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錫良：強烈要求政府傾聽我的“五點看法”！　　

吶喊：東海危急！南海危急！黃海危急！中華民族危急！　　

            政治危機！經濟危機！外交危機！國家主權危機！　　

十四名中國船員雖然搭專機回國，但是，中國在處理撞船事件上仍然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船長是整個事件的標志性人物，船長的人權沒有得到有效捍衛，就是中國主權沒有得到有效捍衛，日本給中國政府預留的時間非常之緊，狡猾的日本人既可以在短時間內有足夠的自主伸縮空間，又可以制造短期內中國政府進退兩難、無計可施的窘迫，按我目前的觀察，我至少對有關方面要提“五點看法”：　　

第一：中國外交的應急預案十分單薄，根本不足以應付隨時出現的外交危機。中國老百姓現在既不無知，也不寡聞，如果這種事件放在十年前，很多人會出面解釋說：大家放心，要相信政府能處理任何突發事件，大家做好本職工作就是最大的愛國。但是，現在再這樣解釋可能很難找到聽眾和信眾了，因為我們都知道中國手中并沒有行之有效的應急預案，七次抗議都沒有附之以實質性帶有威懾性條款，這種抗議不可能在到“外打日本，內撫民心”的效果，海監船對日本測量船的干預絲毫也無助于事件朝著對中方有利的方向發展，在日本方面只給十天騰挪空間的前提下，中國外交仍然還在用“走一步看一步”的老辦法，試圖期望日本認清形勢做出妥協，試圖給日本下暗語以期其讓中國政府能體面下臺，實際上，這種外交思維早已經不適用于大國之間的主權之爭了，中國必須盡快召回駐日大使，令其回國，由外交次使暫時代理，同時，立即驅逐日本駐華大使。有人說：你孫錫良瘋了，就抓了一個船長用得著上升到大使級外交關系嗎？我告訴大家，我沒有瘋，也不無知，此次事件不是一般的漁民事件，也不僅僅是釣魚島問題，是日本在中國東海向中國攤牌前的預演，它在試探中國的反應和底線，如果中國政府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不果斷表明中國的主權立場，未來中國在東海所有問題上將面臨困境，外交反應是軍事反應前的必要手段，日本軍方已經亮明對于釣魚島的態度，難道中國還有別的和諧之策，我看是很難的，即便有，也是障眼法，從外交角度來說，中國已經沒有退路，而且還要立即實施。“日本威脅論”必須及時地出現在中國外交文件的顯要位置，必須毫不保留地分析日本潛在的威脅因素，日本的軍國主義是對整個世界的巨大威脅。中國外交預案明顯缺少針對性和有效性，在其它應急事件中也表現得較為充分，必須要盡快改變現狀。　　

第二：軍方的反應機制沒有跟上國際形勢的深刻變化。有人老喜歡罵憤青動不動就談戰爭，我也經常提到軍隊，但是，我認為提到軍隊并不意味著馬上就有戰爭，而是要告訴軍人：國家為什么要軍隊？軍隊不打仗可以，但不能沒有捍衛主權的能力，不能沒有威懾力，不能在主權面臨挑戰時置身事外，不打仗的前提是，你要有阻止戰爭打起來的能力，如果中國軍方確定自己無法在主權危機時有能力捍衛主權，那么我們可以毫無怨言的忍辱負重，我不敢說中國海上常規力量對日本有必勝的把握，但是，從現代戰爭的特點和日本疆域的特點（沒有戰略縱深）來看，中國對日本總體上是有威懾力的，這一點不容自卑，至少毛澤東留下來的那么些核威懾還是可以管用的，除非中國有信心在十天之內把船長弄回來，否則，軍方就必須在之前有實際行動，時機一旦過去，哪怕是十天過去一小時，中國都是完敗，日本只要能夠將船長扣壓十天，中國的國際形象就會遭遇新世紀以來最大的侮辱，中國人民的心靈也會遭受最為痛苦的一次打擊，這種打擊也許是致命的，是不可挽回的，我堅持認為：軍隊敢亮劍，劍的光芒就是威懾，就能阻止敵人拔劍，軍隊如果沒有亮劍的精神，敵人的劍鋒就時刻會在我們面前寒氣逼人。既然日本已經明確釣魚島是日本領海，而且也明明白白地把中國漁民給抓了，并且還要按日本國內法來處理，那么中國軍方就必須在第一時間內開赴釣魚島海域，你日本不是要挑起事端嗎？我就來捍衛主權看看，誰想開起第一槍誰就負戰爭責任，中國不用怕任何形式的擦槍走火，軍事對峙是解決目前爭端的最好方式，外交只是補充，軍事對峙也并非一定會打仗，我敢肯定打不起來，對峙的目的是要求日本放人，不放人就繼續朝著實質性控制釣魚島的方向推進。有人說現在黃海、南海到處烽火連天的，中國哪能在東海出事啊？！但是，大家不要忘記：正是因為中國屢屢不敢面對領海爭端，所以才導致烽火連天，如果中國早點選擇直面威脅，也就不會有四面楚歌的處境了。　　

