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看一本名為《五分一毛——聚焦美國福利改革之弊》的書。該書可以說是美國學者埃里倫奇關于美國服務業勞動者工作、生活狀況的調查報告，是中信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翻譯本。該書揭露了資本主義之弊。而新自由主義的所謂福利改革，則更充分地表現了資本主義對勞動者的剝削壓榨，更充分表現了資本主義之弊。該書封面后邊的出版說明講，“當越來越多的媒體及作家將目光聚集在華爾街的億萬富翁和硅谷里迅速崛起的新富階層時，`貧困'在這個富庶的國度里似乎無跡可尋。”這說明，美國資產階級媒體掩蓋事實真相，它們也是力圖通過描繪資本主義的所謂盛世景象來掩蓋資本主義剝削，掩蓋這剝削必然產生的貧困。而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和哈美者一樣，充當美國資產階級媒體贊頌聲的傳聲筒，贊頌美國資本主義，掩蓋美國的貧困、腐敗等問題，并要中國更全面、更深入地走美國資本主義道路。按他們的意思，只有走美國的道路，就能解決我國貧窮、腐敗等問題。

　　據該書介紹，其作者芭芭拉·埃倫里奇為美國“職業作家與專職撰稿人，為《時代周刊》、《哈潑斯》”等“全球極富影響力的刊物撰寫文章”。埃里倫奇作為美國“最高層的20%”的人，想認識“最底層的20%”的人的工作、生活狀況(《五分一毛》第182頁)，為此進行底層勞動者工作、生活的體驗和調查。這種體驗和調查是在2000年夏結束的(《五分一毛》第182頁)。即她從事低層勞動者狀況調查的時間，正是在1990年代末克林頓任總統的第二任時期。

　　民主黨人克林頓這8年總統任期里，延續了共和黨人里根任總統時開始的大規模向工人階級生活水平進攻，削減社會福利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民主、共和兩黨本質都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政黨，所以政策大同小異)。削減社會福利的所謂“理由”是：貧窮是你自己的錯，不應由社會來負擔;削減社會福利既基于前述理由，還宣揚，削減社會福利將使懶惰的窮人努力尋找工作，通過就業擺脫貧窮。這“理由”里，資產階級剝削是勞動者貧窮的根源被掩蓋了。這“理由”還要勞動者安心接受剝削以及剝削帶來的貧困，不要反抗(因為這“是你自己的錯”)。而遍及美國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參加者則不相信這“理由”，他們喊出是1%的人造成99%的人的貧窮。他們不相信自己的貧窮是自己的錯，是那1%的人剝削壓迫造成。占領華爾街運動參加者揭示了美國1%的人與99%的人的利益對立(本質上是美國資產階級與美國勞動人民的對立)，而我國的哈美者不敢揭示美國1%的人造成99%的人的貧窮這種利益對立，因為它們也揭示這種對立，則他們關于美國國窮民富的謊言就不攻自破。

　　英國學者托尼·金賽拉和芬恩坦·奧圖勒合著的《美國在崩潰》，對美國削減社會福利的“理由”也批駁道，這“是一個不斷重復出現的美國式的殘酷邏輯：如果人們生活貧窮，那么一定是他們自己的過錯。華盛頓的保守黨傳統基金會的梅麗薩·帕杜，在評論那些已經用盡終生福利保障——那些失業的人們時，稱贊了克林頓時代的福利改革：‘那些受到經濟蕭條沖擊的人是因為他們沒有工作。不參加工作的人也就不會有更多的收入。因此要加倍鼓勵人們去尋找工作。’貧窮是窮人自己的錯。社會上的普遍民眾，他們必須承擔他們的行為和懶惰帶來的后果”(《美國在崩潰》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頁)。托尼·金賽拉和芬恩坦·奧圖勒認為削減社會福利的所謂“理由”：貧窮是你自己的錯，不應由社會來負擔，體現出“美國式的殘酷邏輯”。這“殘酷邏輯”既體現了美國資產階級談論人權時的虛偽，又掩蓋了資產階級擁有的財富和用于社會保障的繳費與財政收入，都是勞動人民創造的事實。資產階級削減社會福利目的使勞動者生活水平更低，從而饑不擇食地接受資產階級只給更低工資、更差工作條的勞動合同，從而使資產階級能榨取更多的利潤。

　　克林頓任總統8年的大部分時間，是美國經濟經的所謂高速增長期(其實也就是經濟平均增速遠不到5%的幾年)的時間。從20世紀50年代起，美國經濟增速一直低于日本、歐洲，而在90年代，由于日本、歐洲的經濟增速大大下降，美國經濟增速第一次超越日本、歐洲的經濟增速。美國資產階級學者和媒體那幾年也極力謳歌美國經濟已進入能擺脫經濟周期影響的新時期，并紛紛對該時期的美國經濟貼上“新經濟”、“知識經濟”等漂亮的招牌(那些年，我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和哈美者也鸚鵡學舌的在我國念著這些對美國經濟的贊美詞)。但關于美國經濟已擺脫經濟周期的斷言，以及“新經濟”、“知識經濟”等漂亮字眼，都不能阻擋美國在2000年滑入周期性的經濟危機。當然，資產階級學者和媒體用“互聯網泡沫破裂”、“IT泡沫破裂"等掩蓋經濟危機本質的稱謂，來表述那場經濟危機。

