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選》第二卷《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一九七八年三月十八日）：
……王洪文〔43〕、張春橋〔25〕、江青〔44〕、姚文元〔34〕“四人幫”肆意摧殘科學事業、迫害知識分子的那種情景，一去不復返了。
……“四人幫”把今天我們社會里的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分工歪曲成為階級對立，正是為了打擊迫害知識分子，破壞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的聯盟，破壞社會生產力，破壞我們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
......
在人才的問題上，要特別強調一下，必須打破常規去發現、選拔和培養杰出的人才。這是被“四人幫”搞亂了的一個重大問題。他們把有貢獻的科學家、教授、工程師誣蔑為資產階級學術權威，把我們黨和國家培養成長的優秀中年青年科學技術人員，誣蔑為修正主義苗子。
《鄧選》第三卷《用中國的歷史教育青年》（一九八七年二月十八日）：
大學生鬧事〔７３〕，主要責任不在學生，而是少數別有用心的人煽動，其中主要是少數黨內高級知識分子。我們嚴肅地處理了這件事。但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斗爭還沒有結束。
《鄧選》第三卷《中國只能走社會主義道路》（一九八七年三月三日）：
我們最近遇到的麻煩已經過去了。事實終將證明我們采取的方針、辦法、措施是符合全國人民利益的，人民也會更進一步地理解我們現在采取的方針、辦法、措施是合情合理的。
……少數知識分子煽動學生鬧事，他們的主張實際上是反對社會主義制度，搞資產階級自由化。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要中國全盤西化，走資本主義道路。
我們逐一學習。
1
先學上述《鄧選》第二卷內容。
文革期間確實有知識分子比如卞仲耘、老舍、趙九章等人的悲劇（被“迫害”，被打死或者自殺，兇手到底是誰？這是一個撲朔迷離的大問題），他們的遭遇是普遍現象還是個別現象？文革期間的知識分子政策到底是什么樣的呢？
筆者檢索人民日報數據庫，文革期間關于知識分子的新聞標題（節選）如下：
《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妖不怕怪不愧是無產階級的革命知識分子》（1966年6月5日）
《我們緊跟黨緊跟毛主席我們堅決走知識分子勞動化革命化的道路，決不走資產階級所謂“學者”“權威”的邪路》（1966年6月6日）
《上海工農兵群眾、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識分子 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批判大毒草〈海瑞上疏〉》（1966年6月15日）
《知識分子永遠不能脫離勞動》（1966年8月6日）
《把社會主義新中國建設成為無產階級鐵打的江山橫掃“四舊”的革命風暴席卷全國各城市工農兵群眾、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識分子同紅衛兵并肩戰斗，匯成一股沖擊一切剝削階級思想的巨大洪流》（1966年8月27日）
《徹底摧毀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學校的統治》（1967年9月15日）
《摧毀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統治》（1967年11月9日）
《熱烈響應毛主席關于知識分子必須與工農相結合的偉大號召首都福建兩萬六千多名大學畢業生奔向生產第一線》（1968年9月11日）
《關于知識分子再教育問題》（1968年9月12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評論員）
《同工人結合的知識分子，工人是歡迎的》（1968年9月13日）
《堅定不移地做好對知識分子再教育的工作駐川大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部分老工人集體討論寫成》（1968年10月4日）
《駐上海財經學院工人宣傳隊同師生一起分批輪流回廠參加勞動加強了工人宣傳隊本身的思想建設促進了知識分子接受工農兵再教育》（1968年10月10日）
《幫助知識分子在靈魂深處爆發革命》（1968年10月24日）
《遵照毛主席教導滿腔熱情地對知識分子再教育》（1968年10月26日）
《駐哈工大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認真貫徹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團結知識分子大多數搞好學校斗批改幫助廣大革命師生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大力調動積極因素，組成了浩浩蕩蕩的革命大軍，狠狠打擊一小撮階級敵人》（1968年12月20日）
《做一個貧下中農歡迎的知識分子》（1969年1月17日）
《做一個受工農兵歡迎的知識分子》（1969年1月18日）
《急躁、坐等，還是促進？——如何正確看待知識分子》（1969年2月3日）
《全面地辯證地看待知識分子》（1969年2月14日）
《駐哈爾濱師院工人、解放軍宣傳隊本著“治病救人”原則 熱情幫助犯錯誤的知識分子》（1969年2月15日）
《耐心細致地對知識分子進行再教育》（1969年5月12日）
