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市蜃樓中的資本主義
[美]R.約克 B.克拉克 J.B.福斯特 著 夏 泳 譯    《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9年第5期

摘要： 文章圍繞氣候經濟問題，深入評價了目前國際上流行的各家經濟學觀點，認為傳統經濟學無力應對甚至認清全球生態危機的實質，在發展定位上毫無可持續性。主流經濟學通過對未來賦予高的貼現值，否定了后代人生存和發展的權利；有關碳稅應該定在什么水平的爭議，并未能抓住氣候變化問題的癥結；他們提出的“B計劃”實質上是唯科學主義的。解決氣候變化問題，必須像馬克思那樣從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入手，拋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積極反對“利潤和生產之神”的忠誠信使，即我們時代的顯赫經濟學家。
 
 
 
　　供職于一家投資管理公司的研究員、物理學家讓-菲利普·布沙德（Jean-Philippe Bouchaud）在最近發表于主流科學期刊《自然》上的文章《經濟學需要一場科學革命》中語氣委婉地問到：“經濟學的王牌成就是什么？”他的答案是：“有的只是預測和防止危機的一再發作的無能。”盡管他的文章集中討論的是當前的世界性金融危機，但他的言論同樣可套用到主流經濟學處理環境問題的方法上去——例如，原始森林被看作清算時無預期利潤的資產，清潔的空氣和水在富人隨意購買時成了奢侈品。美國的經濟學界已經長期被這樣的思想家所主導，他們毫無異議地接受了資本主義的現狀，并因此只根據利用自然界能獲得多少的短期利潤來確定自然界的價值。這樣一來，標準經濟學在應對甚或認清全球生態危機上的無能，不僅在范圍上而且在深度上，都讓人觸目驚心。

　　布沙德敏銳地看到，“自由市場被人假設為無所不能、法力無邊，這源于20世紀50和60年代完成的經濟學作品，這些作品現在看來更像是反共產主義的宣傳，而非差強人意的科學。”支撐美國經濟學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已經使得這份職業遠離了現實，造成它無力理解世界面臨的許多危機。主流經濟學對無止境的GDP增長——“工業增加值”而不是人類幸福、生態系統或諸如此類事物的內在價值的計量標準——的迷戀，以及它在認識經濟的生態基礎時的錯誤百出，已經導致它根本就無力認清全球環境惡化的事實。實際上，問題還要嚴重。傳統經濟學，就像它所服務的資本主義體系一樣，導致了一種“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的哲學，在發展定位上毫無可持續性可言。

　　海市蜃樓中的經濟學家們 

　　傳統或古典經濟學在考慮生態和社會成本方面固有的無能，在美國或許從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on）的作品中得到了最好的證明。在《科學和社會科學季刊》（Science and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的文章和對話欄目中，在20世紀80年代初出版的《最后的資源》（The Ultimate Resource）一書中，他堅持認為不存在什么嚴重的環境問題，經濟增長和人口增長不存在環境方面的約束，從來就不會有長期的資源短缺問題。他聲稱，如果能任由自由市場無拘無束，它就會保證持續的進步，直到遙遠的未來。這些讓人生疑的斷言以及其他說法，使得生態學家保羅·埃利希（Paul Ehrlich）稱西蒙為“一位海市蜃樓中的經濟學家”。

