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金融道路必須終結
[法]熱拉爾·杜梅尼爾 多米尼克?萊雅 張春穎 譯
2009年第3期《國外理論動態》
法刊《外交世界》200年8月號刊登法國著名經濟學家熱拉爾?杜梅尼爾和多米尼克?萊維題為《難以維系的金融道路》的文章,對日益嚴重的次貸危機進行了分析,提出次貸危機背后隱藏著更深層的因素,即美國經濟失衡不斷加劇、經濟條件不斷惡化但極少數富人卻能越來越富,這導致美國金融泡沫越放越大。文章主要內容如下。
6月14日,八國集團(G8)財政部長會議發布的公報指出:“金融創新對促進世界經濟的發展具有深遠意義。為了保證金融市場的穩定運轉,金融機構必須加強信息透明度和風險意識。”其中的一些字眼聽起來確實頗有分量:發展、金融創新、信息透明。然而,我們也注意到有些詞匯并沒有得到直接體現,如不穩定性、法制監管等。尤其是對于此次美國次貸危機背后隱藏的深層次因素更是只字未提,如美國經濟的失衡不斷加劇。
然而,究其根本,引發此次金融危機的體制因素,除了有效的金融法制監管的缺失之外,還包括美國經濟采取的新自由主義道路。繼凱恩斯主義主導美國經濟近30年后,新自由主義路線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受到美國政府的大力推崇。該路線產生了幾個方面的影響:首先,生產性投資減緩,主要指一些有形要素,如廠房、辦公室、機器設備等。伴隨著生產性投資的減緩,消費需求卻大幅上升。這種情形在過去是從未有過的。這種消費需求的過度增長又導致對外貿易的巨大赤字。最后,說到這些影響,不得不提到美國龐大的國內債務(主要是家庭和金融機構負債)和依靠其他國家填補的美國巨額外貿赤字,這兩項指數都在成倍增長。新自由主義把美國經濟帶上了一條“奇怪”的軌道:大力推行超前消費,不重視生產性投資,主要依賴進口。但是眾所周知,如果沒有其他國家的資金支持,僅憑美國國內金融機構的貸款是無法滿足這種巨大的消費需求的。這種情形本應該引起美國政府的重視,然而結果卻恰恰相反,新自由主義者們仍在大力鼓吹美國在世界經濟增長中的“火車頭”作用及霸主形象。
長期注入信貸
當前世界經濟失衡的加劇與金融危機的源頭既不在法國,也不在英國,而恰恰產生在以霸主自居的美國。主導美國經濟的新自由主義也難辭其咎:本來用于企業再投資的大部分預留利潤被用來償還債權人的利息和支付股東的紅利,而企業用于投資的預留利潤則越來越少。此外,美國大量的對外貿易主要集中在中國、墨西哥和越南等這些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國家,而國內的消費需求越來越依賴進口,可以說,美國已經成為一個“去疆域化”生產的國家。
因此,美國如果想繼續維持本土的物資和服務的消費,必須大量地注入資金。隨著每年國內消費需求的不斷增長,其他國家源源不斷地為其生產出消費物資,而美國本土的生產投資卻逐年減少。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確實需要更多的信貸,這對于自身經濟的發展是非常必要的。而這正是問題的關鍵所在,也回到了問題的出發點:信貸的攀升導致了金融危機的爆發。這種無法維系的金融道路需要不斷用新的經濟刺激手段來維護運轉,然而代價則是負債加重。最終,美國陷入了次貸的流沙之中,欲罷不能。
這里我們還要提到美元在國際金融和貿易中的強勢地位,其他國家的貨幣都是以美元為基準制定匯率的,大家對這種強勢貨幣似乎已經欣然接受。無數花花綠綠的美鈔在世界各地流通,而美國的貿易赤字也隨之增長。外國人用出口到美國的商品換取美元,同時還購買美國的股票、債券、國庫券等,因為他們沒有別的選擇。自從美元與黃金脫鉤以來,吸收美元的途徑便不復存在。按理說,美元與黃金脫鉤會導致匯率的下降,從而促使美國國內的利率大幅度提高。然而,自2000年以來,美國的長期利率依然很低。
就這樣,美國在內外經濟失衡的軌道上越滑越遠。資本持有者和處于收入金字塔最高層的那些人越來越富有,但他們與大眾之間的距離則越來越大。然而,隨著制造業在國家經濟中所占的比重逐漸縮小,整個美國越來越依賴外國的“慷慨施舍”。現在的美國社會存在兩種奇怪的現象:國民經濟失衡加劇的同時,一小部分人卻變得越來越富有;經濟條件不斷惡化的同時,富人的消費開支卻在不斷增加。
那么,為什么美國這么多年來一直奉行這樣一條經濟路線呢?經歷了1982年和1990年兩次經濟危機后,美國經濟的發展實際上得益于信息時代高新技術的支持。先是緩慢而頑強地持續發展,至20世紀90年代后半期開始高速增長。在股市暴漲的四年中,科技股的行情如日中天,達到了歷史最高點:1996年1月2日的納斯達克指數為1053點,而2000年3月10日則達到5132點。借此東風,外資爭先恐后地涌入美國股市。但是不久之后,股市開始暴跌,2002年10月9日的納斯達克指數降到了1114點。
