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化：貨幣恐怖主義—美國的另一種隱形武器

（美）史密斯 范曉璐 任國軍編譯　

貨幣武器

當全世界的眼睛都盯著所謂“反恐戰爭”及各種具體形式的恐怖主義行為時，卻很少有人注意到“美元化”這一秘密貨幣武器的擴散，這種擴散造成的后果遠比任何貿易協議都嚴重得多。不僅拉丁美洲逐步屈從于美國的貨市統治，其他一些力量薄弱的國家，如新獨立的東帝汶，也正被迫“美元化”。
即使在美國，美元的貨幣（信用）創造也不是民主決定的，而是屬干私人銀行家和美聯儲的權力范圍。在國際上，“美元化”和其他貨幣武器完全剝奪了其他國家的信用創造權力，而將這種權力完全置于美國私人金融部門的控制之下。“控制貨幣供應就等于控制了所有人的商業活動和行為”。如果這句話是真的，那么一旦“美元化”開始蔓延，廣受爭議的自由貿易協議就幾乎不再需要了。貿易協議必須通過民主議程，并常常伴有爭論和公眾抗議；而“美元化”可以在沒有或很少有此類爭議的情況下起到協議所起的作用。
“美元化”受到的關注之所以比較少，是因為它不同于國際貿易協議，外國政府可以在未征得美國同意的情況下就實施“美元化”，而且這些國家也常常在未取得本國大多數人民同意，甚至在大多數人民根本不知情的情況下實施“美元化”。很多國家認為自己是被迫“美元化”的，只要它們不遵從占統治地位的貨幣制度，投機者最終都會攻擊它們的貨幣。這一觀點似乎有充分的依據，因為在過去十年間，除了那些與國際市場隔離的國家，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貨幣都曾遭受過投機者的攻擊。
從這一角度來看，投機者就像一支軍事部隊，向外國貨幣或貨幣體系開戰，竭盡全力與之搏斗直至取得最后勝利。就像美國支持的軍事力量一樣，他們擁有比對手更多、更有力的武器。在冷戰時期的軍事行動中，美國支持的軍事力量往往能獲得最有力的武器，可以不斷攻擊敵人直至對方放棄抵抗。華爾街的各家公司以及具有同等實力的歐洲公司）發動貨幣攻擊時的情況，也同樣如此。鼓動投機者進行投機行為的大公司，比許多國家的中央銀行都有機會獲得更多的美元（或歐元等其他堅挺貨幣）。不要忘記，美元是國際貨幣體系的關鍵，是支撐大多數外國貨幣的“儲備”。因為能夠很容易地獲得大量世界上最有力的貨幣武器，華爾街的各家公司一旦發起貨幣進攻，大多數情況下都能迫使外國貨幣崩潰。
面對占有壓倒性優勢的投機者的攻擊，如同面對占有壓倒性優勢的軍事行動一樣，許多國家都會逐步放棄抵抗，走上“美元化”的道路以消除貨幣沖擊的威脅。這一趨勢具有強烈的喪失主權的意味，但是這種不可逆轉、不斷加劇的現象卻被貼上了“全球化”的標簽。

