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爾富爾這個名字本來很陌生，那么遙遠，與它沒有任何瓜葛。第一次接觸它是幾年前在紐約的地鐵里，站臺上到處張貼著"拯救達爾富爾！"、"制止屠殺！"的"大字報"，地鐵站臺被涂鴉、廣告、海報妝點得面目全非。達爾富爾到也沒有特別顯著奪目，只因為提到了中國，才吸引了我的眼球。有幾張"大字報"要求中國停止支持蘇丹，不然就抵制2008奧運。我一頭霧水，不知這個天方夜譚的地方怎么會扯上中國。后來，這個名字出現的頻率越來越高，"拯救達爾富爾"竟出了唱片專輯，"制止達爾富爾暴力"印上了文化衫。新聞報道、電視廣告更頻繁提及。美國大、中、小學校園也紛紛給達爾富爾募捐，到后來，干脆有人登門征集捐款了。看來無法回避這個是非之地，它在美國傳媒上的曝光率，幾乎趕上伊拉克了。但我畢竟對蘇丹的歷史、文化知之甚少，要想弄清楚達爾富爾大屠殺是怎么回事，可沒那么容易。但卻產生了不相干的疑問：伊拉克的爛攤子還沒收拾好，美國怎么又熱心起蘇丹了呢？

一、

一次偶然的機會，讓我的無知得到些啟蒙，懵懂的意識也開了竅。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舉辦了一個達爾富爾辯論會，邀請著名非洲專家哈茂德·馬姆達尼(Mahmood Mamdani)到場，與人權活動家、前克林頓政府外交官約翰·普倫德加斯特（John Prendergast）交鋒，辯論達爾富爾暴力的根源、以及外部干預的后果。帶著補補課的心思，我早早到場，發現偌大禮堂的上下兩層早坐得滿滿當當，觀眾達五六百人之多，紐約竟會有這么多人對蘇丹感興趣？辯論一開場就火藥味十足，不像很多辯論會或演講賽那樣，雙方并不較真，只表現一下口才、練練嘴皮子而已。而這兩位針鋒相對，充滿敵意。首先發言的是普倫德加斯特，他先發制人，指責對方誹謗，抱怨說自己被妖魔成新殖民者，在美國猶太人的操縱下，對非洲實施再殖民。聽眾開始以為他在講笑話，活躍下氣氛，都會心地笑了起來。但很快意識到，兩位辯者已積怨甚深，才劍拔弩張，相互攻訐起來。

普倫德加斯特接著控訴道，蘇丹政府暗中支持金戈威德武裝民兵（Janjaweed，阿拉伯裔游牧武裝），自2003年起大規模屠殺達爾富爾南部土著黑人，奪去了近40萬人的生命。政府軍與民兵燒殺搶掠平民，強奸婦女，劫持、射殺聯合國人道救援人員，罪惡滔天，鬼神不容。他本人曾在蘇丹致力于人道救濟，于是現身說法，生動描述了土著非洲人如何水深火熱，受盡政府軍和阿拉伯人的凌辱，凄慘非言語所能述及。言語間流涕欷歔，不能自已。反方馬姆達尼教授一身印度打扮，演講略帶印度口音。他乃出生于烏干達的第三代印度移民，在美國接受高等教育，現為美國非洲研究界最有成就的學者。他不緊不慢，一字一句羅列大量數據，質疑正方聲稱的屠殺人數："所謂40萬人遭屠戮，不過是各種統計渠道中的一種說法而已。聯合國與非盟維和部隊統計約有10萬人死亡，也有機構說大概12.5萬人或者7萬人死亡的"。死亡原因就更復雜了，根據他本人的材料，大概有70%的人死于干旱或其他自然災害，毋庸置疑，當地人是由于多種因素致死的。最讓死亡數字撲朔迷離的，是達爾富爾人口中很大一部分是游牧民族，居無定所，遷徙常誤算為減員，只有當地人了解身邊的情況。那么，浮夸死亡人數對誰有利呢？顯然是西方媒體、以及普倫德加斯特所代表的非政府人道組織--拯救達爾富爾聯盟（the Save Darfur Coalition）。大量非政府組織（NGO）對危機夸大其詞，虛報死亡數字，渲染殘暴程度，為了拉到更多基金會的支持和大眾捐款。媒體與非政府組織一道，還試圖把美國政府拖入達爾富爾亂局，營造國際沖突新熱點。因此，這是一場媒體的戰爭，一場NGO的戰爭！