　　以上是我介紹的1990年代美國福利改革實質和埃論里奇進行底層勞動者狀況調查的時間背景。而在2000年危機到來前的“經濟高漲”期，美國勞動大眾是否從資產階級媒體極力宣揚的經濟繁榮中獲得好處，勞動者是否因為參加工作而消除了貧窮等問題，埃倫里奇想得出其結論。對此她通過擔任幾個月的美國底層勞動者的工作，與其他底層勞動者接觸來進行調查。

　　為此，埃倫里奇“隱瞞了自己的作家身份和生物學博士的學歷，化身為一位離婚無子女的中年家庭主婦”，到三個州去當了3個月的“餐廳女招待、賓館女工、清潔工、療養院護理和超市服務員”等底層勞動者。《五分一毛》就是她當底層勞動者時，她與她的同事的工作與生活狀況的記述和調查。而調查的情況是，底層勞動者根本未能分享美國經濟高速增長期的物質財富增長成果，勞動并未消除貧困。調查揭示的這種情況批駁著我國常見的一種謬論。這種謬論總宣稱說，貧困或貧富懸殊是經濟發展不夠造成的，只有發展經濟才能解決貧困和貧富懸殊問題。這種謬論是企圖掩蓋事實真相，掩蓋資本主義人剝削人的生產關系，才是貧困和貧富懸殊的根源的真相。因此，只有消滅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才能消滅貧困和貧富懸殊。

　　埃倫里奇在《五分一毛》的引言開頭部分有一段可稱為對全書總結的講述：“這個故事講的并不是視死如歸的秘密探險。我做的事別人也能保得到，無非就是找工作、做工作、拿微薄的薪水謀生。事實上，成百萬上千萬的美國人每天都在浮夸和恐慌中過著這樣的生活”。這話表現美國存在有上千萬靠微薄薪水艱難生活的貧窮者，勞動并未消除貧困。另外即使按美國官方縮小的失業統計數據(因為美官方失業數據有一系列限定，諸如參加登記，一直在找工作或參加就業培訓等等限定。如你失業后不去登記，或你對找工作失去信心而不再去找工作或培訓等等，官方失業數據中就沒有你。即認為你不再失業，似乎你就已經就業了。雖然實際上你還失業)，美國還有幾百萬無薪水的失業者，那么美國的貧窮者將是更多。所以《五分一毛》封面的背后寫著，該書“讓全世界的人看到隱藏在繁華都市和摩天大樓之間的美國真相”。讓人看到什么“美國真相”，看到美國富裕后的美國貧窮的真相，即看到美國貧富懸殊的真相。

　　而我國的哈美者在熱衷揭露中國的貧富懸殊同時，還熱衷宣揚美國人的富裕，卻又掩蓋美國的貧困。即哈美者掩蓋美國的貧富懸殊，否認美國的貧富懸殊。似乎只有中國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才會產生貧富懸殊，而美國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不會產生貧富懸殊似的。實際上，各國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都會產生剝削，從而都會產生貧困，產生貧富懸殊。我國哈美者的哈美性，決定了它們不會如埃倫里奇那樣揭露許多美國人“拿微薄的薪水謀生。事實上，成百萬上千萬的美國人每天都在浮夸和恐慌中過著這樣的生活”。哈美者也否認連微薄薪水也沒有的美國失業者的貧困。哈美者常用美元與人民幣間的比值，以及夸大美國貧困者的年收入來說事，說什么將美國貧困者的收入折合成人民幣來衡量，他們在中國已是高收入者，過著中國高收入者的生活。一句話，哈美者說，美國的所謂貧困者，能過著中國高收入者的生活，因此美國沒有貧窮。哈美者想通過這種脫離具體實際的通過匯率比值進行的數學計算，來回避美國的貧窮問題。

　　《紐約時報》稱埃倫里奇“以發自內心的人文關懷和毫不掩飾的生動筆觸，向全世界展示了美國底層民眾的生存狀況”。亞馬遜網站則講，埃倫里奇“使美國社會中‘隱性’的貧困階層浮出水面”。而我國的哈美者則相反，他們企圖通過匯率比值進行的數學計算來粉飾“美國底層民眾的生存狀況”，將美國貧困階層壓在水面之下，使之不能顯露。哈美者要粉飾美國，說什么中國對國民不好，是國富民窮;而美國對國民好，是國窮民富。哈美者首先掩蓋社會中存在的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的存在，將不同階級的人們都歸于國民。哈美者它們絕不會談及美國的剝削，因為，它們如提及美國的剝削，承認美國有剝削，它們否認美國存在的貧窮的說法就站不住腳。

　　雖然哈美者否認、掩蓋美國的剝削，但美國勞動者卻有被剝削的體會。埃倫里奇在書中寫道，埃倫里奇體驗底層生活時的同事“蓋爾悔恨地告訴我，她幾年前就發誓再也不在公司干了。'他們讓你不得清閑，時刻不得安寧。你不斷地付出，付出，再付出，而他們只知道一味地剝削你'”(《五分一毛》第12頁)資本家“只知道一味地剝削你”，而工人只能一直受剝削，埃倫里奇說：“就我所知，同事們的貧困——我說的是事實——根源于長時間所受的剝削”(《五分一毛》第94頁)。工人被剝削，這就是哈美者力圖掩蓋而掩蓋不了的美國工人的親身感受和美國現實。

