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

1894年7月25日爆發的黃海豐島海戰，標志著日本軍國主義對我國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即甲午戰爭的開始。甲午戰爭至今已經過去130年。此戰以清政府慘敗并簽署十分苛刻的《馬關條約》告終。正是《馬關條約》規定，中國割讓了遼東半島(后因三國干涉還遼而未能得逞)、臺灣島及其附屬各島嶼、澎湖列島給日本，并賠償日本2億兩白銀。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標志著清政府洋務運動的失敗，同時也極大地加深了中國半殖民地的進程，世界各國列強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的民族危機。是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毛澤東同志領導全黨和全國人民不怕犧牲、英勇斗爭、艱苦奮斗，挽救了古老又輝煌的中華民族。現在，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正意氣風發地行進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輝大道上。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明確指出：“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我國發展進入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在全黨全國集中力量正在向宏偉的中國式現代化目標挺進之時，在我國東海似乎重現當年波詭浪譎之時，回顧、反思130年前中華民族史上那場令人心酸、心碎的甲午戰爭，以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汲取歷史的深刻啟迪，制止或打贏有可能爆發或已經爆發的各種形式的侵略戰爭其中包括第三次世界大戰，極富強烈的現實意義。

關于第三次世界大戰會不會爆發，最近在國內外似乎成了一個熱議的話題。毛澤東從未斷言第三次世界大戰不可避免。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說：“現在世界各國的人們都在談論著會不會打第三次世界大戰。對于這個問題，我們也要有精神準備，也要有分析。我們是堅持和平反對戰爭的。但是，如果帝國主義一定要發動戰爭，我們也不要害怕。我們對待這個問題的態度，同對待一切亂子的態度一樣，第一條，反對;第二條，不怕。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出了一個蘇聯，兩億人口。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出了一個社會主義陣營，一共九億人口。如果帝國主義者一定要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可以斷定，其結果必定又要有多少億人口轉到社會主義方面，帝國主義剩下的地盤就不多了，也有可能整個帝國主義制度全部崩潰。”1969年4月，毛澤東又說：“關于世界大戰問題，無非是兩種可能：一種是戰爭引起革命，一種是革命制止戰爭。”鄧小平從未斷言“世界已經進入和平與發展時代”。1992年1-2月間。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說：“西方國家正在打一場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所謂沒有硝煙，就是要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2020年10月2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斬釘截鐵地說：“中國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在任何困難和風險面前，腿肚子不會抖，腰桿子不會彎，中華民族是嚇不倒、壓不垮的!”毫無疑問，我們一直提倡與熱愛和平、勤勞智慧的日本廣大人民多學習、多交流，我們與偉大的日本人民必然是“雙贏”的關系。但與此同時，我們亦必須高度警惕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和卷土重來，我們與日本軍國主義者則必然是“零和”的關系。

我國有著遏制或打贏各種非正義侵略戰爭其中包括第三次世界大戰的許多有利條件。我們堅信，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堅強正確領導下，我國一定能夠更加緊密地團結世界上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與人民并結成最為廣泛的國際統一戰線，共同堅決反對各種形式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充分發揮自覺的主觀能動性，牢牢掌握主動權和引領權，敢于斗爭，敢于勝利，充分作好應對各項戰爭的準備工作，一定能向著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正確方向不斷勝利挺進，為全人類的文明與進步事業作出更大的貢獻。

以下刊發該文的原標題為《咀嚼120年前那場甲午戰爭》，編者現改為《咀嚼100多年前那場慘烈悲壯的甲午戰爭》。文章原分三天連續刊發于2014年8月14-16日新華社的《參考消息》上。全文共分五個部分：一、要社會進步，不要社會倒退。二、要盛世危言，不要粉飾太平。三、要國家至上，不要損國佑家。四、要自立自強，不要仰仗他人。五、要依靠民眾，不要防民如川。在紀念甲午戰爭130周年之時，特刊十年前的原文，以饗讀者。

又是甲午，三個甲午。120年前那場悲憤雄壯的甲午海戰賦予了中國所特有的干支紀年“甲午”以特殊的內涵。

筆者贊成這樣的說法：1840年的鴉片戰爭并不是對中華民族完全致命的一擊;1894年的甲午海戰，才是舊中國滑入萬劫不復境地的決定性時刻。這一次慘敗，宣告“洋務運動”的強國之夢徹底破滅;中國加快自己衰敗和半殖民地化的進程;此后帝國主義列強紛紛效尤，在中國爭相劃分勢力范圍，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的空前嚴峻的民族危機。