馬姆達尼言辭激烈，語驚四座。幾秒鐘的沉默之后，聽眾才如夢初醒，報以熱烈的掌聲。正方普倫德加斯特有點掛不住了，爭辯道："我們不要再糾纏于數字和細節了，無可爭辯的事實是，達爾富爾發生了一場慘絕人寰的'集體大屠殺'（genocide），蘇丹政府與阿拉伯人滅絕土著基督徒的暴行已昭然若揭！"這一旗幟鮮明的論斷與美國政府的官方立場一致，布什早在2004年就宣布達爾富爾事件為"大屠殺" (holocaust)。聯合國的態度稍緩和些，選用了迂回一些的詞匯--"反人道罪"和"戰爭罪"。這些"術語"背后，有一整套話語政治機制。"二戰"后，納粹屠猶暴行大白于天下，關于大屠殺的敘述，也漸漸發展成諾曼·芬克爾斯坦（Norman G. Finkelstein）戲稱的"大屠殺產業"。生產出許多與屠殺相關的詞匯：holocaust（大屠殺），genocide（集體屠殺）， atrocity（暴行）， massacre（屠殺）等。屠猶為最高級別，用定冠詞加大寫字母"the Holocaust"作專屬名詞，為人類屠殺的判斷標尺。其他屠殺則依規模、程度向下排列。至于如何判定怎樣的規模、什么程度的屠殺為"genocide"，"atrocity"或"massacre"，則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美國政府認定達爾富爾局勢僅次于屠猶，批評聯合國干預遲緩、無力，威脅要采取單邊行動。可見，"拯救聯盟"的運作奏效了。而聯合國的判斷沿襲了1945年紐倫堡審判的遺產，所謂"戰爭罪"(War Crime）即為鎮壓抵抗而采取的屠殺或其他殘酷手段；"反人道罪"（Crime against Humanity）則指以清除整個民族為目的的大屠殺。2005年3月，聯合國安理會投票通過決議，起訴達爾富爾戰爭罪犯，以反人道罪名送海牙國際法庭。但不同意使用"大屠殺"一詞來裁斷當地局勢。其實，聯合國與美國的態度并沒有實質的差別。

另外，馬姆達尼所說的"拯救達爾富爾聯盟"創建于2004年，由位于華盛頓的猶太大屠殺紀念館與"美國猶太人世界服務協會"（American Jewish World Service）聯合發起，網羅了180多個宗教、政治和人權團體，聚斂巨額贊助，游說美國政府和聯合國，敦促武力干涉達爾富爾。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納粹大屠殺幸存者伊利·威賽爾（Elie Wiesel）是主要策劃人，在華盛頓、紐約等大城市常組織游行、集會和募集。據說，"拯救聯盟"僅2006年就花去1500萬美元在游說活動上，卻不肯直接援助達爾富爾難民。正是有這樣的背景，辯論正方才一開始先聲奪人，說馬姆達尼污蔑他受美國猶太人操縱。

