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錫良:抗美援朝——中國戰爭史上的一座豐碑!
一九五零年十月八日,毛澤東主席給中國人民志愿軍發出參戰命令。(詳細內容略,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32頁)。
一九五零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國人民志愿軍在彭德懷司令員的帶領下,跨過了鴨綠江,參加朝鮮人民的抗美戰爭!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簽署《朝鮮半島軍事停戰協定》。
時值中國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六十周年紀念之際,我懷著一種特別復雜的心情來思考這場人類歷史上以弱勝強的戰爭奇跡,這個奇跡由中朝兩國人民共同創造。這場戰爭確立了新中國在世界大國中的戰略地位,樹立了中國人民解決軍在世界軍事格局中的強悍形象,鼓舞了中國人民建設新時代、開創新面貌的斗志,激發了全世界中華兒女的愛國熱情,捍衛了全體中國人的國際尊嚴!這場戰爭是近二百年來中國向全世界發出的一個最有力、最震撼、最具有深遠意義的訊號——中國人民愛好和平!中國人民不怕戰爭!
無論從哪個方面來分析中國抗美援朝戰爭的歷史意義,我都無法找到否定這場戰爭的理由,然而,正逢紀念朝鮮戰爭爆發六十周年重要時刻,一部分別有用心的右派精英卻不顧歷史實事和革命前輩們的歷史功績,極力抹黑這場戰爭的正義性和價值性,如果說單單只有少部分精英抹黑倒也無妨,但是,令人不可思議的事情是,部分政治人物和媒體也加入到質疑這場戰爭的陣營中來,我很難把所有抹黑者和質疑者的理由全部猜透,但基本上有一個共同的目的是:借否定抗美援朝來全面否定毛澤東。
在日常生活及工作中,我也會經常跟同事和朋友談到這場戰爭,其中也看到不少受蒙蔽的年輕人加入到質疑的隊伍中來,對于這些人,我很難一一給他們講解這場戰爭的全部意義,我只是提一個問題來讓他們去思考:美國離朝鮮半島有多遠?它為什么要來打這場戰爭?你不理解美國為什么要打這場戰爭,你怎么能理解毛澤東為什么要抗美援朝?我從不根據戰爭細節來評價一場戰爭是否該打,戰爭是為戰略服務的。
中國已經有幾十年沒打仗了,愛好和平是好事,但是,我們不能懼怕戰爭,我們不能回避戰爭,我們更不能否定我們取得的勝利之戰和尊嚴之戰,下面,我想從三個方面來談談如何看待這場具有千古意義的抗美援朝戰爭,以此來紀念為新中國的和平與穩定作出歷史貢獻的先烈們和前輩們。
一、評價戰爭必須用歷史的和平視角。
從人類發展的整個歷史來看,和平的時間也許比戰爭的時間要長,但是,戰爭卻是人類歷史過程中一個不變的主題,人類總是用戰爭來打破和平,又用戰爭來贏得和平,一個和平的時代或者說一個帝國的時代,無一不是通過戰爭機器的運轉來獲得的,進入現代文明以后,戰爭并沒有為文明作出讓步,該打的戰爭肯定一場也不會少打,不該降臨的戰爭也有可能隨時光臨到某一個不幸的民族,尤其是在一個世界性大戰還處于秩序重整的時期,誰獲得了世界主導權,誰就是未來的全球帝國,誰放棄了主導自己命運的契機,誰就是帝國主義的掌上玩偶。第二次世界大戰之于中國的苦與痛是不言而喻的,每一個中華兒子都是這場戰爭的受難者,即便是中國被列入了二戰勝利者的角色,中國也并沒有因為勝利而獲得主導自己命運的權力,中國仍然處于由美、蘇、英等大國安排操弄的地位,這不是中國人想要的結果,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不會接受這種安排,第一代領導人必須要用自己的方式來奠定中國在未來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必須要通過自己的力量告訴世界——中國的和平可以由自己主導!