曾幾何時，煌煌大清“天朝上國”有著占全球GDP三分之一左右份額的驕傲，竟然敗北于“蕞爾島夷”。個中滋味，很值得我們認真咀嚼。

1939年，毛澤東同志指出，“日本帝國主義利用其和中國接近的關系，時刻都在迫害著中國各民族的生存”。新中國成立后，從本質上說，我國的東海從來就沒有澄明平靜過。近幾年，在個別霸權主義國家的唆使慫恿下，日本當局正在企圖向軍國主義道路上加速滑進。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的態度，恰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不惹事，但也決不怕事。在我國東海似乎又重現波詭云譎之際，回顧、反思120年前中華民族史上那場令人心酸、心碎的戰爭，追憶甲午，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珍視歷史的啟迪，極富現實意義。

一、要社會進步，不要社會倒退

最近，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階級分析的方法沒有過時。這十分重要。從一定意義上講，能不能運用階級分析方法對120年前的那場甲午海戰作出具體、正確的分析，關乎能不能從根本上汲取那場戰爭的慘痛教訓。

筆者個人認為，甲午海戰失敗的原因，可以尋找出許多條，比如在于政權和社會的普遍腐敗，在于沒有實行所謂現代國家的政治、經濟體制等，但這些都是根本原因之下的子原因，而不是根本原因之本身。從根本上說，1840年鴉片戰爭失敗的內因，在于中國幾千年封建社會自身的盛極轉衰，封建社會制度由停滯不前進而轉向腐朽反動。1894年甲午戰爭的敗北，則是由于從1840年以后的這54年間，中國的社會性質即社會經濟基礎亦即社會生產關系的總和已經由原來的十分成熟的封建社會逐漸蛻變、淪落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清朝社會這一性質的蛻變淪落，相對于一個成熟的封建社會而言，相對于進步的歷史潮流而言，相對于人民對政權的企盼而言，則是一個極大的歷史性退步，因而也是一個極大的歷史性反動。從這種意義上講，甲午海戰的失敗，并不是個別人和統治集團的腐敗，而是整個社會性質即生產關系的腐朽與反動。人民群眾在任何社會都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主體，都是最革命最活躍的因素。清王朝后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的出現，使得最廣大人民群眾遭受比先前多得多的苦難和災難，最終失去對其的信賴、支持甚至是最后的忍耐。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終向背決定著歷史發展的進程特別是方向。蒙古族是游牧文明的生產關系，元忽必烈滅南宋，滿清也戰勝了明，從整體上說，元滅南宋、滿清滅明，這并不是其生產關系的先進，而主要是宋朝和清朝生產關系中人民群眾這一主體對其王朝統治殘酷和腐朽的強烈不滿、冷漠直至反抗所造成。蘇聯之所以不戰而亡，從根本上說，也是由于蘇聯黨和政權逐漸脫離、背離乃至最終背叛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所釀成的。

歷史由偶然和必然所組成，必然決定偶然并通過偶然開辟道路，偶然反映必然。經濟不僅是政治而且也是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基礎，政治僅是經濟的集中表現而已，而戰爭又是政治的最高表現形式。任何一場具體戰爭的勝負，都有不少偶然性因素。我們在分析這些勝負原因之時，一定要具體剖析這些具體的偶然的因素;但任何戰爭，都植根于豐厚的經濟基礎之中。如果考察一場重大的戰爭，不從經濟基礎亦即社會性質上尋探根源，就有可能看不清這場戰爭的本質和勝負的緣由。

