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的最后一個月，斯蒂芬•茨威格在沿伊洛瓦底江上行的印度班輪上結識了卡爾•豪斯霍費爾（Karl Haushofer）。后者當時是德國駐日大使館武官，每天都在用望遠鏡審視印度和中南半島的風物，并且手不釋卷。年輕的作家和知識淵博的軍官一見如故， “一戰(zhàn)”結束后那幾年，他們在薩爾茨堡和慕尼黑相談甚歡。這一切一直持續(xù)到1936年，流亡中的猶太人茨威格突然聽說，他那位旅伴現(xiàn)在已經成了“希特勒的朋友”，于是友誼戛然而止。1942年茨威格在巴西自殺，死前最后一部書里專門留了一節(jié)給豪斯霍費爾，除去譴責這位故友外，也認為“也許后世會比我們這些同時代人掌握更多的文獻資料，屆時才能對他這個人物給予準確的歷史評價”。
4年之后，豪斯霍費爾本人也在盟軍拘留所里自殺了。他一生最大的成就在于創(chuàng)建“地緣政治學”（Geopolitik）這一學科，研究國家生存、擴張的方式。在他看來，德國必須尋求可以穩(wěn)定地支撐其資源動員和對敵防御的 “生存空間”，是以德國在歐陸的擴張就成為必然。這套邏輯一旦與納粹的種族主義和擴張傾向結合起來，當然會產生茨威格所說的“比希特勒那些粗暴的顧問們影響更大”的效果。
德國地緣政治學派在“二戰(zhàn)”中的不光彩作用，還帶來了一個意外后果—戰(zhàn)后將近30年時間里，“地緣政治學”一詞在主流學界消失了。它被視作保守、反動甚至邪惡的化身，當人們談到地理環(huán)境對政治主體行為方式的影響時，不得不另造出一個新詞“政治地理學”（Political Geography），偽裝成某種人類學研究。
當然，豪斯霍費爾的幽靈從未消失：德國地緣政治學之父自己也承認，他的某些基本概念其實是來自一個英國人麥金德，而麥金德的名篇《歷史的地理樞紐》則在相當程度上是對一個美國人—“海權論”創(chuàng)立者馬漢的回應。在20世紀初，這兩位觀點相左的盎格魯 -薩克遜人被稱作“陸權論之父”和“海權論之父”，他們所討論的海權與陸權間的對抗，特別是這兩種類型的國家在資源動員和力量對比方面的演化，乃至海權國家在應對此種變化時應當關注的戰(zhàn)略方向，構成了“地理政治學”（Geopolitics）這門學科的精要。而Geopolitics與 Geopolitik顯然出自同一詞源，只不過少一點宿命論色彩，多一點歷史視野。
德國地緣政治學派營造封閉的歐陸帝國的設想在1945年就被摧毀了，而馬漢-麥金德地理政治學的觀念不僅明白地體現(xiàn)在美國對“二戰(zhàn)”后世界秩序的設計以及對蘇聯(lián)的“遏制戰(zhàn)略”中，更因為基辛格這位歐陸外交推崇者的力倡，成為“冷戰(zhàn)”期間美國對外戰(zhàn)略的指導路線之一。
動蕩的“邊緣地帶”
1904年，麥金德在《歷史的地理樞紐》中注意到：“（近東地區(qū)）兼有歐亞大陸邊緣地帶和中心地區(qū)的一部分特征……它主要是一個邊緣區(qū)，因為它的各個海灣和通海的河流對海上強國是敞開的，并且允許從這里施加海上威力。”這里的“近東”，今天已被歸入廣義上的中東版圖的一部分，而麥金德的論述則陳述了這樣一個事實：中東這一海陸邊緣地帶（Rimland）一直是海權與陸權國家爭奪最激烈的地區(qū)，控制歐亞大陸“心臟地帶”的陸權強國（俄國）擴張的步伐將在這里與外圍海上強國（英美）正面遭遇。
此前，馬漢在長文《亞洲問題》中也斷言：北緯30度和40度之間的廣闊大陸上“到處是可爭執(zhí)的和受到爭執(zhí)的地方”，言下之意整個大中東地區(qū)都是海陸對抗的前沿。而20世紀的中東歷史、尤其是“石油革命”后成為全球能源中心的中東的沖突史，似乎都在印證這一點：領土呈楔形的“心臟地帶強國”蘇俄朝印度洋不斷深入，在地中海一翼，它的代理人埃及、敘利亞和伊拉克盤踞在三大洲交界帶；而海上霸主英美則借助海岸線向大陸施加影響，使阿拉伯半島中心的沙特保持親西方，并利用以色列對抗阿拉伯世界。
盡管歷史上海陸強權曾參與塑造了該地區(qū)的內部權力結構（以色列國的建立就是一個實例），這幅海陸對抗的圖景卻并不完全適用于今日中東。它尤其不能解釋，在來自內陸的俄國壓力隨著蘇聯(lián)解體而不復存在之后，中東新月形地帶的動蕩反而變本加厲。以美國單方面大舉滲透來解釋這里所發(fā)生的變化是遠遠不夠的—如果說第一次海灣戰(zhàn)爭的爆發(fā)還帶有美國主導色彩的話，始自2010 年歲末的中東革命就完全是自發(fā)性的了，并且在傳導上具有明顯的鏈式特征，這場革命在目標和走向上也完全不同于美國在2003年提出的“大中東倡議”。