　　資本主義的辯護者仍然在忙于搭建海市蜃樓，因為只有在海市蜃樓中環境問題才或者不會真實存在，或者能被資本主義所解決，而資本主義還能提高蕓蕓眾生的生活質量。丹麥統計學家和政治學家比約恩·隆伯格（Bjrn Lomborg）對環保主義進行了一番狂轟濫炸。在2001年的《疑神疑鬼的環保主義者》（The Skeptical Environmentalist）一書中，隆伯格認為，疑神疑鬼的、試圖阻止氣候變化的環保主義者將會讓我們付出比任由它發生更多的代價，造成更多的危害。隆伯格的書立刻得到了大眾媒體的極力追捧，這些媒體正在尋找一位新的反環保主義斗士。在這部書出版之后不久，環境科學家們在隆伯格的分析和證據中發現了無數的錯誤（并非所有的錯誤都屬無心之失）。美國科學家拿出了一個由四篇文章組成的欄目對隆伯格提出尖銳的批評。該書由于錯誤百出因而遭到了科學界的抵制。然而，盡管《疑神疑鬼的環保主義者》遭到了自然科學家的堅決駁斥，但所有這一切似乎只是抬高了隆伯格在媒體企業系統內部的名氣。經濟學家細讀該書及其結論之后，欣然宣布它是“一本最有價值的公共政策著作”，它驅散了“寒氣逼人的環境災難”概念，以及“資本主義具有自我破壞性的信念”。《時代》雜志2004年指定他為世界100名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2008年，英國的《衛報》則將他列為“能夠拯救地球的50人”之一。

　　2003年，隆伯格組織了他所謂的“哥本哈根共識”（Copenhagen Consensus）來為世界的主要問題排個次序。事情是通過一系列關于全球急務的報告的寫作開始的，寫作團體由精挑細選的經濟學權威人士組成，最后的問題排序則由八位“專家”來做——他們全部是經濟學家，因為經濟學家據稱是唯一專業從事“經濟排序”的，也就是說，決定將社會資源放在何處。“哥本哈根共識”的八位經濟學家毫無例外地都把氣候變化排在世界議程的最底部或者接近最底部，從而支持了隆伯格的立場。

　　隆伯格2007年的著作《冷靜》（Cool It）、《疑神疑鬼的環保主義者的全球變暖指南》（The Skeptical Environmentalists Guide to Global Warming）對《京都議定書》以及一切實質性削減溫室氣體排放的意圖展開了進一步的攻擊。對于隆伯格來說，核心的論點是：“所有重要的業內公認的經濟模型都同意少量的減排才是合理的。”他尤其依賴于耶魯經濟學家威廉姆·諾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的研究，后者是一位杰出的全球變暖經濟學家，反對任何大幅度削減溫室氣體的提議，倡導緩慢的減排過程，其理由是這樣的過程在經濟上更加合理。

　　經濟學家和自然科學家 

　　不用說，當權的經濟學家本性上就容易成為環境問題上的懷疑論者。然而，他們作為資本主義社會其他終端都必須服從的主導終端的代表，對氣候政策有著超大的影響力。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自然和物理科學家對地球環境的惡化越來越關注，但對社會政策的應對之道很少有直接的影響力。

　　主流經濟學家所受的教育，就是將私人利益拔高為社會唯一的“底線”，哪怕其代價是忽視人類福利和環境這些更大的議題。市場統治一切，甚至自然。在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看來，環境不是問題，因為答案是簡單而直接的。正如他所說：“生態價值可以在市場中找到它們的自然空間，就像其他所有的消費者需求一樣。”

　　然而，與經濟學家截然有別的自然科學家總是將他們的學術立足于一種唯物主義的自然概念，并總是在自然界的某個層面展開他們的研究，這個自然界是他們尤為重視的條件。因此，他們一般不會低估環境問題。

　　經濟學家和自然科學家在全球變暖問題上的沖突隨著諾德豪斯1993年在頂級自然科學期刊《科學》上發表的文章而公開化了。諾德豪斯估計，2100年因全球變暖趨勢延續而導致的世界總產量的損失將是微不足道的（約為2100年GDP的1%）。他的結論顯然與自然科學的結論相沖突，因為按照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對那時的前景的預計，這樣一種“一切照舊”的趨勢將導致全球平均氣溫上升5.8°C (10.4°F)之多，這在科學家看來絕對是文明和生活本身的一場浩劫。諾德豪斯在他的文章中總結說，穩定排放的意圖比不作為還壞。這一結論引起了許多杰出自然科學家的強烈反應（寫信給《科學》雜志），他們認為諾德豪斯的分析簡直就是荒唐。

