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份發生在裕元鞋廠數萬人的罷工事件表明，我國的勞資矛盾已發展到不容回避的程度，超出了傳統的“發展”和“維穩”思維。如何看待和處理，成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過程中的一個重大問題。盡管事件已平息，但勞資矛盾可能進一步政治化，對現有的理論和發展模式構成挑戰。

　　今年4月5日到26日，世界上最大的運動鞋代工生產商臺灣寶成公司在東莞高埗鎮投資的裕元鞋廠，工人因廠方未依法足額繳納五險一金，進行了歷時20天，規模最大時達5萬人的罷工。這是近年來工人群體性抗爭中規模最大的一次，較典型地反映了當前勞與資、政府與勞資之間的問題。罷工雖已經平息，但勞資矛盾的新發展以及動態矛盾值得關注。

　　近年來勞資糾紛突出，2013年全國較大規模的有幾十件。此次裕元罷工的直接導因是廠方長期以來對工人的五險一金繳費不足，但從罷工期間工人們的QQ群聊、媒體的報道和對一位裕元工友的訪談，以及近年來深圳、東莞等地所發生的勞資糾紛中可以看出，引起罷工的原因更為復雜。其中有兩個問題值得重視：從裕元罷工來看，當前我國的勞資矛盾處于什么狀態?為什么地方政府在維穩的框架下依法處置這次罷工事件，卻失去了工人們的信任?

　　當前我國的勞資矛盾與工人的階級意識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工商業已基本轉變為以資本為主導、通過市場來組織，以生產要素進行分配的生產方式。到2013年3月底，我國登記注冊的1374.88萬戶企業中，私營企業達到1096.67萬戶，占近80%，私營企業成為經濟成分中的主體。同時，工人的主體已由來自農村的“農民工”組成，工業化、城鎮化、經濟全球化的大潮迫使他們加入城市的產業大軍，多數為非公有制企業的雇傭工人。

　　裕元罷工是典型的代工私企中勞資矛盾的反映。在我國經濟對外開放參與全球化以后，出現了很多作為跨國品牌公司產業鏈末端的代工企業，這類企業中的勞資矛盾較為突出。在整個國際分工的生產鏈中，品牌公司靠技術和品牌壟斷了利潤的大頭。代工企業本身也受跨國企業的壓迫，所獲利潤有限，只有通過減少成本來獲取利潤。為此，通過降低勞動成本和提高工作效率來增加利潤是其最通常的做法。

　　根據美國馬薩諸塞大學私企社會欠賬課題組的報告，長期以來，中國的私企依靠低廉勞動力在全球市場取得競爭優勢，很多企業沒有對勞動者的超時勞動做出應有的補償。這種轉嫁給勞動者的潛在成本，既是對勞動者的社會欠賬，也是私企超額利潤的來源。報告指出，2003-2009年中國的私企社會欠賬總額估算達到4.1萬億元，占同一時期利潤總額的9%，占勞動報酬總額的6%，相當于2009年GDP的14%。如果去掉這部分利潤，私企與國企的利潤率大致相當。[1] 近20多年以來的發展過程中，農民工這個群體承受了巨大的社會代價，今天中國的繁榮，不能不看到他們付出的勞動。而在現實生活中，農民工卻成為弱勢群體，僅被看作勞動力“要素”。即便是在國家法律規定他們應有的權益中，也難以得到真正的兌現。他們以罷工這種激烈的行動所要爭取的，只是法定的權益，以及在勞動中的尊嚴，是因為在體制內他們沒有政治參與和得到利益保護的渠道。

　　改革開放以來，作為一個制造業大國崛起，中國形成了一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產業工人隊伍，主體是農民工，2013年總量已達26894萬，其中31.2%從事制造業，22.4%從事建筑業;其中80后新生代農民工占46.6%。[2]

　　農民工本身是改革開放時代的產物，他們已沒有父輩那種基于翻身感而對共產黨的熱愛，絕大多數也沒有經歷國企“改制”所帶來的挫折和失落。農村有限的土地和城鄉之間的差距使他們從農村進入城市討生活，同時也在打工經歷中認識社會、認識自己。正像一位裕元的工人所說：“我們只想有體面的工作，有尊嚴的生活。”然而，多年打工的經歷卻使他們從滿懷希望與熱情走向失望。裕元工人在訪談中表示：“我在高埗呆了15年，一直在裕元，說實話，對裕元廠，對高埗鎮有很深的感情。”“高埗已經成為我的第二故鄉了，裕元廠就像我的家。”“可是，裕元，高埗，你們拿什么來讓我愛?很多人把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都奉獻在這里了，可是，當他們老無所依，難道他們真的只能活在新聞聯播里?”[3]

