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把中國設為頭號政治對手和意識形態滲透對象——后冷戰時期美國政府媒體的新趨勢

洪浚浩　

                                     導言

    在最近一、二十年里，隨著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的不斷變化，世界各國之間的聯系變得越來越頻繁、越來越密切。美國媒體如何報道世界事務和其它國家也因此越來越受到各國學者和公眾的關注。近幾年來，尤其是美國媒體如何報道中國，更是受到了許許多多中國學者、專家、政府官員和廣大民眾的關注，并呈現出不同的看法，熱烈的討論。
    美國媒體對世界事務和其它國家的報道（包括對中國的報道）之所以會在各國學者和公眾中產生不同的看法，有許多原因，其中有兩個主要原因是與美國媒體本身直接相關的。第一個原因是美國媒體的多元化，這不但是指美國各家媒體的風格多元化、服務對象多元化等等，更是指它們的政治多元化，即媒體對政治事件看法的多元化、媒體政治立場的多元化，等等。美國不存在一個專門管理媒體報道的政府機構來統一監督媒體對新聞報道的宣傳口徑和政治立場。因此，人們很難看到美國媒體在政治上的“大一統”的行動，特別是在對世界事務的報道中顯示出“步調一致”的情況。所以，如果不同的研究者根據美國不同的媒體就同一課題進行研究，得出的結論也就很自然會是不同的。比如，雖然做的是同一個課題，但根據兩個呈右翼立場的美國媒體所作出的研究結果與根據兩個呈左翼立場的媒體所做出的研究結果一定是不一樣的，而如果把這種研究結果擴展為對這個課題的一種全面性的研究結論，就往往缺乏準確性。
    第二個原因是，“美國媒體”這個概念涵蓋很廣，它包括好幾種不同體系的媒體，而每種不同體系的媒體都在按照自己的價值觀和思想理念進行運作。因此，“美國媒體”這個籠統的概念包含著多種不同體系的媒體。如果一個研究者只是根據某一種體系的美國媒體作了研究，然后將研究結果上升成對整個“美國媒體”的一個全面性的結論，那么也會很自然在學者中對同一個課題產生不同的看法。
    因此，了解美國媒體是由哪些不同體系的媒體所組成是非常重要的。同時，也要清楚了解不同體系的媒體是如何運作的。美國龐大規模的媒體主要由三種不同體系的媒體組成。一是私營媒體，二是公共媒體，三是政府媒體（也有人稱由四部分組成，即加上社會媒體，即social media，但社會媒體的屬性與私營媒體、公共媒體和政府媒體完全不同，本文也就不把它包括在此）。之所以把私營、公營和官營這三種媒體稱為不同體系的媒體，是因為它們的自身定位、價值取向、新聞理念、體系與結構、經濟來源、運作方式都很不相同。而這種種方面的不同又使得它們在新聞的報道上很不同，尤其是在對國際事務的報道上很不同。雖然從數量上來說，這三種媒體很不相稱，其中私營媒體占了美國媒體總量的95％以上，公共媒體僅占3％左右，政府媒體只占了不到1％，而且美國的法律還規定政府媒體不能對美國國內的公眾進行傳播。但是這三種媒體都必不可少，三者不可或缺，每一種媒體都有它不可取代的政治需要。這三種媒體合在一起構成美國媒體的總體。但是，對“美國媒體”全面的、概括性結論卻不應該只根據對某一種體系的個別媒體的研究而作出。因為即使是在這三種體系的媒體中，同一種體系的媒體也都呈現著多元化，這種情形在私營媒體中尤其明顯。
    這篇文章主要是研究美國的政府媒體在后冷戰時期國際事務報道中的新趨向，并著重對美國的政府媒體對中國報道的新趨向進行解讀。美國的政府媒體中最具有代表性、規模最大、歷史最長、在世界上最有影響的就是美國之音了。本文以美國之音為研究對象來分析后冷戰時期美國政府媒體的國際報道的新趨向和新涵義。美國之音已在近期從最初的電臺廣播發展到一個集電臺廣播、電視廣播與網絡傳播為一體的多功能媒體機構。本研究集中在美國之音電臺廣播的國際報道方面。對美國之音電臺廣播的國際報道的研究可以從兩個方面進行，一是從內容方面進行研究，一是從節目的播出方面進行研究。本研究主要是從美國之音電臺在過去20多年中節目播出的變化上進行研究。所引用的主要數據來自于美國之音在過去20多年中的歷年報告、各種相關出版物和研究材料，以及作者在美國之音所作的實地調查。

