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會——各種勢力的載體

本文被《青年參考》節選

我們可以發現美國等西方國家有大量的基金會，這些基金會都是以各種慈善為目標而運作的，這些基金會掌握了巨大的社會財富和經濟力量，市場上的各種變化、國家政治、意識形態之中這些基金會的影響無所不在，在這里我要說明的是這些基金會是西方各種博弈勢力的經濟載體，如果說在貴族的人的小集團是各種勢力人群的載體，還是一個模糊的維系，那么以基金會為載體的各種勢力的載體就是極其緊密地由法律、經濟和國家武力保障的一個核心機構了。

我們時不時地看到西方的頂級富豪把自己的財產全部捐獻給了以自己的名字設立的基金會，這些基金會是以慈善為目的的，他們將資產捐給基金會而不留給子孫的行為，曾經讓我們很多人得出了他們行為高尚的說法。后來有人提出了他們這樣的做法是為了逃避西方的遺產稅，西方的遺產稅是非常高昂的，可以超過遺產的一半。而這樣的說法實際上也只是說到了一點皮毛，僅僅是避稅的目的，遺產稅也只是避稅的一個方面。我們知道的就是捐贈是免稅的，而對于富豪所捐贈的都不是現金，而是他們的持股等等實物資產，這些資產要變現要高額的所得稅的，就如當初設立公司可能只投資了10萬美元，以后股票價值10億美金，這樣的結果就是你的股票只要轉讓就基本是要納稅的純收入了，而這些資產進入了基金會卻是免稅的，你的收益所得到的避稅利益經常是超過你做各種慈善支出的。所以逃避的不僅僅是遺產稅，還有所得稅，但是問題的核心更深藏不露，不在于怎樣避稅。

對于這樣的基金會，核心問題是基金會的所有者是誰呢？對于西方的私有制社會，基金會的所有權不是國家，還是在私人手里，這樣的基金會都是私人基金，即使是有些基金會名義上是屬于社會公益屬于全社會所有，但是基金會的章程等等是保密的，基金會實際的所有人就是在基金會擔任實際職務的人，這些人的產生有他們秘密的程序不是外界所能夠知道更不是民眾、國家社會所能夠參與。富豪捐助這樣的基金會實際的結果就是基金會還是掌握在這些富豪的后代手里，而這樣的好處避稅只是最直接表面的好處，核心利益不在這里，而是在于保持家族的長久控制。我們歷史上耳熟能詳的著名富豪們的身后，讓我們今天知道的就是他們的基金會的存在。

如果是遺產繼承，繼承人怎樣處置遺產你是難以干涉限制的，而且繼承人經常有紈绔子弟把財產敗光，如果你平均分配你的財富給子孫，你的子孫們越來越多地結果也是導致財產被分割的越來越分散，最后的市場競爭力極大下降，而中國的嫡長子繼承主要財產的做法會給子孫帶來重大利益糾紛，子孫間反目成仇反而便宜了外人，同時也不能保證嫡長子就是最優秀的孩子，會有極大的問題，因此中國有富不過五代的說法。而設立基金會并且設立基金會的運作規則，使得你所有的子孫必須遵守這樣的規則，對于不肖子孫也可以在基金會的層面通過當初設立的規則處理直至剝奪其在基金會相應的權利。而對于自己的子孫，這樣的基金會就是一個社會公社，各種花銷都是基金會支付，是給子孫們建立的一個共產主義社會，而所有子孫的社會影響力也給基金會添磚加瓦，子孫們都在基金會所盡所能各取所需，基金會還可以聘請最好的職業經理人進行操盤以達到利益最大化。因此這樣的機構就是把家族的利益長久凝聚在一起，看似公益事業實際上就是私有，這樣的體制保障了西方的家族富豪勢力可以突破中國富不過五代的瓶頸，家族的財富不會被分散，而且家族的所有成員都必須圍繞這個基金會發揮自己的力量，使得西方的貴族家族可以有長期的影響力。

對于這些基金會，其規則是保密的，其資產也是保密的，即使是某種原因必須要公布的資產，他們的資產價值也是低估很多的，因為他們有極其大量的資產是以取得成本記帳的，比如我們當今拍賣市場的可以上億美元的藝術品和古董，這些貴族家族傳承下來不知道有多少件，就如僅僅中國流落在外的文物能夠上百萬美元的精品估計就是數百萬件這就是多少萬億美元的財富，西方的歷史藝術品和古董價值就更高。這些東西在貴族的基金會那里很多是當年極其低廉的取得的在賬面上都沒有計算什么價值，而對于各種公司、產業的投資也是如此，控制他們的貴族們根本沒有什么富豪榜的頭銜，他們對于基金會的所有不是簡單的以資產所有的方式出現的。同時我們還要認識到的就是你擁有多少資產和你控制多少資產又是極大的不同的，在西方股權分散的情況下，持股5-10%就可以在跨國大公司中發揮決定性的影響，而這些大公司的影響力又是倍增很多的，就如美聯儲是私人機構，有多家核心銀行控股，控制這些銀行的股東基金會對于世界的影響力絕對不是那一點股權的資產價值，是有巨大間接利益的。

