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澤克論當前的金融危機

鄭亞捷譯   國外理論動態

　　斯拉沃熱·齊澤克在英刊《倫敦書評》2008年10月9日發表文章，對美國當前的金融危機、政府出臺的救市計劃的本質和美國左、右翼在這一計劃中的立場作出了評論，文章主要內容如下。
　　目前對于金融危機的反應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正如一名當事人所說的：沒有人真正知道該怎么辦。原因是期望值是游戲的一部分，金融市場對于特定干預如何反應，不僅取決于銀行和貿易者在多大程度上信任該干預，甚至還取決于他們認為其他人會在多大程度上信任此種干預。凱恩斯曾經把股票市場比作一場選美，你必須從100多張照片中挑選出一些漂亮女孩，“這不是按照某個人的喜好去選擇所謂最漂亮的，也不是按照一般普通的意見去判斷選擇最漂亮的，我們到了第三層次，也就是我們必須發揮個人智慧去預測一般人觀念中關于美的通常判斷將會是什么？”我們被迫作出選擇而又不具備相應的知識。就像約翰·格雷（John Gray）所說的那樣：我們被迫像有自由那樣活著。
　　約瑟夫·斯蒂格里茨（Joseph Stiglitz）最近在文章中寫道，雖然經濟學家們越來越達成共識，認為任何基于亨利·鮑爾森計劃的救市方案都不可能奏效，但是面對如此巨大的危機，政客們不可能不有所行動和作為。因此，我們只好祈禱這樣一個混雜著各方特殊利益、被誤導的經濟學知識和右翼意識形態的協議，能夠制定出一個在一定程度上奏效，或者哪怕失敗也不至于造成太大損失的救市方案。他說的沒錯：因為市場建立在信任的基礎上（甚至還有對其他人的信任的信任），市場對于救市計劃的反應不僅取決于救市計劃本身的實際成果，還取決于市場對計劃成效的信任。這樣，即使從經濟學角度來看是錯誤的，救市計劃也能成功。
　　自從危機發生以來，布什（George WBush）總統對美國人民的講話內容和“9·11”之后的講話內容有著極大的相似之處。他說美國生活方式正受到威脅，呼吁必須采取迅速和果斷的行動應對威脅。布什兩次都號召美國人民部分地犧牲美國價值（比如保障個人自由、市場資本主義）來挽救危機。
　　面對這樣一個我們無法左右的災難，人們也許常常會愚蠢地說：“不要光說不做!”也許我們一直以來已經行動得太多了，是時候該后退、反省和說點正確的了。確實，我們經常以討論事情代替實際行動，但是有時候我們付諸行動就是為了避免去討論和反思事情本身，比如說迅速投入7000億資金去救市而并非去反思危機是如何爆發的。
　　9月23日，共和黨議員吉姆·邦寧（Jim Bunning）稱美國財政部的這個自1929年大蕭條以來最大的救市計劃是“非美國式的”，一些人必須承受這些損失。我們可以讓那些作出錯誤決定的人承擔自己行為的后果，也可以讓這種痛苦蔓延到別人身上。后者恰恰是財政部長要做的：把華爾街的痛苦分攤給納稅人……這個龐大的救市計劃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它是金融社會主義，它也是“非美國式的”。
　　邦寧是第一個公開闡釋共和黨反對救市計劃原因的人，反對救市計劃的斗爭在9月29日達到了高潮。這些反抗被表述為“階級斗爭”，也就華爾街（Wall Street）對主街（main street，喻意為普通人）的斗爭：我們為什么要幫助這些應該負責任的人，而讓普通人為他們付出代價？這不就是經濟學家們所說的“道德風險”嗎？由于存在保險，有些人可能就會有不道德的行為，但是法律或者其他一些機構會保護他避免任何由此行為引起的損失，這就是風險。比如我買了火災險，我就開始疏于防范火災的措施，甚至在房子虧本的時候把它燒掉。同樣的道理也適用于大銀行，不僅能受到保護避免過大的損失還能繼續保證它們的利潤。
　　救市計劃遭到的批評除了來自保守主義的共和黨人之外還來自左翼，這值得我們反思。在這次事件中左翼和右翼的共同立場就是：鄙視那些通過風險決策獲利又在決策失誤之后受到“黃金保護傘”保護的大投機商和企業經理們。在這一方面，2002年安然（Enron）公司丑聞可以被看作是對風險社會的一個諷刺性注腳。成千上萬失去了工作和積蓄的員工被棄置在風險中，沒有任何回旋余地。但是，那些對風險知情、也有機會對危機進行干預的高層管理者，在破產之前通過將股票和期權套現將自己的損失最小化。因而盡管我們生活在一個需要進行風險決策的社會里，真實的情況是有權力的人在作選擇，相反其他人則處在風險中。