《政治上嚴格要求 思想上熱情幫助 工作上大膽使用 按照黨的政策正確對待科研人員 戚墅堰機車車輛工藝研究所落實毛主席的知識分子政策，調動了科研人員的積極性》（1969年5月30日）
《莊稼離不開土地，知識分子離不開工農兵——記中國科學院革命科研人員深入實際接受工農再教育，進行科學實驗的事跡》（1970年3月3日）
《上海柴油機廠認真貫徹執行黨的知識分子政策 充分發揮工程技術人員的作用》（1970年10月30日）
《認真落實黨的知識分子政策 上海國棉十二廠黨委幫助工程技術人員改造舊思想、舊作風，提高路線斗爭覺悟，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發揮作用》（1971年7月29日）
《充分發揮教師在教育革命中的作用——我們在落實黨的知識分子政策中的一些體會》（1972年8月16日）
《太原重型機器廠黨委認真執行黨的知識分子政策 引導技術人員走與工人相結合的道路》（1973年3月5日）
《工人群眾歡迎的知識分子——記宣化鋼鐵公司焦化廠總工程師倪九華》（1974年1月7日）
《柳州機械廠黨委認真執行黨的知識分子政策 技術人員積極參加技術革新》（1975年10月24日）
《黨的知識分子政策不容誣蔑》（1976年1月24日，季羨林）
《決不允許挑撥知識分子同黨的關系》（1976年2月1日）
《休想把知識分子重新引上邪路——批判所謂“不存在‘知識私有’”的奇談怪論》（1976年2月14日）
從這些反映文革知識分子政策的報道中，無一例外，都是要重視知識分子，改造、培養與工農相結合的無產階級知識分子，沒有任何哪怕一點點迫害知識分子的傾向。
《關于知識分子再教育問題》（1968年9月12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評論員）是一篇重要文獻，體現了中央以及中央文革小組對待知識分子的政策，筆者摘錄如下：
九月五日報上發表的《紅旗》雜志極其重要的編者按，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聲音。
這個編者按是毛主席做的批示，內容是這樣的：
......對過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學校畢業生早已從事工作及現正從事工作的人們，要注意對他們進行再教育，使他們與工農結合起來。其中必有結合得好的并有所發明創造的，應予以報導，以資鼓勵。實在不行的，即所謂頑固不化的走資派及資產階級技術權威，民憤很大需要打倒的，只是極少數。就是對于這些人，也要給出路，不給出路的政策，不是無產階級的政策。上述各項政策，無論對于文科、理科新舊知識分子，都應是如此。
繼續摘錄人民日報《關于知識分子再教育問題》：
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說，在整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對知識分子的改造是一個極大的問題。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以后，要按照自己的面貌來改造知識分子，建立起一支為自己服務的無產階級知識分子隊伍，這是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所必需的，是無產階級在思想文化的各個領域內建立完全的統治地位所必需的。......為什么叫再教育？因為過去接受的是資產階級的教育，現在接受的是無產階級再一次的教育，這是一層意思。還有一層意思：過去是在X國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路線毒害下，受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教育，現在則是在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指引下，由工農兵給他們以再教育。世界觀的改造是根本的改造。用無產階級世界觀教育知識分子，使他們改變過去從資產階級教育中接受的資產階級思想，這就是再教育的內容。同工農兵結合，為工農兵服務，則是再教育的根本途徑。
從這篇報道中可以看到，沒有絲毫迫害知識分子的內容，而是強調通過對知識分子的改造建立無產階級自己的知識分子隊伍——“這是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所必需的”——沒有無產階級自己的知識分子隊伍，就一定會資本主義復辟。這分明是對知識分子的最大重視！
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自行查看上述報道，如果需要看具體報道內容。可以后臺留言。
2
有的人會說，知識分子就是被批斗得很厲害，受到了迫害。這個問題，《毛澤東大傳》的作者東方直心老師的自傳《寸草春暉》有這樣的記述：
校長開始訓話了，他非常嚴肅。他說，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你們要按照黨中央的安排，留在學校，一邊學習，一邊革命。我們學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早在7月份就開始了，全體教師集中在縣教育局學習文件，搞運動，揭發、批判、斗爭了一批壞分子和反革命分子。
接著，校長點出了我們學校暗藏的壞分子，首先是地主家庭出身的語文胡（我的第二任語文教師和班主任），其次是國民黨黨員英語劉（在朝鮮戰場上學了一點英語，教我們英文），寫反動日記的語文董（三年級民辦語文教師），畫十二角星的幾何張（我的幾何、代數教師）。
校長最后高聲叫道：“胡YM，站出來，讓師生們都認識認識你！”
......
