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王若飛曾參加過辛亥革命和討伐袁世凱運動，1922年6月，與趙世炎、周恩來等發起成立“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與毛澤東、周恩來赴重慶談判，同國民黨政府簽訂了著名的《雙十協定》。1946年因飛機失事不幸遇難。

　　從延安輾轉來到西柏坡

　　1947年3月，國民黨進攻延安，中共中央決定主動撤離。其實，延安黨中央各機關的撤退工作，從1946年的10月、11月就大動了。撤到了延安北以瓦窯堡為中心的很大一片區域。

　　3月16日，鄧穎超、康克清帶領黨中央機關五六十人的家屬隊撤離延安，母親帶著我(注：本文口述者王興為王若飛之子)就在這個隊伍中。記得家屬隊中還有毛澤東的女兒李訥，劉少奇的兒子丁丁和濤濤，陸定一的夫人嚴慰冰和他們的孩子等。

　　隊伍乘坐一輛大卡車，由成元功和馬武義兩個警衛員帶槍護送我們。這支隊伍可難帶了，全是婦女、兒童、老人，最小的孩子只有幾個月。我們從延安出發，要過黃河到山西去。由于路不熟，路上遇到敵機空襲，孩子們哭的哭，喊的喊，亂成一團。

　　鄧穎超和康克清都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征，行軍有經驗，遇事沉著果斷，敵機來時，叫大家都伏下，盡量安慰大家不要驚慌。敵機走后，再安排大家食宿。一路艱辛，終于把家屬隊帶過黃河，到達山西省臨縣三交鎮。

　　1947年3月29日，中共中央在陜北清澗縣棗林溝舉行了會議。會議決定，由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等組成中央前敵委員會，率中共中央和解放軍總部繼續留在陜北，指揮全國的解放戰爭;由劉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組成以劉少奇為書記的中央工作委員會，率部分中央機關前往華北，進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已到晉西北的中央和中央軍委機關，一部分去太行，一部分就地疏散。

　　隨著形勢的發展，4月11日，中共中央決定中央和軍委機關大部分工作人員暫時駐在晉西北，組成以葉劍英為書記、楊尚昆為后方支隊司令員的中央后方工作委員會，進到山西臨縣地區，統籌后方工作。

　　其中，中央婦委為中央后委所屬單位，鄧穎超擔任中央后委常委。當時，前方正在進行激烈的解放戰爭，后方正在進行熱火朝天的土地改革。中央婦委的同志們先后參加了晉綏地區的土地改革。我的母親(注：李培之)也參加了晉綏興縣蔡家崖木欄桿村的土改工作。

　　1948年3月，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率領的中央前委離開陜北東渡黃河，向西柏坡轉移。中央婦委也隨中央后委向西柏坡轉移，并于1948年5月到達西柏坡。

　　在西柏坡時，中央婦委機關住在離西柏坡只有一里的東柏坡村，當時，中央婦委書記蔡暢在東北解放區工作，就由副書記鄧穎超擔任中央婦委代理書記。我當時隨母親住在東柏坡村。

　　西柏坡期間，母親和中央婦委的同志們積極籌備了中國婦女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949年1月12日，中國婦女第一次代表大會籌備委員會在西柏坡成立，委員73人，常務委員22人。母親為常務委員。中央婦委在中共中央領導下成立了婚姻法起草小組，鄧穎超任組長，成員有帥孟奇、楊之華、康克清、李培之、羅瓊、王汝琪等7人。小組花費了大約半年的時間，擬定出了新中國第一部婚姻法的初稿。

　　在中共中央大院里上學

　　西柏坡的時光對于大人們來說是繁忙的，而對于我們這些小孩子來說，則是快樂美好的。我到西柏坡之后，在中共中央大院里上學。記得在一個10平方米左右的小屋里，十幾個孩子在這里讀書。

　　學生有毛澤東的女兒李訥、任弼時的兒子任遠遠、董必武的兒子董良羽、彭真的兒子傅銳、王明的兒子王明明、胡喬木的女兒胡木英、伍云甫的兒子伍紹祖、楊尚昆的兒子楊紹明、廖魯言的兒子廖仲武、葉子龍的女兒葉燕和葉利婭等。

　　那時，我們學校的紀律還是很嚴格的。比如，為不影響領導們工作和休息，平時在大院里不能大聲吵鬧，尤其是每天上午，這是毛主席休息時間，更不能出聲。平時作業完不成或寫不好，也會罰站。因為我和廖仲武當時比較調皮，沒少挨批評和罰站。為此，我就想報復一下老師。