                               對外媒體與世界政治

    早在1920年代，在世界的一些國家中，以對外廣播為主體的對外媒體就已發展成型。然而，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尤其是在1960年代到1970年代的冷戰高峰時期，國際對外廣播在國與國之間的意識形態宣傳戰中才真正開始扮演重要的角色。美國資深外交家及對外廣播專家Head （1985） 將對外廣播媒體界定為是主要由各國政府操作，以外交利益為動機，利用短波或中波與遠距離的外國聽眾進行溝通的廣播電視媒體。冷戰時期的東西方政治與意識形態的對立尤其促成了大規模的官方對外廣播戰爭。
    在冷戰時期，意識形態的沖突主要以美國與前蘇聯為主。前蘇聯利用對外廣播攻擊美國，同樣，美國也使用對外廣播媒體，特別是美國之音，來攻擊前蘇聯。因此，在冷戰時期，對外廣播媒體被各國政府當作一種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隨著柏林墻在1989年的倒塌以及前蘇聯的解體，從表面上看，東西方之間的冷戰趨于結束，因而也使得對外廣播的基本使命是否有繼續存在的價值受到質疑。比如，Wasburn（1992）認為，冷戰的結束使過去40年來對外廣播能夠適用的的國際大環境有了大幅改變。Fukuyama （1989） 也認為，冷戰的停止代表了人類意識形態戰爭的終結，西方民主將成為世界的主要政治結構。在新的國際沖突、政治及經濟聯盟的不斷起落下，對外媒體必須采取具體的改變以因應變化多端的世界新格局。
    美國的主要對外媒體是美國之音，美國之音是由美國政府出資運作的官方對外宣傳機構。冷戰時期，美國之音突出表現為美國與前蘇聯意識形態戰的先鋒。然而，隨著冷戰的結束，“敵人”的消失，似乎使得美國之音繼續擔任宣傳機器的必要性不復存在。美國之音因此也修改了它的章程，并以具有公信力權威性的新聞媒體自居。這一切都似乎表明美國之音已經摒棄了擔任宣傳工具的決心。然而，正如有些學者指出的，事實是，冷戰結束后，美國之音依舊在為美國政府做著宣傳工具 （Matelsk and Street， 1997） 。
    在本研究中，美國之音是否隨著全球政治結構的變化而有所變化以及其變化的幅度將被作為重點進行討論和分析，以證明對外媒體在冷戰結束后，其扮演政府外交政策輔助工具的主要功能是否發生改變。為了比較說明美國之音在冷戰結束前后的主要功能，本研究比較了這兩個時期美國之音外語廣播節目的數量以及播出的時間。通常，廣播電臺的節目編排是反映臺內政策變化的最好指數。換句話說，美國的外交方針一旦有所改變，隸屬于美國政府官方媒體的美國之音對目標聽眾的廣播策略將會做出相應變動，在節目安排上也會有不同程度的反應。不同語言節目的數量可能因此增加或減少，播出時間的長短也會有所消長。為了反映冷戰前后美國之音功能的改變，本研究搜集了1984至2010年的各項相關的資料，其中1984年的數據用來表現冷戰時期的廣播情況，1990年以后的數據用來反映后冷戰時期的廣播情況和變化趨勢。
    在冷戰時期，美國之音的經費與結構都以打擊前蘇聯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等主要敵人的需要而設計。然而，80年代末、90年代初前蘇聯的瓦解、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垮臺后，中國取而代之成為美國最大的意識形態敵人，使得美國政府不得不將外交重心轉移到中國這邊來。此外，2001年發生的911恐怖襲擊，也迫使美國不敢輕視中東地區的伊斯蘭國家。
    隨著美國政府外交策略的轉向，美國之音在結構以及節目編排的方向上逐漸將中國及中東國家作為重點播出對象。美國之音在冷戰結束后的主要功能并沒有改變，依然是將政治及意識形態宣傳作為首要目的，為美國政府的政治和外交需要作最大的努力，所改變的只是宣傳戰的主要戰場和宣傳戰的主要對象而已。