后來我們才知道，語文胡并不是地主分子，僅僅是地主家庭出身的知識分子。英語劉是南陽國民黨軍閥王凌云南下時裹挾的中學生，被迫集體加入國民黨，后又集體投誠，被改編為人民解放軍，作為志愿軍戰士參加了抗美援朝戰爭。語文董是1962年國務院實行縮編政策，河南省沒有分配工作的大專院校畢業生“三千七”之一，他在日記中曾寫有“人民醫院就是扔命醫院”一類牢騷文字。幾何張實際上畫的是六角星。
東方直心老師作為紅衛兵代表赴京等待毛主席接見全國紅衛兵期間，到各高校看大字報，他是這樣寫的：
招待所熱情地歡迎我們這些來自鄉村的毛主席的客人。一日三餐，餐餐都是8人一桌，8大盤，有葷有素。主食白面饅頭、蔥花面條，隨便吃。高規格招待，意外享受，讓我們這些鄉下孩子大開眼界，深感成為毛主席客人太幸福了，太驕傲了！
此后，我每天晚上都在招待所大廳里看電視（這也是第一次享受），白天和大家一起乘車去各大院校看大字報。清華大學的校園比我們小宛城（5萬人）還大，轉了一圈，太吃驚了。
一連看了好幾個大學，每天在大字報區流連忘返，了解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前期的真相。最讓我難忘的是，第一次看到了大街上和校園內懸掛的大幅標語：“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我思索了很久，原來還有個“路線”問題呀！文化大革命前期執行了X、X路線，方向偏離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把整黨內的走資派變成了整革命群眾。我這才明白，我們縣教育局搞錯了，他們從上到下把運動的矛頭指向了一般教師。
東方直心老師回到學校后：
我向“毛澤東思想戰斗隊”的同學們提議，在校內開展“斗批改”活動，對校長展開面對面的斗爭。
我們第一次和校長的正面較量是在東邊一年級教室里進行的，向他提出了兩個問題，要求他回答。第一，在暑假教師集訓期間，為什么改變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方向，把斗爭矛頭指向了群眾。第二，為什么把胡、劉、董、張這四個教師當作壞分子批斗。校長神色鎮定，不慌不忙地把兩個問題全推到上級領導和其他教師身上。這次斗爭可以說我們一無所獲。
我感覺必須先把上述四位教師的情況問清楚，才能有憑有據地駁斥和批判校長的大方向錯誤。為此，我們找到幾位教師，了解他們的真實情況，同時，對有關政策進行了學習。
在和校長的第二次較量中，我們首先把四位教師的情況進行了說明：語文胡雖是地主家庭出身，但他是知識分子，不是地主分子，不是斗爭的對象。一個人的出身不能選擇，工作表現是最重要的。英語劉是被脅迫的中學生，加入國民黨也不是自愿的，又參加了人民解放軍、志愿軍，是有功的。語文董是下放大學生，發幾句牢騷也是正常的。幾何劉更是冤枉，他畫的是六角形，被污為十二角星。在事實面前，校長啞口無言，說到責任，他又把其他教師拉出來作擋箭牌。
看到校長頑固的樣子，別無他法，我就提議罷他的官，奪他的權。同學們一致同意。于是，大家開始做準備，先寫好材料，然后越過縣教育局上訪，直接到縣委所在地要求縣委書記接見。
這是何等的民主啊！這是何等的當家做主啊！
就想問一句，現在的“你們”、“我們”，有誰敢這么跟自己的上司談話？有誰？
從這里也能看出，是什么人在迫害知識分子。
東方直心老師所記述的，是很普遍現象，一些當權派為了保護自己而轉移斗爭大方向，挑動群眾斗群眾。當然，也有一些極“左”將目標對準了知識分子——這也是轉移了斗爭的大方向，是完全錯誤的。
3
“四人幫”是如何對待知識分子的呢？以江青為例，看看她是如何對待知識分子的。
當代中國出版社2014年出版楊銀祿所著（口述）的《庭院深深釣魚臺 我給江青當秘書》一書披露：
我所看到的江青的第三次流淚是為著名數學家陳景潤。
1973年3月底的一天，......她（江青）在我給她挑選的文件中看到一份《國內動態清樣》，介紹我國對哥德巴赫猜想研究有重大貢獻震驚世界的數學家陳景潤極為艱苦的工作和生活情景。文章大體是這樣寫的：
......
