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霸權的困境及其走向

黃河 楊國慶 等　

     [內容提要] 20世紀下半葉以來“美元世紀”之說之所以日漸盛行，多半因為當今國際金融體系的許多規則及制度的制定都與作為一種世界貨幣的美元密切相關。冷戰結束后，支持美元濫發的經濟基本面已不復存在，當世界其他國家再也無法忍受美國的過度透支行為而不再愿意借錢給美國并開始放棄使用美元時，美元的信用就會發生嚴重危機，進而可能導致金融市場崩潰和商品價格快速上漲，動搖美元的世界中心貨幣地位，引發美國經濟霸權地位的衰落。與此同時，正在形成之中的美、歐、亞三足鼎立的國際貨幣格局預示著國際金融權力正從“霸權”結構向“均勢”結構變革。

    20世紀下半葉以來的世界很多時候被稱為“美元世紀”，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當今全球市場體系的許多規則和制度的制定都與作為一種世界貨幣的美元密切相關，從而在國際金融領域形成了一種所謂的“美元的結構性權力”。不過，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美元這個曾經使全球市場體系得以建立的基石和將這個體系的觸角延伸至每一個角落的先鋒，可能正在成為動搖這個體系的禍首。
    一、美元霸權
    國際政治經濟學創立者之一的蘇珊•斯特蘭奇認為國際社會主要存在兩種權力：一是聯系性權力，二是結構性權力。聯系性權力指甲迫使乙去做其原本不愿意做的事情的權力，結構性權力則指“形成和決定全球各種政治經濟結構的權力”，世界各國及其政治機構、經濟企業、科學家和專業人員都不得不在這個結構里活動。通俗地講，結構性權力是決定辦事方法的權力，是構造國與國之間關系的權力，是決定政府與人民、國家與市場之間相互關系框架的權力。美國在國際金融領域長期所具有的結構性優勢將保證美元在目前的任何挑戰下具有較大的調整余地。
    二戰后形成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核心是“雙掛鉤”，即美元同黃金掛鉤、其他國家貨幣同美元掛鉤并固定匯率?！半p掛鉤”使美元成為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基本計價單位、支付手段和儲備手段。美元成了世界貨幣，美國成了全世界的中央銀行，美國的貨幣政策左右和影響著世界各國的經濟。
    布雷頓森林體系于1973年崩潰之后，美元不再與黃金掛鉤，固定匯率也不復存在。但美元作為國際主導貨幣的地位并沒有改變，美元在世界經濟中的重要性反而更為突出。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美國經濟金融實力的增強，美元甚至還出現了強化趨勢。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外匯交易及貿易結算中所占比重分別由 1997年的 56％、54％和 58％提高到2005年的65％、62％和65％，形成了實際上的美元本位制。在這種國際貨幣體系下，美國與美元需求國密切聯系并相互對應的對外經濟狀況決定了國際經濟格局的基本框架：作為國際貨幣供應國，美國通過國際收支逆差向國際社會供給美元，逆差擴大，則美元供給增加；反之，逆差縮小，則美元供給減少。相應地，其他國家就整體來看的國際收支順差形成對美元的需求，順差擴大，則美元需求增加；順差縮小，則美元需求減少。短期來看，美元匯率動態取決于美元國際供求動態：供小于求，美元升值；供大于求，美元貶值；供求均衡，美元穩定。是故，美國處于一種微妙的特殊地位。由于美國可以其本國貨幣對外進行支付，故可以用對外輸出美元的方式來保持其國際收支逆差，只要其他國家愿意持有美元，美國就不會像其他國家那樣面臨巨大的平衡國際收支的壓力。這意味著美國獨自享有了國際貨幣的“鑄造稅”（指貨幣所代表的價值與其制造成本之間的差額），這自然會導致其他國家的不滿。
    當然，美元充當主要儲備資產會面臨的一個矛盾是美元供應與美元信用的矛盾。為滿足國際經濟與貿易對國際儲備資產日益增長的需要，必須逐步增加在美國境外的美元數量，而這只有通過維持美國國際收支逆差才能達到。然而一旦美國國際收支出現持續逆差，就會影響人們對美元的信心。這就出現了所謂的“特里芬難題”（因最早由著名國際金融學家羅伯特•特里芬提出而命名），即當美國國際收支處于長期順差時，人們會愿意持有美元，但卻得不到它；而當美國國際收支出現持續逆差時，人們對美元的需求能得到滿足，但此時人們卻因對美元喪失信心而不愿再持有它了。