　　美國底層勞動者受剝削的重要表現之一是他們工資很低，使他們“只能靠微薄的薪水謀生”，難以實現基本的生活支付(而我國的哈美者硬要說美國最底層勞動者的收入，也能實現我國高收入者一樣的生活支付)。埃倫里奇在這三個月里在多個企業里工作，但她的時薪都遠低于10美元。即使在知名的跨國公司——沃爾瑪超市工作，埃倫里奇的時薪也僅7美元。對此埃倫里奇講，“我無法忍受每小時7美元的收入，她(埃倫里奇在沃爾瑪的一位同事——筆者注)是如何做的?答案是她和成年的女兒在一起生活，女兒也工作，還有一個事實是她已工作兩年了，所以薪水也升到每小時7·75美元”(《五分一毛》第153頁)。可以看到，即使在沃爾瑪工作兩年，時薪也僅7·75美元。埃倫尼奇與沃爾瑪同事談到沃爾瑪“糟糕透頂的工資水平”這個“痛苦的主題”時，沃爾瑪員工瑪蘭尼說：“他們(指的是管理層)說要有奉獻精神，但他們沒有給出我們奉獻的任何理由”(《五分一毛》第157頁)。資方總要求勞動者對企業(實質是對資本家)要有職業道德、奉獻精神，而資本家對勞動者則是盡顯貪婪，加緊剝削，給出“糟糕透頂的工資水平”。對此，“1998年阿肯色州參議員杰伊·布拉德福抨擊沃爾瑪給員工的薪水太低，以至于他們不得不求助于州福利救濟”(《五分一毛》第150頁)。但是，我國的哈美者，回避美國底層勞動者“糟糕透頂的工資水平”，甚至不如資產階級參議員有時還談下一些資本家“給員工的薪水太低，以至于他們不得不求助于州福利救濟”的事實。哈美者總是夸獎美國的工資水平，它們硬說美國底層勞動者的“糟糕透頂的工資水平”相當于中國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并由此宣揚美國國窮民富。請問，資本家“給員工的薪水太低，以至于他們不得不求助于州福利救濟”，這樣的員工是民富表現?

　　在多個企業里工作，時薪都遠低于10美元，這不是僅埃倫里奇的個別現象，也不僅是沃爾瑪這個企業的特有現象。她所待的多個企業中與她經常接觸的同事里，時薪幾乎全在10美元以下的，對時薪達到10美元的一個同事，埃倫里奇講，他“是我們中最富裕的一個”。

　　如你認為埃倫里奇在幾個企業的同事的情況還是個別性，那“福利改革將使大約400萬婦女進入勞動市場，每小時六七美元的工資讓她們如何維持生計?”意味著這已不是個別人的問題，而是涉及至少數百萬人的問題。如你認為只是新進入勞動市場的數百萬人，才有六七美元的時薪使人難以“維持生計"。那么埃倫里奇“所在的小鎮上人們的普遍工資為每小時6至7美元，房租至少要400美元”(《五分一毛》引言)則說明，在某些地方，六七美元的低時薪具有普遍性。

　　《五分一毛》表現的是10多年前的事情,那么最近幾年美國工人所受剝削是否有所減輕,生活狀況是否有所好轉呢?回答是否定的!西方新自由主義的所謂改革一直在繼續，實質是資產階級不停地對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進攻。2011至2012年遍及美國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就是勞動者對資本剝削加劇的抗爭表現。

　　其他消息也證實了美國廣大勞動者飽受美國資產階級剝削，工資低廉的狀況。據媒體報道，“美國沃爾瑪百貨公司一些員工及其支持者2012年11月23日，即“黑色星期五”購物日在全國多家沃爾瑪連鎖店外示威，抗議這家全球最大零售商剝削員工。……作為美國雇用人數最多的私營企業，沃爾瑪在美員工中大約130萬人沒有參加工會，這些員工在勞資關系中處于弱勢。一些人說，沃爾瑪平均時薪只有8.81美元”。“沃爾瑪平均時薪只有8.81美元”，如按每周40小時，每年50周共2000小時計算，不加班，美國沃爾瑪員工平均年薪僅1萬7千多美元。

　　而2012年圣誕節前的“12月12日晚間消息，據外電報道，在麥當勞[微博]快餐店工作長達二十年的普通員工約翰遜時薪只有8.25美元”。2012年，圣誕節“童謠所提及的數十種商品，幾乎所有商品都漲價，且漲幅都不低。……唯一對漲價免疫的是4個擠奶女工的價格，因為她們拿的是最低工資，依然和去年相同，保持在7.25美元不變。”從外電報道我們可以看見，即使距埃倫里奇調查10多年的現在，美國服務業的普通員工和農牧業工人的工資仍很低。而且即便是按多數美國民眾認為被縮小的官方物價上漲率，這10多年里，美國的物價上漲率也多在2·5%左右波動。在這10多年里，美國消費物價上漲累計應達到30%多(有名的親美學者陳志武，在2013年3月22日南方周末上的名為《“越過越窮”不只是幻覺》上承認，“從2000年到2012年……美國物價同期累計漲36%”)。因此，沃爾瑪、麥當勞現在8美元多的時薪，如考慮到這10多年的物價上漲狀況，甚至遠不如埃倫里奇調查時7美元的時薪。也就是說，這10多年里，美國服務業員工的實際工資下降了，工資購買力下降了。而且沃爾瑪、麥當勞這些美國服務業員工的平均年工資就是1萬8千美元以下(如不加班的話)。