　　如果說這次救市具有“社會主義”性質，那么它也是比較特殊的：不是意在幫助窮人而是意在幫助富人，不是幫助那些借貸者而是幫助債權人。當“社會主義”用來拯救資本主義時，看上去是不錯。問題就在于無法把主街的繁榮和華爾街的繁榮相分離。它們之間的關系是無法置換的：對華爾街有利不一定對主街有利，但是華爾街境況不好則主街不可能繁榮，因此這種不平衡帶給華爾街優先權。
　　反對“再分配”（通過累進稅）的論據是它使富人變窮，而不是使窮人變富。然而，這種看來似乎是反干涉的態度實際上包含了一個支持政府救市的論據：盡管我們所有人都希望窮人過得好些，但直接幫助他們會產生相反效果，因為他們不是能動的生產性要素。惟一需要的干涉手段是使富人變得更富，然后利潤會自動分散到窮人的手里。投放足夠的資金給華爾街，然后它最終惠及主街。如果你希望窮人有創業的資金，不要直接給他們，而是要幫助那些借錢給他們的人。這是惟一的創造真正繁榮的途徑——否則，國家僅僅是把錢分配給需要錢的窮人卻無視創造財富者的利益。
　　這種為富人所作的偽善辯護的邏輯非常容易反駁。問題在于只要我們困在資本主義制度里，就有一個事實：華爾街的崩潰將會實實在在地沖擊到普通工人。這就是為什么民主黨里支持救市計劃的人與他們先前的左翼立場并不相沖突的原因。只有接受了共和黨民粹主義者關于資本主義和自由市場經濟是民眾和勞工階級的事，而國家干預是剝削普通窮苦勞工階級的上層階級的策略這樣的觀點，才會產生立場上的不一致。
　　一般而言，強大的國家干預介入到銀行體系和整個經濟中去并不新鮮。崩潰本身便是這種干預的結果：在2001年，當互聯網泡沫破裂時，政府決定放松信貸政策來刺激房地產市場的發展。事實上，一般來說政治決策決定著世界經濟關系的結構。幾年前，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報道了馬里的所謂國際“自由市場”的真相。馬里的兩大經濟支柱是南方的種棉業和北方的養牛業，因為西方國家殘暴地將相同的規則強加在第三世界國家身上，使得馬里的這兩種產業都陷入了困境。馬里生產的棉花具有很高的品質，但是美國政府用來資助美國棉農的錢比整個馬里的國家財政預算都要多，因此馬里競爭不過也就不足為奇了。至于北部的養牛業，歐盟是罪魁，歐盟對每一頭牛一年的資助達到了500歐元。馬里的經濟部長說：我們不需要你們的幫助、建議以及減少國家干預的互利經濟的說教，只希望你們也遵守你們自己制定的自由市場規則，只有這樣我們的困境才會終結。這時候捍衛自由市場經濟的共和黨人到哪里去了？他們不可能出現，因為馬里的崩潰是美國所謂“本國利益優先”的后果。
　　所有這一切都表明市場從來都不是中立的，它的運作從來都受到政府決策的調控。真正的困境不是“國家是否干預”？而是“什么樣的國家干預”？這才是真正的政治：爭取去界定支配著我們生活的條件。關于救市計劃的辯論關系到我們的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基本特征，甚至正在動員起階級斗爭的幽靈。正如很多真正的政治議題一樣，這是超越黨派的。沒有普適的純客觀專家立場：每個人都必須作出政治決定。
　　9月24日，約翰·麥凱恩（John McCain）暫停了他的選戰前往華盛頓，宣布應該擱置黨派爭議。這一舉動是否表明為了解決關系到民眾現實的難題，準備結束黨派政治？當然不是，這僅僅是一個“麥凱恩前往華盛頓”的時刻。確切地說，政治是力求界定所謂的“中立”區域，這也是為什么麥凱恩的超越黨派的建議仍是純粹的故作政治姿態、披著非黨派外衣的黨派政治，有著把自己置于普遍非政治立場上的急切企圖。還有什么情況會比“黨派政治”拼命給自己罩上非黨派面具更糟糕的呢？比如把自己放置在一個全民代言人的位置，然后通過把對手刻畫為特殊利益的代言人進而達到貶低對手的效果。
　　這就是奧巴馬為什么拒絕麥凱恩提出的推遲第一次總統辯論是正確決定的原因，他進一步指出金融驟變的現狀使得兩位總統候選人關于如何處理危機的政治辯論顯得更為迫切。在1992年的總統大選中，克林頓靠“笨蛋，這是經濟問題”競選口號獲勝。現在，民主黨需要一個新口號：“笨蛋，這是政治經濟問題！”美國需要的不是更少的政治干預，而是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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