自古至今,任何時代的和平都不是妥協出來的,都是通過戰爭打出來的,如果沒有抗美援朝的勝利,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就不會讓美國人和美國軍隊中產生敬畏感,也不會令后來與中國翻臉的蘇聯小心謹慎,美蘇兩強對于中國軍隊的重重顧慮為中國贏得了一個長期的和平環境,中國也因此有資格在美蘇之間獲得足夠份量的平衡角色,抗美援朝一戰保證了中國能夠獨立搞社會主義建設,可以不屈從于任何國際政治勢力。不但如此,而且還贏得了整個第三世界各國的尊重與擁護。
有些人會說:第二代領導人上臺執政以后,不打仗不也有和平嗎?是的,中國的確在近幾十年處于和平發展期,但是,今天的和平是天上掉下來的嗎?是光靠經濟發展就能保證的嗎?即便中國把所有的資源和厚利都讓給西方了,也未必能夠贏得他人的尊重,也未必能夠保證中國的主權和安全。大家不妨全面地審視一下中國目前的周邊局勢及中國在國際政治環境中的狀態,如果沒有毛澤東時代留下的確保中國軍事威懾力的安全保障,我們的周邊領海會是什么樣子?我們的周邊領土會是什么樣子?我們的太空環境會是什么樣子?核戰也好,潛戰也好、信息戰也好,太空戰也好,哪一個層次的軍事保障基礎不是由老一輩革命家留下的?沒有這些東西,美國天天可以在你家門口溜達,沒有這些東西,日本可以隨時到釣魚島上去休息休息,可以隨時把你中國的東海當成自家的庭院,你能奈他若何?和平是要基礎的,不是憑空就有的,把經濟成果都攬在自己懷里,把保證經濟成果的安全保障視若無物,這種行為怎么能經得過歷史考驗?
有些人會說:抗美援朝死了那么多中國人,代價太大,不值得。現在持這種觀點的人還不在少數,為什么會有這種思潮出現?我想與近幾十年來宣傳機器的誤導有關,一部分精英利用自己一知半解的所謂人權觀來誤導廣大人民群眾,他們始終把“生命至上”抬到社會的最高地位,好象只有他們才是尊重中國人人權的慈善家和人權斗士,好象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都是視生命如草芥的好戰分子。如果脫離歷史背景和中國當時所處的國際環境來看問題,精英們的觀點的確可以迷惑很多年輕人和頭腦簡單的一部分人,但是,稍微能夠動動腦筋的人都不會相信這種顛倒是非的謬論。一場戰爭的正義性和價值性決不是簡單用犧牲的大小來衡量的,這樣來衡量戰爭,那么,“正義”是沒有辦法得到伸張的,如果害怕犧牲,那么,中國根本不用進行抗日,直接投降不就得了,直接投降了,肯定不會犧牲那么多中國人,然而,這種減少犧牲的想法唯一需要接受交換的結果是:愿意成為日本的殖民地。中華民族都多少人愿意這樣茍且偷安?我看大部分中國人是不會的。也許還會有人說:抗日是幫助自己打仗,抗美援朝是幫外國打仗,不能同一而語。我想告訴他們的是:德國并沒有直接打擊美國本土,只有日本打擊了美國本土,美國為什么要把重兵派到歐洲作戰?這就是戰爭的必要性問題。不管美國出于什么原因要主攻歐洲戰場,最終的目的肯定為了美國自身的長期戰略需要,戰爭只要有其戰略必要性就一定要打,如果認識不到這一點就說明他是一個完完全全的歷史盲人,歐洲大部分國家如果早點意識到戰爭對于自身的戰略重要性,就不會有希特勒的縱橫歐洲,也不會有后來的慘烈犧牲,“人無遠慮、必有近憂”這句話在任何時候都是正確的。任何民族的自強自立都需要有犧牲,國家虛無主義的人權觀五百年之內甚至一千年之內都是謬論,小的犧牲是為了避免大的犧牲,大的犧牲是為了避免更大的犧牲。
二、正義戰爭是國家和民族在逆境中前進的催化劑。
戰爭在大多數人的眼中都被視為惡魔,我也不喜歡戰爭,但是,當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處于被壓迫、被剝削基本尊嚴的狀況下,戰爭也許又是她重新做回自己的最好方式,在人類發展的過程中,戰爭的正義性往往是由強者來界定的,當今時代也是一樣,弱者一方并沒有權力制定公平與正義的規則,其實,只要民族和國家沒有消亡,民族尊嚴和國家尊嚴永遠是判斷自己是否受到公正對待的最高標準,任何假借廣義人權觀來為世界制定一套所謂公正秩序的行為都是虛偽的,遭受壓迫的弱者一方永遠也不會接受不符合自身生存法則的國際規定,戰爭是維護自身權益的重要手段之一,即便是失敗的結局,也比茍且偷安要好,至少不會讓民族精神墮落下去。
國家回避戰爭,一方面是因為要避免生命的犧牲,另一方面是害怕戰爭會拖垮國民經濟的發展,從戰爭的殘酷性來講,犧牲是必然結果,但對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影響又未必都是負面的,局部性正義戰爭不但不會造成負面影響,反而會成為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的催化劑,會成為一個民族重新崛起的引爆點,中國的抗美援朝戰爭就是一次典型的正收益戰爭。