因此這些家族基金會的實力是讓世界為之所趨的，這樣的實力卻從來不公開化，我們在富豪榜上所見到的富豪們，實際上是這些勢力面前的暴發戶，金融危機就是真正主宰世界的這些基金會等強大勢力對于暴發戶的“剪羊毛”。因此在金融危機中各種金融、經濟的博弈都是零和博弈，大家都虧損是誰賺取了大家損失的財富呢？就是這些不公開的保密的基金會，也就是這些貴族家族形成的強大勢力。

西方的媒體實際上也是被這樣的基金會們所控制和所有的，媒體永遠沒有針對其老板的言論自由。而基金會也不是上市公司，其資產和經營行為是不公開的，尤其是關于他們的家族性，西方建立的個人隱私不得侵犯的規則，實際是保護他們幕后秘密的潛規則，西方的媒體雖然是有言論自由，但是這樣的“言論自由”是西方的勢力集團制定的，西方媒體沒有侵犯他們“隱私”的權利，西方的媒體言論自由是建立在不得侵犯公民隱私和商業秘密的基礎上的，這些基金會的運作就是“隱私”和“商業秘密”，媒體監督的是新崛起可能與之作對的暴發戶和公眾娛樂所關心的戲子、明星等等，是這些勢力需要控制的政客、公務員和代理人而已，對于這些基金會媒體是宣傳機構不是監督機構，它們的各種政治話語權要通過媒體來影響世界。幕后的主人絕對不是在前臺讓人們關注和緊盯的各類代理人、英雄、明星和暴發戶，而是上帝似的“看不見的手”。

西方社會征收遺產稅，其根本目的不是要他們社會中的這些富豪們真的繳稅，如果是對于富豪們都這樣的稅收掠奪，富豪幾代以后的財產就都歸屬了國家，還有誰會在這樣的國家投資和定居，尤其是那些移民國家，沒有好處的吸引外邊的人是不來的，這樣的結果肯定是要資本外逃的，這些國家吸引外來富豪的移民是他們立國的國策！所以通過遺產稅要調節財富不讓有人在社會食利本身就是給西方老百姓的童話，而他們捐助所有資產的目的是建立服務老百姓和社會的慈善基金會，就更是一個童話。西方這樣的稅收的背后，就是通過制定規則要西方富豪們都建立起來諸如各種基金會的機構，這些機構在本國設立，受到本國的管轄和控制，而設立他的富豪已死，很多規則是不可更改的，也不可能再遷往國外，而且這些機構只要在國內，就是西方國家的財富，成為國家富強的經濟基礎。而富豪在這樣的國家建立自己的家族準備千年傳承的基金會，需要的就是這個國家的強大，以國家的法律和規則給自己的資產和子孫以保障，這也是富豪們所需要的，是對于他們定居的吸引力得所在。其中猶太人在歷史的迫害壓力下這樣的家族性是最強的，而美國的保護政策也使得全球的猶太人的財富永久性的流入了美國，這些財富受國家的保護，反之他們也要影響國家的政權和維護國家的長期強勢，這是一個追求共贏的博弈。

西方的以捐抵稅是一項基本政策，讓基金會募捐進行公益事業，由于各個基金會肯定要把捐款使用到可以發揮最大效用的方向，利用市場和社會的力量調解這樣的捐助的使用，比政府自己的行為的管理成本要小了很多而效益更大，很多捐助的社會效益替代了政府的行為。同時這樣的做法，也是各種勢力參與國內政治的一個關鍵，因為他們的慈善和捐助是要獲得政治資本的，就如中國歷史上的田氏代齊，中國的統治者在發生田氏代齊以后對于富豪的慈善就極其忌諱了，后來的沈萬三捐助修建城墻反而引來殺身之禍，而對于西方社會這樣的行為基礎與中國不同，因為自古希臘以來西方就有民主元老院的存在，中世紀的教會內部也是民主選舉，西方沒有中國這樣的神權集權體制。所以這樣的慈善行為就是西方各種勢力博弈政治資本的游戲規則之一，西方的基金會通過慈善滲透教育、醫療、社會福利等等各個方面，影響了西方社會的主流意識，決定了民主選舉的方向和規則，滲透到了社會的方方面面。