　　究竟什么原因導致工人們如此失望?從工人們的勞動環境中可窺一斑。在流水線上作業的正式工人，必須以秒為單位完成某個機械性的動作，承受著極高的工作強度和壓力，每一班持續工作10-12小時，工人成為流水線的附著物。有的還必須在高溫、有毒的條件下生產。有的企業雖有食堂，但伙食不好，工人吃不吃都得繳伙食費;有的企業還規定了很短的吃飯時間。有的企業規定工人一天只能上兩次廁所，還必須要有人頂班行(見裕元工人4月19日的微博)。在私企中，為完成生產任務，往往采用非常嚴苛的管理方式，管理層對工人辱罵、羞辱、懲罰是家常便飯。工人不僅出賣勞動力，而且被剝奪尊嚴。[4]

　　參與罷工的工人們持有的政治立場是：“我們熱愛黨，熱愛我們的祖國，我們也希望國家發展得越來越好。”罷工期間，英國BBC來采訪，工人一方面覺得這下有救了，同時又覺得自己給祖國丟了臉。工人們在自己的打工經歷中強烈地感到：“如果當經濟持續發展而工人不能享受到發展的紅利，這不是一種正常的局面。”

　　裕元這次罷工雖是以企業在社保繳費上的問題為由，但卻是多年在工廠內所受的不公正待遇與屈辱，在情緒上的總爆發。選擇社保繳費問題，是因為這個問題最具法律正當性，資方難以否認，地方政府也難以用維穩來壓制。從整個罷工過程來看，工人們最大的動因是出于長期累積的對資方的強烈不滿。此次罷工沒有明確而統一的策略，具有情緒化的特點。工人們對社會上維權組織的介入是警惕的，意識到其背后有敏感的支持力量。罷工本身因而帶有強烈的發泄性特點。

　　從農村走入城市的這一代工人，大多數還只是為個人利益打拼的個體，有的還懷揣著攢錢自己當老板的夢想。對于在工廠里自身權益受到損害，許多人只是認為自己的命不好，部分工人以跳槽來應對，個別的甚至以自殺來表達自己所受的屈辱。大多數工人對現狀只能“忍”，很難形成有意義的集體行動。在這個意義上，能夠形成這樣一次5萬人規模、歷時20天的罷工并非易事。

　　政府依法處理，為什么會失去人心？

　　縱觀整個罷工事件，政府部門力求依法處置，但結果卻是從工人們開始對政府部門抱有期望，到最后失去信任。其原因究竟何在?

　　對裕元罷工事件，人社部通過新聞發布會正式表態，認為裕元鞋廠確實存在未如實申報社保繳費的問題，并向企業發出了《社會保險限期改正指令》，責令企業依法整改。裕元廠承認在社保繳費上存在問題，同意從2014年5月起按照規定繳納職工的社保費，并考慮到工人的收入在當地較低，每月發放230元生活補貼。對以前欠繳的社保費同意補繳，屬于個人繳納的部分由工人補繳。對此工人仍然不滿。因為按照規定繳納五險一金后，每人每月要承擔個人繳納的400-500元。即使增加230元補貼，工人的實際現金收入仍少于過去，進而提出要求加薪30%，這樣方可使工人的平均月收入能達到當地3000元左右的水平。同時，工人認為欠繳社保和公積金責任在企業和政府監管不力，個人補繳部分大部分工人承擔不起，應由企業和政府承擔。

　　對于工人的要求，東莞市有關部門分別作出不予支持的答復。從內容上看，政府部門的答復都是依法有據的。在政府部門答復后，裕元工廠也作出了相應答復：補繳社保個人承擔部分應由個人承擔;不支持員工以未足繳社保為由解除勞動合同并要求經濟補償;企業補繳部分不打入個人賬戶;底薪每年增加30%沒有法律依據(工人的要求是一次性增加工資30%);每月支付員工230元生活補貼，但不納入底薪;愿意將管理粗暴、不尊重員工、伙食差等問題納入整改;愿意與工人選出代表溝通協商;完善高溫津貼發放;希望盡快復工，共創雙贏。[5]

　　但工人們對裕元的答復仍不滿意。這種不滿，既有對長期受資方壓迫的問題未得到政府正面回應的原因，也有受情緒支配的因素。由于沒有組織化和較為完整的談判策略，工人們很難把握收放分寸。隨后，在公安部門的強力介入下，裕元工廠于4月26日實現了復工。盡管工人中對復工有不同的認識，但共同的情緒是被迫的，不滿的。不僅對資方，也對當地政府充滿不信任。