江青看完這條消息以后，立刻打鈴叫我進她的辦公室。
我進入她的辦公室，看到她拿著一塊小毛巾正在抹眼淚，因為我不知道她為什么流淚，所以，也不敢問她這是怎么了。站在她的旁邊，等待她先說話。那里只有我們兩個人，誰也不說話，安靜得很。
這時，她拿起那份《國內動態清樣》，手哆哆嗦嗦，眼含淚水，慢騰騰地對我說：“小楊呀，你看到這份清樣了吧？”
“看到了，我還看得很仔細呢。”我回答。
“你有什么感受嗎？”江青試探性地問。
“陳景潤是我國不可多得的數學專家，他的運算成果，不但對我國的數學領域是一個重大貢獻，而且，對世界也作出了重大貢獻。他的工作、生活條件太差了。”我難過地說。
......
在我回答問題的時候，她還在不停地擦眼淚，也許我的話使她更加激動了。
她放下那份清樣，用哭腔對我難過地說：“哥德巴赫猜想，是數學領域內最深奧的理論，不少發達國家的高級數學專家都在研究運算，弄清了1＋1＝2的道理就轟動了全世界，我看到一份材料，有人說：“自然科學的皇后是數學，數學的皇冠是數論，哥德巴赫猜想，則是皇冠上的明珠。陳景潤運算出了1＋2＝3的數論(1)，他勇敢地摘到皇冠上最璀璨的一顆明珠，這是中國人的驕傲。”
她說到這里，又擦了一擦她那哭得紅腫的雙眼繼續說：“你再看看這份清樣，現在有主席和我們批示。”我接過清樣，發現江青批示：“主席，是否先救活陳景潤為好？”主席批示：“請文元同志辦。”......江青說：“......你給遲群打個電話，告訴他趕快到我這里來，關于陳景潤的工作、生活條件我跟他講一講，這是他負責的領域，我命令他快快來。”
我問她：“叫他到10號樓還是到17號樓？”她說：“快，快叫他到10號樓來。”
遲群當時是國務院科教組負責人。
......半個小時后，他風風火火地來了。
我到江青辦公室報告：“遲群同志來了，你看在哪兒談？”
“我出去就在門庭談，事情緊急，就不要講究什么談話形式了，談完了叫他趕快去辦。他這個人辦事能力是有的，也雷厲風行。”
說著，江青拿起那份清樣就很快到了門庭。江青看到遲群，沒有握手就叫他：“快坐下，我有急事跟你說。”
她說：“今天我看到一份材料，使我心中很不安。”說著就把那份清樣遞給了遲群，叫他仔細看看。她接著說：“陳景潤是我國，也可以說是全世界著名的數學家，許多外國著名學者都為他的刻苦鉆研精神和偉大成果所打動。我們本來應該對他好好進行褒獎的，但是，你看看他的工作、生活條件多么差呀！不用說叫他搞科研，連起碼的生存條件都不具備，可憐得很啊！主席歷來尊重知識分子，他說，中國的革命和建設離開了知識分子是不會成功的。即使是成了，也不會鞏固。有人對主席關于‘老九不能走’一句話有誤解，理解為‘老九’，就是把知識分子排在了第九位了，這不是誤解是什么？主席說的這句話是借用《智取威虎山》戲中的一句臺詞，‘老九’指的是楊子榮，楊子榮是英雄，是這出戲中的主角。主席是把知識分子比喻作英雄、主角。你看科學院怎樣對待陳景潤的。我累了，難過極了，（請讀者記住這句話，在后面關于趙九章悲劇時可以對比——筆者注）不想跟你再多說了，你自己看看材料吧。”
她激動得再次用毛巾擦了擦含淚的雙眼，說道：“我委托你馬上去了解一下是不是像材料中所說的那樣？如果真的是那樣，馬上改善他的工作和生活條件，你把了解的情況和處理的情況盡快告我！”
遲群表態：“我按主席和遵照江青同志的指示，我立即去了解和解決，如果材料講的屬實的話，我也是有責任的。聽了你的指示，我的心也不安。”
江青著急地說：“你不要再說了，快去快去。”揮手叫遲群快去了解情況，馬上給陳景潤解決困難。
第三天，遲群來電話說：“經了解，清樣講的情況屬實，我們正在采取有力措施盡快改善他的身體不好，工作、生活條件不好的情況，請江青同志放心。”
后來我看到一篇報告文學說：“3月底一天的下半夜，一陣急促的敲門聲，響徹了中關村88號樓3層寂靜的走廊，住在小房的陳景潤也被驚醒了。一名身著戎裝的彪悍男子在門外高呼：‘陳景潤同志，我是遲群，偉大領袖毛主席派我來看你了！’……陳景潤出來了，遲群竟然懇請他馬上去檢查身體。陳景潤死活不肯，遲群不得不親自動手，強拉瘦弱的陳景潤，把他塞進了紅旗轎車。五六輛轎車浩浩蕩蕩地開進遲群的‘陣地’清華大學，幾名專家立即會診，陳景潤患有慢性腹部結膜炎，并非要命的急癥。不過，依照主席的指示，陳景潤還是住院了。”由北京醫院內科主任和衛生部一位副部長對他進行了全面檢查、認真治療和療養。