　　蘋果公司世界有名，但近年我國網媒不斷有蘋果代工廠是血汗工廠的報道。而據美國《紐約時報》報道看，蘋果公司本身就是血汗公司，蘋果公司剝削下，美國的許多蘋果商店店員難以支付生活成本，并且通常買不起他們銷售的蘋果產品。我記得小時候曾學過表述舊社會勞動者的民謠，大意是：建房的無房住，紡織的無衣穿(現在資本主義下，建房的勞動者照樣在城里無房住)。而美國也有類似例子，并且還出現在蘋果公司的許多員工身上。

　　2012年7月有不少網媒報道，“最近，關于蘋果公司的血淚控訴似乎越來越多，其中最熱門的一個就是《紐約時報》引起來的。這家美國知名的媒體似乎在為蘋果店員喊冤，認為就他們創造的收入而言，他們得到的收入太低了。在最近的一篇報道中，《紐約時報》提及，在蘋果公司4.3萬名員工中，有3萬多名員工是蘋果商店店員，他們每年平均為公司創收47萬美元，但年薪只有2.5萬美元左右。不過，就數字本身來說，蘋果店員的收入還不錯。蘋果員工的薪水在服務業中處于中上水平”。這報道表明，美國經濟中就業人員最多的產業——服務業(它的所謂增加值超過美國GDP的70%，它的員工數占美國員工總數的絕大多數)，其員工年薪多半不能超過2.5萬美元。

　　哈美者曾宣揚，美國商品銷售額中，50%是人工成本;中國商品銷售額中, 僅10%是人工成本。哈美者要以這謊言為論據宣揚：美國資產階級將銷售收入的一半給了員工，而中國僅將銷售收入的1/10給了員工。但“在蘋果公司4.3萬名員工中，有3萬多名員工是蘋果商店店員，他們每年平均為公司創收47萬美元，但年薪只有2.5萬美元左右”，即蘋果公司僅將銷售收入的5%多一點做為工資支付給銷售員工，也揭穿了哈美者散布的這謊言。因為即使公司還為蘋果店員支付一些保險費用，并計入給公司其他員工的工資、保險類支出，也遠不及哈美者宣揚的將銷售收入的一半給了員工的謊言。《五分一毛》所講，員工“你不斷地付出，付出，再付出，而他們只知道一味地剝削你'”，也批駁著哈美者散布的美國資產階級對員工慷慨的謊言。其實，各國資產階級都力求盡可能的剝削勞動大眾，在勞動者身上榨取盡量多的血汗。不管是中國資產階級，還是美國資產階級，其剝削壓榨的本性都一樣，天下烏鴉一般黑。

　　“約旦·高森是美國新罕布什爾州塞勒姆市(Salem)蘋果零售店的銷售人員，去年在其銷售業績最好的三個月里，高森共售出了總額為75萬美元的計算機和其他產品。對于這樣的表現，高森本可以開一瓶香檳酒來慶祝，但前提是他要能承擔得起。高森說：“我每小時掙11.25美元(如按每周40個小時,一年50周計算,一年2000小時工作則拿2萬2千5百美元收入,還不能達到2.5萬美元,還需加班才能拿到2.5萬美元。而從“銷售業績最好的三個月里，高森共售出了總額為75萬美元的計算機和其他產品”看，高森需加班才能做到年薪2.5萬美元,蘋果公司僅將銷售收入中低的可憐部分給他——筆者注)。我想，這太棒了，因為我本人就是個果粉，零售店的表現真是不錯。但我同時也在想另一個問題，如果將公司掙的錢和自己掙的錢相比，我感覺挺難受。”

　　“根據舊金山一名蘋果員工克里·摩爾的說法，一些員工此前表示，蘋果支付的小時工資難以滿足大城市地區的生活成本，而蘋果零售店通常都位于這些大城市中。摩爾表示：“很明顯人們認為這是主要問題。由于低工資，我們通常買不起我們出售的科技產品。””當這兩年美國蘋果公司成為全球最高市值，利潤最高的公司時，美國大多數蘋果員工卻并未因此而受益，還身處工資難以滿足生活成本并買不起他們出售的蘋果產品的貧困狀況。

　　我國許多勞動者曾抱怨自已的工資達不到統計局發布的平均工資，稱自已的工資“被增長”。而美國勞動大眾的工資也被哈美者增長。2010年，一個留美學生曾就常見的、宣揚美國美好的7種誤導撰文。該文講，“誤導一：收入：美國人均工資四，五千美金一個月”。“美國人均工資四，五千美金一個月” 就是哈美者的哈美宣傳之一。“蘋果員工的薪水在服務業中處于中上水平”的2.5萬美元年薪，也達不到哈美者宣揚的美國職工人均月薪的一半。

