在選舉法修訂風波中,自由與正義黨主席穆爾西代表該黨與軍方談判,并簽署協議,這遭到穆兄會青年的反對。他們認為,穆爾西未經過民主程序征求黨內意見,擅自與軍方達成協議。
選舉前夕,圍繞各政黨提名候選人比例問題,民主聯盟發生分裂。2011年10月7日,新華夫脫黨指責穆兄會企圖超比例推出議會選舉候選人,宣布退出“民主聯盟”,獨自參加選舉,光明黨、中間黨、納賽爾黨等黨派也已宣布退出,民主聯盟黨派數驟減至10余個。這使該聯盟實力嚴重受損,顯示其脆弱性。
綜合以上因素,以自由與正義黨為首的民主聯盟有望贏得議會選舉,自由與正義黨也將成為議會第一大黨。埃及《金字塔報》2011年4月22日發布的民調結果顯示,56%的被訪者認為穆兄會將成為議會最大政治力量。10月8日,埃及內閣信息與決策支持中心公布的一項民調結果顯示,僅有21%的埃及人反對穆斯林兄弟會,35%的被訪者表示支持穆斯林兄弟會。至于可能獲得的議會席位數,穆兄會確立的目標是獲得45%-49%的席位,多項民調結果顯示其有望獲得40%左右的議會席位,民主聯盟則有望獲得50%左右的議會席位。如果埃及制憲后,實行內閣制,自由與正義黨將與其領導的民主聯盟其他黨派組成聯合政府,上臺執政。
三、穆兄會崛起對埃及政局走向的影響
穆兄會的崛起及其將在未來埃及政治中所起的作用,引起埃及國內和西方國家的疑慮。埃及科普特人和世俗主義者擔心,穆兄會參與民主進程的終極目標是建立實行“沙里亞”的伊斯蘭專制國家,它將通過投票箱上臺,“劫持”民主。穆兄會遲遲不能提出明確的經濟綱領,使其治國理政能力遭到質疑。美國和以色列則擔心穆兄會上臺后,將推行激進的反以、反美政策。穆兄會崛起將從民主化、經濟轉型和外交政策等三個方面影響埃及政局走向。
1.民主化
穆兄會對民主的真實態度一直備受質疑,部分世俗主義者認為穆兄會參加民主進程是機會主義的行為,它不可能真正“擁抱民主”,放棄“沙里亞”。中東歷史學家伯納德•劉易斯認為,有政治伊斯蘭參加的選舉是“一人、一票、一次”,即政治伊斯蘭利用民主機制上臺,并將終結民主。2007年,穆兄會曾倡議建立一個教法學家委員會,全面審查埃及現行法律是否符合伊斯蘭教法。雖然,迫于當時的政治壓力,穆兄會暫時收回了這個倡議,但在新的政治環境下,穆兄會可能再次提出這個要求。然而,對穆兄會將“劫持”民主的判斷并不符合穆兄會和埃及政治的現狀。穆兄會的意識形態和斗爭策略已經趨于務實。自20世紀70年代起,穆兄會便逐步放棄了激進伊斯蘭化政策,以便與埃及政治現實相適應。埃及穆斯林兄弟會于2004年3月和2005年3月兩次發表了有關埃及政治改革的聲明,明確提出民主要求,承認婦女的政治權利,并淡化其建立伊斯蘭政府的目標。美國學者羅賓•懷特在論及穆兄會意識形態的發展時指出,“當今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運動也吸收了許多現代性。雖然伊斯蘭運動在西方都被稱為’原教旨主義運動‘,但實際上,他們的議程卻不盡是原教旨主義的。”國際危機小組(ICG)的中東問題專家認為,“伊斯蘭主義者在繼續要求實行沙里亞的同時,承認需要考慮當代的社會現實,需要用創制和協商在社會進步中發揮他們的作用。如今再用原教旨主義或者徹底的保守主義來形容這些運動已經不恰當了。盡管伊斯蘭主義運動仍在一些問題上堅持保守立場,但是這些運動最突出的特點是它們復興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伊斯蘭現代化運動的理念,而這些理念衰落已久。”