當然，學術界可能會對上述結論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學者認為：半殖民地雖然使中國主權受損，但畢竟帶來了比封建主義進步的資本主義因素。筆者認為，自由競爭時代的新生的資本主義，對抗著腐朽的封建主義殘余，有著極大的歷史進步性。但進入帝國主義之后的資本主義，其進步性則逐步喪失，尤其是進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資本主義，其反動、腐朽性則更加徹底顯現。這恰如馬克思在《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一文中所講：“當我們把目光從資產階級文明的故鄉轉向殖民地的時候，資產階級文明的極端偽善和它的野蠻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現在我們面前，它在故鄉還裝出一副體面的樣子，而在殖民地它就絲毫不加掩飾了。”1840年后，用堅船利炮從外部“強加”給中國封建社會的資本主義因素，正是在殖民主義蹂躪下依附于殖民主義的資本主義因素。這種資本主義相對于獨立、完整的封建主義而言，相對于中國人民來說，其歷史進步性已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則是凝結了資本主義生產中最野蠻、最污濁、最血腥、最腐朽、最反動的東西，并漸次摧毀了清朝政府的整個社會結構，使得中國新遭受的苦難與過去所遭受的一切災難相比較，毫無疑問在本質上屬于另一種，而在程度上卻更要深重得多。它使得中國人民與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人民一樣，經歷著“一切可怕的波折”，卻無法“享用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這些已與原本意義上的發達資本主義根本不同的變異的畸形的資本主義因素，使得中國人民失掉了自己的舊世界而沒有獲得一個新世界，并使他們所遭受的災難具有一種極為特殊的悲慘色彩。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用槍炮利劍“殺入”中國的這一更加血腥、更加反動的生產關系，既扼殺了我國明末清初就萌生的原本意義上具有重要進步意義的資本主義幼芽，又在民族與人民的苦難中，開啟了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新篇章，催促了1949年一個人民共和國的誕生，使得中華民族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而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從而在社會制度和生產關系方面，走到了人類歷史的前列。而帝國主義一百多年來給中國人民所帶來的無窮無盡的災難，則僅僅是充當了中國社會進步的“歷史的不自覺的工具”而已。中國社會當時的半封建性質，同樣是由外國殖民主義和中國的半殖民地性質所主導的。因此，此時的半封建社會，相對于原來完全的封建社會，同樣是一個歷史性的倒退。正從這個意義上講，甲午海戰的慘痛失敗，應是主要來源于清王朝的完全的封建社會性質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的大倒退這一內因。從根本上說，離開階級關系即生產關系的總和這一社會的經濟基礎，我們看待所有重大社會和國際問題，都將是霧里看花。

中國歷史悠久，從脫離奴隸制演進到封建制以后，曾創造了燦爛的封建主義的經濟、政治、文化，取得了相當可觀的科技成就，也具有位居世界前列的經濟實力。但是，在中國封建時代后期，由于比較成熟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占主要地位的經濟結構的形成，比較穩固的封建皇帝、貴族和地主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統治階級集團的出現，加上排斥工商業人士的以八股文為主要載體的科舉制度的完善等，中國社會長期地陷入發展遲緩的狀態。到了近代，歐洲資本主義迅猛發展，中國卻進一步強化封建專制，這就阻礙了明末已經出現的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從而逐漸淪落為歷史的落伍者。

1840年的鴉片戰爭結束后，清帝國被迫打開國門，并簽訂城下之盟。此后在西方列強的步步進逼之下，一盤散沙式的大清帝國節節敗退，逐漸淪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列強通過不平等條約加諸中國的枷鎖，不僅阻斷了中國向資本主義發展的正常途徑，而且極大地改變著中國的社會性質。

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到1894年的甲午海戰爆發這54年間，中國社會各主要階級的狀況、經濟地位和政治態度必然會隨著時勢的變化而變化。在1894年甲午海戰爆發前和爆發中，中國社會各主要階級的經濟地位和政治態度處于一種什么樣的狀態呢?要研究甲午海戰敗北之根源，就必須對此加以研究。現在，社會各界對甲午海戰失敗的深層次原因進行了比較深入的探討，筆者看后深受啟發，但從階級分析方面的探討，看到的卻不多。筆者在這里先談一些很不成熟的陋見，以期拋磚引玉。

筆者認為，當首先研究當時的皇權貴族和地主階級，因為皇權貴族和地主階級是當時大清帝國的主導階級。從一定意義上講，一個國家的統治階級及其所建立的政權，是這個國家綜合國力的根本體現。國與國之間的較量，則是不同國家及其政權之間的較量。人民群眾是最終的決定性力量。中國逐漸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封建時代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基礎雖然得到一定程度的破壞，但由于政局和社會的動蕩、財政收入減少，這一統治階級便愈加與買辦資本及高利貸資本結合在一起對廣大農民實行更為殘酷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由于階級和社會矛盾的不斷激化，他們對外國侵略者則逐漸采取消極抵抗政策，卻對反抗外來侵略與遭受殘酷剝削的農民階級進行更加殘酷的鎮壓。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后，清政府的統治階級愈加顯示出其反動性與腐朽性。比如，1860年因英法戰爭失敗而簽訂《天津條約》《北京條約》后，外國侵略勢力不但擴大到中國沿海各省，同時還深入到了內地，不僅承認外國商船有在中國內河航行的特權，而且承認外國人有在中國內地自由傳教和游歷通商的特權。1884年的中法戰爭，中國軍隊奮起抵抗并屢獲勝利，但是，腐朽的清政府在戰爭勝利之后反而簽訂了屈辱的《中法越南條款》。時人稱：“法國不勝而勝，中國不敗而敗。”依靠這樣的統治階級想取得甲午海戰勝利的概率幾乎為零。