　　2012年7月曾被多個網站登載的《張尚斌：中產階級是怎么消亡的》，首先引用了查爾斯·弗格森的《食肉民族》所寫：“在過去的三十年中，美國已經成了無良金融寡頭的天下，美國的機會、教育和上流夢現在基本局限于人層頂端的百分之幾。聯邦政府的政策越來越多由富人決定的，由金融部門，并通過強勢行業(雖然有時嚴重管理不善)來實施，如電信、醫療、汽車和能源。這些政策由這些利益團體的走狗來實施，所以納稅人得越來越多地為美國的政黨、學術界和游說業的領導體制買單。”然后張尚斌引用數據寫道，“在2007年-2010年，美國中等家庭的收入下降了7.7%，該數據采集自18個月前，但從那時起美國人收入沒有絲毫恢復跡象。早在2001年，美國中等家庭年收入為48900美元，而2010年比十年前還低6.3%。該數據經過了勞工統計局(BLS)給出的通脹數據的調整，然而一般人都知道，官方的數據是非常不可信的，真實的家庭收入中位數自2001年以來可能實際下降超過20%。美國自20世紀70年代初以來，所謂的產業升級一直都伴隨著藍領工作的消亡。而幾十年來藍領的真實工資沿襲了曲折向下的走勢。可悲的是，一般人并不知曉由美聯儲引致的通脹對他們生活水平的破壞，因為他們覺得其名義工資高于1973年。……自2000年以來，高校畢業生的實際工資下降了8%。”

　　《張尚斌：中產階級是怎么消亡的》揭露了在資產階級剝削下，10年來，美國所謂的中產階級、籃領工人和高校畢業生實際收入的全面下降。而我國的哈美者不會象查爾斯·弗格森和張尚斌那樣去揭露下美國資產階級的剝削，不會去揭露美國勞動大眾實際收入的全面下降。哈美者只會唱美國的贊歌。

　　美國資產階級的殘酷剝削下，美國工人工資很低，但工人有些工作還不被公司老板記入工作時間而遭到加重的剝削。“工作日的最后半個小時，我們在辦公室里整理臟亂的瓶瓶罐罐，然后把這些瓶罐清冼干凈，裝上干凈的液體，這些都不算在工作時間之內，得不到報酬”。(《五分一毛》第87頁)

　　工人被剝削的表現還在于工人加班時，資方常常不支付加班費。埃倫里奇在沃爾瑪當售貨員時，“有人告訴我，沃爾瑪從來不支付加班費”。她還引用資料講，“沃爾瑪員工狀告其在西弗吉尼亞、新墨西哥、俄勒岡和科羅拉多四州不支付加班費……而拒絕加班的工人則會‘受到寫檢討、降級、削減工作安排或降低工資的威脅’”(《五分一毛》第156頁)。

　　前述哈美者除夸大美國普通勞動者收入外，還用匯率來掩蓋貧困。你說每小時6至7美元是低工資，生活貧困。哈美者他會說，20世紀末時1美元值8元多人民幣，則時薪7美元合近60元人民幣，按日工作8小時算，日薪56美元合400多元人民幣，每周工作5天，一個月工作21天多算，月薪近1萬元人民幣。哈美者由此說，美國的低工資者有20世紀末的中國高工資者才有的高收入，能象中國高工資者那樣購買和支付。由此，哈美者根本不談美國有貧困。

　　蘋果店員的工資在“服務業中處于中上水平”，他“可以開一瓶香檳酒來慶祝，但前提是他要能承擔得起”。而我國高工資者有過不能承擔一瓶香檳酒的顧慮?一些蘋果“員工此前表示，蘋果支付的小時工資難以滿足大城市地區的生活成本，……由于低工資，我們通常買不起我們出售的科技產品。””哈美者可以匯率關系來講蘋果店員的2.5萬美元年薪相當于我國15萬多元人民幣，能象我國高收入者一樣支付和生活。如真是這樣，蘋果員工會感嘆其“工資難以滿足大城市地區的生活成本，……我們通常買不起我們出售的科技產品”嗎?

　　不僅大城市地區的生活成本高，美國小城鎮的生活成本也不低。埃倫里奇“所在的小鎮上人們的普遍工資為每小時6至7美元，房租至少要400美元”(《五分一毛》引言)，說明房租一個月“至少”要用去3千多元人民幣(1990年代末一美元值8元多人民幣)。僅美國小鎮最低房租花費，就要使這約1萬元人民幣月薪用去1/3。而且，我們在后面可以看到，這種月租400美元的“低價房”，是很不容易租到。

　　哈美派常講美國的住房價格低，哈美派是想說美國普通民眾實現住房權的成本低，美國普通民眾能實現住房權。例如，親美網站凱迪上有一貼子講，“據調查，全美3700萬窮人(年收入5-7千美元以下)46%有房(54%獨立式,36.4%公寓,9.6%拖車)，73%有車(30%逾兩輛);99%有冰箱,65 %有洗衣機,97%有彩電;……兒童營養攝入與中產兒童一樣”。