    顯然，美元本位制下特殊的國際經濟格局具有諸多不公平性，美國處于結構性的優勢地位，而美元需求國處于明顯的不利地位。
    在國際貿易方面，美國通過發行美元來購買別國生產的廉價商品，從而形成高消費，其他國家通過大量出口來彌補內需不足，從而推動工業化進程。這即所謂的“新布雷頓森林體系”。在這種模式中，雖然美國要承受經常性的貿易逆差，但它并不需要付出什么，其國民可以購買到物美價廉的商品，進口商可以獲得豐厚的利潤。東亞國家雖然能持續保持貿易順差，但出口企業只能獲得微薄的加工收入，工人收入低下，從而抑制了國內消費，形成對出口市場的過度依賴。
    在國際投資方面，許多國家將貿易盈余積累的外匯儲備用于購買美國債券，由此產生了三種效應：一是抑制美國利率上升，激發了高消費、低儲蓄，進而強化了美國逆差、其他國家順差的國際貿易格局；二是從需求方面拉動美國金融市場快速擴張，使其在經濟金融化浪潮中占得先機，取得了金融霸權地位，反過來對美元霸權形成有力支撐；三是為美國提供了廉價融資，使其在國際金融資本循環中獲得了無本獲利的套利機會。因為美國債券特別是國債的收益率相對較低，而其海外直接投資的收益率相對較高，因此，雖然美國對外金融凈頭寸為負，卻能獲得凈收益，相當于美國在拿東亞國家的資金賺東亞國家的錢。這使美國的貿易逆差短期內得到資本流入支撐，長期則得到凈投資收益支撐。
    在經濟調控方面，美元總供給分為對內和對外兩部分，由此，美聯儲不僅是美國的中央銀行，也充當著世界的中央銀行。所不同的是：對國內，它擔負著維護美元幣值穩定的天職，根據經濟運行情況調控貨幣和利率；對國外，美元幣值是否穩定則不對其構成硬性約束，它并不主動承擔維持美元匯率穩定的義務，這也正是現行國際貨幣體系與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最大區別。這樣，美元匯率在一定程度上就成為美國貨幣政策的副產品：在國內外美元需求穩定的情況下，緊縮政策推動美元升值，擴張政策造成美元貶值。對于依賴美國商品市場同時又持有較多美元資產的國家來說，美元貶值不僅會使其出口減少，進而減緩經濟增速，還將使其美元資產的本幣價值減少。這樣，它們就無奈地承擔起了穩定美元匯率的任務，被迫不斷地用貿易美元購買美國的金融資產。通過資金回流來支撐美元穩定。
    正因為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國的沉重債務迄今未對其經濟造成負擔，這正如上面所指出的那樣，雖然美國是一個巨額凈債務國，但它不必向世界其余部分支付凈利息和紅利。相反，美國仍享有投資收入的凈流入，因為它所獲得的投資回報高于它所支付的外債利息。
    與此同時，美元作為一種霸權貨幣，也需要美國承擔相應成本，如美國貨幣管理當局必須執行穩定而連貫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必須避免提供清償能力與保證其貨幣信用之間的沖突（即“特里芬難題”）；必須隨時準備作為國際金融危機的最后貸款人幫助國內外的銀行和金融機構擺脫困境；必須具備廣闊、有深度并且不存在資本管制的金融市場，盡可能降低交易成本等。
    相對于需要承擔的成本和責任，美元霸權給美國帶來的政治經濟收益更為巨大。在政治上，美國在制定和執行內政外交時擁有較大的自由度；從經濟利益來看，一方面美國作為基準貨幣的發行國可坐享可觀的鑄幣稅收入，另一方面美國還可以通過操縱美元利率或匯率的變動，無償占有他國經濟增長的成果或者轉嫁本國危機。在聯邦政府經常項目赤字和財政赤字一路飆升的情況下，美國仍能憑借“綠色的紙片”成為國際投資的一方樂土和全球商品和服務貿易的理想目的地。無怪乎有人認為，美國利用美元的這一“溢出效應”濫發紙幣，已使美元成為一種“合法的偽鈔”。
    在過去的60年里，美國從強勢美元政策中獲益匪淺。如果從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角度進行分析就會發現，美國是一個儲蓄率非常低的國家，僅靠本國的儲蓄根本無法滿足經濟快速發展所需的資金。外國人大量持有美元或以美元計價的資產就使美國的資本市場實力雄厚，流動性更強，美國企業和政府可以很容易籌集到資金。發達的資本市場對于美國實現其政治、經濟目標十分有益。例如 20世紀 80年代，美國政府為了與蘇聯進行軍備競賽，大量增加國防開支，發達的資本市場使美國政府十分容易借到錢。同時，世界經濟條件沒有給美元貶值留下太多余地。因為匯率是相對比價，有點類似“零和博弈”，美元變弱，必然有某種貨幣呈強勢。