　　諾德豪斯隨后通過征詢許多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和科學家的意見、請求他們做出自己最好的估計來捍衛他自己的觀點。他的征詢結果1994年發表于《美國科學家》雜志。他選擇征詢的經濟學家都同意他所說的氣候變化對經濟沒有多大影響。然而，自然科學家則視這種結果為潛在的浩劫。一位物理學家回應說，在當前的趨勢下文明完全毀滅的機率為10%——同樣的看法今日很可能更加通行了。諾德豪斯發現，那些對經濟最了解的人都屬樂觀主義者。斯坦福生物學家、氣候科學家（也是隆伯格和諾德豪斯最主要的批判者）斯蒂芬·施耐德（Stephen Schneider）反駁說，那些對環境最了解的人都憂心忡忡。

　　確實，傳統經濟學家往往預期2100年的全球變暖經濟成本只有很小的百分點，并因此很難說有什么重大的影響，即使氣候變化已危及地球上大多數“高級”物種和人類文明本身，引起成千上萬人的生命的損失。

　　經濟學模型在考慮氣候變化的人文和生態成本方面的無能并不讓我們感到意外。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對人類悲劇（更別提自然災害）有一種謹慎開化的無動于衷，幾乎可以定義為“人對人的非人性”。托馬斯·謝林（Thomas Schelling），瑞典銀行經濟學諾貝爾紀念獎得主，隆伯格“哥本哈根共識”的八位專家之一，就因這樣的主張而聞名于世，即由于氣候變化的影響將會不成比例地落在全球南方的窮國頭上，全球北方的富國到底該花多少資源用于減緩氣候趨勢是值得商榷的。這讓我們不得不想起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的計劃者們。20世紀70年代初，他們提議在亞馬遜河上建造一座大壩，而他們那時認為：“假如洪水淹沒了幾個自以為處在高位的沒有撤離的部落，或者摧毀了幾個森林物種，有誰會在意呢？”同樣，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奧巴馬高級經濟顧問的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的說法是：“向低收入國家傾銷大量的有毒廢棄物，其背后的經濟學邏輯是沒有錯誤的，我們應該理直氣壯地直面這一問題。”他為這種主張找到的理由是：“對有害健康的污染物的成本的測量，取決于從上升了的發病率和死亡率中放棄的收益。由此看來，既定量的有害健康的污染物應該在成本最低的國家進行處理，而這些國家將是低收入國家。”

　　未來的貼現 

　　諾德豪斯——他如今位列全球變暖領域最有影響力的主流經濟學家之一——在他2008年的著作《均衡問題：全球變暖政策的選擇權衡》（A Question of Balance: Weighing the Options on Global Warming Policies）中，提出了一種對抗溫室氣體排放的慢行戰略（go-it-slow strategy）。諾德豪斯在其中表明了盡管他資歷很深，但仍然被曾經令其他主流經濟學家腦殘的意識形態所困擾。本質上，這種意識形態簡單說來就是這樣的信仰：資本主義在資源利用的問題上拿出了最高效的答案，實際上在世界問題上也交出了合格的答卷。

　　《均衡問題》對如何論述全球氣候變化問題拿出了一份相當標準的經濟論證，盡管它也受惠于諾德豪斯本人的獨特分析和對模型技術的嫻熟運用。他承認全球氣候變化確實是個問題，而且是由人類造成的。他主張有必要慢慢地擺脫造成碳排放的能源資源。然而，他的方法最關鍵的失敗在于，它賦予了自然環境和人類幸福以價值，卻用的是根本不足以達此目的的標準經濟學尺度，而且它未能適當地包含這種可能性，即生態崩潰可以徹底摧毀經濟的基礎，并事實上摧毀我們所知的世界的基礎。這些主流經濟學共有的失敗，在他為估算到底應向減少碳排放投入多大的精力而提出的貼現方法中表現得十分清楚。簡單地說，他主張我們在短期內應該只投入適度的精力去減少碳排放，之后再慢慢增加，因為他偏愛高的貼現率。