二是研究當時的農民階級。這里主要是指中國的貧農。他們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災難的主要承擔者。所以在1840年鴉片戰爭之后10年，即爆發了中國農民起義史上所罕見的太平天國革命運動。這是當時農民階級新的狀況的集中體現。該運動制定了帶有空想性質的為消滅封建地主所有制，創造永遠擺脫剝削、貧困的“地上天國”而奮斗的綱領——《天朝田畝制度》。其后期，在缺乏實施的階級基礎與客觀條件的情況下，又提出企圖把農民運動引上資本主義軌道新傾向的《資政新篇》。盡管這一運動從時段上說頑強堅守長達14年之久，地域馳騁大半個中國，但其本質仍是沒有先進階級領導下的舊式農民戰爭，加上清朝軍隊與英、美、法等國侵略軍的聯合圍剿，最終必然歸于悲壯的失敗。這樣的階級，也不可能成為領導甲午海戰的中流砥柱。

三是研究當時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萌芽的新進展。筆者在請教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張海鵬諸同志后認為，近代中國資產階級作為階級，一般來說是在19世紀末才逐步形成，甲午戰爭前很難說已經形成。由于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經濟侵略，買辦資產階級已經出現，但很難說已經形成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的萌芽已經顯現并在發展，但也很難說已經形成階級。洋務運動也不能說是資產階級領導的，這一運動，從本質上而言，僅僅是地主階級的自救運動。1898年的戊戌維新才可以看作是民族資產階級政治代言人第一次登上了政治舞臺。1905年上海總商會發起的反美愛國運動也可以看作是民族資產階級主動發起的反帝運動。甲午戰前，中國無產階級也未形成。在少數外資工廠里，有一些工人，但還未形成階級。工人階級的形成應該是20世紀初期的事。五四運動后，特別是中國共產黨建立后，工人階級才逐漸從自在的階級走向自為的階級，才有了階級的覺醒。洋務運動時期的工廠工人大多是軍人。1895年《馬關條約》規定日本人可以在中國自便設廠制造，這才在法律上開放了外國人可以隨意在中國開工廠。此前開的工廠是非法的。此后才有較大規模的工廠。1903年清政府實施新政期間，在政府里設置商部(1906年改組為農工商部)，才提倡中國人開辦工廠，所以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的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才大規模產生。中國大資產階級應該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發展起來。甲午海戰前，正因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這兩個新興階級均尚未形成，所以甲午海戰的中方，本質上仍由更加腐敗和沒落了的皇權貴族和地主階級所主導。

而當時的日本則通過“明治維新”，大力引進西方資本主義的生產技術，仿效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制度，頒布憲法，召開國會，加強軍備，建立了新式陸海軍，因而迅速崛起，成為東亞的資本主義強國。明治維新開始，就宣布“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于四方”，顯露出對外擴張的巨大野心。中、日兩國處于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這是決定戰爭結局的根本因素。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清王朝社會性質的倒退，經濟、政治和文化主權的被侵奪，就必然使得國家更加貧弱落后，就難以避免挨打的命運，這是歷史昭示的血的教訓。中國共產黨人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武器，以反帝反封建為旗幟，浴血革命幾十載，終于獲得對外的主權獨立和對內的政治統一。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和發展，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全面危機才真正紓解，中國的現代化建設與改革開放才有了根本的前提與保障。實踐證明，在共產黨領導下，建立符合中國特色的先進的生產關系和與之相適應的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制度，充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從而增強綜合國力，才能確保免遭侵略欺凌，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當今我國雖然仍處于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畢竟屬于社會主義社會，而不屬于其他性質的社會。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這是已經被歷史所反復證明的顛撲不破的真理。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由于經濟和文化發展的制約，我們必須堅持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在這一點上，不能有絲毫動搖，但也決不能按照國內外一些人所主張的那樣，把我國的經濟基礎亦即生產關系倒退到資本主義。

按照馬克思關于社會形態的觀點，人類社會將分別經過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而社會主義社會并不是一個獨立的社會形態，僅僅是從資本主義社會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的一個特定的歷史階段。卡夫丁峽谷是古羅馬史上“恥辱之谷”的代稱。1881年，時值俄國正在廢除奴隸制開始向資本主義發展之際，馬克思曾以卡夫丁峽谷作比喻，認為當時的俄國可以不通過資本主義生產所引起的經濟危機及其災難和導致經濟危機的資本主義生產的某些階段而直接進入到社會主義生產階段。而我國就是沒有經過典型的資本主義生產階段而直接進入到社會主義生產階段的。據此，一些同志認為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搞早了，搞糟了，必須倒退到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在補上資本主義制度這一課并進而大力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才能回過頭來搞社會主義。