二、

馬姆達尼反駁達爾富爾局勢是"集體屠殺"，指出早在1989年，西方媒體曾以更聳人聽聞的言辭"holocaust"（大屠殺）形容達爾富爾，在道義譴責之外，暗含深刻的文化偏見：未開化的蘇丹政府還在屠殺自己的人民，阿拉伯人正滅絕第三世界土著基督徒。這分明在召喚：美國應該領導一次后現代十字軍東征。但真實情況是，部族間發生了流血沖突。癥結應歸于英國常年的殖民統治，英國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中長達70多年的統治，使蘇丹部族間積怨、仇恨、甚至相殘。在1978年蘇丹發現石油后，各種西方勢力又來插手、離間部族關系，利用分歧瓜分勢力范圍，爭奪資源。終于在2004年非洲聯盟的維和與外交斡旋下，達爾富爾出現了難得的緩和氣氛，有望走向著和平與穩定。西方從外部的干預只會讓局勢更復雜，只有非洲國家以政治方式解決本地問題才有前途。

普倫德加斯特毫不退讓，反唇相譏：我們不要奢談歷史了，還是說說具體解決方案吧。最近我與奧巴馬總統面談過，希望政府采取強硬手段，介入蘇丹沖突。也請在座諸位給總統寫信，敦促政府大膽作為，懲治蘇丹總統巴希爾(Omar Hassan al-Bashir)等戰爭罪犯。請記住，自從美國人創造性地使用"大屠殺"一詞之后，很多蘇丹人的生命因外部干預而得救，大規模奸淫也被制止。美國必須在國際人道事務上發揮更大的影響。中國政府也須認識到，它在達爾富爾的利益與美國一致，應該與美國積極合作。

普倫德加斯特并不顧忌美國干預是否需要聯合國授權，似乎他代表的非政府組織能說服總統奧巴馬就足夠了。難道美國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主權國家？NGO要代行聯合國之責嗎？眾所周知，美國扮演的角色早已不是一般區域性民族國家。"二戰"后，雖然《聯合國憲章》賦予聯合國維持國際秩序的干涉權，但聯合國虛弱無力，干涉上乏善可陳。"冷戰"一結束，干涉權就被重新塑造為全球一體化的開路先鋒，由世界上僅存的唯一超級強國操作實施。直到此時，干涉才有了實際內容，意義也凸顯出來。當然，它背離了傳統國際秩序遵循的原則--根據國家間訂立條約或依國際法協調主權與超主權的關系，實現主權國家間的合作與協同。今天的干涉權是為應對緊急事態和例外狀況而建立起來的警察制度。[1] 無論聯合國授權與否，美國仍可以讓國際警察功能合法化，因為不須援引條約或國際法，只借助道德工具或"國際共識"即可。參照哈特（Michael Hardt）與奈格里(Antonio Negri)合著的《帝國》的觀點，普遍價值使國際警察權力合法化。[2] 但作為主權國家，美國行使警察職責時，無法避免面臨身份上的尷尬，即民族國家的排他性與超國家管轄的普遍性時常齟齬不合。作為主權的美國首先是自利的，它如何裁斷怎樣的干涉是正義的？如何決定誰的行為是為和平的呢？這一矛盾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中已暴露出來，因此它需要一個介質，或一種機制能呼喚、啟動對外干涉，使單邊行動獲得普遍價值的認同，化解國家自利的嫌疑。非政府組織和形形色色的宗教團體堪當此任，它們完善了警察國家全球干涉的道德機制，也塑造了它特有的主權與超主權雙重品性，為全球帝國的形成鋪路搭橋。