　　貼現問題基本上是有關我們如何確定相對于現在的未來的價值的——概而言之就是給這類變量加上一個數。“貼現率”可以被認為是按照復利去反方向計算。“復利測量的是今日的投資未來值多少，而貼現率測量的是未來的收益今日值多少。”貼現率的計算以兩個道德問題為基礎。第一個，我們如何給與當代人相對的后代人的福利確定一個價值（時間貼現率）。正如諾德豪斯所說：“零貼現率意味著無限未來的所有后代人都被視為同一的，正的貼現率意味著后代人的福利與前一代人相比減少了，或者‘打折’了。”給定貼現率為10%，50年后影響到人類的一場災難其“現值”將小于未來成本的1%。另一個道德問題是，該如何將富裕的后代人與當代人放在一起考慮，以及將成本從當代人轉移給后代人是否合適。如果我們假定無限未來將一直保持高的經濟增長率，我們就更有可能逃避現在為解決問題進行投資，因為我們認為后代人將比我們更加富裕，更有能力解決這些問題，哪怕問題變得極度糟糕。

　　正如環境經濟學家弗蘭克·阿克曼（Frank Ackerman）寫到的，貼現率的麻煩是：“它實際上是一種選擇，跨越許多世代的公共政策決定的合適的貼現率，是不能從今日的私人市場決定中或者從經濟理論中推算出來的。低的貼現率給未來的生活和生活條件賦予了更大的重要性。在許多人看來，似乎在倫理上有必要擁有一個等于或接近于0的貼現率，以便尊重我們的后代并創造一個可持續的未來。”實際上，可持續性概念說的正是為后代人保護環境。

　　經濟增長理論家羅伊·哈羅德（Roy Harrod）在20世紀40年代認為，以“純時間偏好” （眼光短淺、除了消費不知道有何物的偏好）為基礎的未來貼現是“貪婪的一種文雅表達方式”。高的貼現率傾向于鼓勵把錢花在有短期收益、長期成本的政策或項目上，而不是有高的預付成本和長的回報率的政策或項目。它因此鼓勵對氣候變化之類的迫在眉睫的災難采取“坐等式”和“慢行式”方法，而不是展開強大的干預行動。

　　和許多主流經濟學家一樣，諾德豪斯也通過支持高貼現率而將低值賦予了與當代人相對的后代人的福利，并假設了后代人將會比當代人更加富裕，而無視其中存在的巨大的不確定性。這使得他反對在減緩氣候變化上進行大的直接的投資。

　　諾德豪斯尤其對反駁《氣候變化的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的主張感興趣，這是一份由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尼古拉斯·斯泰恩（Nicholas Stern）為英國政府所寫的報告，現在的通行叫法為《斯泰恩評論》（The Stern Review）。該報告提倡旨在減少碳排放的直接而大量的投資。在大多數傳統經濟學家看來離經叛道的斯泰恩認為，將低值賦予后代人的福利，并將我們造成的問題的成本強加給我們的后代，在道德上是不可饒恕的。諾德豪斯的未來貼現率大概是每年6%，而斯泰恩為1.4%。這意味著在斯泰恩看來從現在開始往后一個世紀的1萬億美元今天值2470億美元，而在諾德豪斯看來只值25億美元。正因乎此，斯泰恩提倡向每噸碳課征300美元的稅收，并在本世紀結束前將其提高至近1000美元。隆伯格將《斯泰恩評論》定性為“制造恐慌的”、“激進的報告”。

　　不諳世故的經濟學家 

　　認識到諾德豪斯與斯泰恩之間的差別基本上是一種道德的而非技術的差別，是很重要的。他們的主要不同之處，不是對氣候變化背后的科學的看法不同，而是在將負擔轉移給后代人是否合適問題上的價值前提不同。這暴露出了體現在傳統古典經濟學當中的意識形態的真面目，這種經濟學往往將自身打扮成運用了客觀的甚至自然主義的方法來建構經濟模型。然而，透過所有的公式和技術行話，我們看到主導性的經濟范式乃是建立在這樣一種價值體系基礎之上的，它贊賞短期的資本積累，同時貶低當前的其他一切以及未來的所有一切。