　　這次罷工，是工人長期形成的積怨的總爆發，開始工人只是想出一口氣，增加一些待遇，但資方的態度非常強硬，個別臺干甚至說“大陸人就是賤”，激起工人的強烈義憤。此時因鞋廠處于訂單旺季，罷工無疑給資方造成巨大的壓力，而且在社保問題上明顯理虧，所以做出一些讓步，但一些臺灣媒體一味把責任推給工人;在罷工過程中資方曾懸賞5000-50000元獎勵舉報者。正是在這種勞資對立不斷升級的情況下，罷工規模越來越大。

　　作為農民工，他們是“草根”群體，身處辦事要付錢、找熟人的社會環境中，他們沒有在直接的體驗中確立政府是為他們服務的觀念。在這次罷工中，政府和工會對罷工的處置使他們失去了工人們的信任，被認為是資方的保護者，勞資矛盾進一步延伸為勞方與政府的矛盾。這正是這次罷工值得深思的地方。

　　罷工結束以后，工人們認為：“罷工失敗的主要原因是：1.政府強力打壓，甚至警察封住廠門不讓員工出來，到車間強迫工人復工。2.部分工人受前述情況影響，產生悲觀、畏懼和失敗情緒，覺得反正搞不贏了，撈了230元，見好就收，無奈復工。”“雖然復工了，但大家心里都憋著一股怨氣。今天大家心里都特別難受，感到很屈辱。表面看來，罷工已平息，但矛盾仍然存在，問題沒解決。”

　　“這次罷工事件是三敗俱傷，員工被打壓，資方需付出幾十億的補償和罰款、滯納金，政府的威信下降。”

　　“這次罷工的前期，員工還企望政府協調，當工會介入后鎮壓加劇，員工的幻想都破滅了，這種覺悟會讓下次斗爭更有力量，至少思想上不再那么軟弱。可以說，只是明火被撲滅了，仍有暗藏的火種，下次遇到誘因，可能會更加爆發!而且經過這次的洗禮，下次的罷工，肯定會更有組織性和戰斗力!”[6]

　　為什么政府依法處置，反而會引起工人們的反感呢?問題在于政府認識和處理問題的方式與工人的實際訴求存在很大的差異。

　　“發展是硬道理”、“穩定壓倒一切”成為地方政府最重要、最基本的責任。“發展第一”造就了地方政府更多地站在資本立場，這也是政府長期以來對于資方違法監管不力的原因所在。而作為群體性事件，地方政府對罷工的處置依照的是“穩定壓倒一切”的維穩思路。從維穩和依法治國的框架來看，東莞政府的處置是符合邏輯的，為什么會失去工人們的信任?

　　筆者認為，基本原因在于現行的發展模式下，勞資雙方的對立關系已是客觀現實，“發展和維穩”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矛盾，地方政府沒有找到妥善處理勞資矛盾的立足點。

　　這次裕元罷工，工人們的認識和態度已經從單純的勞資矛盾層面上升，認為政府應該站在工人一邊，希望政府能夠理解工人的立場，幫助工人們建立有尊嚴、體面的工作環境和生活條件，建立“勞資兩利”的發展模式。他們并非一味仇富反資，也了解目前外資方辦企業對就業的作用，但反對資方無視勞動者權益和尊嚴。在這個意義上，這次罷工工人們既有具體的權益訴求，也希望建立一種新的勞資關系。而地方政府還是就事論事地依法處理“群體”事件，回避勞資矛盾。

　　相比之下，臺灣15家勞工團體聲援裕元工人罷工;香港勞工界八團體給裕元各代工品牌的公開信，更旗幟鮮明地指出Nike、Adidas、Timberland等這些裕元為之代工的國際品牌公司更有不可推卸的社會責任，“它們是整個國際生產鏈上獲取最大利潤的一群，而處于整個生產鏈盡頭的各國工人就是其奴隸，也是唯一受害者。” [7] 因此，工人應補繳的社保費用部分應由裕元和所有向裕元下訂單的品牌買家共同承擔。

　　要求國際品牌商承擔其應有的社會責任，不僅合理合法，而且也有成功的先例。1993年深圳葵涌鎮致麗玩具廠大火，導致47名女工死亡和87人受傷，經香港及各國勞工團體多年抗爭，多個國際品牌商答應共同承擔賠償工人的費用。2013年孟加拉達卡發生整座廠房倒塌，導致三樓制衣廠千名女工死亡，2400多人受傷，經國際及各國消費者權益組織和勞工團體抗爭，多個國際品牌商最終答應共同承擔賠償工人的費用。如果地方政府能夠清醒地、實事求是地面對現實，更多地考慮工人的立場而不是簡單的“維穩”，就能意識到自己對資方監管不力的問題，采取必要措施為工人們爭取合理的權益，推動建立更合理的勞資關系，營造有利于勞資兩利的環境。這才是對我們人民政府的本質要求。