陳景潤在醫院住了一年半。住醫院期間，周恩來還親自安排了陳景潤的全國人民代表席位。在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陳景潤見到了周總理，并和周總理在一個小組里開會。人代會期間，當他得知總理的病情時，當場哭了起來，幾夜睡不著覺。大會后，他繼續回醫院治療。
經過住院治療和靜養，一切情況好轉。醫院的診斷書上寫著：“精神改善；體溫正常。體重增加十斤；飲食、睡眠好轉。腹痛腹脹消失；二肺未見活動性病灶。心電圖正常；腦電圖正常。肝腎功能正常；血液及血象正常。”這份診斷書送到了在京政治局委員的案頭，江青看后緊鎖的眉頭展開了。
由于毛主席的批示，周總理的周到細致安排，也有江青的過問，科學院、醫院的具體工作，陳景潤的身體、辦公、生活條件得到了大大改善。
當代中國出版社2014年出版楊銀祿所著（口述）的《庭院深深釣魚臺 我給江青當秘書》一書披露：
江青第一次流淚是為程硯秋。
1968年11月的一個晚上，北風颼颼地吹搖著無葉的柳枝，天空中飄灑著零星雪花。江青吃過晚飯，叫我打電話給姚文元，要他到17號樓看電影。
......
室外的風刮得越來越大了，室內看電影的主人的熱情越來越高。江青越看越入戲、入情、入景，越看越難過。眼淚擦個不停，用過的毛巾扔了一堆。
電影放完了，電燈亮了，江青不從座位上站起來，竟然哭出了聲音，當然，哭聲不是很大，但在最后一排坐的兩三個工作人員都能聽得到。
......
江青擦干眼淚，停止哭泣，用低沉的聲音說：“我們去看看程硯秋的夫人果素英。”
我問江青：“你想什么時候去看？”
她站起來說；“現在就去，馬上就走。”
我勸她說：“現在就走不行啊，我們還不知道她住在哪里，天又這樣晚了，天氣又不好，刮著風，下著小雪。等我們了解到她的準確地址，再去也不晚，請你改一個時間吧。”
江青說：“我下決心決定了的事不能改，今晚非去不可。你去了解一下程夫人的家庭地址，馬上走，今晚不去看她，我就睡不著覺，難道你還不了解我的性格嗎？快去打聽，我等你們一會兒。”
......
已經到了深夜11時50分左右了，我報告江青程家的街道門牌號碼以后，她說：“我馬上去。”......午夜12時，我們從釣魚臺出發。因為是冬夜，又到了零時十分，天刮風、下雪，那時，人們也沒有夜生活的習慣和條件，所以街上沒有一個行人。
......
我們是把程硯秋的夫人從夢鄉中叫起來的，看到紅極一時的江青和姚文元到了她們家，程夫人特別高興，緊緊握著江青的手，激動得不知說什么好了。趕快讓他們二人坐下。
還是江青首先開口，非常親切地問道：“你的身體好嗎？”
程夫人說：“還可以，大晚上的，外邊又刮著風，天氣這么寒冷，江青同志還到我家來，不敢當呀，實在過意不去。”然后，泡茶倒水地忙活起來。
江青的突然到來，程夫人一時還搞不明白他們的來意。看來老人的心情又緊張又激動，手忙腳亂的，很不自然。
這時，江青已經看出程夫人精神緊張，就解釋說：“你不要忙乎了，今天晚上，我和文元同志主要是來看望你的，請你坐在我身邊來，我想跟你說說話，一不要客氣，二不要緊張，平平靜靜地拉拉家常好嗎？”
......
她說：“今天晚上，我在釣魚臺與姚文元同志一起看了程硯秋同志演的《荒山淚》，他的唱功、做功非常迷人，情感與劇情融為一體了，聲情并茂，感動人心，我曾被他精湛的藝術表演和情感所打動，并流下了眼淚。他對一句道白，一個唱腔，每一個動作都是精雕細鏤的，他對京劇藝術的孜孜不倦的追求精神，是許多藝術家當之無愧的學習榜樣，他為中國京劇的繼承和發展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貢獻，成了獨特的一派，也就是別樹一幟。你保留沒有保留他的劇照？”
......