　　同樣的盲目性事實上在諾德豪斯那里和斯泰恩那里都有，盡管程度有所不同。諾德豪斯用經濟學術語提出的所謂的“最優路徑”的建議，目的是減緩碳排放的增長。在他的“氣候政策變速箱”（climate policy ramp）里，減排開始慢，之后加大了馬力，但最終（即在下一個世紀）還是會導致大氣層的碳濃度接近700ppm。那時將出現全球平均氣溫在工業化之前的水平上上升近6°C (10.8°F)的可能性。

　　《斯泰恩評論》盡管被隆伯格定性為一份“激進的”、“制造恐慌的”報告，但它本身的目標也只是將大氣中的碳濃度穩定在480ppm的水平，這一水平——即使永遠不會達到諾德豪斯近700ppm的峰值（超過900ppm碳當量）——必定是災難性的。為什么將如此之高的大氣碳濃度定為目標呢？

　　答案由《斯泰恩評論》本身清楚地給出了。該報告認為，過去的經驗表明，工業國家年均削減碳排放一旦多于1%，就會對經濟增長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或者，正如《斯泰恩評論》本身所說：“很難保證排放削減每年快于1%，除非出現經濟衰退。”這樣一來，大氣中的碳目標就不由維持全球環境、保護物種、確保人類文明可持續所必需的東西來決定，而由保持資本主義經濟本身充滿活力需要什么所決定。

　　導致薩默斯在他1992年的世界銀行備忘錄中做出前述結論的出發點，事實上和支撐諾德豪斯、斯泰恩的分析的東西是一樣的。也就是說，人的生命事實上只有在每個人都對用錢衡量的經濟有貢獻的時候才是有意義的。因此，假如全球變暖增加了孟加拉國的死亡率（顯然這是很可能的），這件事反映在經濟模型上就只是孟加拉人的死亡傷害了經濟。由于孟加拉國十分貧窮，諾德豪斯和斯泰恩所用的那類經濟模型就會估算出防止那里的死亡是不值當的，因為這些損失在計量時可以忽略不計。按照貼現分析，諾德豪斯將會比斯泰恩走得更遠，且如果這些人是在未來數10年之后死的，諾德豪斯將會給他們的生命賦予一個更小的值。當然，這種經濟學意識形態并非只限于人的生命，地球上的所有千千萬萬個物種都只能按照它們對GDP的貢獻來計值。因此，對人的生命以及其他生物的生命的內在價值的倫理考慮在標準的經濟模型中是完全看不見的。人口死亡率的上升、滅絕率的加速，對于大多數經濟學家來說只有在它們破壞“底線”的時候才會成為問題。其他方面的倫理考慮也是看不見的，例如整個自然界。

　　從任何理性的角度看來，也就是說，從任何并未受到資本積累的狹隘經濟目標的全面支配的角度看來，上述觀點顯然是全然非理性的，假如不是病態的話。一個社會，倘若視抽象增值的獲取高于一切，在前進的道路上踐踏自然，無窮盡地索取進一步的積累，它必定是一個非理性的社會。

　　讓人啼笑皆非的是，主流經濟學從來不是一門唯物主義的科學。在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所說的“前分析認知模式”（preanalytic vision）中，看不到唯物主義的自然概念。主流經濟學活在對物理學生物圈退化的幾乎完全無知的狀態中。它將這個世界簡單地看作一股無窮無盡的、不斷擴大的經濟關系“循環流”。