                          對外媒體研究的主要理論觀點

    對于許多亞洲、非洲以及拉丁美洲等區域的國家來說，西方國家的對外媒體依舊被看作是“媒體帝國主義”的象征。比如，Boyd－Barrett （1979） 就認為，單向媒體傳播令媒體收聽國接收的不只是節目，其中所隱含的文化侵略以及權力失衡都讓人膽戰心驚。然而，美國之音以及英國國家廣播公司 （BBC） 等著名的西方對外廣播電臺，在世界各地的收聽群早已超過數千萬。Wasburn （1992） 則明確指出，如果一個國家的國際廣播機構刻意宣傳有關本土意識和權益的政治題材，或者太強調本國價值以及文化地位，并忽略對收聽國的本土文化可能造成的傷害，諸如此類的國際對外廣播行為都有可能被定義為“媒體帝國主義”的擴張。
    此外，“文化滲透”也是冷戰時期常用來討論對外媒體的一個理論觀點。“文化滲透”主要是指由政府以媒體宣傳的方式企圖打擊接收國的特定權威或文化思想。Hixson （1997）曾經就美國媒體在冷戰時期對東歐以及前蘇聯國家進行的文化滲透做過研究，指出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迅速崛起，成為世界第一強國，從而開始具備絕對的優勢進行海外文化滲透活動。冷戰開始后，馬歇爾計劃更進一步大大成功地增強了美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影響力，間接地讓西歐國家所建立的反社會主義陣營在世界各地站穩了腳步，也令世界不少國家開始擁護西方思想意識形態。
    當時對于美國與前蘇聯這兩個擁有核武器的世界強國而言，冷戰實際上代表的是另一種形式的軍事對峙。但在武力方面，雙方都不敢貿然行事。在這樣的情況下，軟性的文化傳播變成唯一可行的戰爭方法。因此，美國最終發現文化滲透和意識形態的宣傳是影響社會主義國家的最佳利器。通過文化滲透，美國可以把西方的生活方式、消費行為、以及社會基本價值觀輸入社會主義國家。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之下，美國的官方媒體就以社會主義國家為主要目標，持續地進行文化滲透和宣傳。
    總之，在以意識形態戰爭為主的冷戰期間，國際傳播環境充斥著文化滲透。美國、英國等主要強權國家利用媒體去影響收聽國的公眾，而當時相對而言經濟勢力較弱的國家如前蘇聯等，也都成立了龐大的對外廣播電臺來反擊西方國家散播的媒體訊息。因此，只要負擔得起成本，對外媒體，尤其是對外廣播媒體，在冷戰期間都是各國用來進行對外文化滲透的重要管道。

                               冷戰與美國之音的發展

    美國之音于1942年2月24日開播，當時正值美國剛加入二次世界大戰。美國之音成立的基本目的就是擔任美軍的媒體戰爭工具，由戰爭資訊部門管轄。二次大戰期間，美國之音每天以50種語言，向海外廣播119小時的節目。當時，美國之音的節目雖以傳播真相為名，但是內容上卻摻雜著各種程度的謠言與謊話，以聲援美國的對外軍事行動 （VOA Today，1992） 。
    第二次世界大戰促成了美國與前蘇聯兩大世界強國的崛起，雙方都為了穩固自身地位而加強與政治經濟利益相合的國家結盟以強調其領導位置。Huntington （1999） 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出現的冷戰反映了一個兩級系統，雙方強權國家之間的互動左右著國際形勢。兩大強權各自領導其結盟國家，并且企圖影響非結盟國家成員。Wood （1992） 強調，對外廣播媒體就是冷戰時期的武器，其威力相當于傳統戰爭中所使用的核子彈。因此，如同Doyle－Hennin （1991） 所分析的，冷戰的開始無疑是為美國之音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有關強調美國政治體制、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新聞與評論都成為美國之音節目的重要元素。同時，冷戰開始后美國之音在資本方面也有了大幅的增加，尤其是用在針對前蘇聯國家發射臺的增設上。
    隨著冷戰越演越烈，美國之音開始公開反對社會主義，大力宣揚美國的政治利益 （Parry－Giles， 1994）。冷戰期間，美國之音以系統的方法努力對抗由前蘇聯對美國提出的攻擊，期望能加速前蘇聯社會主義的滅亡。因此，當時美國之音節目的主要目的在于全力宣傳、解釋及合理化美國政府對外的種種行為，明確地擔任美國政府外交政策的工具及基石。Rawnsley （1996） 指出，美國之音所傳達的訊息與美國當時盛行的政治觀點是一致的，其節目也隨著美國政府策略的變化而迅速變化。因此，美國之音自1942年開臺以來，其新聞的編輯原則常常必須為了服務美國的政治利益和外交政策而有所妥協。