在阿拉伯世界劇變的背景下,政治伊斯蘭呈現向“自由伊斯蘭”轉變的趨勢。溫和的政治伊斯蘭運動已接受民主等現代政治理念,試圖實現伊斯蘭教與現代性的融合。如突尼斯伊斯蘭復興黨領導人拉希德•加努希認為,“民主、人權、國家職能、多黨競選和憲法規章都是新伊斯蘭思想的一部分,這種新伊斯蘭思想可以從對伊斯蘭原典的新詮釋和重新詮釋中找到它的根基和合法性。”加努希還指出,建立民主制度是伊斯蘭國家全面改革的開端,他還批評那些武斷地認為民主違反伊斯蘭教法的觀點。2011年10月,在突尼斯劇變后的首次選舉中,伊斯蘭復興黨贏得制憲議會41%的席位,成為議會第一大黨。但該黨宣布將堅持世俗主義,與其他政治力量組成聯合政府,這為穆兄會的參政模式提供了樣板。
自埃及劇變以來,穆兄會采取的政策和立場表明其已放棄激進伊斯蘭化政策。以總統選舉候選人問題為例,穆兄會認為其推出的候選人若贏得選舉,擔任總統,將引發埃及國內科普特人、世俗主義者的反對和西方國家的疑慮,埃及軍方也無法接受一位穆兄會成員擔任總統。因此,穆兄會決定不推舉總統選舉候選人,并禁止其成員以個人身份參選。自由與正義黨領導的民主聯盟并非伊斯蘭黨派聯盟,而是吸納了左、中、右各派力量的選舉聯盟。如果在選舉中獲勝,自由與正義黨將以該聯盟為基礎,組建聯合政府。這說明穆兄會“劫持”民主,全面實行伊斯蘭化政策的可能性較小,自身身份和政治現實的變化將使其變得更加務實。然而,這些政策和措施尚不足以說明穆兄會已認同并接受民主,并已放棄實施沙里亞、建立伊斯蘭國家的目標。或許這只是其為了贏得選舉而采取的機會主義政策。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中東問題專家認為,穆兄會在參政問題上立場一直較模糊。“穆兄會以何種身份參政,作為政治行為體參政,還是作為宗教行為體參政,并不明確。如果是前者,其目的是為了政治。如果是后者,則目的是宗教,為了建立實行沙里亞的伊斯蘭國家。”
2.經濟轉型
穆兄會上臺后,首先面對的是經濟和民生問題。這些導致埃及劇變的主要原因,不會隨著民主化自動得到解決。正如埃斯波西托和帕斯卡圖里指出,“可以預見的是,當伊斯蘭運動在中東國家上臺,他們將遇到與該地區世俗政權相似的問題。”埃及經濟存在許多難以解決的結構性矛盾,如依賴石油、蘇伊士運河等地租性收入,產業機構失衡,農業和制造業落后,財政赤字、外債、通脹率和失業率長期居高不下。20世紀90年代以來,埃及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指導下進行經濟改革。雖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埃及經濟開出的新自由主義藥方在刺激經濟增長方面成效顯著,但同時也造成諸多問題,使埃及經濟患上“拉美病”,社會財富高度集中,兩極分化嚴重。埃及草率推出激進的私有化計劃,部分接近政權的商人趁私有化之機,將大批國有企業劃轉至名下,導致國有資產大量流失和寡頭經濟。
此次埃及政治劇變的根本原因是經濟發展緩慢,民生艱難,政局動蕩使埃及經濟雪上加霜。目前,埃及經濟活動陷入半停滯狀態,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GDP)負增長7qo,出口下降40qo.工廠開工率僅為50%,撤離外資額達180億美元。主要經濟支柱旅游業遭到重創,游客人數同比下降45%。旅游業占埃及國內生產總值約8%,提供10%的就業崗位,旅游業蕭條對埃及經濟打擊巨大。2011年上半年,埃及外匯儲備平均每月減少10億美元,截止2011年9月底已降至240億美元。股市市值縮水148億美元,下跌近20%。2011年1-9月,埃及經濟損失達97.9億美元,其中國內生產總值損失42.7億美元,公共財政損失55.2億美元。