第三：中國必須無限期擱置東海談判。外交部現在還是用“推遲東海談判”的表述就顯露出明顯的未戰先劫，明顯在向日本傳遞一種錯誤訊號：推遲一下，等事件一過又重新再談起來，美國已經演過多次了。有關中日東海問題談判，我過去就多次強調不在緊急日程上，中國根本無須為了什么“中日友好”而急于談判，中日東海爭端談是談不出結果的，越談對中國越不利，越談下去，中國的外交空間越窄，如果看不到這種趨勢，根本就算不上是真正的外交家，除非在一種情況下是成立的：中國打算隱性放棄釣魚臺。中國外交部應當提出永久擱置談判。永久擱置談判實際上是要告訴日本：我不跟你談了。讓日本有力無去使，如果它敢于武力奪取釣魚島，那么中國也就只有順其自然地面對挑戰，不管從何種條件分析，日本在目前情況下都不具備為釣魚島陷入全面戰爭的能力和意志，只要雙方都不愿意全面戰爭，日本就不可能頻生事端，中國即使暫時無法完全控制釣魚島，但至少可以保持某種程度的對等控制力，不象現在一樣束手無策，任由日本宰割，東海石油開采問題根本無須與日本有任何接觸，更談不上共同開發，“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思想要及時扔進垃圾箱。中日在東海之間永遠都不可能有共識，即便雙方簽一萬個“東海共識”都是假的，只有少部分精英認可，中國人民基本是不認可的。　　

第四：從政治上看，中日韓三國領導人峰會機制必須徹底拋棄。我在前兩年已經三次在文章中提到過要廢掉這種費力不討好的機制，無論日本還是韓國，都不值得中國圍繞他們轉，這個機制的目的是實現東亞共同體的目標，而這個目標是日本夢寐以求的政治夙愿，東亞貿易自由化獲利最少的也是中國，這種幫它人做嫁衣的事情，中國不能再做下去了，韓國和日本為什么一邊擠壓中國，一邊又能夠從中國獲取經濟好處呢？主要是他們看準了中國的外交命門：經濟利益高于一切。中國已經是唯經濟時代，只要對GDP有哪怕一丁點影響的事情都不愿意做，政治上付出再多代價，國格上受到多少侮辱都無法阻擋一些人對經濟數據的渴求，他們都認為，有了錢還怕解決不了你小日本、小韓國？在所有的區域性組織中，中國都不是主導者，都只是媒體眼中常被戴高帽子的角色。　　

第五：對中日經濟戰略領域進行全面反省。我從來都沒有公開地主張過抵制日貨，因為我看得出這種行為的有效性是微乎其微，并且具有短效性，不值得過度推崇，我要提出的是：中國必須全面檢討中日雙方經濟的戰略互需性，中國必須對包括日本在華企業在內的所有產業領域進行一個系統地分析，盡快找出中國對日本依賴程度高產業的替代產地，盡快找出日本對中國依賴程度高的產業，尤其是資源性產業要果斷而又堅決地收縮包圍圈，中國政府只要策略得當，完全可以制定出一整套“遏制日本”的產業政策。有人說，日本以高科技產業為主，而中國是低端產品為主，你怎么遏制啊？這種思維誤導了中國很多人，也害了很多人，在我看來，越是高科技產品，其外向性越強，越需要市場空間；越是資源性產品（包括初級生產資料資源和初級戰略資源）越不需要擔憂市場空間；越是高科技產品，越容易找到替代國，越是資源性產品越是難于找到替代國。從事情的另一方面來看，高科技產品可以得到，但是，高科技技術本身你是得不到的，得到日本高科技的難度超越得到任何西方高科技國家技術的難度，日本人對高科技的保守程度是最高的，日本不是必選之地。近年來，中國在諸于汽車和新能源產業補貼方面投入的資金很大，其實有很多錢實際上是補給了日本企業，中國的很多企業不扎實搞自己的科技攻關，把錢都用在了買日本淘汰的落后技術身上，買回來以后就貼上中國自主知識產權的假標簽，從政府中獲得的巨額補貼都被日本人撈走了。這種騙子式的產業政策既沒有得到核心前沿技術，又阻礙了中國科技進步，政府不能再當冤大頭了，中國必須全面抵制或者遏制日本在華投資辦企業，尤其是要遏制日本企業與中國企業合資并購。中國私有化政策為日本對中國經濟實行殖民化提供了極好的支持，必須重新反省。　　

后記：　　

前面談了五點，真正與釣魚島撞船事件相關的內容并不多，我為什么不深入地談下去，是因為我感到非常無奈，寫的太直白有可能會壓縮外交空間，我的很多外交看法已經寫到了我的新書當中，雖然書未出版，但我準確地預測了中國領海最近要發生的種種事情，有關方面的專家和出版單位都對我的預見能力表示肯定（我在七月底就向多家出版社投稿過，并非事后諸葛亮），但就是在某種壓力下不允許我的新書出版，他們主要有三條理由：其一是我非科班社科專業出身，學理工科的談政治軍事外交難以名正言順，上不了國家領導人的法眼；其二是我的社會地位不高，不屬于當前中國主流精英行列，出書賺不了錢，可能還要受到諷刺；其三是我的新書內容與現行的官方公開論調不太合拍，把實事分析得太清楚，對事件的預見也太準確了，有很多人會對新書中未發生的事情產生必然性思維。　　

中南大學孫錫良（轉載須署名）2010年9月13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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