　　這次罷工的一個明顯后果，是工人們形成了“政府和工會不站在自己一邊”的觀念。目前體制內并沒有給一線勞工提供充分有效的參與渠道來表達意見、爭取改善自身處境，體制外的抗爭成為其唯一的出路。這必然會促使他們情緒性的意識向自覺的階級意識發展。

　　現行發展模式的局限性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地方政府將工作重心牢牢地固定在發展經濟上。在工業化、城鎮化、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地方政府的首要任務是招商引資發展地方經濟。在蘇北某縣的中心大街上掛著這樣橫幅，反映了這個時代地方政府的行為邏輯：“千中心，萬中心，經濟建設是中心;千重點，萬重點，工業經濟是重點;千條線，萬條線，招商引資是主線;全員發動抓招商，積蓄后勁謀跨越”。

　　地方政府還負有為地方提供公共產品的責任，而財力資源主要靠本地財力的增長，最快捷的辦法還是招商引資。招商引資成為地方經濟發展、政績考核的關鍵所在，也因此決定了地方政府“親資本”的立場，體現在對投資企業在稅收政策和土地出讓價格上的優惠、在環境污染上的遷就、在執行勞動合同法和社會保障政策上的“變通”。各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資上的競爭激烈，更加劇了這種行為。由此造成了難以治理的環境污染和勞工合法利益嚴重受損，成為這種發展模式沉重的社會成本。在私企中，超時加班、勞動條件差、工人不受尊重的現象大量存在，不能按照規定支付報酬和繳付社?；鸬默F象十分普遍。這都與地方政府對企業違規用工的現象采取視而不見，甚至放縱的態度有關。

　　對于企業應為工人繳納社會保險費等社會責任，地方政府往往網開一面，允許企業以各種名義為工人不繳或少繳社會保險。國家統計局《2013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雇主或單位為農民工繳納養老保險的只占15.7%、工傷保險28.5%、醫療保險17.6%、失業保險9.1%、生育保險6.6%。[8]有的即使繳納了，但并未足額繳納，或拖長工人的實習期少繳，或沒有按照實際收入繳，只按最低工資標準繳納。

　　總之，現行發展模式決定了地方政府把追求經濟發展和財力增收放在第一位，造就了我國私人企業采用損害勞工權益來獲利的政治環境。隨著《勞動合同法》的頒布，國家對公共服務均等化和社會保障要求越來越明確，地方政府在這些方面有所改善，但基本的行為邏輯與偏向資本的立場并沒有改變，通過犧牲征地農民、工人的權益維持有利于資本投資環境的做法沒有改變。在這個意義上，勞資矛盾發展到今天日益激化的局面，地方政府負有重要責任。

　　裕元工人的這次罷工，和近年來出現的多次規模較大的罷工和勞資沖突，雖然從全局來看，涉及的企業和工人數量還只是一個不大的比例，但是它自有其標志性的意義。它表明，階級分化和勞資矛盾已經成為當前經濟社會不容回避的問題。它已經超越了現在使用的改革、發展、維穩這些話語和框架能夠包括的范圍。

　　我們是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國家。但現有的政治體制安排，無論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還是政治協商制度，都沒有能夠較好地把“農民工”這個已經形成、并日益壯大的社會群體包容在內，沒有給他們提供表達訴求、維護自身權益的渠道。

　　作為一個群體性事件，裕元罷工平息了，但勞資矛盾對現有的政策、理論和發展模式構成挑戰。如何看待和處理這一問題，關系到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發展道路之根本。

       【注釋：】

　　[1]馬薩諸塞大學私企欠賬課題組：《生存工資、超時勞動與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私有企業社會欠賬問題研究報告》，https://sites.google.com/site/puluoreview。

　　[2] 國家統計局：《2013年農民工監測報告》。見國家統計局網站。

　　[3] 工人小邱對裕元工友的訪談。http://blog.sina.com.cn/s/blog_ed2baf420101wdoo.html。

　　[4]《富士康，你改過自新了嗎?-2012年度“兩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調研報告》，《參閱文稿》2014年11期。

　　[5] 東莞政府部門和工會的回復意見、裕元廠的回復意見均見：http://www.youth-sparks.com/bbs/viewthread.php?tid=4086&extra=&page=4。

　　[6] 見小邱對裕元工友的訪談。

　　[7] 香港八勞工團體給裕元鞋廠代工品牌的公開信(4月23日)，http://sacom.hk/zh。

　　[8]參看國家統計局《2009年農民工檢測調查報告》。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405/t20140512_551585.html。

　　載于《經濟導刊》2014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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