筆者認為，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并未跨越“卡夫丁峽谷”亦即人類社會形態中的資本主義社會這一階段或是資本主義生產給人民所必然造成的苦難，從1840年至1949年，這長達一百多年的空前的苦難和恥辱，同時又是逐步覺醒與奮起反抗的歷史，就是中國人民的經過艱難跋涉終于穿越的“卡夫丁峽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只是資本主義社會或資本主義罪惡在我國的特定表現。我國的殖民者統治半統治下的“卡夫丁峽谷”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卡夫丁峽谷”相比，僅僅是有著更為獨特眾多、更加災難深重的苦難而已。我們已經過災難深重的“卡夫丁峽谷”挺進到比資本主義更為先進和高級的社會主義社會，建立并在逐步鞏固著比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還要先進的生產關系，決沒有必要再回頭重返代表災難苦難的“卡夫丁峽谷”。若如此，我國也決無可能變成資本主義強國，因為當今的帝國主義依然存在并且十分強大，僅僅是改變了過去侵略、壓迫和盤剝世界的方式而已。若把當今中國倒退到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我國必將重新步入人民大眾無比悲慘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社會，極而言之，還會導致120年前的甲午戰爭重演，只是重演的具體方式不同而已。這不是危言聳聽。

由此說開去，為什么當今美國一直在資本主義道路上徘徊，不可能直接“長入”社會主義社會?因為它擁有世界上獨一無二的金融、科技、軍事、文化等各種霸權，可以直接間接從世界各地獲取各種豐厚的超額利潤，從而緩和國內的各種矛盾，進而把自己的社會性質和生產關系鎖定、固化在資本主義的框架之內。歷史的辯證法正是如此：愈是災難深重，愈是風景獨好。在未來三五十年內外到一百年內外，最有希望跨入社會主義國家的，極有可能是現今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即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哪里所受的壓迫、剝削愈深重，哪里的斗爭和反抗就愈激烈，哪里的希望就愈加光明燦爛。這是歷史發展的鐵則。因此，只有最終斬斷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者伸向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的欺壓、盤剝之手，帝國主義列強欺壓、盤剝世界各國人民的經濟政治文化霸權、強權才可能遭遇滅頂之災，其國內人民的反抗烈火才可能勢若燎原。

二、要盛世危言，不要粉飾太平

一個國家要想保持進步，必須有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一個沒有憂患意識的民族，難以持續發展，永遠強大。憂患意識能引發警覺，催生動力，保持進取，奮發向上。正如古人所說的：“生于憂患，死于安樂”“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

近代以來，中國面臨千年未有之變局，一些有識之士看到了清王朝的統治危機，發出盛世危言，可惜的是不但沒有引起重視，反而大多受到統治者的打壓，留下了沉痛的教訓。著名改革思想家龔自珍首先發出危機的預警。他身處的時代正是中國封建社會走向末路的時候，經過“康乾盛世”的清王朝已經逐漸呈現出“衰世”景象，然而統治者依然沉迷于“天朝”的美夢之中。龔自珍23歲即寫出尖銳批判封建官僚政治黑暗腐朽的著名文章《明良論》;25歲寫出揭示嚴重社會危機的《平均篇》。他指斥“貧者日益傾，富者日益壅”的社會現實，強烈要求“變通”、“更法”、“改制”，在當時可謂振聾發聵。林則徐在鴉片戰爭前就多次上奏，痛陳鴉片危害，指出再不抓緊禁煙，數十年后“中原幾無可以御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他的詩文也充分體現出民族憂患意識，體現出憂國忘身的愛國情懷。鴉片戰爭失敗，使林則徐的憂患意識進一步升華。自己一心盡忠，但清朝廷和一些佞臣卻一再加害自己，憂國憂民之情竟使他頭發迅速變白。但是，龔自珍、林則徐的憂患發聲，在當時并未得到廣泛應和。林則徐因禁煙和抗英，還不斷遭到權貴的排斥和打擊，最后招致革職流放的處罰。