這里不妨參考荷裔美籍地理政治學家斯皮克曼在1942年的論斷：歐亞大陸的邊緣地帶因為集中了世界上絕大部分人口和資源，自身就可以成為權勢斗爭的發(fā)源地，甚至可以決定海陸國家間斗爭的成敗。斯皮克曼并非專門針對中東地區(qū)而言，事實上他所提到的資源因素，直到1970年代中東國家自主掌握本國油氣命脈之后才開始發(fā)揮戰(zhàn)略影響，而人口的爆炸性增長，在中東地區(qū)并未達到與印度、中國媲美的程度。即便如此，我們也可以將“冷戰(zhàn)”后中東的持續(xù)動蕩，粗略地歸因于其輻射全球的油氣“資源”在地理上的不均衡分布，以及富油國與貧油國間的現(xiàn)代化鴻溝對于該地區(qū)不同國民政治偏好（宗教、民主或民族主義）的刺激。這要比亨廷頓帶有太多預設性的“文明沖突論”更能解釋布熱津斯基口中的“全球政治巴爾干”的出現(xiàn)（畢竟，薩達姆攻擊科威特不是因為宗教上黨同伐異）。換言之，不再是海陸強國在中東的拉鋸造成動蕩，而是中東自身的內部鴻溝“助產”了動蕩。
中東5處地理關鍵點
中東新月形地帶位于亞非歐三大洲交界處，在地理政治上有以下5處關鍵點。
新月形地帶的東端，在冷戰(zhàn)后期吸納了阿拉伯世界一切被邊緣化的政治力量—從埃及穆斯林兄弟會的極端成員到巴勒斯坦的教權主義者—并在巴基斯坦-阿富汗邊境形成了一個孵化器，日后這里成為了基地組織和9•11事件的策源地。巴基斯坦西北邊界和阿富汗的交界處毫無地理區(qū)隔，都處在普什圖族人的控制之下，與伊斯蘭堡和喀布爾的實存國家政權相對抗；而興都庫什山脈以北的阿富汗簡直就像另一個國家，它的命運更多取決于中亞政治變化的前景。
從東部的動蕩點向西延伸，與之接壤的是擁有全世界原油儲量55%、集中了全球大部分石油和天然氣運輸線、并由伊朗這個軍事強國主導的波斯灣核心區(qū)。陸上的天然疆界和俄國的衰落確保了伊朗的腹地安全，使它可以專心應付來自海灣方向的入侵；它的政體相對穩(wěn)定，擁有彈道導彈和核潛力，并且借助對伊拉克什葉派、黎巴嫩真主黨和巴解組織的影響力不斷向西滲透。
阻止這種滲透并不容易，因為從伊朗高原向西通往地中海的黎凡特地區(qū)（Levant）—也就是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和約旦—在歷史上就是以不穩(wěn)定和缺乏民族性著稱的。伊拉克北部的庫爾德人聚居區(qū)實際上具有半獨立性，該國的遜尼派和什葉派則分居于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兩端，其中的遜尼派聚居區(qū)還和敘利亞北部以阿勒頗為中心的遜尼派聚居區(qū)連成一氣；而敘利亞東南部延伸到黎巴嫩邊境的地區(qū)（包括大馬士革）傳統(tǒng)上屬于什葉派控制區(qū)。在薩達姆•侯賽因和老阿薩德執(zhí)政的時代，伊拉克、敘利亞兩國的社會復興黨與世俗政權實際上是以建構起來的“民族性”以及反對以色列的目標來達成政治上的凝聚，并回避民主化。薩達姆政權被摧毀后，伊拉克的民主化進程表現(xiàn)出了嚴重的部落化特征，這一特征遲早會在敘利亞重演，只是程度稍輕（畢竟阿薩德父子的獨裁程度遠輕于薩達姆）。但任何一種形式的部落化都會有助于伊朗的滲透，并威脅到半島中心的沙特。
不夸張地說，沙特阿拉伯是整個中東新月最關鍵、也最脆弱的一環(huán)。這個王國實際上是由一堆被沙漠分隔開的綠洲組成的，由高速公路和短途航空線相連，一條縱貫全國的東西向石油-天然氣管道從紅海直通到波斯灣，南面全是沙漠。伊本•沙特家族信奉的瓦哈比派教義在全國乃至整個中東都是“非主流”，必須靠宗教警察和駐扎的美軍力量才能維持。最近幾十年里，領導沙特王室的一直是幾位年過七旬的親王，他們最擅長的策略是以鄰為壑—資助本地區(qū)一切實存和潛在的反政府力量，甚至將本國的極端勢力“禮送出境”，以便將動蕩隔絕于國門之外，維持偏安的局面。無怪乎當美國政府發(fā)現(xiàn)從阿富汗“圣戰(zhàn)者”到巴勒斯坦武裝分子都拿著沙特王室的津貼時，既震怒又無可奈何。