                 美國之音在后冷戰時期的新挑戰、新趨勢和新特點

    1989年柏林墻的倒塌以及1991年前蘇聯的瓦解，象征著冷戰的結束，而所謂的“后冷戰時期”也隨之開始。冷戰的結束無疑對世界政治格局帶來了極大的影響。表面上，長時間處在東西兩造的軍事對壘似乎已經消失，其背后所隱藏的意識沖突好像也到了終點。然而，在世界其它主要國家之間存在和新產生的經濟與政治利益的不和諧，卻似乎更加頻繁與明顯。
    隨著全球政治結構的轉變，美國之音面臨著新的挑戰。
    首先是，美國之音必須在節目方面有所調整以應對新的主要對象 （Barber，1998） 。其次是，美國之音未來的發展方向的調整，因為美國外交政策已經不再將前蘇聯與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當作主要敵人，美國之音必須找尋新定位。再者是，傳播技術的發展使得世界各國對外媒體之間的競爭變得愈來愈激烈。在各國都更有機會加入這個戰場的情況下，美國之音必須更加努力去爭取收聽群，以完成美國政治和外交上的各種戰略需要。
    為了應對環境的轉變，美國之音在后冷戰時期注入了新的元素，以完成對外傳播美國的聲音這一政治使命。冷戰結束后美國之音雖然在主要戰場、主要對象和內容上有所調整，但其身為美國政府外交戰略工具的大原則并未改變。為了印證這一點，本研究對美國之音從1984至2010年這二十多年的外國語言廣播節目的播出情況做了比較。這段期間內針對各區域不同語言廣播節目的增設裁撤或播出時間的增減，可以清楚反映出美國之音在后冷戰時期的新趨勢和新特點。
    首先，美國之音的外國語言廣播節目的總數在后冷戰時期呈持續減少態勢。表1描述了冷戰期間和后冷戰時期，美國之音外國語言廣播節目和播出時間的變化情況。2010年美國之音的廣播語言種類數量比1984年減少了超過四分之一，達27％。這個下降趨勢似乎反映了美國對外廣播媒體的功能和重要性在后冷戰時期的下降以及宣傳戰爭的趨勢有所減弱。
    其實，美國之音外國語言廣播節目的減少只是一個假象。在后冷戰時期，與外國語言節目種類減少的趨勢相反，美國之音外國語言廣播節目的播出總時間卻增長了48％。而且，尤其是在冷戰結束以來的最近幾年，美國之音已經從單一的廣播媒體轉變為集廣播、衛星電視及網絡傳播于一身的多方位、綜合性的現代化媒體。
    因而，雖然美國之音外國語言廣播節目的種類在減少，卻并不意味著在后冷戰時期其宣傳能力在減弱或是重要性在削弱。相反，統計一下其廣播、電視和網絡的發展數據，自后冷戰時期以來美國之音的影響力實際上是在成倍增長，這一心理戰機器變得更強，力度更大。目前，美國之音每周通過廣播、電視和網絡共用44種語言向一億三千萬世界各地的受眾傳播新聞、信息、教育以及文化節目共1,500小時。同時，美國之音大幅度地調整了以前的結構模式，增加了許多專門針對目標國家及地區收視群的節目（Barber，1998）。因此，盡管美國之音外國語言廣播節目的數量有所減少，但是并沒有改變其在后冷戰時期繼續作為美國政府維護政治、文化和意識形態的需要的一個重要而有效的工具的功能。
    美國之音在冷戰結束后的另一個明顯的新趨勢，是針對前蘇聯以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所播出的外語節目時間大為減少。美國外交政策的重心不再放在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政權上，而是轉移到了有新的沖突以及新的潛在沖突的地區。自1984年至2010年，美國之音對前蘇聯各國各種語言節目的廣播時間的變化情況。美國之音對這一地區的播出時間從冷戰期間的每日73.75小時劇降至后冷戰時期的每日僅為4小時，降幅接近95％。
    從語言節目的數量上來說，在1984年冷戰時期美國之音針對前蘇聯各國共用9種不同的語言進行廣播，但是到了1996年冷戰結束后的幾年里逐漸只剩了5種，甚至俄語和烏克蘭語廣播也在最近幾年關閉。俄語廣播節目2008年的播出時間比1984年減少了98％，烏克蘭語言節目的播出時間至2009年也銳減了79％，并在2010年終止廣播。由此可見前蘇聯各國在冷戰結束后已經完全不再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和文化滲透的主要對象國了。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美國之音對前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廣播上。冷戰結束后美國之音對東歐各國播出時間及語言種類數量有大幅下跌的趨勢。
    就整體而言，美國之音在冷戰時期和后冷戰時期對前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廣播宣傳也呈現了巨大的變化。1984年至2010年間，美國之音對這些國家的總的廣播時間減少了88％。從針對這些國家的語言的廣播節目數量來說，美國之音已從冷戰期間的總共9套節目減少到后冷戰時期的2套。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在后冷戰時期美國之音基于歐洲新政治局勢的發展，適時作出了戰略調整。比如，即使在冷戰結束之后，美國之音對前南斯拉夫國家的廣播時間仍不斷增加。如在1984年至2001年間，美國之音對塞爾維亞的廣播時間增加了220％。此外，對于前東歐那些在某種程度上仍然保持著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在后冷戰時期，美國之音對這些國家的廣播時間不僅未減少，反而大大增加。例如，美國之音對阿爾巴尼亞的廣播時間從1984年至1999年間增長了125％。以上種種變化，廣播時間的或增或減，都反映了美國之音一直在遵循著美國外交政策的新方向，以確保后冷戰時期美國的政治和意識形態的需要。
    相對于對前蘇聯以及前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廣播時間及節目的減少，美國之音在后冷戰時期的第三個新趨勢，則是將亞洲，特別是將中國和朝鮮當成了主要的宣傳目標和文化滲透對象。從1984年至2010年，美國之音對亞洲的廣播時間增長了211％，顯示了90年代起美國之音對亞洲地區廣播時間急速增長的這一新趨勢。