從精神文化角度來看,抗美援朝戰爭是新中國成立至今一筆最為厚重的財富,這種財富將伴隨著中華民族的歷史永存,細細品味一下財富的內涵,我們可以做出以下幾個抽象:其一,這場戰爭告訴我們,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必須要有精神、要有骨氣。當國家安全受到威脅,民族的核心利益受到侵犯的時候,不管來犯敵人多么強大,都要無所畏懼,敢于斗爭,敢于勝利。只有敢于斗爭,才有尊嚴,才有地位,才有安全,才有和平。這種精神的戰場體現者有毛岸英、羅盛教、邱少云、黃繼光、楊連第、柴云振等等無數戰斗英雄。其二,通過這場戰爭讓我們看到了中華民族的奉獻精神。以常香玉為代表的全國各族人民群眾為了支援前方的將士,不惜一切代價傾盡畢生所有,常香玉以個人名義捐贈一架戰機,全國各地的其它人民群眾也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只為一個總目標——打倒美帝國主義。其三,通過這場戰爭,我們可以看到中華民族具有堅忍不拔的戰斗精神。抗美援朝戰爭雖然只經歷兩年多時間,但是,戰爭過程是非常的曲折和殘酷,曾經一度也幾乎面臨絕境,但是,志愿軍并沒有絲毫畏懼和低頭之意,志愿軍從來都沒有想到“失敗”回家的結果,而接受這種結果的卻是擁有先進武器裝備的美國政府和它的將軍們,接受妥協的是美國和它的聯軍們,中國的頑強與堅韌迫使克拉克將軍不得不承認:我成了歷史上簽訂沒有勝利的停戰條約的第一位美國陸軍司令官。抗美援朝的勝利鑄就了中國軍隊“敢打、善打、必勝”的鐵軍形象。
從經濟角度來看,抗美援朝戰爭也可以說是一支非常有效的催化劑。有很多人在評價抗美援朝戰爭的意義時都習慣性用經濟頭腦來判斷是非,以為抗美援朝讓中國的經濟計劃泡湯和擱淺,實際不是那么回事,從政策角度來講,七屆三中全會制定的恢復國民經濟的任務并未因此而延緩甚或耽擱,全會提出實現這一目標的三個條件(完成土地改革、調整工商業、節減國家機關的經費)和必須做的八項工作(土地改革、統一財經、軍隊復員、改革舊教育和舊文化、救濟失業、團結民主人士,開好各界人民代表會議、肅清反革命、整黨),除“軍隊復員”之外的其他各項,都分別在1951年和到1952年內完成。從實際經濟數據來看,成就也是非常突出的,三年恢復時期,國家用于水利建設的經費約7億元,占預算內基建投資的10%以上;組織了2000萬人參加水利工程建設,并沒有因為要打仗而顧此失彼,挖掘土方17億立方米以上(相當于挖掘10條巴拿馬運河或23條蘇伊士運河);全國42000多公里堤防,絕大部分進行了培修。這就使全國水災面積由1949年的1億多畝下降到1952年的1600多萬畝,擴大灌溉面積8018多萬畝,對農業增產產生了明顯效果。改良農業生產技術,推廣先進的生產經驗,也是有利地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1952年農業總產值461億元,比1949年增加41.4%,平均每年增長14.1%。糧食產量1952年3278.3億斤,比1949年增加1014.7億斤,超過解放前最高年份278.4億斤,平均每年增長338億斤。棉花增長速度更快,1952年產量達到26.074億斤,超過解放前最高年份9.1億斤,三年凈增177.86億斤,平均每年增長43.2%,工業中的重點發展交通運輸,特別是鐵路運輸。在恢復時期,國家用于交通運輸建設的經費約17.7億元,占基建投資總額的26.7%。到1950年修復鐵路14089公里。橋梁94.5公里,使原有的鐵路基本暢通。接著以大量投資修建新路,到1952年,建成3條新線:來睦線(廣西的來賓至睦南關)、成渝線(四川的成都至重慶)、天蘭線(甘肅的天水至蘭州),總長1263公里。新建公路3846公里,1952年公路通車里程由1949年的8.07萬公里增長到12.67萬公里,增長56%。內河航運里程由1949年的7.36 公里發展到1952年的9.5 萬公里,增長29%。當時我國第一大商港——塘沽新港工程,經過15個月的建設,也于1952年10月完成第一期工程并開港。電力、煤炭和鋼鐵等重工業建設也擺到了重要地位。國家用于重工業的投資21.6億元,大部分投在了恢復與改造原有企業。新建企業3300多個,其中大型企業占4%。生鐵、煤、石油、錫等原材料、燃料的生產能力大幅度增加。1952年工業總產值349億元,比1949年增長149.3%,平均每年增長34.8%。