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明

　　蘇共亡黨﹑蘇聯解體是一場大災難還是一次大進步呢？無論在俄羅斯還是在其他國家﹐對這一重大問題都有激烈爭論。

　　筆者認為，這一事件給俄羅斯人民帶來極大的災難。改革開放以來﹐不要說我國的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就是在偏遠的鄉鎮﹐都在大興土木，推土機﹑吊車隨處可見。2002年6月﹐筆者到俄羅斯訪問﹐在莫斯科偌大的城市上空﹐偶見轉動的吊車。俄中友協主席﹑俄羅斯科學院院士﹑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所長季塔連科告訴筆者﹐現在要比此前衰敗的十年好不少。

　　后來我們來到伏爾加格勒(以前叫斯大林格勒)訪問﹐從下降的飛機上即看到在寬闊的伏爾加河上高聳著九座大橋墩。前來迎接的州長告訴我，這是通往哈薩克斯坦的一座鐵路橋﹐修通后對俄羅斯的經濟發展很有好處，但因聯邦政府不給錢﹐1990年被迫停工。筆者想起二戰中斯大林格勒被夷為廢墟的六大工業區﹐在戰后僅用3年左右時間﹐又建起一座新城。斯大林格勒現在的主要建筑還都是那3年建設的。筆者詢問州長﹐以前3年可以建一座新城，而現在12年卻建不了一座新橋，這是為什么？他沉默少許說﹕“主要是人的精神不一樣。那時﹐人們有信仰﹐有干勁﹐餓著肚皮也干。現在很迷惘﹕我們的過去錯了﹐將來要往哪里走？我們一無所知！”

　　2003年10月筆者再次訪問俄羅斯，并獲得從蘇聯解體到20世紀末大約十年間有關俄羅斯社會的不少具體資料。

　　在經濟領域，俄羅斯國內生產總值急速下降﹐現代工業大國變成原材料附庸。從1991年蘇聯解體到20世紀末﹐俄羅斯國內生產總值比1990年下降52%﹐而1941－1945年的衛國戰爭期間僅僅下降22%。1990－2001年間﹐科技領域就業人數從250萬下降到80萬﹐大量的高素質人才到美國﹑西歐甚至發展中國家就業或謀生。

　　在社會領域， 1989年10%最貧窮人口收入與10%最富裕人口收入比為1：4.7﹐而1999年這個比例將近1：80。另外﹐酗酒﹑精神疾病﹑無家可歸﹑流浪兒童﹑賣淫等社會問題成堆。根據俄羅斯國家統計委員會2005年提供的數據﹐俄羅斯男子的平均壽命為58.6歲﹐比20世紀90年代初蘇聯解體時男性平均壽命的63.4歲還低4.8歲﹐這使得俄羅斯成為全歐洲男子平均壽命最低的國家。

　　在社會治安領域，劇變十年間各種犯罪﹐尤其是重大犯罪案件劇增。1990年俄羅斯殺人案為1.43萬起﹐1998年為2.3萬起﹐2001年為 2.98萬起﹐2002年已超過3.2萬起。每年由于犯罪造成的失蹤人口超過十萬。犯罪案件急劇增加﹐每四個成年男人中﹐就有一個有前科。俄羅斯平均每五分鐘就有一人被殺。平均每十萬人口有一千個犯人———這是世界上最高的比例。然而，在這種情況下，俄羅斯自由派卻依然要求用市場作為解決所有社會經濟問題的綱要﹐竭力鼓吹小政府﹐繼續弱化、削弱國家各方面的職能。這些自由派所說的“人權保護”實際上保護的是罪犯。

　　國家職能嚴重退化。由于照搬西方的多黨制，每年用于賄賂的金錢高達數百億美元﹐政府和居民之間缺乏信任和有效的互動。國家缺乏經過科學論證的發展構想﹐缺乏解決內政﹑外交問題的戰略性思維。人們對政治的失望在增加﹐對政治領袖的失望在增加，對其“民主制度”的失望也在增加。

　　在精神道德領域，一些大眾媒體向社會民眾傳輸西方價值觀﹐這些價值觀只是為了追取個人的利益﹐造成原有的勞動倫理和熱愛勞動品德的喪失。許多青年不愿從事勞動﹐更希望一夜成為銀行家﹑公共關系專家，甚至向往搶劫或敲詐。俄自殺現象隨之攀升。1990年自殺人數為2.64萬人﹐1998年達 3.54萬人﹐而2001年已經達到3.97萬人。

　　就國際地位而言，俄羅斯從超級大國淪為二流國家。俄羅斯當局在劇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逐步主動放棄盟友﹐甚至全面撤退﹐逐漸喪失超級大國的地位。

　　蘇聯部長會議原主席尼·伊·雷日科夫在其新著《大國悲劇》中說，蘇聯解體“給俄羅斯造成巨大損失﹐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這種情況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涉及我國在國際社會的威信和作用﹐涉及經濟﹑國防能力﹑科學發展﹑生產和文化﹑居民生活水平等”﹐“比較幸運的20%的居民身上﹐集中了一半以上的國民總收入﹐而收入的主要部分則為200－300個家族據為己有﹐他們攫取了國家財富的絕大部分﹐同時也攫取了國家的權力”。▲(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最新出版《居安思危：蘇共亡黨二十年的思考》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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