    美國之音對亞洲地區廣播時間大大增加的趨勢在普通話、廣東話以及藏語的廣播上反映尤其明顯，而這三種語言的主要受眾群都在中國。從增長幅度來說，藏語節目增幅最大，達33倍，韓語節目增幅達近9倍，緬甸語節目達近8倍，但普通話和廣東話也有大幅度的增長，分別達到3倍。不過，在后冷戰時期，美國之音對亞洲地區播出時間最多的還是普通話節目，每天的普通話廣播節目達到了44小時。這不僅在亞洲地區是首屈一指，在整個世界也是第一位的，美國之音的普通話節目取代了冷戰時期俄語節目的位置坐上了第一把交椅。在前蘇聯瓦解以后，美國外交政策轉而將中國視為主要對手，美國之音迅速反映了這樣的變化，大大增加了對中國的廣播。而普通話廣播在“六四”事件時播出時數的迅速增加，進一步證明了美國之音對美國政府外交政策轉變的迅速反應。
    此外，冷戰結束后美國之音新增設了針對中國聽眾的藏語和廣東話廣播節目，并且廣播時間不斷迅速增長。1990年至2004年間，廣東話廣播的時間增長了300％。與此同時，藏語廣播節目的播出時間2010年比1992年增加了3,300％。盡管在2004年至2006年間，美國之音的藏語廣播時間呈下降趨勢，但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西藏發生動亂后，又馬上呈明顯上升的趨勢，在2008年至2010年間增長了125％。
    顯而易見，美國之音正全力對中國進行廣播，力圖以資訊傳遞和文化滲透的方式影響中國公眾。在后冷戰時期，中國已經取代前蘇聯成為美國之音的主要目標國，這一變化完全反映了美國政府在1980年代后期及1990年代初期以來外交政策的轉向。
    美國之音在冷戰結束后的第四個新趨向，則是其對中東國家廣播時間及外語廣播種類的增長，這在2001年以后尤其顯著。1984至2006年間，美國之音對阿拉伯國家的廣播時間增長了368％，使中東成為除亞洲之外，另一個在后冷戰時期廣播節目時間增加的地區。
    2001年發生的911恐怖襲擊活動，促使美國之音下屬的阿拉伯語言廣播部門急劇擴張，如2002年阿拉伯語的廣播時間就比1984年增加了450％。另外，針對阿富汗的兩大主要語言節目，達里語及帕施圖語的廣播時間也都迅速增長。這些都是美國之音對美國外交政策轉變所作出的即時反應的最佳佐證。此外，美國廣播理事會在911之后特別針對該區域設立了許多專門的阿拉伯國家語言部門，如針對伊朗廣播的阿薩進波斯語電臺 （Radio Azadi，后改名為法達電臺，Radio Farda）。隨后，由于美國政府又有多家專門廣播阿拉伯國家語言的電臺成立，從而使得美國之音的中東語言節目播出時間可以開始相對減少。總之，從美國之音中東國家語言節目時間的增加，以及后來美國政府多個針對中東的專門語言電臺的成立，都可以看出美國政府外交政策的轉向以及美國政府媒體迅速的回應。
    冷戰時期美國之音對前蘇聯國家每天播出超過70小時的當地語言的節目，是對亞洲地區的2倍多。而自1990年前蘇聯瓦解后，美國之音對該地區的廣播時間驟減，1998年后，每日僅剩不到10小時的節目。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對前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廣播上，冷戰后的2006年比冷戰時的1984年減少了76％。但在另一方面，冷戰的結束卻使亞洲一躍成為美國之音的重點播放地區，廣播時間成為各區之冠。美國之音對亞洲國家的廣播時間占到其對世界所有地區每日廣播總時間的76％以上，證明在后冷戰時期亞洲地區已成為美國最主要的戰略目標。