三、

哈特認為，與許多人權NGO及其參與者的主觀意愿相悖，他們發動的沒有硝煙、沒有暴力、沒有邊界的"正義戰爭"，后果往往與傳統戰爭同樣野蠻。[3] 回溯NGO發跡的歷程，雖然很早以前就有名目繁多的NGO、行業聯合會，但成就人權NGO今日輝煌的卻是"冷戰"的終結。在1980年代，西方人權組織抨擊前蘇聯的人權狀況，頒發人權獎項，聲援持不同政見的俄國知識分子如薩哈洛夫、索爾仁尼琴等，直至戈爾巴喬夫邀請國際特赦組織到莫斯科共商大計。不久，蘇聯解體，接著整個蘇東陣營垮臺，人權運動隨之風起云涌。巴爾干國家一個跟一個分崩離析，人權大于主權的高調，給蘇東社會主義國家奏響自由、民主的挽歌。柏林墻倒塌了，"鐵幕"隔開的歐洲打通了，"歐洲經濟共同體"與"北約"東擴，填充著"后冷戰"的歐洲經濟與軍事的真空。與此同時，裝備了強大通訊手段的西方各大媒體，也跟隨世界新秩序的擴張，搶占了 "不設防"的意識形態"空城"--共產主義烈火燃盡的后社會主義國家。這時，媒體、NGO、宗教團體聯手，共同使用一個否定詞"非"-政府（non-governmental）來界定自己，它們不聽命于政府，與國家機器的抗爭正是其生命力的源泉。像中世紀教會或傳教，通過話語或命名將敵手界定為善的匱乏，把敵人釘死在邪惡的恥辱柱上。媒體、NGO透過全球通訊網絡，生產、復制著人權、正義、暴政、屠殺、殉難與邪惡等道德話語，操縱著世界各地人們對彼此交往與和解想象的意義與向度。

例如，東歐陣營剛解體，科索沃阿族穆斯林就趁機與基督教塞族分裂，人權組織即把部族沖突演繹成斯大林式的種族清洗（ethnic cleansing）。南聯盟政府被指為"施害者"，阿族穆斯林被定義為"受害者"。自此，南聯盟的罪行不斷升級為"集體屠殺"和"大屠殺"，直至"國際社會"發動戰爭，滅掉了"邪惡暴政"。如今，東歐各國已紛紛加入北約，歐洲不再有共產主義威脅了，"文明沖突"卻迫在眉睫。"9.11"后的兩場對穆斯林的征戰之后，達爾富爾遂成"國際熱點"。人權組織適時轉換價值標準，把部族沖突對號入座，換成穆斯林對基督徒的大屠殺。其實，達爾富爾族群與信仰的劃分重疊交錯，無法套用伊斯蘭與基督教"文明沖突"模式。當涉及中國問題時，國際輿論報道新疆"東突"穆斯林的調調，顯然不是"文明沖突"模式，又回到"冷戰思維"上去了。畢竟東亞與西方抗衡的基調不是宗教信仰，這里意識形態冷戰的硝煙尚未散盡。人權NGO雖然宣稱無差別地人道關懷，對所有弱者無私援助。但據我觀察，國際NGO并非超然物外，它們炒作沖突的熱點或人道災難很有選擇性。媒體對危機的描述、解讀，也頗帶傾向性。如蘇丹發現石油之前，部族沖突無人問津，當它成為產油國后，國際石油公司豈能容得中國染指。于是，能源競爭被表述為人道危機，只要蘇丹政府一天不臣服，中國不卷鋪蓋讓路，"達爾富爾大屠殺"就不會結束。那么，人權非政府組織的活動如何運行？它們與警察國家怎樣協同干涉目標國家呢？

哈特與奈格里指出，今日帝國干涉不再以武力為開端，而首先使用它的道德工具--非政府組織；作為帝國這一全球權力關系構成的生態政治機器，NGO總先行權力一步，象征性地生產敵人，給它們命名（如恐怖主義、專制政府等），然后啟動國際社會的預警系統，進行道德干涉，為將來的軍事干涉掃清道路，最終才把實際解決的任務交給國家這一"世俗"權力。[4] 他們論及的"帝國"概念不是一個實體，無法以實證的方法找到植根于政治與經濟現實中的對應物。而指一種全球化時代的權力網絡，或者說一種正在形成中的生態政治、經濟和制度系統，美國在其中扮演"警察"的角色。從達爾富爾個案觀察，NGO的運作首先預設一個人道危機，以國際輿論圍剿蘇丹政府。民間方式對付不了"冥頑不化"的寡頭政府，于是叢林法則就有了合法依據。然后，NGO與媒體聯手游說"警察國家"動用"正義的暴力"打擊"邪惡的暴力"。米勒舍維奇、薩達姆都被懲戒，以儆效尤，蘇丹總統還敢以身試法？人權組織越來越不耐煩，敦促奧巴馬政府采取強硬手段，如果沒有基地組織纏身，蘇丹也許就被列為下一個打擊目標了。