　　但是《五分一毛》揭示的情況是，埃倫里奇在服務業體驗生活時的同事，多未領取免費食品(即經濟狀況較領取免費食品者要好些)，其收入高于哈美者所說的“全美3700萬窮人”的“年收入5-7千美元以下”。但這些同事都沒有自已的住房子，甚至無能力單獨租房，只能與人合租房，住父母家或以車當房。埃倫里奇寫道：“聽同事們講述自已的生存環境對我來說不是件難事，因為不論在什么情況下，住房問題都是他們生活中最主要的問題……一個星期后，我匯集了如下調查結果：蓋爾住在市區一家很有名氣的廉價旅館，與人合租，租金每周250美元。……克勞德，海地廚師，和他的女朋友以及另外兩個沒有關系的人同住一套兩居室公寓……安妮特，一個剛滿20歲的服務員，有6個月身孕，被男友拋棄，現在與做郵局職員的母親生活在一起。瑪麗安娜，早餐服務員，她和男朋友住在一間單人拖車活動房中，租金每周170美元。比利，每小時10美元的薪水，是我們中最富有的(因為埃倫里奇和其他同事的時薪都低于10美元——筆者注)他住在自已的拖車里，每月只用交400美元的停車費(以每天工作8小時，每周工作40小時，一個月比利也只有未交稅收入1700美元左右。即住車里，每個月的停車費也達工資的近25%——筆者注)另一位白人廚師，安迪，住在他自已擱淺的船上，根據他的描述，他的船最長不超過20英尺。……另一位服務員，蒂娜，和她的丈夫住在天天旅館，一間房每晚60美元。因為他們沒有車，從天天旅館步行就可到我們工作的家庭餐館。……一直以來我都被瓊不計其數而且頗有品位的穿著所蒙騙了。事實上，她住在一輛有蓬貨車中，晚上停靠在購物中心后面，洗澡得到蒂娜住的那家汽車旅館。衣服全是從舊貨店淘的。”(《五分一毛》第15、16頁)埃倫里奇的同亊們根本沒達到哈美者所說的“全美3700萬窮人(年收入5-7千美元以下)46%有房”的住房水平。

　　前面說埃倫里奇平時居住的小鎮最低的房租是400美元的話，但絕大多數情況下是租不到這種低租房的。埃倫里奇引用《科德角時報》2000年的報道講，“房租的飆升使得工人階層只能以汽車旅館為家。汽車旅館的一個房間在冬天月租為880美元，但是一到旅游季節就會漲到1440美元。《科德角時報》描述了一個四口之家擠在一個房間里生活的情形：在微波爐里做飯，然后就在床上用餐”(《五分一毛》第41頁)。這就是哈美者稱按匯率算相當于中國高收入人群(能支付月租金1440美元，即月租金1萬多元人民幣住房的人，肯定符合我國哈美者的高收入人群的標準)過的“高收入生活”?這是哈美者所稱“國窮民富”的“民富”生活?這是用了月租金1萬多元人民幣住了一個房間，“然后就在床上用餐”高收入者的“民富”生活?

　　埃倫里奇體驗底層勞動者生活時，根據時薪7美元狀況，曾計劃選一月租盡量不超過600美元的房子，以使自己“有400或500美元的結余來支付伙食費和煤氣費”(《五分一毛》第2頁)。后來她“選擇了一家月租500美元，走兩車道公路到基韋斯特的工作地僅有30英里的地方居住……房子全是舊汽車改裝而成的”(《五分一毛》第3頁)。她在距工作地點30英里(約合50公里)車程的地方選房，也選到的是月租500美元的“全是舊汽車改裝而成的”房子。

　　在沃爾瑪上班時，埃倫里奇曾問平價旅館租房，回答是，“無房可租，但是那兒倒是有19美元一晚的宿舍床位可住” (《五分一毛》第145頁)。即沒有一整間房租給你，但你在一房間中多個床位上住一個床是可以的，但每晚19美元。對“繁榮”期房租飛漲使貧困者租不起房的問題，美國住房和城市發展部部長安德魯·科莫說：“經濟發展勢頭越強勁，房租上漲的壓力也就越大”。對此，埃倫里奇說，“我從來就沒有真正找到過一間公寓或負擔得起的汽車旅館”，“原來我是繁榮的犧牲品”(《五分一毛》第147、148頁)。即勞動者不能從繁榮中分得好處，反而因物價、房租等上漲而成為“繁榮的犧牲品”。她的一同事租“住在一間單人拖車活動房中，租金每周170美元”，合月租700美元以上。也就是說，他們根本不能租到月租400美元的房子。許多美國人其月租遠超400美元，也只能租住舊車改裝房或拖車活動房。這些收入按匯率折算為人民幣后，會被哈美者稱為相當于中國高收入者的美國底層勞動者，真的過著如中國高收入者的生活嗎?事實證明，那不過是哈美者散布的謊言而已。