2001年,隨著網絡泡沫的破滅,股市危機進一步加劇了經濟的衰退。網絡經濟從過熱時期進入了過冷時期,甚至落到了讓人談之色變的境地。這時,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介入并按照慣例開始工作:刺激信貸市場。然而,那些非金融性公司卻不愿響應該政策。如果這些公司要借貸,它們并不會在美國本土進行投資活動,而是要進行企業并購或回購自己公司的股票。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更是加快工作進度:為急需現金的各家銀行注入充分的資金并大幅度降息。然而,長期的降息卻加劇了“通脹復蘇”的風險。
美聯儲開出的“藥方” 確實見效了。但是,美國付出了什么樣的代價呢?整個金融行業或該行業的大部分金融機構匆匆涌入巨大的低息市場,而無數的美國家庭則成為信貸消費的主力軍。因為風靡美國的抵押貸款主要用以滿足家庭的消費(如子女教育支出或巨額的醫療費用)和房地產業自身的發展。2000年以后,已經達到頂峰的消費支出開始逐漸放緩腳步。與此同時,隨著房價的上漲,房地產業開始進入黃金時期,美國經濟擺脫了危機。
如今,已經可以看到美聯儲的政策所導致的后果:放松監管的金融機構使無數沒有償還能力的美國家庭負債累累;對外貿易的赤字快速增加,由國外注入的相關資金增長,不斷降低的利率使得那些金融公司更加放心大膽地執行冒險的放貸計劃。
美聯儲的政策與私人金融機構的利益趨同使得美國成功地擺脫了2001年的經濟危機。這里可以總結為以下三點:首先,難以維系的金融道路迫使美聯儲采取了大膽的刺激政策;其次,美聯儲的政策短期內確實奏效,但長期延續卻導致次貸危機的發生;最后,瘋狂的金融救市行動已經脫離了金融系統的正常運行軌道,并將加劇次貸危機。經濟危機與宏觀經濟的走向這兩者之間存在著相互影響的關系。已經負債累累的普通家庭迫使美國如履薄冰地繼續沿著這條危險的道路走下去,最終只能導致國家負債的增長。
雖然到目前為止,“瘋狂” 的金融政策并沒有導致最終后果的產生,但卻延長了其最終爆發的時間,因為美國的這條金融道路早在很久以前就形成了。這并不是貨幣金融主管部門缺乏意識造成的,而應當歸咎于它們在處理問題時仍擺脫不了新自由主義的路線。可以說,新自由主義在這里并不是一個簡單的原則問題,而是一個利益問題;除了對外宣揚的原則外,新自由主義的游戲規則中還包含著許多讓人無法接受,卻又無法侵犯的潛規則。或許在未來的若干年內,我們就會看到最終的結果。
隨著危機覆蓋面的驟然擴大,緊急救援計劃刻不容緩地被提上日程。如今的情況已不同于1929年,我們將會“不惜一切代價” 去拯救金融體系。首先,貨幣政策的水龍頭已經打開:政府已經注入6000多億美元資金,如果需要的話,將來可能還會繼續注入大量資金,因為現在的問題是必須要使崩潰的金融體系恢復正常。但是,僅僅注入資金是不夠的。《全球金融穩定報告》指出:美國的次貸市場由最初尚可忍耐的小毛病最終惡化為整個信貸和融資市場的嚴重病癥,并將對未來美國甚至世界的宏觀經濟前景構成威脅。
短期看來,美國很難避免預算赤字的增長,該數字已經達到整個國家生產總值的2.9%。新自由主義的刺激政策將無法解決對外貿易赤字的增長問題。為美國巨額外貿赤字提供資金的主要是歐洲國家和越來越多的新興國家。由于美元迅速貶值以及這些國家手中掌握著大量的美元儲備,美國經濟已經成為這些外來挑戰者的盤中餐。
跳出規則,見機行事
如何規避上述風險?我們期待著國家的全力介入:拯救金融行業,政府吸收銀行壞賬,提高公共支出,有效監管金融系統(禁止某些對家庭隨意發放貸款的行為,防范金融投機行為)。我們同時期望建立一個有效的企業保護機制,無論這些企業是在美國本土還是在海外。不過,我們很難想象下一屆的領導者是否支持自由貿易和資本的國際流通,這對于美國的跨國公司能否在世界經濟中保持主導作用是至關重要的。
或許新自由主義將會以更加隱蔽、更加謹慎的方式來解決危機,但是它需要跳出自身規則限制,見機行事。2007年《外國投資和國家安全法》規定:美國總統有權限制外國企業在美投資,只要他認為該投資項目可能會對國內安全產生較大威脅。從這種新自由主義的“小把戲”中,我們恰恰可以看到:美國的霸權地位在未來是否能夠站穩腳跟還是一個未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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