　　因為當時大院里有施工隊伍，我就到工地偷了一些炸藥，然后找了一個罐頭盒，把藥放進去，又弄一個檢兒，準備趁蔣英不注意，炸她一下。但后來任遠遠害怕了，怕出事，就告了密。于是，我的計劃就落了空。但現在想起來，或許當時我弄的“炸彈”根本就響不了，只是一個惡作劇而已。

　　當時我們除了上文化課，還注重寫字，學生臨摹的字帖都是自己家長寫。任遠遠的爸爸就為任遠遠寫了“小孩子要用心讀書，現在不學將來沒用”的字樣。因為我爸爸不在身邊(我當時不知道他去世了)，所以，我的字帖通常是伍紹祖父親寫好后，紹祖先用，我后用。

　　那時雖然條件艱苦一些，但學習還是沒有被耽誤。進北京后，各方面成績一點兒也不比北京的孩子們差。當時除了學習，老師還帶我們做游戲，在草叢中捉蛐蛐，到滹沱河里洗澡。記得毛主席院子前邊有一片打谷場，我們還在上邊扭秧歌、看電影、看大人們跳舞等。

　　打谷場上經常放電影，但多是蘇聯片子，比如《列寧在一九一八》等，沒有翻譯成中文，毛岸英邊看邊翻譯。有時還開文藝晚會，舉行周末舞會，業余生活非常豐富。

　　1949年3月，西柏坡中央機關小學隨同中共中央由西柏坡遷往北平并在海淀區建校，定名為中共中央直屬機關育英小學，由中央辦公廳直接領導。1971年，學校增設中學部，定名為育英學校。

　　“天塌下來有毛主席頂著”

　　1946年4月8日，我的爸爸離開重慶，從此就再也沒有見過他。因為是革命戰爭年代，離別也是常事，所以我也沒多想。大約是1948年冬的一天，我和小伙伴們在一起玩兒，他們說：“你爸死了!”

　　我一聽，頭一下懵了。一著急，出了一頭大汗，帽子都濕透了。我也不玩兒了，一口氣跑到媽媽面前，號啕大哭。媽媽趕緊安慰我說，天塌下來，有毛主席頂著呢!還有媽媽，你好好的。從此之后，我就把此塊傷疤放在了心靈深處，再沒有提過。

　　爸爸是1945年4月在黨的“七大”上被選為的中央委員，同年8月，隨毛澤東、周恩來飛抵重慶參加國共談判，12月又作為中共代表團成員隨代表團團長周恩來赴重慶參加政治協商會議。

　　1946年4月8日，爸爸乘飛機由重慶回延安，是要把談判的政協會議紀要帶回去請示中央，飛機是專門送他回去的。另外，鄧發從國際工聯開會回來，新四軍軍長葉挺剛剛出獄，都搭這趟飛機回延安，廖承志本來也要走的，因為飛機坐不下了、不想讓葉挺一家人分開，他就沒有走。

　　記得當時在機場，我又哭又叫地要上飛機，有一個老同志把我從飛機上拽了下來。后來，他還經常跟我開玩笑說，“要不是我，你也沒有了。”因為我沒有了父親，后來得到了很多人的關心，他們都對我視同己出。

　　記得和媽媽跟隨中央機關撤離延安時，我得了肺結核，那時這病還是不治之癥，尚昆叔叔就把給毛主席準備的一瓶珍貴的魚肝油給了我。后來我的病就好了。在西柏坡，毛主席也特別關注我。

　　有一次，孩子們跟毛主席出去散步，主席看見了我，就低下頭伸出兩個手指頭，對我說：“你有兩個毛，我只有一個!”我高興地跑回家喊著告訴媽媽：“毛主席說我有兩個毛，他只有一個!”媽媽說：“可不能這么說，那是毛主席讓你好好學習哪!”

　　1960年，我離開北京去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上學時，周總理、鄧媽媽請我和母親到西華廳吃了一頓飯。周總理舉杯說：“成人了!可以喝一杯了!若飛好酒量呢!”

　　1962年，母親住院時，周總理來哈爾濱，母親問總理“你來看誰”，總理說“來看你”，母親很激動。“文革”時，王震把我帶到他的農場，一直待了5年。再就是小平叔叔在江西下放時，轉到撫州，來看我們一家人，當時天氣太冷，他給我們解決了木炭。

　　一生中最為自豪的事，就是我去過指揮三大戰役的作戰室。當時，中央軍委作戰室是重地，可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隨便出人的。但我和一些機關小學的孩子就進去過不止一次，而且還聽朱德總司令給我們講戰勢。

　　朱總司令在這間不到70平方米的指揮室里，指著作戰室墻上插滿紅色和藍色小旗的地圖講，今天哪些地方被我們解放了，明天又有哪些地方被我們占領了……紅旗每天增加，國民黨卻兵敗如山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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