                       對美國之音在后冷戰時期新趨勢的解讀

    這份研究顯示了美國之音在冷戰結束后的幾個新趨勢。第一，亞洲，尤其是中國，已經取代了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成為美國之音的首要目標播放地區和國家。美國之音幾十年的主要目標－－以前蘇聯為首的和社會主義陣營，已經退居到美國戰略議程中微不足道的地方。雖然在俄羅斯領導人普金強勢對抗西方以及俄國意欲回歸到超級大國位置的情況下，美國之音擴大了俄語的電視及網絡傳播。第二，在2001年美國遭到恐怖襲擊之后，美國之音的中東語言部門也成為了重點部門。第三，前蘇聯語言部門在社會主義蘇聯于1991 年瓦解之后，廣播時間驟減，甚至有不少針對該地區的外語部門在冷戰結束后相繼關閉。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對前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廣播上。美國之音在冷戰結束后的這些改變，都足以證明，縱使在新的政治環境及外交政策轉向下，美國之音依然發揮著美國政府外交工具的功能，為美國的政治和意識形態的需要服務。這表明在冷戰結束后，以美國之音為代表的西方對外媒體擔任政府宣傳工具的基本功能并沒有改變。
    在美國之音冷戰結束后的種種變化里，最重要的變化當屬中國已經成為它的主要目標播放國家，換言之，西方與非西方國家的意識宣傳的主要戰場已經轉移到美國與中國之間。這樣的轉變絕非是因為美國的政府媒體突然對中國變得更有興趣，或者是美國之音內部單純的結構重整，而是為了遵循美國在面臨新的世界政治格局出臺的新的外交策略。美國之音只是繼續忠實地遵循著美國政府新的外交政策，以有效地服務于新的政治需要。對美國政府以及其對外媒體如美國之音來說，有太多的理由把中國當作冷戰結束后首要的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對手了。

                     美國設定中國為頭號政治和意識形態對手

    冷戰的結束將國際形勢帶進了一個新的格局。Huntington （1999） 就認為，一個“超級強國”以及多數“區域主要強國”是冷戰結束后的全球新結構。美國成為世界唯一的超級強國，區域主要強國指的則是各地區的龍頭國家，然而它們的力量又不如美國般的強勁，其中包括歐洲的德法、歐亞大陸的俄國、東亞的中國和日本、南亞的印度、中東的伊朗、拉丁美洲的巴西、非洲的南非以及阿爾及利亞。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美國在處理國際議題時，都不得不去考慮各主要強國的看法，以維持區域間的平衡。但是在東亞各國力量興起，并開始以各國本身的政治、經濟、文化利益為優先考量的前提下，美國與東亞地區主要強國的關系面臨巨大的轉變。其中尤其是中國近幾年的崛起，無論在經濟以及政治和意識形態方面來說，對美國都是很大的挑戰。比如，Kim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就表示，如果中國能持續保持目前驚人的經濟成長速度，在21世紀很有可能超越日本現今領先全球的經濟地位 （Kim， 1992） 。這一點現在已變成現實。在政治方面，中國則顯然的已經取代前蘇聯，將影響橫跨第三世界及第一世界的許多國家。因此，在經濟、政治順利發展，軍事力量又成功提升和擴展的情況下，中國不僅在亞洲，以至在全世界都是值得注意的新崛起的力量。對希望自己能夠一直是單一世界強國的美國來說，中國明顯已經成為一個強大的挑戰與威脅。因此，美國時時、事事緊盯著中國，而擔任其官方宣傳工具的美國之音，也在后冷戰時期始終將目標瞄準中國。

                         美中之間日益增長的“文明沖突”

    Huntington （1993） 在他的《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這本書中提出，后社會主義世界可以被分成幾種文明成分：西方文明、中華（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蘭教文明、印度教文明、東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以及非洲文明。這些文明的劃分主要是基于文化及地區的不同，而它們間的差異也使得各種文明對人權、移民、經貿和環境等議題都會有不同的傾向和看法。因此，當西方文明不斷地鼓吹民主及自由主義，并期望將此推廣為普世價值的情況之下，其它文明很自然地會加以抵制。Huntington認為，這些文明之間的沖突將使得國際關系變得十分緊張。他認為，隨著冷戰的結束，美中之間這種在文明方面的根本差異會促使雙方更堅信自身對人權、貿易以及武器擴張的看法，這些差異很難改變，從而也會促使美國與中國之間的冷戰逐漸形成并不斷加劇。因此，從文明差異的角度來說，中國也就非常自然地在前蘇聯解體后被美國認為是最重要的對手。