四、

在哥大考因（Cowin）大禮堂里，達爾富爾辯論的氣氛愈加緊張、壓抑，普倫德加斯特不斷變換坐姿、手勢，以眼光與臺下互動，想把會場調動起來。反方馬姆達尼專心傾聽對方講話，埋頭記錄。輪到自己時，起身離座，走到舞臺遠端一小講臺后面，慢條斯理讀起稿來。語調抑揚頓挫的莎士比亞英語，與印度民族服裝相映成趣。"正方應該澄清一對概念，即'政治正義'（political justice）與'司法正義'（criminal justice）不同。"馬姆達尼說，蘇丹政府宣稱代表國民，以政治方式解決達爾富爾問題；而NGO自稱代表受害者，以懲戒蘇丹總統和屠殺元兇為訴求。非洲聯盟把達爾富爾沖突視為內戰，多年來談判、妥協、利益再分配、甚至動用武力，催生出各方能接受的政治方案，在非洲區域共同體內實現和平。而NGO則淡化蘇丹人的政治身份，用抽象的"受害者"和"施害者"來劃分人群，把共同體內的政治沖突，轉化為民間司法訴訟--達爾富爾受害者狀告殺人犯巴希爾。原本背景復雜的部族傾軋，被簡約為大屠殺了。人權組織的網站上，充斥著強奸、嗜血、肢解的影像和煽情，可謂"暴力的色情"，卻不說明沖突的歷史、或當地信仰與種族交錯纏繞的淵源。為什么非洲人與國際NGO看問題的角度竟如此不同？馬姆達尼以自己的兒子為例，把問題解釋得妙趣橫生。

馬姆達尼的兒子上美國一所中學，天天忙著"拯救達爾富爾運動"，卻對伊拉克的血腥恐怖漠不關心。父親多次問兒子，伊拉克被屠殺的人數不比達爾富爾少呀，為什么不拯救一下伊拉克呢？兒子語焉不詳，父親就問他的同學和家長，同樣也說不清楚。只覺得伊拉克牽扯的頭緒太多，剪不斷理還亂，不如達爾富爾雖遙不可及，卻簡單明了--人道危機，容易把握。他繼續探究周圍人的深層意識，道出了個中緣由。伊拉克對于美國人來說，關涉公民義務，畢竟伊拉克亂局由美國肇始。在電視前觀看伊拉克爆炸、死傷畫面時，美國人內心深處隱隱愧疚。戰爭的巨額費用也須由每個納稅人分擔，自己的兒女也在戰場上出生入死。美國百姓不愿談及伊拉克人道危機，因為它太切近、太現實了，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而達爾富爾與他們只有抽象的"人與人"關系，或曰"人道關懷"。捐贈乃自上而下的施舍，既滿足了優越感，又可以把自己想像為拯救英雄。所以寧愿捐款給"拯救運動"，既合理避稅，又回避了與己相關的義務感和負疚感。從這個例子不難看出，面對同一現實困境時，當事人與局外人難有共識。當事人不能不考慮自身與環境的依存關系，要么擔當共同體的義務，要么逃避責任，但一定會帶著"主體意識"去選擇政治立場。而局外人則傾向于理想化的道德態度，指指點點，不計后果，所以蘇丹政府才會與NGO對立，這在維和行動上充分體現了出來。2007年以前，由非盟維和部隊維持達爾富爾秩序，局勢漸趨緩和。后來聯合國介入，高級指揮官的位置被少數白人取代，而地面上出生入死的士兵仍全部是非洲人。西方人謀劃一個個美好的和平藍圖，執行的卻是當地人。一旦維和計劃出現麻煩，西方人進退自如，隨時甩掉包袱抽身離去。當地人就沒有這份從容了，只好面對干預的后果，收拾爛攤子。