不受控制的資本流動造就了貨幣武器

要理解這種新趨勢，就需要回顧一下上世紀國際貨幣體系的歷史，以把握整個事件的發展脈絡。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國際貨幣體系以及國家之間用于進行跨國貿易、金融合作的貨幣機制發生了深刻變化。其中，最著名的變化莫過于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締結，該協議促成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誕生。
想要弄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究竟造成了什么影響，我們不妨看一看經濟大蕭條之前的貨幣體系。大蕭條之前，許多國家都采用金本位制，它們的本國貨幣由儲存在中央銀行的黃金儲備支持，紙幣能兌換黃金。這就像在羅馬時代一樣，任何有權取得最多黃金的人都能進行最大的投資，獲取最多的外國資源，而這往往由擁有最大力量且最渴望運用這種力量的人來實施。這一體系使在南非發現黃金的英國一躍成為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主要軍事經濟力量。
進行國際貿易的任何國家，都希望本國貨幣相對貿易對象國貨幣的匯率能保持穩定，或者在可預期的范圍內變動，而不是大幅度波動。金本位制為穩定匯率提供了途徑，因為每一種貨幣都能兌換成單一的公共商品——黃金。在經濟大蕭條發生之前，金本位制使資本能夠在國家之間自由流動，從而保持了匯率的相對穩定。但它的隱患在于，一國的中央銀行或政府無法輕易通過改變本國貨幣供應量的辦法來解決國內失業、物價膨脹等問題，因為貨幣供應已由黃金流動固定下來。同樣，金融恐慌也更容易導致貨幣系統的崩潰，如果所有人都涌入銀行將貨幣兌換成黃金，整個銀行系統將遭到毀滅性破壞。
基于此類種種原因，大蕭條之后許多國家都棄用了金本位制，但這同時也意味著無法確保國家之間匯率的穩定。經濟大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使人們意識到，在棄用金本位制的情況下，有必要締結國際協議來創造一個更穩定的國際貨幣系統，為每種貨幣提供新的支持體系。于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誕生了。
戰前大國的經濟基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遭到摧毀，美國成為戰后主要的經濟力量。金本位制棄用后，世界各國采用美元標準、以美元的價值支持各種貨幣的價值似乎是明智的做法；美元則與黃金掛鉤，每35美元兌換1盎司黃金。這就是所謂的可調整固定匯率制，設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目的就是管理這一體系，并在必要時填補漏洞。
在可調整固定匯率制下，許多國家都持有美元、美國政府債券和黃金來支持本國貨幣，使本國貨幣的匯率相對美元保持固定。各國中央銀行以固定價格用黃金償還美元債務，黃金則被儲存在著名的諾克斯堡。只要美元的需求量相對其他貨幣的需求量保持相對穩定，二者的匯率就能保持穩定；同時，布雷頓森林體系還限制跨國資本流動和跨國投資，從而減少因投機性資本流動造成的貨幣供求量大幅變動，以保持匯率穩定。能夠改變一國貨幣相對需求量的唯一因素就是嚴重的貿易失衡，也就是一國進出口貿易發生大幅度失衡。例如，如果一個國家從美國的進口量遠遠超過對美國的出口量，它對美元的需求就會超過美國對該國貨幣的需求。如果要保持需求平衡，該國可以將本國貨幣貶值，或者通過出賣黃金、借貸等方式取得美元。如果出現暫時性的大額度貿易赤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可以出借美元以穩定赤字存續期間該國貨幣的價值。但是，如果持續出現赤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就會建議該國貨幣貶值。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只要收支平衡不受太大影響，一國仍能對本國的國內貨幣政策施加控制，而且資本控制也可以使各國免受過度投機的危害。
布雷頓森林體系這一穩定的機制是被兩個因素破壞的，一是美國在冷戰期間不斷擴張的軍事冒險，二是世界范圍的石油緊缺（貫穿整個70年代的石油危機）。這一切從根本上改變了20世紀貨幣體系的基礎。之后，許多幾十年來已深受軍事危害的國家再次遭到猛烈的貨幣沖擊，使既有貨幣體系的動蕩達到極點。我們甚至可以說，早先的軍事行動為后來的貨幣沖擊埋下了伏筆。
要從這個角度理解貨幣沖擊，我們需要回顧布雷頓森林體系是如何崩潰的。20世紀60年代，美國在“反共戰爭”的思想指導下，花費大量金錢資助國外的各種軍事行動。在越南和其他行動上花費的大量軍費使美國持續出現巨額貿易赤字，急劇增長的國外美元供應超過了美國國內的黃金儲備。1971年，尼克松總統被迫放棄黃金價格與美元掛鉤的做法。隨著美國國外軍事行動的日益頻繁，美元相對黃金不斷貶值，國際貨幣體系受到嚴重干擾，隨后不久可調整固定匯率體系就完全崩潰了。此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應該宣告解散，因為可調整固定匯率的崩潰已經使該組織無法完成最初創設時的任務。
這時，石油輸出國組織開始出現在世界舞臺上，給全球帶來石油價格危機。因為石油價格持續走高，許多大國對中東國家出現巨額貿易赤字。人們爭奪的對象從黃金變為石油。這樣看來，金本位制消亡后似乎該轉而以石油為標準決定貨幣價值。石油危機和美國軍費開支的增長，促使資本流動控制開始解體：放松資本流動控制，西方國家就可以利用從獲取巨額石油利潤的石油輸出國組織國家流入的資本，平衡因貿易赤字造成的貨幣流出。
大量所謂的“石油美元”涌入西方國家，在缺乏資本控制和黃金衡量標準的情況下，許多金融機構向拉丁美洲國家出借美元貸款以獲取高額利潤。有趣的是，出借給拉丁美洲的貸款大部分都被用于資助親美政權購買武器，進行“反共戰爭”。美元供應和石油危機范圍的擴大導致了嚴重的通貨膨脹。二十世紀70年代末，美聯儲決定盡可能抬高利率以吸收美元，導致美元供應大幅度減少。許多拉丁美洲借款國的利率都是可變浮動利率，利率抬高就迫使它們拖欠美元貸款。
拖欠貸款的威脅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重生提供了契機。雖然布雷頓森林體系在越戰期間崩潰之后，它已無法實現最初設立時的目標，但在整個國際貨幣陷入無體系狀況的今天，它又轉變為新的管理實體。為了防止因拖欠貸款引起的金融恐慌擴散到西方，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開始為貸款人提供報告，幫助西方國家債權人減少因拖欠貸款帶來的風險。
在今天缺乏統一國際貨幣體系的情況下，人們對以自由進行資本流動，對經濟落后的國家持續發起投機攻擊。更糟糕的是，這些國家負有大量美元債務，其中大部分源自“石油美元”。很明顯，一旦西方國家的大銀行在這些國家的投機活動陷入困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都會支持西方國家。資本流動控制的消失使發展中國家的大部分人民陷入了一種十分不利的境地。在過去十年里，這種“無體系”狀況導致了一系列突如其來的貨幣沖擊，并致使墨西哥以及亞洲、拉丁美洲許多國家的貨幣體系瀕臨崩潰。貨幣體系一旦崩潰，受影響國家的人民將很快變窮；如果這個國家還背負著大量以美元計算的外債，情況將更加糟糕。此時，正常引進的經濟政策反而會導致貧困率和失業率持續增長，或使人們工作所得的報酬低于貧困線標準，或使該國不得不以極低價格將自然資源出賣給西方國家。
二戰后穩定的國際貨幣體系為何會如此倉促地終結？從社會角度來看，最簡單的答案就是：控制這一體系的權力集中在極少數人手中，而這極少數人恰恰從這一體系的缺憾之處得到了利益。