江青看完劇照以后，對程夫人說：“今天晚上我覺得又悲又喜。悲的是，我看《荒山淚》的時候，隨著劇情的發展和程硯秋的表演藝術使得我流了眼淚，同時，也為程硯秋同志這樣優秀的藝術家離開他喜愛的舞臺，離開這個世界而難過。”江青說著說著，眼淚又要流出來了。她接著說：“高興的是，今晚看到你的身體還健康，精神也不錯，又看到了程硯秋同志的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各個不同時期的劇照，好像他還活躍在舞臺上。”
臨走的時候，江青對程夫人說：“請你保重身體，為程硯秋同志好好活著，祝你健康長壽。”
4
到底有沒有“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呢？有沒有反動學術權威？
就在不久前，華農11名學生聯名舉報自己的導師，已經說明了一切。
讀者朋友如果不健忘的話，會想起新聞多次報道導師對學生的各種刁難、猥褻、打擊報復，甚至導致學生自殺。不枚勝舉，筆者不再一一列舉，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自行網絡搜索。
1968年2月24日《人民日報》第4版的一篇報道《批倒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頗有意思，與大家分享：
批倒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
中國醫科大學實驗員 李家紅
我們實驗員過去在學校最被人看不起，不管什么事都沒有我們的發言權。今天，在毛主席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我們也要起來揭發批判黨內一小撮走資派和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也要作教育革命的主人。
我同學校里的一個反動學術“權威”一道工作近二十年，我認為，他實際上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地主。為什么這么講呢？地主階級殘酷剝削農民，吃得肥頭大耳，一年到頭只干兩件事：第一收租，第二管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也是這樣。他拿著高薪，不為人民辦好事。工作的時候，愛來就來，愛去就去，來了也是抽煙喝茶，大放其毒。這個披著“專家”、“教授”外衣的反動家伙，對黨對人民有刻骨的仇恨。他用他的反動思想腐蝕青年一代。他是怎樣帶研究生的呢？先給他們布置一些書去讀，然后要我們實驗員幫他作實驗。出了結果，寫成論文，他就拿去發表。他的名字自然列在第一位，又拿稿費，又拿審稿費，真是所謂“名利雙收”。
這班家伙實際上是最沒有知識的，最無能的。他們的知識，可以說是我們這些有親身實踐經驗的人給他們的。有一次，我發現一種新的細菌，去問他，他不認識，還要胡講一通，說是“大腸桿菌變異”。過了近一年，他突然拿一篇文章來說，有人發現一種細菌，要我幫他找一找。我拿文章一看，原來就是我一年前發現的那種細菌。我就去質問他。起初，他還一口咬定我發現的細菌是“大腸桿菌變異”。我把全部實驗重復做給他看了以后，這個不要臉的家伙欣喜若狂地說：“啊，就是它！好！好！國內還沒有發表過，快去寫論文。”說完就把全部實驗結果拿走了。你看，他象不象一個不勞而獲專門剝削人的吸血鬼？
是誰把這樣的家伙捧上了醫大的講臺，戴上了“權威”“專家”的花冠呢？就是x國赫魯曉夫及其在醫大的代理人。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我們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和革命的學生一道，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被xxx和這班反動學術“權威”顛倒的歷史，要由我們再顛倒過來！
似曾相識啊！
再看看力股份、無市場們，他們鼓吹私有制，作為“學術權威”，他們的子女利用他們的“權威”，大把撈錢——因為力股份的一句話可能就會讓這個企業無法上市，哪個要上市的公司敢得罪他女兒拒絕她女兒所在公司的業務嗎？
5
學習上述《鄧選》第三卷內容。
1985、1986年，中國發生了一系列的事件，其中包括《鄧選》三卷中所提到的“反對社會主義制度”、“資產階級自由化”。