那么，NGO苦心孤詣的拯救運動就沒有主體意識嗎？運動背后有怎樣的原動力？樂善好施的外表之下有沒有其他動機？陳詞濫調的"陰謀論"往往說，NGO實際上暗中為美國等西方政府效力。但指責某個國家或勢力指使NGO到世界某地顛覆政府，往往是捕風捉影。首先，NGO所獲得的資助與支持早已不是一對一的簡單方式。其次，國際NGO不產生于某個特定民族或地域，也不專門服務于個別政府，它們不僅消解第三世界國家主權，也對抗西方大國主權，其行動范圍沒有界限，流動、綿延。以賽亞·伯林曾說：一切價值、目的都內在于特定社會或民族有機體的獨特歷史之中。[5] 而NGO的使命卻是捍衛所有人的權力，不需任何民族或文化語境做依托，卻有著巨大的影響力和生命力，個中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五、

"冷戰"結束以前，人們只關注大國政治和聯合國的協調作用。而當今世界，大國已經不能完全說明國際潮流的走向。在新自由主義經濟一體化時代，國家與NGO之間的平衡逆轉了，原本弱勢的NGO一面抱怨國家機器的暴力，一面又嘲笑主權政府在國際上力不從心，躍躍欲試，要取而代之。今天的世界霸主也得顧忌輿論導向與人權鼓噪，世界格局與博弈規則正逐漸改變著，《威斯特伐利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奠定已三百多年的民族國家體系，經歷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如果仍沿用現代主義的分析方法，鎖定主權實體去尋找為其國家意志效力的鷹犬，就無法理解當下NGO和媒體的運作。應該注意到，全球化時代存在一種超越國家主權之上、結合了政治與經濟力量、支配和吸納一切異質性因素的權力網絡。傳統主權建立在封閉的空間之上，而這一權力卻把空間視為開放的、無差別和無限綿延的。它不斷擴展、更新，欲將整個地球納入自己的勢力范圍。你想尋找它的基地和首腦，卻發現它居無定所，無跡可尋，又無處不在。不像傳統權力那樣靠暴力開疆拓土，它主張依賴廣泛共識滲透到所有文明空間。國際資本是它的物質形態，其主體是一種非人格化的循環關系-即生產與消費的永恒輪回。跨國企業憑借資本無孔不入的流動，不僅生產出商品，更在全世界生產著生產者與消費者，把他們鍛造成全球化生態政治的行動主體，不斷加入到生產循環之中。積累、再積累，資本的鏈條把欲望與社會關系、肉體與靈魂連接成整體。

國際資本把地球開發為"世界市場"，對各國能源、勞動力、加工和物流等環節，按效率的邏輯重新配置。不僅整合世界領土和人口，它還讓民族國家淪為簡單工具，僅僅記錄和統計跨國企業驅動下的商品、資金和人口流動。[6] 勞務、能源、技術被調配到不同的市場和用途上，于是，綿延的國際生產線標識出高端知識經濟與低端勞動密集型產業，一張資本生態的世界地圖勾勒出來。如果"不文明"的主權政府對國內市場干預，還想按傳統模式開發能源，以國界為限搞國民經濟，就破壞了資本全球化的規矩--發展中國家貢獻廉價勞力和能源、發達國家控制技術和資金。其后果，國際資本啟動NGO這個利器，透過名目繁多的基金會贊助或研究開發項目，驅動NGO按設定的目標執行資本的強力意志。非政府組織先以民間游說、集會抗議、金錢誘惑，圍堵政府屈從生產的"工具理性"和消費的"大眾民主"。仍頑固不化者，則被冠以種種惡名："保守"、"愚昧"和"專制"或"人權狀況惡劣"，媒體與NGO以普世價值的名義呼喚警察國家武力干涉。因此，由NGO和警察國家兩駕馬車為全球資本統治保駕護航。