　　底層勞動者生活的支出不僅是房租。租房后，單身勞動者還需“有400或500美元的結余來支付伙食費和煤氣費”。

　　哈美者總說美國家庭即使身陷貧困線時，其收入相比我國也相當豐盛。而“按照美國勞動統計局的數據，1998年，全職‘個人家政服務人員’每周平均收入為223美元，比當時一個三口之家的的貧困線收入水平低23美元”(《五分一毛》第47頁)。美國勞動統計局的數據既說明許多“全職‘個人家政服務人員’”工資很微薄(按一年50周工作時間算，年薪僅1萬1千美元多一點)，另外也說明，當時一個三口之家的的貧困線收入不過周收入為246美元，月收入剛1千美元多一點。而月收入如剛好高于三口之家的的貧困線收入的三口之家，其月收入剛1千美元多一點合人民幣的確不少(這也是哈美者硬說美國貧困線收入也達到我國高收入者收入的“依據”)，不過不說支付“汽車旅館的一個房間在冬天月租為880美元”不可能，即使租住月租500美元的“全是舊汽車改裝而成的”房子也不可能。因為租房后，單身勞動者還需“有400或500美元的結余來支付伙食費和煤氣費”，而三口之家支付伙食費和煤氣費的費用應高得多。因此即使租住月租500美元的“全是舊汽車改裝而成的”房子，剛過貧困線收入的三口之家也無足夠“結余來支付伙食費和煤氣費”。更不用說他們生活還需要支付穿著、交通、醫療、教育、通訊等等方面費用。

　　每月花了幾百美元卻住在各種車輛改裝的“房”或“家”中，但嚴格講，這種“房”或“家”既不成為“房”，也不能稱為“家”。住在這種“房”或“家”中的人應稱為無家可歸者。埃倫理奇講述了她的一個無家可歸女同事在車上居住的情況。“她在她的車里生活了好幾個月，小便只能用塑料的便瓶，晚上看書只能點著蠟燭。但是夏天就不行了，天氣太熱，不得不把車窗打開，但是這樣一來蚊子什么的就全都可以進來了”(《五分一毛》第7頁)。而從《五分一毛》可以看到，美國服務業的勞動者，有不少就是每月花費好幾百美元住在這種“房”或“家”中的無家可歸者。“在有工作的人中到底有多少住在汽車或貨車中，我還沒有找到相關統計數據。但是根據1997年無家可歸者聯盟的報告——《無家可歸的誤區和真相》，大約有1/5的無家可歸者(統計范圍為全美29個城市)都從事全職或兼職工作”(《五分一毛》第16頁)。哈美者硬說按匯率計算，美國低收入者也能過我國高收入者的生活。但對不少美國低收入者還無家可歸，而我國高收入者不可能無家可歸一事，哈美者卻避而不談。

　　當然，哈美者會說2008年經濟危機(資產階級掩蓋經濟過剩危機的實質，將其稱為次貸危機)以后，美國房價下跌了。似乎美國勞動者更易買房，更易實現有自己的住房。但實際情況是，2008年經濟危機后，每年都有大量勞動者家庭不能還貸而被趕出其貸款買的住房。“數百萬家庭在次貸危機中失去住房”，這就是美國勞動者的狀況。

　　埃倫里奇在書接近結束時寫道，美國社會普遍傳說“貧窮是失業造成的”(這種說法是掩蓋貧窮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造成的真相和實質)。埃倫里奇對此說，“我一生不斷聽到`辛勤工作'是成功的秘密：`努力使人進步'或`我們今天的成就源于辛勤參力的工作'等，都聽厭了。……你可以努力工作，甚至比你想象的還要努力，但你仍會發現自己仍會墮入貧窮和債務的深淵，且比以往墮入得更深”(《五分一毛》第186、187頁)。因此在資本家剝削的情況下，即使你努力工作，你仍會陷入貧困。即使在美國資產階級豢養的學者和我國哈美學者大肆吹噓的克林頓任職時的“高速增長期”，也是這樣(這證明，在資本主義下，用發展來消除貧困，是十足的謊言)。不少美國勞動者無家可歸或住在車上，都是他們努力工作，但仍陷入貧困的表現。美國參議員講，沃爾瑪“給員工的薪水太低，以至于他們不得不求助于州福利救濟”。著名跨國公司的在職員工“不得不求助于州福利救濟”才能生存，這揭破我國哈美者吹噓的美國的窮人也能象中國高收入者一樣支付和生活的謊言。

　　埃倫里奇生活體驗和對同事的調查證明：底層勞動者根本未能分享所謂美國經濟高速增長期的物質財富增長成果，發展并未消除貧困，勞動并未消除貧困。即便是克林頓時期關于貧困狀況的官方統計數據也證明了這一點。《戰后美國勞工運動的特點分析》寫道，“社會不公還可以從美國的社會貧困狀況方面表現出來。據美國官方統計，1970年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數是2542萬，1980年增加到2972.2萬，1990年達到3358.5萬，1996年上升為3930萬，貧困者占總人口的比例由1970年的12.6%上升到1996年的15.1%。[3]1996年，約有1360萬名兒童饑餓或營養不良(而前述的凱迪網站的哈美貼子，硬說美國窮人的“兒童營養攝入與中產兒童一樣”——筆者注)。每年有390萬學生輟學，有500萬美國人是文盲，9000萬人被視為實際文盲。1999年，靠女性工資養家的家庭的貧困率是19%。1999年至2000年，17.1%或1200萬兒童生活在貧困線以下。1998年，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12%的兒童沒有享受到正常的醫療照顧。高收入家庭中兒童的這一比例也有5%。1999年，享受不到健康保險的兒童達1000萬，占所有兒童的比例14%。西班牙裔兒童的比例是27%，黑人兒童的比例是18%。1999年，11.8%的兒童因其家庭收入處在聯邦貧困線以下，而不得不忍受饑餓。收入高于貧困線家庭的兒童這一比例有1.9%。1999年，撫養兒童的低收入家庭面臨著嚴重的住房費用負擔(一般房租占其工資的一半以上)。這樣的家庭數目從1987年的140萬增加到1999年的180萬。[4]”