消除導致埃及政治劇變的經濟社會問題根源,實現經濟轉型,實現兼顧社會公平,使全社會共享發展果實的包容性增長,將是穆兄會面臨的最嚴峻的挑戰。當前,埃及正面臨經濟發展戰略的重大抉擇,埃及社會圍繞是否繼續進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展開辯論。然而,穆兄會和自由與正義黨迄今尚未公布其全面的經濟綱領,說明缺乏治國理政經驗的穆兄會,目前尚拿不出可行的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穆兄會是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的擁護者和受益者,其經濟路線與穆巴拉克政權相近。它們代表的都是企業主、商人階層的利益,對勞工權利不甚關心,只是企圖利用工人運動達到其目的。穆兄會將延續穆巴拉克時期的經濟政策,堅持市場經濟、私有化等政策。這將阻礙其提出全新的經濟發展戰略,以解決埃及經濟存在的諸多問題,這也將使其政治命運面臨考驗。
3.外交政策
外交政策方面,穆兄會將面臨如何處理與以色列和美國的關系問題。反猶太復國主義和反美一直是穆兄會政策的支柱,也是其群眾基礎的來源之一。因此,穆兄會將調整對以色列和美國的政策,埃以關系和埃美關系或將面臨倒退。當前,埃及面臨繁重的政治轉型和經濟建設任務,任何政治力量上臺都將專注于國內問題。因此,預計穆兄會將不會采取激進的外交政策,與以色列和美國正面對抗,而將務實地對待美國和西方。除加大對巴勒斯坦問題的關注外,它將不再過多關注泛伊斯蘭事業。
穆兄會一向持反美立場,美國也一貫對穆兄會持負面評價,將其定位為“敵對”和“反動”組織。通過對美國政府發布的有關政治伊斯蘭運動政策的文件的梳理,突尼斯學者塔里克•卡赫拉維認為,“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美國對穆斯林兄弟會等政治伊斯蘭運動的政策是一成不變的,充滿懷疑,有時甚至是敵意。”他指出,“美國中央情報局于1947年10月16日發布了一份關于穆兄會的報告,它是美國政府就政治伊斯蘭發布的最早的文件之一。在這份報告中,穆兄會被描述為‘反對一切對阿拉伯世界的外來干涉’的組織。在中情局于1955年11月15日發布的一份報告中,穆兄會被描述為‘反動的’、‘從事恐怖活動’的組織。在美國國務院于1979年1月1日發布的一份報告中,穆兄會被描述為‘右翼力量’、‘在政治壓力下,將轉變其立場,向自由主義轉型’。”
埃及劇變后,美國被迫調整對穆兄會的政策,準備接受其崛起的現實,以務實態度開始與其溝通和對話。2011年6月30日,美國國務卿希拉里表示,美國將啟動與穆兄會“正式、直接、無限制”的對話。事實上,美國一直保持與政治伊斯蘭運動的接觸。美國前駐埃及大使弗朗西斯•里賽爾多恩指出,“20世紀50年代以來,美國始終保持同政治伊斯蘭的接觸。”他本人就曾與穆兄會總訓導師泰勒邁薩尼及其高級顧問馬蒙•侯代伊比會談。美國對穆兄會態度的轉變,取決于其能否擺脫“阿爾及利亞綜合征”,即支持阿拉伯國家民主化,但不接受通過選舉上臺的政治伊斯蘭。美國的這一立場在阿爾及利亞、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等國的選舉中均有體現。
四、穆兄會崛起對中埃關系的影響
穆兄會崛起將對埃美關系和埃以關系帶來負面影響,但對我國的影響有限。