貨幣武器攻擊案例剖析

在經濟大蕭條前的金本位制下，匯率是自動固定的，投資資本的流動也相當自由。但是，各國很難通過控制本國貨幣供應量的方法來幫助實施國內政策，除非它們能挖到更多的黃金。二戰后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匯率變為固定匯率，各國有一定能力調節本國貨幣供應來幫助實施國內政策，例如降低失業率、控制通貨膨脹等。但是，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之后，資本流動幾乎就不再受到控制，許多較小的經濟體試圖將它們的匯率與美元掛鉤。對大多數小國家而言，美國不僅是最主要的貿易伙伴，而且它們想從美國投資者那里吸引資金，這就需要它們的貨幣相對美元保持穩定。然而，華爾街的攻擊使這種相對穩定變成了一種災難；時不時沖擊著這些小國家。讓我們看一看這一切是怎么發生的。
假設我們是一個名為奧茲雷特的國家的中央銀行，本國貨幣為奧元，并以1奧元兌換1美元的匯率與美元掛鉤。我們發行、回收貨幣的方式與美聯儲完全相同，即如果我們想向銀行系統發行更多奧元，就要進入開放市場購買美元或美國政府證券。美元或證券的出售方獲得了奧元，又有新的奧元進入奧茲雷特銀行系統。
同時，隨著資本的自由流動，一些美國投資者開始在奧茲雷特國全力買進股票和債券，使更多美元流入奧茲雷特國。奧茲雷特政府、銀行、商人也可能借入美元，因為美元的利率較低，而且便于他們進行國際交易。隨著時間的推移，從美國銀行借來的美元數額逐漸變得十分巨大。西方投資者和世界銀行也鼓勵奧茲雷特國借入更多貨幣進行基礎設施建設以趕上西方發達國家的水平，奧茲雷特國的美元債務達到頂點。
有一天，一個名叫吉米、剛從哈佛取得MBA學位的25歲聰明小伙子進入華爾街一家名為貝特斯的大型公司工作。他聽到傳言，奧茲雷特國一些本地人正要求獲得土地權力和更好的工作條件。吉米找到他的老板，說奧茲雷特國將出現動蕩，會影響公司的潛在利益。他說：“我們應該賣出在那里的投資。事實上，我們不僅要賣出在奧茲雷特國的股票，還要拋空奧元，因為我們估計奧元將相對美元貶值。”把一種貨幣拋空意味著貝特斯公司將締結賣空協議，在未來某個時間以現在的價格出售貨幣——即1奧元賣得1美元，這樣他們就不會虧損。如果奧元沒有貶值，他們不會有任何損失；而奧元一旦貶值，比如1奧元僅能兌換0.5美元，在約定的未來期限他們就能用0.5美元購進1奧元，再根據原先的“拋空”合同以每奧元兌1美元的價格賣出。
吉米的老板根本不記得什么奧茲雷特國，他只會首先盤算發起這次貨幣沖擊能得到多少金錢，然后說：“真是個好主意。”就這樣，貝特斯公司賣出了它在奧茲雷特的股票，并訂立了拋空奧元的協議。其他投資者看到這一狀況，心想：我最好也在虧損前賣出在奧茲雷特的投資。貨幣攻擊一旦發起，只會產生兩種結果：該貨幣保持原價或貶值。對投資者而言，抽出投資無疑更加保險，而且潛在利益也驅使他們拋空奧元。作為奧茲雷特的中央銀行，我們當然想支撐本國貨幣的價值，讓投資者們相信與美元掛鉤的匯率能夠維持下去，因此我們實際上成為很多拋空合同的對價方。奧元相對美元的需求突然間急劇下降，中央銀行為維持奧元價值，唯一的辦法就是用本國的美元或債券儲備在開放市場買進奧元，以抬高奧元的需求量。
但是，如果貨幣沖擊長時間持續下去，美元儲備無疑會被耗盡。在買進奧元以維持其價值的同時，我們也把它們從貨幣供應體系中回收。如此一來，奧元的貨幣供應就會急劇縮減，利率上升，投資減少，失業率也達到頂點。各地紛紛爆發動亂，但我們無能為力，因為為了保持奧元價值的相對穩定，我們不得不用盡所有的美元儲備，而且政府所欠的貸款都是以美元計算的。貨幣沖擊仍在持續，不久，所有的美元儲備告馨，奧元貨幣的供應縮減和利率攀升達到最高點。這種利率差以及奧元與美元1：l的匯率，將促使新型投機行為的發生，進一步耗竭我們的銀行儲備。此時，我們無法繼續維持與美元掛鉤的匯率，不得不使貨幣貶值一半，以便用一個更合理的奧元供應體系彌補巨額虧損的銀行儲備。華爾街贏得了這場戰爭！最早煽動發起這次貨幣沖擊的吉米，在我的國家從事了純粹投機行為。他將因這次貨幣沖擊得到晉升，而這又會鼓勵他尋求更多機會以沖擊別國貨幣。
這就是為什么1994年的薩帕塔民族解放軍起義能夠最終導致墨西哥的比索危機。這聽起來和冷戰時期被稱為“反共戰爭”的軍事打擊不是很相似嗎？這種情況一旦發生，我們就將面臨貨幣貶值、通貨膨脹、利率增高、進口價格上漲、失業率升高，以及公眾對政府的不滿。更糟糕的是，如今奧茲雷特負有巨額美元債務，債務數額甚至是本國經濟總量的兩倍。此時，奧茲雷特政府要么拖欠借款，要么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出面幫助“重建社會”，以此來清償債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過去的二十多年里確實也起到了這方面的作用。通常，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協助意味著削減社會商品支出，將更多資金用于償還超過本國經濟總量兩倍的債務；或者通過更多的出口貿易、吸引外資來獲取美金清償債務。其結果常常是以極低的價格向外國出售勞動力或自然資源。