　　埃倫里奇作為美國“最高層的20%”的人，表述了底層勞動者的工作、生活狀況后，在全書的最后兩段寫道，她對底層勞動者有“負罪感”和“羞愧感”，“羞愧于我們自已對他人低報酬勞動的‘依賴’”。埃倫里奇由于認識到職工因為資本家剝削而貧窮，所以不同意稱某些大資本家為慈善家。她寫道，底層勞動者“被稱贊為‘有工作的窮人’，才是我們這個社會的最大慈善家。她們無暇顧及自己的孩子，這樣他人的孩子才有人照看;她們住在劣等的房子里，這樣他人住的房子才能金碧輝煌，應有盡有……‘有工作的窮人’中的每一員對其他群體的人來說都是匿名的捐贈人，無名的恩人。用我在餐館里的同事蓋爾的話說‘你不斷地付出，付出……’”(《五分一毛》第 187頁)。

　　前述埃倫尼奇曾經的同事蓋爾悔恨地說，“她幾年前就發誓再也不在公司干了。'他們讓你不得清閑，時刻不得安寧。你不斷地付出，付出，再付出，而他們只知道一味地剝削你'”。蓋爾這話既說明你努力工作，你仍會陷入貧困的根源是被資本剝削，還說明，為了生存，美國工人不得不在不愿意的公司、工作環境下工作并被資本一直剝削。勞動者很不自由。

　　哈美者熱衷宣揚美國人自由，似乎貧富懸殊下各種人有一樣的自由。但事實證明這種說法的虛偽。埃倫里奇在書的結語中就講到在勞動資本日常關系中，勞動沒有自由，資本才有自由。“那些沒有工會合同的低工資工人(在美國，由于資本對工會的進攻，甚至參加工會可能被解雇，絕大多數工人都未參加工會，當然就沒有由工會與資方簽訂的勞動合同——筆者注)，他們絕大多數都`隨意愿'工作(指的是隨雇主的意愿)，或無須任何理由就會被解雇。據美國勞工聯合會估計，每年因參加工會運動而被炒掉的工人達1萬名(這表現出美國“自由、民主”的虛偽性，也表現出資產階級對工會運動的進攻，也表現出那些硬說美國有參加工會和參加工會罷工的自由的無知——筆者注)，……如果低工資工人的表現往往不合乎經濟學(我理解是，按所謂自由市場經濟的學說，各種要素自由流動，因此低工資工人應該向有較高工資的行業或企業流動，使自己的工資提高。而他們不流動，仍待在低工資企業，似乎就“不合乎經濟學”。這從其后作者批駁美國自由的謊言中可看出——筆者注)，也就是資本主義民主下的自由工作者的行為，那是因為他們所處的地方既不自由，也不民主。當你走進低薪工作場所，還有許多中等薪水的工作場所，你必須先在進門時抑制自已的公民自由，把美國及其應當維護的一切原則拋諸腦后”(《五分一毛》第178、179頁)。即把美國冠冕堂皇的民主、自由、人權等原則拋棄，換成以老板的意愿為意愿的原則。例如，老板們是反對工會的，你違反老板意愿而參加工會以在工資、勞動條件等方面主張自己權利，你就將被老板解雇。“沃爾瑪員工狀告其在西弗吉尼亞、新墨西哥、俄勒岡和科羅拉多四州不支付加班費……而拒絕加班的工人則會‘受到寫檢討、降級、削減工作安排或降低工資的威脅’”。這也可看出，資方有不支付加班費的自由，而勞動者沒有拒絕不支付加班費的加班的自由。如果勞動者想行使這一自由，資方就要對其進行威脅。

　　許多情況下，被剝削被壓迫者是沒有自由的。工人因為被剝削而貧困，工人們被剝削并貧困而不自由這種狀況，是人剝削人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資本和勞動者間的階級關系(階級關系不過是生產關系的人格化)所決定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所轉移的，也不是哈美者企圖掩蓋而掩蓋的了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奢談自由、民主、人權是格外的虛偽。

　　資本的自由必然使勞動者不自由，必然侵犯勞動者權利。例如勞動者上衛生間的權利也受到侵犯。《五分一毛》第26頁講到勞動者工作時小便也只能偷著去，其他同事“會竭力為她掩護，不讓管理人員發現”時注釋道，美國“直到1998年4月，聯邦政府沒有明文規定工人有上廁所的權利。見《在禁止方便的地方方便：休息時間和上班時間小便的權利》，康乃爾大學，1997年”。許多勞動者工作時上衛生間的自由、權利也沒有，康乃爾大學甚至專門以《在禁止方便的地方方便：休息時間和上班時間小便的權利》這樣的論文來討論此亊，而哈美者則硬要稱美國充滿自由、民主、人權。

　　因此可以說，哈美者只知粉飾美國，它們根本不敢揭露美國階級對立，不敢揭露資產階級對美國廣大勞動者的剝削壓迫，不敢揭露因為階級剝削而產生的美國貧富懸殊和勞動者的貧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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