    通過以上分析，金融霸權對于美國霸權體系形成和護持的重要性可見一斑。美國以其遍及全球的政治軍事優勢造就了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特殊地位，而這種特殊地位又反過來推動了美國在全球的政治軍事優勢進一步加強。對此，羅伯特•吉爾平有一個很中肯的評論，他認為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對國際金融市場及國際金融體系的主宰，對于它同時保持對全球的政治領導地位和國內繁榮非常重要。如果美國在國際金融體系中不是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它原本無法在亞洲打兩場戰爭，無法維持在西歐的強大地位，也不可能在20世紀80年代既保持了龐大防務設施，又沒有大大降低美國人民的生活水準。美國利用它對全球金融事務的主導地位，一直能付得起稱霸所需要的巨大開支，維持國內虛假的繁榮和掩蓋它的政治和經濟實力相對下降造成的后果。
    二、美元霸權的困境
    眾所周知，布雷頓森林體系是建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戰后初期美國工業生產、黃金外匯儲備各約占世界總量的2／3左右基礎之上的。隨著20世紀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西歐、日本經濟的騰飛，美國工業生產和黃金外匯儲備在世界總量中的比例日益下降，到1960年代后期只有1／3左右。各國貨幣供應量日益增加，而美元還是固定地等同于黃金，其他國家的貨幣則與美元維持固定比價，導致黑市黃金買賣盛行，大量黃金流向西歐和日本。與此同時，龐大的軍隊和越南戰爭的拖累，再加上與蘇聯的軍備競賽，使美國的軍費支出日益擴大。1971年初，美國在持續78年貿易出超之后第一次出現貿易逆差。同年夏天，拋售美元勢頭越來越厲害，發展成擠兌高潮，使得美國不得不改變美元與黃金掛鉤的局面。
    美元秩序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之后則保存了下來，并且對美國來說成本更低。美國不再為被迫保持足夠的黃金儲備做出犧牲。只要其他國家愿意持有美元，美國就能夠為了軍事行動和對外援助的政治目的無限制地擴大對外開支，而不會受到國際收支失衡的威脅。世界上所有的資產只要以美元標價，本質上都是美國的資產。當美國政府采取措施使石油以美元標價時，美國本質上就無償占有了世界的石油。美國印刷的美鈔越多，美國資產價格上升就越高。美國企業界可用低廉的匯價進行對外投資，而不會受到支付能力的限制。
    這樣，隱藏在美元背后的貨幣發行基礎不再是可以測度的黃金，而是不可測度的所謂“美國的實力”和信用。換言之，人們之所以相信并接納美元，是因為他們相信隱含在美元中的美國的實力和信用。實力和信用雖可通過全球最強大的美國媒體以及美國偉大的歷史被明確感受到，但卻是一個無法被準確測度的東西，這就為美元超越國界的無限發行提供了可能。
    作為一種潤滑劑，無限發行的美元為全球市場體系的擴張提供了信用基礎。美元的購買力（應注意美元的購買力與美國的購買力并不總是相稱的）通過吸收全球剩余產能支持了全球市場體系的擴張。事實上，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等國在發展過程中所積累的龐大過剩產能都是通過美元購買力而得到吸收的。這不僅支持了這些體系的新伙計的經濟發展擴張，也使這個體系本身的邊界大大擴展。在中國、印度和俄羅斯等國加入該體系后，美元又充當了同樣的角色。各國央行里堆積如山的巨額美元就是全球經濟發展這一歷史路徑的明證。
    然而，中國、印度和俄羅斯等新興國家的加入在讓美元帝國擴張到極致的同時，也使這個帝國出現了深刻的危機。如果說，與美國實際消費能力相稱的美元購買力可以支持日本以及東亞國家的歷史性擴張的話，它卻絕對不足以吸納中國和印度這些巨型國家所制造的過剩產能，要想繼續通過美元這一原有路徑來吸收這些海量產能，遠遠超過美國實際消費能力的美元濫發就成為唯一的辦法。這就是我們正在看到的情況。那些躺在各國央行中的巨量美元實際上已失去購買力，只能被金融投機領域所吸收。美國的購買力因為美元全球通貨的特殊性質被無限放大了。有數據表明，最近10年來，美國家庭的支出一直超過美國家庭的收入。這就是說，美國吸納全球過剩產能的消費能力實際上是通過美國家庭的巨大負債來支撐的。讓美國家庭以負債的方式來消化中國和印度等國數十億人口所制造的而且還在不斷膨脹的產能，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話，至少是難以持續的。