首先,中國與包括埃及在內阿拉伯國家的友好關系源遠流長。在阿拉伯世界的歷史上,中國從未與阿拉伯國家交惡,也從未傷害其核心利益。這與曾對阿拉伯國家發動戰爭和實行殖民統治的西方國家,有著本質區別。因此,無論何種政治力量上臺,都沒有理由不繼續發展中埃傳統友誼;其次,作為正在迅速崛起的大國,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是埃及的主要貿易伙伴之一。中國的發展經驗對現代化進程屢遭挫折的埃及十分寶貴,可資埃及借鑒和效仿。即使穆兄會執政,也必須發展與中國的經貿關系;再次,雖然在此次政治劇變中。中國采取中立立場,但這不會成為今后中埃關系發展的阻礙。中國不干涉別國內政的一貫立場,在阿拉伯世界眾所周知,并得到阿拉伯國家政府和人民的理解和尊重。
在我國駐埃使領館與自由與正義黨高層的初步接觸中,該黨領導人表達了愿意與中國發展友好合作關系的愿望。2011年8月20日,我國駐亞歷山大總領事劉愛忠訪問了自由與正義黨亞歷山大支部,與負責人侯賽因•易卜拉欣進行會談。后者介紹了埃及大選選情,表示愿意借鑒中國發展中小企業的經驗,這是中國與穆兄會的首次官方接觸。9月26日,我國駐埃及大使宋愛國前往自由與正義黨總部會見該黨總書記穆罕默德•薩阿德•凱塔特尼。凱塔特尼在會見中表示,自由與正義黨重視中國在國際和地區的作用,希望與中方加強交流,學習和借鑒中國在發展經濟方面的經驗。
然而,穆兄會畢竟是一個伊斯蘭組織,意識形態、宗旨、綱領均有鮮明宗教色彩。它關注全球泛伊斯蘭事業和穆斯林利益,對我國的宗教和民族政策一向持批評態度。它曾對1997年新疆“伊犁事件”發表聲明,譴責中國政府“鎮壓”新疆維吾爾族穆斯林。2001年9月29日,穆兄會發表聲明譴責“中國政府拘捕并殺害新疆維吾爾族領袖”。穆兄會網站上至今尚刊登有10余篇文章,譴責中國政府“踐踏穆斯林權利”。
埃及是發展中大國和人口最多的阿拉伯國家,也是阿拉伯世界的核心國家,在中東政治格局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埃及位于我國大周邊地緣位置的關隘,中埃關系對于我國與阿拉伯世界的關系具有重要的引領和示范效應。因此,我國必須做好應對穆兄會上臺執政的準備,以使中埃關系免受此次政治劇變的沖擊。
結論
穆兄會等政治伊斯蘭勢力的崛起成為后穆巴拉克時代埃及政局最突出的特征。埃及劇變后,穆兄會組建政黨,建立選舉聯盟,成功迫使軍方接受對其有利的政治安排,目前在埃及政治格局中占據有利位置。埃及政治是威權政權和政治伊斯蘭的二元結構,世俗主義黨派力量弱小,穆兄會作為埃及劇變的直接受益者,有望贏得議會選舉,進而成為埃及政壇的領導力量。
穆兄會的政治前途取決于其如何與現代性融合,賦予自身更多的現代性,成為促進社會變革和進步的積極力量,帶領埃及實現經濟發展和社會公平。雖然穆兄會在實施沙里亞,建立伊斯蘭國家等問題上立場仍不明朗,但在埃及政治轉型過程中,政治現實將促使其采取務實政策,成為民主化進程的參與者和推動者。經濟和民生問題將是穆兄會面臨的最嚴峻挑戰,埃及經濟發展模式轉型的艱巨性和長期性,穆兄會與穆巴拉克政權經濟政策的一致性,決定了穆兄會難以在經濟和民生領域有所作為。
穆兄會崛起將對埃以關系和埃美關系帶來負面影響,但尚不至于急劇惡化。穆兄會崛起對我國影響有限,我國應正視其在埃及政壇的地位和作用,本著求同存異的原則,擱置在意識形態、宗教政策等方面的分歧,與其開展交流和對話,使中埃友好合作關系繼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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