如果沿用傳統批判方式揭露NGO為某國際財團效力，會無功而返。財團與NGO并不直接發生單向的雇傭關系。國際大財團常年向各類基金會（如福特基金會或世界銀行等）捐款，名目往往是崇高的目標，如人權、脫貧或環境保護等。基金會則把捐款按目標分類、重新組合，在大量的資助申請中尋找合適的NGO。NGO一般也有自己的使命，一旦得到基金會資助，會在履行使命的過程中向基金會匯報，與之談判磨合、達成共識。但有一個前提不需要討論，那就是無論實現什么崇高目標，都須推動資本化和自由市場化。資本經過基金會復雜、"科學"的處理后，已經模糊了它與NGO的因果關聯，使兩者關系交織在一個多向度、復雜層疊的微觀權力網中。警察國家也不像傳統帝國那樣炫耀財富和武力，軍事和政治優勢已不能說明霸權的真正含義。美國向世界傳遞的信息是道德優越感，透過好萊塢和CNN，山姆大叔獲得了"仁慈、博愛、平等和尊重"的"自由帝國"形象。世界霸權圍獵、追逐的不僅是經濟和政治資本，還有炙手可熱的道德資本，馬克思筆下描繪的資本拜物形象，早已披上人道主義的盛裝華服。

六、

達爾富爾辯論已接近尾聲，雙方進入聽眾提問階段。會場氣氛不能再用劍拔弩張來形容，簡直就是持兵挺刃、赤膊上陣了。提問的人特別多，在觀眾席通道排起長長的兩隊。提問先自報家門，幾乎都是從蘇丹來美留學或避難的年輕人。他們對馬姆達尼破口大罵，說他撒謊、妖言惑眾、蘇丹政府的走狗，罵他庇護罪犯、傷害受難者等。每個提問者都講自己的創傷經歷，個個見證屠殺、奸淫和殘暴。他們出離憤怒，指責教授奢談歷史，簡直到了冷血的地步。有個蘇丹學生問：一個印度人有什么資格談論達爾富爾？言外之意只有蘇丹人和美國人、受害者與拯救者有權發言。主持人覺得太難堪了，站起來宣布，會場不得有人身攻擊和謾罵，要尊重講話人，也給自己留點尊嚴。馬姆達尼從容起身，走向講臺回應道：讓我吃驚的是，達爾富爾受害者與屠猶幸存者竟如此不同。猶太人讓人們永遠記住歷史，而這里自詡受害的人卻要求忘卻歷史。割斷與過去、地域和記憶的聯系，抽空歷史與文化語境，抽象談論暴力與傷害，搞的是命名政治！通過命名"大屠殺"、"種族滅絕"來誘發外部干預，以所謂"道德暴力"去消滅"邪惡暴力"，這種做法很危險，對生活在沖突之中的當地人不負責任。這話意存諷刺，這幫蘇丹留學生多在人權組織的幫助下來美，已充當各種"拯救"運動的生力軍。