                   自由亞洲電臺成為美國對中國宣傳戰的新武器

    美國前總統老布什曾經表示，冷戰結束以后全世界僅剩幾個國家仍然在堅持社會主義，其中，有五個在亞洲。而在僅剩的五個亞洲社會主義國家里，中國則是最強大、最有能力與美國相抗衡的國家。因此，在后冷戰時期中國不可避免地成為美國在意識形態戰爭上最主要的敵人。此外，他們認為，由于一些國家對本國媒體實行監控，對外廣播媒體已成為西方國家接觸此類封閉國家公眾的最佳管道。所以，在冷戰結束以后，美國一直在利用對外廣播媒體將西方的思想意識和訊息傳入中國，甚至創建了又一個新的政府對外媒體，自由亞洲電臺（Radio Free Asia）。
    由美國政府出資的、將目標聽眾定位于亞洲的自由亞洲電臺于1997年9月29日開播。事實上，這個新的電臺主要針對的是中國。在自由亞洲電臺的法案里，就清楚表明“自由亞洲電臺和美國之音都必須開展24小時全天候的普通話、廣東話以及藏語的廣播服務，未來還必須兼顧中國的其它方言廣播”。自由亞洲電臺對中國的“情有獨鐘”由此可見一斑。自由亞洲電臺的建立進一步證明美國將中國定為后冷戰時期最重要的對抗者。自由亞洲電臺自我標榜它的宗旨是開展所謂的“公共外交”，但實際上卻是對美國外交政策的落實擔負著重要的和直接的責任。
    在過去幾年里，自由亞洲電臺的外國語言廣播部門以及廣播時間都有快速和大幅的增加。自由亞洲電臺的中國語言廣播時間自1996年開臺到2010年呈現出超過22.5倍的急速增長。目前，所有針對中國聽眾的普通話、廣東話以及藏語廣播節目加起來一天超過65小時，占到自由亞洲電臺每日向整個亞洲地區廣播總時間的75％，可見中國實實在在是自由亞洲電臺最主要的目標國。

                                     結束語

    不可否認，冷戰的結束確實給全球政治結構帶來了巨大的轉變，隨之而來的是各國政府對外交政策的重新審視和調整。對美國來說，中國在冷戰后成為全世界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變成其最重要的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對手，所以必須將它的對外媒體首先對準中國。而美國之音對中東地區的重視，也證實了美國政府與其對外媒體之間重要的關系。因此，盡管冷戰已經結束，但意識形態戰的戰火依然猛烈，美國的對外媒體在冷戰結束后依然擔當著美國政府外交政策宣傳工具的重要角色，持續對世界各地傳輸西方價值觀及文化理念，仍然在進行文化滲透，企圖影響目標國民眾的意見。顯而易見，后冷戰時期，西方國家的“媒體帝國主義”和“文化帝國主義”的行徑依然存在。
    然而，為了在冷戰結束后繼續生存，西方國家的對外媒體在內容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必須做些改變，這也是為什么美國之音不再只著重于鼓吹民主、人權以及言論自由等傳統的議題，而開始加入如愛滋病預防以及健康飲食等新節目。不過，正如Wasburn（1998） 所言，對外媒體在新的政治現實中，擔任國家宣傳器具的重要使命依然沒有改變。對外媒體在冷戰結束以后不僅沒有消失，而是恰恰相反，無論在規模與形式上，它們在意識形態宣傳戰爭中都扮演著甚至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作為全世界最大的對外媒體，美國之音在冷戰結束后所作的轉變可以用來解讀美國政府媒體在后冷戰時期反映出的新趨勢與新涵義。通過對美國之音外國語言節目在冷戰前后的比較，可以發現，基本上所有的轉變都是隨著美國政府外交政策的轉變而發生的。因此，美國之音不僅被認為代表著美國政府的聲音，事實上美國之音就是美國政府之音。不管在冷戰進行期間還是冷戰結束以后，美國之音反映美國的政治意識、策略需要以及鎖定主要目標國家的任務始終沒有改變 （Wood， 2000）。因此，雖然冷戰表面上似乎已經結束，但是美國政府外交的需求依然是美國之音在播出節目時必須優先考量的指標。盡管世界政治局勢經常發生變化，但美國之音的主要任務一直沒有改變──始終在為美國政府打著對外宣傳戰。
    進入21世紀以來，雖然已經是所謂的“后冷戰時期”了，但隨著美國外交政策的新變化，不但美國之音針對亞洲聽眾的外語廣播和時間都有了增加，而且，還陸續新建了自由亞洲電臺、薩瓦電臺 和法達電臺等多家政府對外電臺。這些新的對外電臺的成立，都再一次證明了美國的對外宣傳戰不斷地在猛烈進攻中。美國迫切希望以對外宣傳的途徑改變外國民眾的意識形態觀念，以配合實現美國新的戰略需要。
    如本文開頭所指出的，對美國政府媒體國際報道的研究可以從內容和節目播出兩個不同的方面進行。在內容方面，美國政府媒體在后冷戰時期也出現了很多變化，呈現了新的趨勢和特點。而在節目播出方面的研究也充分顯示，美國政府媒體在后冷戰時期的性質并沒有改變，依然是服務于美國政府的需要，依然是服務于美國外交政策和政治利益及意識形態的需要，依然是是美國對別國開展宣傳戰的主要武器，依然是對別國開展宣傳戰的主力軍。從這一意義上說，在后冷戰時期，冷戰依然在進行。（作者為美國布法羅紐約州立大學傳播系教授，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員）