沙特的南鄰也門，有著幾塊分散的油田、與北部不相連的輸油管道、一個低效且剛剛被洗牌的政府、為數眾多的部落酋長，以及總數和沙特一樣多的人口。就在 10幾年前，“基地”曾在這里成功襲擊過美軍驅逐艦，內戰(zhàn)遺留下的輕武器和除戰(zhàn)爭外別無所長的青年俯拾皆是，甚至連“飛毛腿”導彈都能買到（來自朝鮮仿制品）。一旦有哪股力量走出山區(qū)、穿過利雅得以南的沙漠向東方和北方前進，沙特阿拉伯又將發(fā)生什么呢？
幽靈仍在徘徊
作為中東政治秩序的傳統(tǒng)干預者，美國在冷戰(zhàn)結束后的頭10年采取一種“離岸制衡”的姿態(tài)，既沒有為中東的政治前途設計出什么藍圖，也沒有為包括巴以沖突在內的歷史遺留問題提供解決方案。只是在9•11事件展現(xiàn)了既存的沖突因素之后，華盛頓才匆匆上馬，拿出一個新保守主義色彩濃厚的“大中東倡議案”。這個旨在以激進政治變革完成地區(qū)現(xiàn)代化的方案一反此前的現(xiàn)實主義主張，顯得大刀闊斧，但它的成本之高、周期之長也是前所未見的。到今天，美軍已完全撤出伊拉克，該地區(qū)的安全形勢卻并未比2003年之前有所改善；至于方興未艾的革命，則完全出乎意料。
“大中東倡議”的地理內涵在于，依靠巴基斯坦、以色列、土耳其這3個非阿拉伯國家從內側限制邊緣地帶的動蕩，同時對沙特、伊拉克和伊朗3個產油大國直接“作業(yè)”。且不論巴基斯坦作為一個支點是多么不可靠，在利雅得主動推進民主化完全是不可能的，華盛頓承擔不了在沙特的海量政治和經濟利益發(fā)生動蕩的風險，尤其不能冒該國石油產量震蕩（沙特在OPEC內部扮演著產量安全閥的角色）以及被伊朗滲透的風險，只能寄望于沙特政府逐漸意識到社會和經濟結構改革的意義。而伊拉克的問題在于，北方庫爾德人控制區(qū)、中部遜尼派控制區(qū)和南方什葉派控制區(qū)，究竟會選擇勉強共存還是走向分裂。單從產能上看，3個分裂實體的原油產量總和肯定超過一個統(tǒng)一國家，但擁有極大開發(fā)潛力的中部地區(qū)勢必尋求與敘利亞遜尼派控制區(qū)的結合，這將使敘利亞的前景進一步復雜化。
最大的疑問當然還在伊朗，這也是最有趣的一個疑問：排除意識形態(tài)不論，美國的最終目標是把伊朗統(tǒng)合進一個由己方主導的一體化能源供給網中，但對日本或印度（甚至歐洲）這樣的具體購買者來說，維持一個被孤立但尚未隔絕的伊朗顯然有助于爭取價格利益；而美國雖然在過去若干年里都兢兢業(yè)業(yè)地著手構建對伊朗的包圍圈，但諸如進攻伊拉克這樣的行動卻在客觀上強化了伊朗的地位。歐洲國家（主要是法國）在20世紀最后10年曾試圖以經濟一體化帶動伊朗和黎凡特地區(qū)融入國際社會，但隨著德國主導下的歐盟重心東移和歐債危機的爆發(fā)，這一方案已經失去了實現(xiàn)的可能。而美國對德黑蘭揮動大棒，最終是為了將其變成“大中東倡議”在地理上的最重要支點—倘若以伊朗（而不是靠不住的巴基斯坦）、以色列和土耳其構成核心，就可以全面掌握包括伊拉克和沙特的什葉派控制區(qū)在內的主要產油區(qū)。然而導彈是否就能令德黑蘭的毛拉們“開竅”？倘若出現(xiàn)的是又一個部落化的“新伊拉克”呢？
權力政治的暗流閃現(xiàn)在20世紀中東的每一段歷史中，野心與奇思峰巒疊起，又往往為天然形成的山河所改變。在關于可能性與不可能性的往復循環(huán)中，都會有豪斯霍費爾、麥金德與斯皮克曼的幽靈閃現(xiàn)。茨威格所說的“歷史評價”也許永遠無法有定論，因為關于可能性的藝術，就是政治本身。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xiāng)！」
烏有之鄉(xiāng)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注：配圖來自網絡無版權標志圖像，侵刪！
聲明：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烏有之鄉(xiāng)
責任編輯：wuhe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xiāng)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