　　當然，并非所有的經濟學家都如此毅然決然地不諳世故。尼古拉斯·喬治庫斯－羅根（Nicholas Georgescu－Roegen）這位生態經濟學家解釋說，社會財富和經濟利益的持續推動，提高了加諸自然頭上的生態需求，擴大了環境惡化的范圍。他突出強調了這樣一種錯誤，即偽稱經濟可以獨立于生態。其他人，如赫爾曼·戴利以及堅持馬克思主義傳統的保羅·伯克特（Paul Burkett），也推進了這種生態經濟學的觀念。然而，這些生態經濟學家還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重大的政策決定和學術影響力都與他們無緣。

　　資本的洪流 

　　主流經濟學家認為自己忙活的是經濟增長的科學。然而，盡管經濟增長似乎就是社會的目的和滿足人類需要的途徑，但經濟增長無止境的假設絕對是幼稚的。如戴利所說：“一種總是增長的經濟在生物物理學上是不可能的。”這樣一種假設的海市蜃樓特征在下面這一事實的映照下就更是清楚了，這一事實就是：經濟基礎和自然環境本身是和解了的（compromised）。

　　馬克思并沒有忽視這種社會—生態關系的重要性。他指出，人依賴于自然界，自然界提供了讓生命成為可能的物質和能量。在資本家關注交換價值和短期收益時，馬克思解釋說，地球是一切物質財富的最終源泉，有必要為“人類的世世代代”維護好它。為了無止境地追求資本而“征服自然”，這需要不斷地探索自然界，打破自然循環和過程，破壞生態系統，造成一種新陳代謝的斷裂。恩格斯警告說，這樣的人類行為“在地球上打下自己的意志的印記”，并在自然條件中引起了沒有預料到的變化，從而遭到了自然界的“報復”。

　　今天，二氧化碳正在以加速度被添加到大氣里面，其速度遠快于自然系統吸收的速度。從2000年到2006年，根據約瑟夫·卡納德爾（Josep G. Canadell）及其同事們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上的文章所說，排放增長率隨著全球經濟增長而上升，其碳強度變得越來越高，這意味著世界各國在新世紀之初的每單位經濟活動的碳排放量比過去要大。同時，鑒于諸如森林砍伐之類的環境退化，吸收二氧化碳的自然吸收匯能力下降了。這進一步推動大氣中的碳累積量比預期更迅猛地上升。資本的洪流既過度利用了資源開發，也過度利用了環境的廢棄物吸收匯，破壞了它們的運行能力和提供可改善人類生活的自然服務的能力。

　　有許多好的理由去認為過去一百年里推崇的模式和進程——例如經濟增長——在下一個百年不應再受推崇，這一點也許正是當前的經濟危機需要我們予以關注的。為將成本從現在轉移到未來進行辯護，必須立足于這一假設，即后代人將比當代人更富裕，但這一假設是十分可疑的。在關系到經濟和生態時，未來是高度不確定的，盡管當前的趨勢清楚地指向災難。如果全球氣候變化——更別提我們面臨的其他許多相互關聯的環境問題了——有某些比科學家預料的更具災難性的后果，那經濟增長就不只是受阻了，而是整個經濟都將受到破壞，更別提我們所依賴的自然條件了。因此，后代人也許會比當代人更貧窮，甚至會更沒有能力解決我們現在造成的問題。

　　此外，日益狂躁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全身心關注的事情，主要就是反映個人利益、構成GDP的私人物品，而集體物品和全球公共產品相比之下就貶值多了。因此，這種做法助長了世界資源的經濟泡沫化，從更深遠的角度看是無以為繼的。

　　由于上述所有原因，當前的經濟學秩序容易誤測地球和人類福利。就生態、經濟和世界穩定而言，資本主義在許多方面都變成了一種失靈的制度。很難說它可以提供任何具有實質性意義的商品，而在其無拘無束地獲利的過程中，它正在破壞人類和地球的長期前景。