    主要引用與參考文獻

    A Report of the President`s Task Force on U.S. Government 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 (1991).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State.
    Barber, B. (1998). When VOA talks, millions around the world listen Radio broadcasting station Voice of America is changing. Insight on the News, 14 (22), 40-41.
    Boyd-Barrett, O. (1979). Media Imperialism Towards an international framework for the analysis of media system. In J. Curran et al. (Eds.),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pp. 116-135. Beverly Hills, CA Sage Publications.
    Cowan, G. (1994). The Voice of America Our missio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ever. Vital Speeches of the Day, 60 (21), 649-653.
    English, D. (2002). Power, ideas, and new evidence on the Cold War`s end A reply to Brooks and Wohlforth.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6, No. 4, pp. 70-92.
    Familiant, A. (1991). 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 In M. O. Garcia (Ed.), Turning up the volume on international radio, pp.108-112.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studies program.
    Fukuyama, F. (1989).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No.16, 3-18.
    Gripped by China US Foreign Policy. (1993). The Economist, No. 329 (7839), 15-16.
    Head，W. (1985). World broadcasting system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Belmont, CA Wadsworth.
    Hixson, L. (1997). Parting the curtain propaganda, culture, and the Cold War. New York Acme Art.
    Huntington, P. (1999). The lonely superpower. Foreign Affairs, 78 (2), 35-49.
    Huntington, P. (1993).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Foreign Affairs, 72 (3), 22-49.
    Kim, S. (1992). China as a regional power. Current History, 91 (566), 247-252.
    Matelski, J., and Street, L. (1997). Messages from the underground Transnational radio in resistance and in solidarity. Connecticut Praeger.
    Osgood, A. (2006). Total Cold War Eisenhower`s secret propaganda battle at home and abroad. Lawrence, K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Osgood, A. (2002). Hearts and minds The unconventional Cold War.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 4, No. 2, pp. 85-107.
    Parry-Giles, J. (1994). Propaganda, effect, and the Cold War Gauging the status of America`s war of word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1 (2), 203-213.
    Radio Free Asia Act. (1997). Washington, D.C. Radio Free Asia.
    Rawnsley, D. (1999). The campaign of truth A populist propaganda. In G.D. Rawnsley (Ed.), Cold-War Propaganda in the 1950s. New York Saint Martin`s Press Inc., pp. 31-46.
    Rawnsley, D. (1996). Radio diplomacy and propaganda The BBC and VOA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56-64.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Shaw, T. (2001). The politics of Cold War Culture.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 3, No. 3, pp. 59-76.
    Stephanson, A. (1998).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4, 119-124.
    United States Broadcasting Board of Governors. (2004). U.S. 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 challenges facing the Broadcasting Board of Governors. Washington, D.C. U.S.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Voice of America Broadcasting for the 90`s. (1990). Washington, D.C. Voice of America.
    VOA today looking toward tomorrow. (1992). Washington, D.C. Voice of America.
    Wasburn, C. (1992). Broadcasting propaganda International radio broadcast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reality. Connecticut Praeger.
    Wasburn, C. (1988). Voice of America and Radio Moscow newscasts to the third world.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and Electronic Media, 32 (2), 197-218.
    Wood, J. (2000).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 Vol. 2. London Institution of Electrical Engineers.
    Wood, J. (1992).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 Vol. 1. London Peter Peregrinus.
    World Radio TV Handbook. (1984 - 2010). New York Billboard Publications.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385期，摘自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新聞與傳播研究》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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