美元化——美國的隱形武器

從上文所舉的例子中可以看出，對發達國家而言，由于這些國家大多是工業國，在資本自由流動的情況下，它們可以讓本國貨幣的匯率在有限范圍內浮動。但是，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卻可能造成巨大影響，這些經濟較落后的國家常常把本國貨幣與美元掛鉤，以防止因投機行為造成匯率的過度浮動。如此一來，這些國家的中央銀行只能運用貨幣政策調整匯率，而這在面臨嚴重的國內問題時卻起不到太大作用。國內一旦發生動蕩，投機者就會借助華爾街的強大實力發動貨幣沖擊，緊接著貨幣就會急劇大幅度貶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貨幣緊縮措施也將隨之而來。此外，華爾街對這些國家所依賴的儲備貨幣的信用創造擁有最終控制權，這使得一旦發起貨幣沖擊，華爾街總能取得最終勝利。盡管主流經濟學界已經認識到了這一問題，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仍拒絕承認，可能是因為一旦承認這一點，華爾街就會成為最大的受害者。
面對這一殘酷現實，以及以美元計算的巨額債務、隨之而來的美元資本流動需求、華爾街投機行為所造成的經濟衰竭，許多國家的政府只有放棄抗爭，讓華爾街為所欲為。它們放棄了維持本國貨幣的所有希望，將貨幣決策權全部交給了美國。這些國家漸漸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建議的那樣同意實施“美元化”，也就是說，放棄它們本國的貨幣，而以美元作為官方貨幣。這樣能夠解決固定匯率問題，永遠阻止華爾街投機沖擊行為所造成的貨幣貶值。但是，對這些國家而言，“美元化”也需要付出巨大代價：喪失貨幣政策主權，因為它們的貨幣都是“美國制造”的。不斷增長的勞動力和環境保護需求，就像真空吸塵器一樣會立即將交易媒介吸空，只留下巨額債務。決定未來經濟命運的交易媒介的控制權，如今掌握在美國銀行系統和美聯儲手里。隨后，美國銀行可能會支配這些國家的銀行系統，進而影響它們的政府。這是一條通向災難的單行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華爾街推動“美元化”的方法，就是要從其他國家的這種困境中獲取巨大的利益。
（《環球視野》摘自2008年第10期《軍事廣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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