　　如果我們無法依靠傳統經濟學去扭轉金融市場這個一般來說處于經濟學專業核心領域的危機，那么，我們為什么要依靠它去扭轉生態危機這個理解起來需要完全沒有涵蓋生態教育內容的自然環境知識的領域呢？這樣一種意識也和體現在公認經濟學當中的資本主義視野不相容。埃利希注意到，“許多經濟學家都完全忽視了物理因素和生物因素施加在經濟體系之上的約束”，而且他們未能“認識到經濟體系是完全地、不可逆轉地嵌入環境當中的”，除此沒有別的形式。由于這些問題，他直截了當地指出，“說大多數生態學家視增長導向的經濟體系和助推這種體系的經濟學家為人類今日面臨的最大威脅，并無不當。”而且，“從市場機制完全排除了關心資源在長期逐步減少的必要性這種觀念中，可以看出經濟學和環境現實之間的分離”。

　　B計劃：技術上的海市蜃樓 

　　公認的經濟學明顯無力為環境問題拿出一個契合于資本主義經濟的解決方案，這種困境最近催生出了一個試圖通過技術擴散的高招來啟動一項“綠色革命”但又不致改變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社會和經濟關系從而保存這個體系的“B計劃”。這個計劃往往表現為一種適合于新熊彼特主義的劃時代的環境性質的創新“投資策略”，它一定程度上可以使經濟和生態轉危為安，同時又可以重建美國這個帝國。傳統經濟學家臆斷說，今日的資源問題將會推動明天的價格上漲，而這種高價格將會推動新技術的發明。環境唯科學主義者的新興大軍則聲稱，新的創新將會解決所有的問題，這類創新早已等著我們去發展——只要市場創建起來、國家的幫助到位。弗雷德·克魯普（Fred Krupp）和米里亞姆·霍恩（Mi|riam Horn）將這個問題描繪成在綠色技術上打算勇奪第一的國家與可以拯救世界的市場之間的一場賽跑。他們寫道：“問題不再僅僅是如何防止氣候變化的災難性影響，而是哪個國家能夠制造——并出口——21世紀的綠色技術。”這些分析傾向于追捧技術和市場的奇跡，同時將物理學、生態學、資本積累的矛盾、社會關系等問題一概拋諸腦后。他們臆斷這個問題很大程度上可以歸結為能源效率（以及其他技術定位）的問題，卻沒有理解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效率的提高通常會導致經濟規模的擴大（以及生態系統中的裂痕加深），而這種擴大是在無視一切環境收益的情況下輕松實現的（這個問題就是著名的“杰文斯悖論”）。

　　和當權派經濟學家一樣（他們本來也是站在同一條陣線的），唯科學主義者承諾解決所有問題并同時保持社會關系原封不動。最具野心的方案包括大量對抗氣候變化的地球工程建議，其目標往往是提高地球的反照率（反射率）。這些建議涉及的方案如：用飛得很高的航空器、艦炮或巨型氣球將反光材料帶入高平流層，從而將陽光反射回去。甚至還有這樣的建議，即創造一種能夠“自動漂浮”和“自動定位”、可以移動到地球兩極上空大氣層的“設計師微粒”（designer particles），來為極地提供“遮陽傘”。此類唯科學主義者活在一個以為技術可以解決所有問題的海市蜃樓中，這個海市蜃樓就連“魔法師的弟子”也沒聽說過。所有這一切設計出來，為的就是擴大對地球的征服，而不是與這顆行星和平相處。

　　生態革命 

　　如果現代生態革命有一個明確的起點，這個起點就可以追溯至蕾切爾·卡遜（Rachels Carson）的《寂靜的春天》。卡遜堅持主張有必要培養一種對于世界和生物的新的“驚奇感”。然而，這還不夠，就像她靠自己的行動——只是沉思生命——想要表明的，還有必要維護生命，這意味著需要積極反對“利潤和生產之神”及其忠誠的信使，我們時代的顯赫經濟學家。

　　（原文標題為：“Capitalism in Wonderland”，in Monthly Review，May 2009；經作者授權發表，限于篇幅，本文略有刪節，并刪除了原文的注釋；作者Richard York系美國俄勒岡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Brett Clark系美國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J.B.Foster系著名生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美國俄勒岡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譯者單位：江西外語外貿職業學院）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