早期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家鄭觀應在甲午戰爭爆發前的1894年所問世的《盛世危言》中指出，中國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均落后于西方，提出了從政治、經濟、教育、輿論、司法等諸方面對中國社會進行改造的方案。他先后批判了頑固派“不求不學”、束手待斃和洋務派“剽竊皮毛”、崇洋媚外的思想，主張在政治上用憲法和民主將政治公開于傳媒，由朝野各方評論，這樣才可能使施政臻于完善;在經濟上主張由民間組建工商業團體，大力發展現代工業;在教育上，從基礎教育到高等教育都有新見解;在司法上他批評了中國的法律和法律運用的黑暗與殘暴，主張向西方學習，寬嚴有制，取外而酌中。這是一部全面系統地學習西方社會的綱領，并強烈希冀“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流”，全面發展資本主義以抵抗外國侵略。但也應該看到，“商戰”是鄭觀應社會改革的中心和出發點。鄭觀應認為，外國列強的經濟侵略“敝國無形”，這遠比其軍事征服更為嚴重危險，正因如此，“習兵戰，不如習商戰”。鄭觀應極為重視近代工業的作用，認為工業是西方各國“富強之基”，“有工以翼商，則拙者可巧，粗者可精”;反之，縱有豐富的資源，也只能“棄己利以資彼用”。他要求封建政權限制和取消協定關稅、內河航行等侵略特權，采取保護本國工商業的稅則，積極主張建立本民族自己的機器制造業，為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提供獨立的技術基礎。雖然鄭觀應有企圖在不觸動封建道統的前提下傳播、學習西方文化與技術等局限，但其中很多精華思想，正如一道耀眼的閃電，穿越當時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烏云密布的思想蒼穹。十分可惜，對鄭觀應的真知灼見，從清朝當局到社會各界，人們體味領會并不多。鄭觀應此時的心境，應恰如他早在1884年10月13日寫給盛宣懷的信中發出的感慨：“年來命運坎坷，事多拂逆。以致上司朋友責于外，父兄妻子怨于內，進退維谷，申訴無門。”

甲午戰敗后，深重的民族危機進一步刺激了中華民族的憂患意識。著名的資產階級維新派代表人物梁啟超大聲疾呼：“敵無日不可以來，國無日不可以亡。數年之后，鄉井不知誰氏之藩，眷屬不知誰氏之奴，血肉不知誰氏之俎，魂魄不知誰氏之鬼。”維新思想家嚴復在翻譯的《天演論》中強調“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以強烈的憂患意識呼喚全民族的覺醒。康有為發起成立了主張改良的“強學會”，“憂時七上皇帝書”，形成了一股思潮，促成了戊戌變法。遺憾的是，變法被鎮壓，剛要進步，又退了回來。

保持應有的憂患意識，不斷革新進取，不可因循守舊，停滯不前，這是120年前那場甲午之戰給我們的重要警示之一。今日的中國，同積貧積弱的晚清早已不可同日而語。中國人民以自己的無窮智慧，不斷自我調整，不斷探索新路，將馬克思主義理論結合中國國情，發展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并以此理論為指導，取得令世人矚目的驕人成就。但是我們也必須清醒地看到，世界形勢日新月異，中國在科技、經濟和文化等方面還有很多不足，與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較大差距，我們決不能安于現狀，必須不斷進取;中國的周邊環境并不太平，國家安全形勢日益復雜，必須保持高度警惕，隨時應對各種挑戰。現在有的人在疾呼新的盛世危言，而有的人卻在享樂新的盛世浮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多次強調要增加信心的同時，又多次強調當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這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越是在形勢好的時候，越是要有人看到問題，敢于講出真話。“千人諾諾，不如一士諤諤”;“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兼聽則明，偏信則暗”。在重大復雜的問題上，一定要同時高度重視少數人的獨到見解。

三、要國家至上，不要損國佑家

1894年農歷十月十日，是清廷最高統治者慈禧太后的六十歲生日。對于這次生日，慈禧極為重視。早在1892年就委派禮親王世鐸、慶親王奕劻等籌辦萬壽慶典;1893年春接著成立慶典處，專門負責慶典之事。為了在頤和園接受祝賀，慈禧極重視頤和園修建工程。慈禧的六十大壽慶典，成為清政府壓倒一切的大事。日本之所以在這一年發動侵略戰爭，其重要原因就是“日知今年慈圣慶典，華必忍讓”。

1894年，蓄謀已久的日軍乘朝鮮內亂之際派兵登陸朝鮮，并控制朝鮮王宮及政府，向應朝鮮要求派往朝鮮的清軍發動突然襲擊，擊沉中國運兵船“高升”號，致使清軍800多名官兵遇難。面對日本咄咄逼人的進擊，中國統治階級內部卻出現意見分歧。慈禧起初對日本心存輕視，同意宣戰。但隨著前線敗訊傳來，慈禧想到自己生日慶典的籌備，轉而支持李鴻章等人避戰求和，好讓慶典能照舊進行。當有人建議停止頤和園工程，將修園費用移作軍費時，慈禧十分惱怒，兇狠地說：“今日令吾不歡者，吾亦將令彼終身不歡!”中日黃海大戰北洋海軍慘敗，朝野一片嘩然。慈禧被迫于8月22日宣布：“現當用兵之際，必應寬備餉需。除飭戶部隨時指撥外，著由宮中節省項下發去內帑銀三百萬兩，交戶部陸續撥用，以收士飽馬騰之效。”8月26日發布上諭：“所有慶辰典禮，著仍在宮中舉行，其頤和園受賀事宜，即行停辦。”29日宣布，“一切點景俱暫停辦，工程已立架油飾者不再添彩綢”。但實際上慈禧不過是敷衍輿論，口是心非。中日戰爭連天的炮火并未影響到她舉辦奢華宏大的六旬慶典。9月25日王公大臣及各省官員呈進的萬壽貢物一車車運進內宮。10月1日起，內外臣工就開始隆重地為慈禧賀壽。10月10日慶典活動進入高潮。前線將士正出生入死與日軍戰斗，軍費開支屢屢告急，紫禁城內卻一片歌舞升平，忙于為慈禧一人祝壽。