而這些事件，正是由于少數的知識分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領導的。（知識分子的訴求中，也不能全盤否定。有的訴求是絕對進步的，比如要求懲治腐敗，懲治特權，懲治官倒等。他們的訴求中絕對錯誤的是“不要社會主義”）
那么，這些少數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否需要改造？答案是肯定的。改造他們的思想就是迫害嗎？顯然不是。其代表人物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等被開除黨籍，能說是迫害嗎？
文革期間改造知識分子使其與工農相結合，是迫害嗎？
這些事件，恰恰證明了毛主席的英明偉大——早早地預見了知識分子一定要與工農兵相結合，一定要將其改造成無產階級知識分子，否則就一定會復辟資本主義。
6
知識分子在文革中的地位（好與壞）如何呢？
我們先說被“迫害”致死的趙九章先生吧。
趙九章先生于1968年10月26日（一說10日）自殺身亡。
趙九章先生多次在重大節日（五一，國慶）受邀參加天安門觀禮，包括在1968年的五一勞動節天安門觀禮。
另一個不為人知的是，在趙九章先生自殺前，國慶節的前三天，中央的觀禮請柬就寄到了中科院，邀請趙九章先生參加國慶天安門觀禮。這說明，中央（包括中央文革）是信任、尊重趙九章先生為代表的知識分子的。可是，這張請柬在中科院最后也沒有送達到趙九章手里（對比前文江青所說的“你看科學院怎樣對待陳景潤的。我......難過極了”——筆者注）。如果趙九章先生能即使接到這張觀禮券，悲劇完全可以避免。觀禮券為什么沒有送達給趙九章先生，這成了一個永久之謎。
在筆者的另一篇《鄧選》學習 （二十） 科學的春天：
1969年的中國共產黨九屆一中全會，李四光、錢學森、朱光亞作為科技界代表同時進入中央委員會。這是中國共產黨有史以來第一次有自然科學家擔任中央委員或候補委員。
筆者查閱了幾次天安門觀禮名單，可以看到里面的知識分子就可以感受到當年的知識分子政策（本文僅列舉1967、1975兩年的國慶觀禮，其他年份及其他重大節日觀禮未列舉）：
1967年國慶天安門觀禮知識分子：
高崇民、李四光、沈雁冰、許德珩、王昆侖、王淦昌、貝時璋、鄧初民、葉渚沛、史良、莊希泉、華羅庚、嚴濟慈、吳有訓、張鋆、陳劭先、陳其尤、陳其瑗、陳垣、邵力子、茅以升、林蘭英、林巧稚、羅叔章、竺可楨、季方、孟繼懋、施復亮（施存統——筆者注）、趙九章、趙忠堯、胡子昂、胡厥文、胡愈之、章士釗、龔飲冰、童第周、謝南光；
1975年國慶天安門觀禮知識分子：
周建人、許德珩、胡厥文（知識分子、實業家——筆者注）、沈雁冰（此四人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參加的國慶觀禮）
錢正英、朱光亞、錢學森（此三人作為中央委員參加的國慶觀禮）
王冶秋、鄧初民、貝時璋、史良、白壽彝、劉大年、莊希泉（僑領——筆者注）、嚴濟慈、楊東莼、吳有訓、陳逸松、張文裕、茅以升、林巧稚、羅叔章、季方、趙忠堯、胡繩、胡愈之、殷誠忠、浩亮、童第周（上述作為人大代表參加的國慶觀禮）
于樹德、王蕓生、王雪瑩、孫起孟、孫曉村、蘇子蘅、李昌、張孝騫、陳維稷、趙樸初、趙宗燠、俞大紱、鐘惠瀾、聞家駟、徐伯昕、徐楚波、薩空了（上述作為政協委員參加的國慶觀禮）
科技教育界代表：包括曾經被批判的錢三強、俞平伯；包括鄧稼先、程開甲、孫家棟、彭桓武、陳景潤、呂叔湘、任繼愈等在內的共196人。
文化藝術界代表：包括侯寶林、曹禺、張君秋、趙燕俠等在內的135名人。
新聞出版界：48名代表；衛生界代表：包括吳階平在內59人。
任何一個客觀公正的人，不難得出知識分子是否受“迫害”、是否不被重視吧？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出席觀禮的黨和國家領導人：陳永貴副總理（農民）、吳桂賢副總理（工人）、李素文人大副委員長（營業員）、姚連蔚人大副委員長（轉業軍人、工人）、孫健副總理（工人），文革后去向如下：
陳永貴副總理：1983年到北京東郊農場任顧問。
吳桂賢副總理：1977年回到陜西省咸陽市西北國棉一廠，1978年任該廠黨委副書記；
李素文副委員長：1978年，回到原籍，在沈陽市糖果廠當工人；
姚連蔚副委員長：1979年2月，被開除黨籍，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回到生產勞動崗位工作；
孫健副總理：1978年任中國機械工業供銷華北公司總經濟師兼中機公司、中奕公司總經理。
對比一下，知識分子將下放勞動當做“迫害”，那么......
