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經營報 作者：梅新育
2008年2月中國CPI同比上漲8.7%，通貨膨脹儼然已經躍居政府經濟管理部門要對付的頭號大敵。然而，置身于這個全球化的經濟體系中，無論我們的政府部門如何恪盡職守、盡忠竭力，也無法完全消除來自外部的沖擊，僅僅依靠我們自己國內的努力，并不足以消除通貨膨脹的根源，我們在努力遏制通貨膨脹的同時，也需要做好應對持久通貨膨脹的準備。
全球普脹
把眼光投向更加寬廣的天地，我們可以看到，不僅在中國，在整個世界，無通脹經濟增長都已經成為過去，通貨膨脹壓力正與日俱增。
在各類商品中，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尤為引人注目。2005年1月3日，路透社商品指數、道瓊斯商品指數分別為1571.30點、143.153點；到2008年3月11日已分別上漲到2933.10點、216.33點。在大宗商品中，又以能源、糧食等基礎商品的價格上漲最為突出，能源、糧食價格上漲也因此被視為這一輪全球性通貨膨脹的“元兇首惡”。那么，這些商品的價格能夠在較短時間內止升回跌嗎？答案是不太可能。
在初級產品領域，價格上漲是供求基本面因素和投機資本炒作共同作用的結果。以石油為例，在需求方，進入21世紀以來，世界石油消費迅速增長。根據國際能源署各期《石油市場報告》提供的統計數據，2000年～2007年全世界石油日需求量依次為7620萬桶、7740萬桶、7803萬桶、7921萬桶、8214萬桶、8375萬桶、8450萬桶和8592萬桶。盡管發達國家仍然是石油消費的主力，但發展中國家需求增長更快，特別是中國石油日需求從669萬桶增長到758萬桶，增幅最大，以至于“中國需求”成為這幾年國際炒家們嘴里推動油價上漲的最強勁炒作題材之一。這種說法流傳之廣，英國《經濟學家》雜志2005年的一篇封面文章也借助“alcoholic”（酒鬼）生造了“The Oiloholics”（姑且譯作“油鬼”）一詞，用以形容中美兩國的石油需求，并聲稱除非這兩個大國抑制他們的胃口，否則油價還會上漲。根據國際能源機構（IEA）3月11日發布的預測，今年全球日均原油需求量為8750萬桶，比去年日均需求量高170萬桶，增幅2%，需求仍在繼續增長。
在供給方，雖然這一輪油價暴漲以來石油開采和生產投資已經大幅度上漲，但新油田投資從投入到產出的周期通常要3到10年，90年代的投資欠賬幾年之內還無法彌補。而且，新發現的油田主要分布在北極、深海之類開采條件惡劣（也就意味著開采成本高昂）的地區，油價上漲還刺激了產油國政府、國際石油公司、產油國地方勢力圍繞石油收入的斗爭欲望，政治性風險已經顯著上升。這一切增加的成本最終都會體現到價格上。
在糧食領域，聯合國糧農組織2月份發布的報告預計，全球糧食庫存將下降到1982年以來的最低點；美國農業部3月11日發布的農產品需求預測報告也預測，2007年～2008年度美國小麥期末庫存將下降到2.42億蒲式耳，為60年來最低；這種庫存狀況對糧價的影響可想而知。雖然美國農業部預測美國今春硬粒小麥種植面積有望增加200萬英畝，全世界今年小麥產量可望增加8%；問題是除了人的消費之外，生物燃料的生產腳步還停不下來。僅在美國一國，按美國農業部預計，未來幾年內美國1/3的玉米產量將用于生產乙醇燃料，而2002年該項比例僅有11%。雖說不少國際社會輿論嚴厲抨擊這種“汽車與人爭糧”的現象，呼吁5年內禁止發展生物燃料，但山姆大叔素來無視國際規則，而發展生物燃料在美國已經成為“政治上正確”的行為。而且，不管是在美國還是在某些發展中國家，希望創造政績（同時謀取經濟私利）的官員們、企圖從中大撈一把的商人們既然已經投入這個領域，他們就絕不會半途而廢，短期內不可能罷手。
美國經濟衰退被許多人視為抑制能源等大宗商品需求的重大因素，這確實不假，問題是來自其他市場的需求增長能夠彌補美歐需求增長的減緩，從而支持大宗商品價格經受住美國經濟衰退的考驗。除了消費之外，依靠制成品出口而獲得大量貿易盈余的國家自不待言，那些石油輸出國也要運用他們的石油收入開展大規模投資。前幾年海灣國家已經成為全世界工程承包商的樂土，他們業已開始的大規模投資工程要繼續完成；俄羅斯之類石油輸出國在用石油橫財還清以前的債務之后，也要大舉投資建設，僅俄羅斯國內道路系統更新重建就計劃投資數千億美元。