    綜觀美元體系60多年的擴張史，美國的這種不堪重負事實上早已暴露。美元兌日元在20世紀70年代之后的急劇貶值就是同一種危機的早期癥狀，只不過這個危機由于以下兩個原因被有意忽略和掩蓋了。一是美國在冷戰中的勝利，這將美國的軟實力膨脹到了巔峰。在一個貨幣發行已失去可測度標準的時代，不可捉摸的軟實力恰恰是最重要的貨幣發行基礎。二是20世紀90年代在美國發軔并蓬勃興起的新技術革命不僅推動了美國超長的增長周期，也使美國在資本主義內部的模式競爭中獲得至尊地位。這些原因不僅使美元的危機被掩蓋，而且進一步鞏固了美元在全球貨幣競爭中的地位。然而。這兩個因素對美元的支撐隨著時間的推移都在逐漸銷蝕。冷戰結束之后，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外部威脅被消除，體系內部的紛爭和美國模式本身的問題逐漸浮現，美國不再是以前的美國，一直支持美元濫發的經濟基本面已經不復存在。
    因此，美元霸權困境的實質是指美國借助其貨幣的國際信用特權，無所顧忌地發行美元平衡國際收支，當世界其他國家再也無法忍受美國的過度透支行為，不再借錢給美國并開始放棄美元時，美元的信用就會崩潰。倘若伊朗等一系列國家大規模減持美元資產，并改用歐元作為結算石油交易的貨幣，那么美元將面臨急劇貶值的局面。
    從2005年以來的貴金屬價格上漲來看，客觀上已經造成了美元貶值，同時原油價格上漲實際上也等價于美元貶值。包括鐵礦石和石油在內的各種戰略物資價格大幅上漲的趨勢和一些國家加緊儲備稀有金屬的現象已經表明美元貶值為期不遠。事實上，自1991年海灣戰爭以來，美國無節制的經常項目逆差就已經造成了大量的美元儲存于美國之外。2007年美國的經常項目逆差達到9600億美元，由此形成了美元的信用危機。
    當然，美元的信用危機也會通過國際大宗商品市場價格和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向世界其他國家傳導，世界各國都將被迫面對一道兩難的選擇題。各國既無法繼續受惠于這個衰敗的體系，也絕不會從這個體系的崩潰中獲益。
    三、美國金融危機及美元霸權的未來走向
    美國肇始于次貸危機的金融風暴愈演愈烈。繼2008年3月美國第五大投資銀行貝爾斯登因瀕臨破產被摩根大通收購近半年后，華爾街排名前五的投資銀行已經全軍覆沒。雷曼申請了破產保護，美林則被美國銀行收購，而僅存的高盛和摩根士丹利也在壓力之下轉型為銀行控股公司。9月25日是華盛頓互惠銀行成立119周年的紀念日，就在這天，它被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接管，成為美國歷史上倒閉的最大規模儲蓄銀行。這已經不知是次貸危機爆發以來的第幾個不堪危機重負而垮塌的美國金融機構。
    在以往的國際性金融危機中，國際資本的流向都是從邊緣流向中心，即從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市場向美、日、歐等發達國家金融市場流動，日本這種發達國家出現了金融危機，資本則從日本流出到美歐。但是這次金融風暴的中心是在美國，連同歐洲和日本都受到了強烈震撼，這就等同于在世界資本市場的中心刮起了金融風暴。
    這種金融市場的劇烈震蕩，意味著以美元為本位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正在遭受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后最嚴峻的一場考驗。在美元本位制下，美元的國際供給有貿易和金融兩條渠道。在信用貨幣制度下，國際貨幣供應國輸出的貨幣不會像金本位制下那樣長期滯留國外，除少量現鈔外，流出的美元必然要回流美國。根據國際收支平衡表的基本原理，美元的兩類投放渠道必然對應兩類回流渠道，由此形成了兩類截然不同的美元國際循環模式：金融渠道投放、貿易渠道回流模式和貿易渠道投放、金融渠道回流模式。在前一種模式中，美元供給總體上受制于美國的商品供給，超量供給必然造成其國內商品市場失衡，出現通貨膨脹，治理通脹又會造成失業增加和經濟衰退，因此，美國會自我約束美元供給；而在后一種模式中，美元供給似乎能夠自發推動美國消費和負債擴大并由此拉動經濟增長，只要人們對美國經濟有信心，美國就可以采取擴張性經濟政策，無所顧忌地增加美元供給。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曾經說過，美聯儲為刺激經濟發展，在注入美元問題上不存在任何界限。