在國家面臨內憂外患、國難當頭之時，慈禧以自己的六旬壽慶為重，而以社稷安危為輕，損國佑家，這在今天看來是極為荒謬的舉動，但在當時封建專制王朝統治者看來卻很正常。封建王朝將國家視為帝王私產，損國佑家乃天經地義。當這樣一個王朝面對日本集舉國之力的瘋狂進攻時，又焉能不敗下陣來?

甲午海戰前后，李鴻章的主導思想有二：一是外交求和，二是軍事避戰。這其中緣由也有二：一是信心不足，心存幻想，二是企圖保存淮軍和北洋艦隊這筆所謂的個人“私產”，窺測時機圖謀將來一展個人的宏偉大業。甲午海戰前，日本為準備侵略中國計，向中國購買了大米和煤炭。甲午開戰后，相關人士即建議立馬停止供貨。但晚清第一重臣李鴻章以“訂貨在失和之先”為由，命令3萬噸煤炭和3000石大米依然運送日本，“以示信用”。甲午海戰后，李鴻章即被人奏參“有銀數百萬兩，寄存日本茶山煤礦公司，其子在日本各島開設洋行三所”，并以“米、煤資敵，釋放日本奸細”。李鴻章的所作所為，值得世人深思。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核心，從本質上說是集體主義。而一切剝削階級的價值觀，則全部以極端個人主義為核心。這是一個國家及其政權之所以最終倒塌或被外部所顛覆的內在深層的思想基礎。正因如此，南宋陳亮在其《念奴嬌·登多景樓》一詞中，發出了“六朝何事，只成門戶私計”“憑卻長江，管不到，河洛腥膻無際”的感慨。700多年后的1975年的7月28日，毛澤東在其晚年再次讀到該詞時，情不自禁地痛哭失聲，表達了自己對陳亮見解的高度贊同。

從大歷史的眼光看來，近代中國的緊迫問題是必須建立高度統一的政治和文化的認同。培育國人國家至上的愛國意識，建立現代意義的民主共和國家，成為近代以來志士仁人孜孜以求的目標。中國共產黨率領中國人民締造的新中國，以天翻地覆的政權鼎革，完成了真正意義的人民民主共和國家的構建。這是近百年時代風云變幻之中最激動人心的大事。新中國以人民和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為根本訴求，極大地推進了中國現代化的進程，開創出亙古未有的新局。但是，當年“損國佑家”的觀念依然存在，并極大地腐蝕著我們的黨、國家和人民。黨的十八大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采取堅決果斷的舉措反腐，得到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衷心擁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著無比光輝燦爛的前程。

四、要自立自強，不要仰仗他人

120年前的甲午戰爭，中國之所以節節敗退，步步被動，原因非止一端，但很重要的一點在于清朝統治者始終徘徊于和戰之間，無抗戰到底的決心，將國家命運寄托于列強調停。

李鴻章一貫主張“保全和局”，在戰爭迫在眉睫之際，他請英國出面勸阻日本進兵，并發電文給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頃英歐使過談，亦不以倭派兵為是，謂已致其駐韓領事、駐倭英使，設法勸解。”對英國出面調停滿懷信心。李鴻章等人還請求俄國出面調停，試圖依仗俄國的力量來制約日本，使日本停止侵略。俄國公使的回復表示，俄帝已經同意干涉日本出兵朝鮮之事，表面上好像同情中國。

與此同時，清政府還邀請法國、德國、美國出面調處中日矛盾，法、德表示觀望，美從自身利益出發予以答應。列強表面承諾對日施壓調停，使清朝統治者產生幻想，以為依賴外國的調停可以使日本住手，而自己不作戰爭準備。在中國擔任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當時就說過，中國“對戰爭毫無準備，實在令人吃驚”，“外交把中國騙苦了，因為信賴調停，未派軍隊入朝鮮，使日本一起手就占了便宜”。