7
所謂的下放勞動，真的是迫害嗎？
2016年紅旗出版社出版，季羨林口述，蔡德貴整理的《季羨林口述史：假話全不說，真話不全說》這樣記載：
季羨林：“文革”挨斗與系主任有關系，但是不大。“文革”中關系復雜，叫什么都要挨斗了，只要教授都要挨斗了。凡是學術地位高一點的，都是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
蔡德貴：與系主任無關了。
季羨林：與系主任也有關。
蔡德貴：您是雙料的啦。反動學術權威，又是走資派。
季羨林：對。也是走資派。
蔡德貴：您社教的時候在南口。
季羨林：在南口，待了大概8個月。
蔡德貴：好像您在那里工資都不敢說。
季羨林：那當然了。工資，人家一天一毛、兩毛錢。
蔡德貴：您那時候400多。
季羨林：那怎么敢講啊？
蔡德貴：是上面布置的不讓講嗎？還是您自個兒不敢講？
季羨林：上面也布置了。告訴大家別講，不能講。
蔡德貴：那就是知識分子和農民的差距太大了。就是跟農民一塊吃嗎？
季羨林：派飯。一天一家。差距太大了。
農民一天工資0.2元，月工資6元，季羨林月工資400元。
是不是迫害，還是由讀者們自行判斷吧。
有的人說，教授下放勞動就是迫害！
我們不禁要問：為什么勞動就是迫害？按照這個邏輯，工人、農民都從事體力勞動，難道他們都是被迫害么？如果工人農民勞動不是被迫害，那么知識分子為什么不能從事體力勞動改造自己的思想并為工農兵服務呢？
季羨林本人又是怎么看的呢？
本文第一部分有《人民日報》一篇報道，《黨的知識分子政策不容誣蔑》（1976年1月24日，作者：季羨林），這篇報道是這么寫的：
我們決不允許任何人再把我們拖回到精神貴族的老路。
他們散布了許多奇談怪論，其中也包括了對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的攻擊。說什么，知識分子的積極性調動不起來了。運動一來，就批知識分子。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看了十分氣憤！我是從舊社會過來的老知識分子。我有解放前后、文化大革命前后新舊對比的深切感受，特別是對黨的“團結、教育、改造”知識分子的政策的深切感受。我可以用說不完的事實來駁斥他們的肆意誣蔑。
對于象我這樣的老知識分子，宣傳隊的同志們用毛主席的教導，熱情地幫助我們提高政治覺悟，可花費了不少心血呀！我在改造世界觀的道路上，有時候前進兩步，后退一步。然而他們總是耐心等待，允許別人犯錯誤，也允許改正錯誤，允許有思想反復。只要一有點進步，就立即予以表揚。就這樣，我終于有了一些進步。可是現在竟有人說運動一來，就批知識分子。這倘非無知，即是別有用心。我們要堅決予以回擊！
奇談怪論的制造者擺出一副為知識分子“請命”的架勢，實則居心不良。毛主席教導說：“知識分子也要改造，不僅那些基本立場還沒有轉過來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應該學習，都應該改造。”我們有什么理由認為自己已經改造得差不多了呢？我們決不允許任何人再把我們拖回到精神貴族的老路。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在改造世界觀的道路上，也要有這種精神。我們堅決在毛主席指引的金光大道上闊步前進。
“決不允許任何人再把我們拖回到精神貴族的老路”，與工農相結合并為最廣大的工農兵服務，是文革對知識分子的最核心政策。
絕大多數人尤其是知識分子認為“不允許做精神貴族”——下放勞動鍛煉就是對他們的“迫害”。他們口中所有的“迫害”都是建立在這個邏輯上的。
（當然，在此期間確實存在一些極“左”行為，違背中央政策，采取了武斗，這是真正的馬列主義者堅決反對的。）
8
文革結束后，知識分子們又是如何說（做）的呢？我們以前文中提到的季羨林以及受到江青關心的陳景潤來作為樣板吧。
季羨林，寫了一部《牛棚雜憶》，控訴文革期間所受的“迫害”。
陳景潤，《人民日報》1978年3月30日第3版刊登了一篇報道《科學院數學研究所研究員陳景潤在科學大會上說：黨的親切關懷是攀登科學高峰的動力》：
據新華社北京三月二十八日電 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研究員陳景潤在全國科學大會上發言......他說，研究哥德巴赫問題的實踐，使我深深體會到，向科學進軍，光靠個人奮斗是不行的。如果沒有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沒有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指引，沒有黨中央的親切關懷，沒有各級黨的領導和同志們的支持，象我這樣一個病魔纏身的人，決不可能有勇氣和毅力去向世界難題挑戰，也決不可能有勇氣和毅力去戰勝病痛的折磨，特別是抗擊林彪、“四人幫”一伙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的重壓。
他說，我永遠也不會忘記，一九七四年，偉大領袖毛主席在新華社關于我的一篇內部報道上作了重要批示（見前文第2部分江青關心陳景潤所做的批示——筆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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