我們看到富豪熱衷設立基金會保持家族的千秋萬代利益，而西方影響世界的基金會的來源卻不僅僅是富豪們的設立，對于西方社會的各個政黨也有他們自己募捐的基金會，是政黨的經濟來源和重要實體，各個政治領袖利用自己的個人政治魅力，也可以在社會捐助下建立自己的基金會，因此形成來源于政治貴族和利益集團的經濟實體，各種帶有政治傾向的基金會；對于宗教更是號召他們的教眾奉獻資產支持教會的慈善基金會，是宗教以其精神影響力合法占有教徒財產的方式，也是宗教活動的經濟來源和宗教影響力的經濟基礎之一。這些決定西方社會的各方博弈力量都建立了代表自己利益的基金會等經濟博弈實體，掌握經濟力量，經濟成為了一個博弈的平臺和力量的來源，因為在西方社會已經建立了以錢為決定力量的社會博弈規則，而不是專制獨裁時代的權決定了，這樣各種勢力就找到了一個在民主競選過程中政治博弈的平臺之外的一個經濟博弈的平臺，而且對于一個國家和社會，經濟基礎更加根本。這樣的平臺的存在，還有一個重要的作用就是促進了西方各種博弈規則的建立和公平，因為金融資本、政客集團和宗教他們的經濟命脈都在同樣的金融、資本市場上同臺競技，他們的勢力彼此限制對方的陰謀和罪惡，維持了博弈的公平和市場的競爭，讓當今社會走向光明。

而操縱這些基金會的貴族家族之間也是廣泛的聯姻、聯盟，使得各個歷史貴族、富豪所建立的基金會之間也是緊密聯系的，為了了一個決定世界的群體，也就是幕后決定世界的人的小集團，他們與政治精英、貴族，宗教領袖等等也是有廣泛的社會聯系，這樣的內部同盟關系是一般老百姓無法知道和進入的，而且西方世界這樣的群體是跨國家國界的，對于東方的新興國家如果你沒有人能夠進入這樣的圈子，實際上你就沒有真正的融入了西方的世界，你與他們是隔著玻璃天花板的，你的崛起改變資源版圖威脅了西方老百姓的生活只是借口，真實地背景是不能威脅這樣一群人的利益，希特勒的興起是他們的利益需要，希特勒的滅亡也是威脅了他們的利益，而蘇聯的社會主義革命讓西方真實恐懼的也是威脅了他們的利益和游戲規則，當今中國的崛起不在他們的規則之內，所以他們要一致的遏制，這個世界是以財富決定為基礎，一切都是為了利益在博弈。

所以對于西方的各個基金會，我們不但要知道其在西方世界的強大經濟實力，也要認識到與他們捆綁的各種政治勢力和人群的力量，他們是各種勢力博弈的一個經濟的平臺，每一個強大的基金會背后均有真正的影響整個國家和社會的強大勢力，基金會是金融資本、政客集團和宗教的載體，承載了金融資本、主權國家和宗教勢力的經濟社會等多方面的博弈，是這個世界幕后決定體系的載體之一。

　　例如：
　　　2005年2月,蔣家與胡佛共同宣布,同意將兩蔣日記暫存胡佛50年,并逐年公開蔣介石日記。目前,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檔案幾乎盡被胡佛收入囊中,2007年11月29日的<南方周末>做了一個與檔案密切相關的專題."蔣宋孔陳四大文檔先后入駐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最為矚目的蔣介石日記已開放到1945年."①從2004年4月,胡佛研究院打開處于保密狀態中的宋子文的19個私人文件箱,到2005年2月16日,蔣介石與蔣經國父子的私人日記轉交至胡佛檔案館暫存50年,并且為2006年3月31日胡佛研究院檔案館正式開放的第一批檔案:同年8月胡佛研究院又得到孔祥熙的全部檔案資料,共計133箱,計劃于2008年春天對外開放.其實為什么中國的四大家族愿意把檔案放到美國的胡佛基金，還有一個更加根本的問題，就是解放后中國所說的“四大家族”的財產哪里去了？雖然在內戰中他們的資產損失巨大，但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他們剩下的資產還是很多的，這些資產也是交給基金會進行管理的，沒有利益淵源是不會把家族秘密交給人家的，由此可見美國的這些實力基金會對于中國的滲透遠不是老百姓所想象的，而且這些基金會以其政治力量，以人權為借口，對于發展中國家也會成為各種貪污腐敗和黑錢的庇護所。
　　
　　　　由此可以看到胡佛研究所對于中國、俄羅斯等國的了解和研究是讓人可怕的，即使是公開的檔案，誰也無法證明是否為了利益的需要被節選、斷章取義或者篡改，由此可以看到這樣的基金會的力量的強大，胡佛基金和胡佛研究所對于中國的了解比中國人還要清除深刻，我們的決策如何能夠趕超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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