在全球化時代，仍以共同的歷史、集體記憶或血脈相連來界定一個民族，已經越來越蒼白無力了。因為資本是這樣一種機制，它需要異質性的"他者"--即依賴傳統維系認同的區域共同體，這樣它才能跨越內與外的疆界，不斷征服他者，接受外界環境的滋養；在內與外的區分、我與他的相互轉化中，資本獲得了旺盛的生命力--利潤增值，外界的他者成為資本的基本因素。[7] 但這個過程又是悖謬的，資本一旦接觸到異域就使之歸化，迫使"前現代"民族國家采用資本的方式生產，推行消費文明，"進化"為資本主義社會。可當這片土接受資本文明，整合進資本生產的鏈條中時，資本的疆域雖然擴展了，但新領地卻不再是實現剩余價值的"他者"了。[8] 當下風靡全球的吸血鬼電影就像全球化寓言，吸血鬼到處獵襲活人，吸干他們的新鮮血液，進補自己的活力。被吸血致死的人又變會成新吸血鬼，與老吸血鬼一道尋覓新目標，直到世界上剩下最后一個人。1964年美、意合拍的影片《地球上最后一個人》（The Last Man on Earth）就是講這樣一個故事，最后一個活人與無數僵尸搏斗，最后取得勝利，拯救了地球。資本對異質性力量總是既沖突又依賴，靠豪飲他者的鮮血來平息征服新領地的貪欲。資本的本性是積累與擴張，而這一本性恰好給自己掘下了墳墓。

附錄：達爾富爾大事記：

1820年 奧斯曼帝國統治蘇丹。

1882年 英國入侵。

1899年 英國與埃及共同統治蘇丹。

1956年 蘇丹獨立，以喀土穆為中心建立了北部阿拉伯族為主導的政府。

1962年 蘇丹喀土穆政府與信仰基督教為主的南部分裂勢力發生內戰。

1972年 簽署亞的斯亞貝巴和平協議，蘇丹南部自治，出現隨后11年和平。

1978年 蘇丹南部發現石油。

1983年 南北戰爭又起。

1989年 通過政變，"蘇丹全國伊斯蘭陣線"控制了國家。

1993年 巴希爾成為蘇丹總統

1997年 美國以支持恐怖主義為借口對蘇丹實施經濟制裁。

1998年 美國駐肯尼亞和坦桑尼亞大使館被炸，美軍對蘇丹首都喀土穆實施導彈襲擊。

1999年 蘇丹開始出口石油。

2003年 達爾富爾的南部黑人組成 "蘇丹解放運動"和"正義與平等運動"等武裝力量，以政府未能保護土著黑人的權益為由，要求與政府分享權力與資源，展開反政府武裝活動。同時，金戈威德武裝民兵劫掠南部黑人。大批難民涌向乍得。

2004年 美國宣布達爾富爾局勢為"大屠殺"，聯合國則控其為"反人道罪"。非盟維和部隊進駐達爾富爾。

2005年 蘇丹政府與蘇丹解放運動簽署全面和平協定，南北沖突結束。聯合國安 理會投票促達爾富爾戰爭罪嫌犯送海牙國際法庭受審。

2006年 蘇丹政府與"蘇丹解放運動"簽署《達爾富爾和平協議》，但"正義與平等運動"反對該協議，沖突繼續。

2007年 非盟維和部隊被襲擊，五人被打死，非盟開始向聯合國尋求支援。聯合國與非盟聯合組建2.6萬多人的維和部隊，士兵主要是非洲人，少數軍官是白人。美國對蘇丹實施新制裁，呼吁國際社會采取強硬手段制止"大屠殺"。

2008年 西方媒體把中國舉辦奧運會與達爾富爾局勢聯系起來，鼓噪杯葛中國奧運。達爾富爾地區石油資源爭奪加劇，南北對峙局勢依然嚴峻。聯合國負責人權事務的官員約翰.霍姆斯稱，五年來的沖突，奪去了達爾富爾30萬人的生命。

[1] 【美】邁克爾·哈特【意】安東尼奧·奈格里【著】《帝國》楊建國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第19頁。

[2] 同上，第18頁。

[3] 同上，第42-3頁。

[4] 同上，第42-4頁。

[5] 伯林【著】《反潮流：觀念史論文集》馮克利譯，譯林出版社，2002年。第409頁。

[6] 哈特和奈格里，第38頁。

[7] 同上，第262頁。

[8] 同上，第26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