從1950年至1952年,財政收入從65.2億元上億元上升到183.7億元,增長了近2倍;財政支出從68.1億元上升到176億元,增長了1.58倍。從1951年起,財政實現了收支平衡,略有節余。同時結束了解放前長期惡性通貨膨脹和物價飛漲的狀況,自1950年3月物價得到基本控制,三年中一直保持了穩定,如以1950年3月全國批發物價指數為100,則1951年為94.6 ,1952年為93.7。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有了顯著改善和提高,就業人數逐年有所增加,全國職工從1949年的800萬人增長到1952年的1580萬人,增97.5%,職工平均工資1952年比1949年增加70%左右,一般都達到或超過抗戰前的水平。享受勞動保險的職工在1949年只有60萬人,1952年增加到330萬人。5億農民的生活也隨著農業生產不斷發展而改善,農民收入一般都增長了30%以上。(參見國家統計局編《光輝的三十五年》,第53-60頁;《中國統計年鑒(1984)》第249、220-229頁。)
以上的各項經濟數據充分說明戰爭狀態下中國是可以同時搞好經濟建設的,戰爭是促使全國人民倍加努力的一種有形動力,是人民克服困難頑強拼搏的一種強大推力,是讓全中國人民奮發向上的最好催化劑。一直以來,我始終堅持一個觀點:象中國這樣一個大國,期望沒有敵人是不可能的事情,試圖回避戰爭也是不可能的事情,敵人多了不好,戰爭多了也不好,一兩個敵人會是最合適的國家前進動力,一些局部的事關國家戰略的戰爭是保證建設一支強大軍隊的重要手段。
三、中國必須為下一場看得見的現實戰爭作準備。
在現實的中國,戰爭是一個類似于“恐怖主義”的禁忌詞,誰提到戰爭誰就有可能被貶低為頭腦簡單的無知者,誰就可能被歸為“憤青”,只有滿口“理性與和平”的人才稱得上社會精英和國家棟梁,在有些人看來,不但不能提戰爭,為戰爭作準備的國防開支都是多余的,國防工業幾乎都是可以轉為民用的,軍工企業也是可以合資的或者轉制的,國防事業是一項阻礙社會生產力的浪費事業。盡管中國這樣的官員和精英很多很多,但我從來都不會承認他們是對的,我甚至不愿意浪費時間去批駁他們,理由很簡單:“銀河號”貨輪在公海被美國羞辱說明了什么?這還需要擺出更多的大道理嗎?對于中國這樣一個人口大國,沒有一流的國防就沒有一等的經濟地位。
我在紀念抗美援朝六十周年的時候提到現實戰爭的問題,決不是杞人憂天,也決不是空穴來風,我無法判定東海、黃海、南海、藏南哪一個地區會最先爆發戰爭,但是,我可以肯定短期內(五年之內)必定會有一個甚至是兩個區域發生戰爭,而中國必然要成為戰爭的主角之一,至于戰爭的級別現在還尚難預測,但局部上的殘酷性有可能不低于1962年的中印戰爭,更不會低于中蘇珍寶島之戰,戰爭形式也許是中國從來沒有經歷過的,但中國必須有新形式戰爭的最全面規劃。
撇開具體戰術安排不談,近期中國最重要的兩個準備是:戰爭思想的準備和軍隊戰爭意志的培養。一場戰爭能否打贏,武器裝備只是其中一個因素而已,還不是最決定性因素,抗美援朝戰爭就是最好的范例,戰爭的勝負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戰爭思想和軍隊意志,我這里所講的戰爭思想決不是戰術理論思想,而是更為重要的戰略規劃思想,打無準備之仗是很難取得勝利的,什么時候準備?怎么準備?準備什么?由誰來準備?都是屬于戰略規劃思想層級,尤其是在現代戰爭中,沒有這些必要的準備,戰爭從一開始就可以宣布結果失敗。軍隊意志是當前中國軍隊建設的一個重要薄弱環節,幾十年來的養尊處優讓軍人出現了“厭戰、懼戰、避戰”的軟性思維,更有甚者,軍隊中還出現各種各樣的腐敗現象,這是非常可怕的致命性問題,北洋水師為什么一戰而覆?不是因為清朝的鐵殼船比日本差,核心因素是北洋水師的將士腐朽了,是一批上不了戰場的“煙槍”。中國目前加大武器裝備的投入沒有錯,還應當進一步加大投入,在搞好武器裝備建設的同時,更為重要的是加強軍隊的整風和隊伍的實戰演練,要不失時機的抓住機會打一些“提示性小戰”,在事關中國領土和領海主權的區域適當對一些惹是生非的敵人開展一點“提示性小戰”,一方面可以練兵,另一方面可以借此申明國家主權和維護國家主權。
結束語:
六十年過去了,中華民族的全體兒女應該
向作出出兵決策、并親自指揮戰爭的最高統帥毛澤東致敬!
向英勇的中國人民志愿軍全體將士致敬!
他們是中華民族的英雄,他們建立的巨大功勛永載史冊。
中南大學孫錫良(轉載須署名)2010年10月21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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