李鴻章等人自作聰明，以為找到了“以夷制夷”的妙法。而實際上西方列強各懷鬼胎，以中國權益為交易，豈會真心幫助清政府。當時頭號強國英國為對付俄國，轉與日本勾結在一起;俄國考慮到遠東并無與日本抗衡的力量，不想與日本鬧翻;法國、德國、美國的所謂調停僅在口頭上，毫無實際幫助;美國且與日本相勾結，為日本提供軍事貸款，派遣軍事顧問。

在中日甲午戰爭的全過程，中方均寄希望于列強調停，并無積極應戰、決戰到底的決心。李鴻章以消極防御為宗旨，力圖“避戰保船”。因而在戰爭中，他國沒有指望上，自己又喪失了許多主動權。清軍步步退縮，處處陷于被動挨打的境地。

在這里歷史又給我們一個啟示：國家發展必須立足于自立自強，絕不能依賴他人，否則必定喪失自主權，帶來無窮后患。自身沒有雄厚的國力與強大的國防力量，一味相信“萬國公法”，幻想通過別國的外交斡旋來化解沖突，無異于與虎謀皮，最后必定吞嘗苦果，貽為笑柄。這是甲午戰爭的另一大歷史教訓。

2014年5月23日，習近平同志在參觀位于上海的中國商飛設計研發中心時明確指出：“我們要做一個強國，就一定要把裝備制造業搞上去，把大飛機搞上去，起帶動作用、標志性作用。中國是最大的飛機市場，過去有人說造不如買、買不如租，這個邏輯要倒過來，要花更多資金來研發、制造自己的大飛機。”這是什么精神?這就是獨立自主、自立自強的精神。這一精神，不僅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當今中國，而且對當今的廣大發展中國家而言，都是極可寶貴的精神。

五、要依靠民眾，不要防民如川

在我們的歷史典籍中，往往是英雄人物充當主角，在其前臺活動，但從根本上來說，還是人民群眾決定歷史前進的方向。毛澤東說：“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兵民是勝利之本。”甲午戰爭之前或進行之中，清政府并未也絕無可能充分發動民眾，這是由清政府所代表的階級本質所決定的，也是其致敗的要因之一。

1901年，清政府被迫同俄、英、德、法、美、日、意、奧等國簽訂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辛丑條約》基本議定，慈禧以光緒皇帝名義發布“罪己詔”，詔中對列強的“寬大”處理表示感激：“今茲議約，不侵我主權，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見諒，疾愚暴之無知，事后追思，慚憤交集。”接著，慈禧又說出以下兩句名言：“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盡管這是甲午海戰之后慈禧心跡的表露，但這也確實反映了其內心世界的一個十分重要的角落。最高統治者由這樣的價值觀作指導，甲午海戰能取得勝利嗎?

清王朝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統治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漢人，厲行文字獄，防民甚于防川，將封建君主專制制度推進到巔峰。在此種專制之下，統治者根本不敢發動民眾力量，國民意識無法培育，民族國家的概念未能形成，國民猶如一盤散沙。正如梁啟超所言：“是故吾國民之大患，在于不知國家為何物。”

由于缺乏現代國民意識，不少中國民眾并未意識到甲午海戰是兩個國家的殊死相搏，甚至對戰爭漠然視之;雖然也有民眾基于保衛家鄉的觀念，自發地以各種形式與入侵之敵進行斗爭，尤其是臺灣人民與日寇展開的殊死搏殺，譜寫了可歌可泣的歷史壯劇。但總體說來，清朝統治者不敢動員民眾力量，對于臺灣軍民的抗日斗爭，清廷非但不予接濟，反而擔心“有礙和約”予以阻撓。而發動侵略戰爭的日本則基本上實現了全民戰爭動員，并將民族主義推向極端，凝聚了巨大的戰爭能量。日本雖然國家小，人口少，但是團結一心，所以力量大;中國雖然國家大，人口多，但是一盤散沙，所以力量小。大與多并不一定有力量，團結才有力量。

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從人民利益出發，永遠走群眾路線，革命是這樣，建設是這樣，改革也是這樣。這便是中國共產黨獲取勝利的一大法寶。這個法寶永遠不能丟，在當今時代更顯得不可或缺，并具有決定前途命運之意義。這也是我們黨目前正在開展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深意所在。任何時候我們都必須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依靠人民群眾，把人民群眾的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相結合，進而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只有這樣，才能可持續地調動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才有可靠的保障。這是甲午戰爭留給我們的又一個深刻的歷史啟迪。

在結束這篇文章之時，筆者很想發出這樣的感喟：歷史呀，常常覺得它已經遠去，但細細揣度，卻仿佛仍在眼簾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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