    但依據貨幣主義等理論，長期而言，貨幣是中性的，短期刺激作用釋放后，就會發生滯脹。當美元超量供給累積到一定程度時，人們就會對美國經濟失去信心，因為美國能夠提供給世界的不再是產品和黃金，而是越來越多的政府債券和其他以美元計價的金融資產。美元的支柱虛擬化了，各國持有的美元不再能夠兌換黃金，只能購買美國的債券和其他金融資產，這不過是用一種紙“換另一種紙”的游戲罷了。這將導致拋售美元資產。這一方面會使金融資產價格下跌，另一方面會使廉價商品的輸入速度下降而購買美國商品的熱情上升，兩者共同作用，會使大量國際美元轉換為國內美元，金融產品需求轉化為實物商品需求，最終導致金融市場崩潰和商品價格快速上漲同時發生。嚴重的話，還會動搖美元的中心貨幣地位，并引發美國經濟霸權地位的衰落。
    可見，美元霸權體系的實質是以一個民族國家名不副實的消費能力（在很大程度上美國的消費能力被美元大大地放大了）吸納人口數十倍于它的其他民族國家的產能，進而維持整個體系的擴張。這是目前美元體系中的一個深刻悖論。這個體系更加深刻的悖論在于美元作為一個民族國家的貨幣，美聯儲作為一個民族國家的中央銀行，雖強烈影響體系內其他國家的經濟，卻無須對此負責。正如美國前財政部長康納利那句著名調侃所揭示的那樣：美元是我們的，問題是你們的。美聯儲的政策以及美元的發行從來就是以美國的國內問題為首要考慮，而由此可能形成的外部性則從來不是他們要考慮的事情。
    在2007年發生的次貸危機中隱藏在全球資本主義市場體系中的這個悖論，以一種經典的方式被呈現出來。當體系內其他國家仍然處于水深火熱的資產泡沫、經濟過熱以及通貨膨脹的時候，美聯儲為了挽救美國經濟卻大幅度降低利率并向市場不斷注入流動性。這其實是將體系內其他國家的貨幣政策推向了深淵。
    因此，現今的美元金融體系本質上是不穩定的，需要“最后貸款人”在發生金融危機時做出最后的融資擔保。美元的全球金融霸權地位決定了美國國際金融政策具有國際公共產品屬性，但美國及其主導下的IMF由于受到美國財政部和華爾街利益集團的支配，在處理美洲以外的金融動蕩時非常不積極，而且即使提供資金救援也附加十分苛刻的條件。美國國內政治的牽制更是加劇了這一局面。美國在享用全球金融市場自由化帶來的更大特權的同時，出于自身狹隘利益考慮，并沒有充分提供霸權國責任范圍內的國際公共產品。“如果最強大的經濟體的不負責任行為以別國為代價追求本國單方面的利益，就不能譴責他國政府也采取保護主義或經濟民族主義措施。”
    美國陷入新一輪金融危機說明，美國金融霸權已經不能完全承擔起維護國際合作與秩序穩定的責任。美國的這種行為在一定程度上激起了全球反西方、反霸權的民族主義情緒。美國戰略家布熱津斯基作過這樣的預言：“有關未來的最大的不確定因素，很可能在于美國是否會成為第一個沒有能力或者沒有意愿運用其實力的超級大國?！痹诿绹鴽]有意愿承擔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穩定責任的情況下，地區主義就會興起，以便為區域提供所需的國際公共產品。
    國際貨幣金融合作是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的題中應有之義，這種合作既可以在全球范圍內由霸權國推行，也可以在區域范圍內由地區主義推行。已有論者指出，在國際貿易領域，區域集團和全球多邊貿易體制屬于“互補性競爭”關系。國際金融領域同樣存在這種“互補性競爭”關系。迪安•庫茲1995年就曾撰文預測世界將分為以美國為首的美洲、以德國為首的歐洲和以日本為首的亞洲三極，將來美國為了與亞洲做生意，將不得不將美元先換成日元然后再購買亞洲國家的商品。按照這種預測，未來形成美、歐、亞三足鼎立的國際貨幣格局將預示著國際金融權力正從“霸權”向“均勢”結構的變革。
    基于以上分析，全球貨幣金融領域公共產品供給不足將使得地區主義供給金融公共產品成為必須，歐元的誕生已經證明了這一點。亞洲貨幣合作的開展已經開始以地區主義方式彌補美元金融霸權提供給亞洲地區的國際公共產品的供給不足。可以預見的是，未來美國金融霸權地位將在亞洲及世界其他地區范圍內不斷地以這種方式受到挑戰。
    （《環球視野》摘自2008年第11期《現代國際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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