在制成品領域，通貨膨脹壓力的上升與中國國內勞動力等成本的上升有關。上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之所以能夠出現長達10余年的無通脹經濟增長，關鍵是中國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參與了國際生產，廉價的“中國制造”滾滾涌入西方市場，有效地遏制了西方國家通貨膨脹的上升。然而，時至今日，“中國制造”的免費午餐終于要告一段落了。此前“中國制造”低成本的關鍵在于農業部門存在大量剩余勞動力，在嚴酷的就業競爭中，他們愿意接受低工資。同時，中國的土地等成本也相當低（與西方相比）。然而，在快速的工業化進程中，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正日益逼近耗盡的轉折點（發展經濟學稱之為“劉易斯轉折點”），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等部門前兩年走訪中部地區幾個民工輸出大省的眾多鄉村，感覺其人口結構猶如經歷了戰爭，見不到19歲～39歲的壯年男人。加上政府開始重視改善民生和收入分配，中國工資水平開始顯著提升。與此同時，土地等其他要素成本和進口原料、能源價格也在快速上升，導致中國出口商品成本上升。2007年12月，中國出口價格同比上漲6.6%（進口價格同比上漲8%）。
而且，“中國制造”成本上升的影響無法被印度、越南等其他發展中國家生產和出口的增長所抵消，這是因為除印度之外其他發展中國家人口和勞動力規模遠遠小于中國，而印度在識字率、基礎設施、政府行政效率等對制造業發展至關重要的方面遠遠落后于中國，且該國這些領域的相對落后深深植根于其文化傳統、政治和經濟基本制度，不可能輕易扭轉。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判斷，世界制成品價格上漲的趨勢并非短期現象，而將是未來10到15年內我們必須面臨的現實。
流動性過剩難遏制
進一步深入考察，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中國國內還是在國際上，通貨膨脹壓力加大很大程度上不過是流動性過剩的表現而已。過多的貨幣追逐過少的商品和資產，通貨膨脹隨之來臨。而世界性流動性過剩，又源于此前幾年西方國家的寬松貨幣政策：特別是日本銀行的零利率，以及2001年1月到2003年6月美聯儲連續降息13次。盡管前兩年發達國家金融當局一度加息，但次級債按揭危機之后的救市舉動導致金融市場流動性劇增，美、歐、日等國中央銀行向市場注入了數以千億美元計的資金，日本銀行的加息行動恐怕也因此而不知要等到猴年馬月。他們的大規模注資和降息行動一方面間接擴大了最終需求，另一方面直接增加了商品市場上投機資金的供給，而投機資金的炒作正是將大宗商品價格推高到驚人水平的罪魁，中東局勢動蕩、氣象災害等又給他們提供無窮無盡的炒作題材。就中國而言，流動性過剩直接源于外匯占款渠道的基礎貨幣發行過多，而外匯占款居高不下的原因是世界經濟失衡，中國國際收支雙順差居高不下，中國貿易順差（在另一個方面就是美歐對華貿易逆差）居高不下很大程度上又是美國財政赤字居高不下的反映。要解決通貨膨脹的根源——流動性過剩，需要中國和美歐中央銀行、財政等經濟部門開展更加廣泛、深入、公平的協調，但經濟政策的國際協調從來就困難重重，這也就意味著我們在可預見的未來還不能夠指望通過國際協調根治通貨膨脹。
所以，與其單方面寄希望于有效降低通脹，不如做好兩手準備吧！
（作者為商務部研究員，本文僅代表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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