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只有當礦難發生時，人們才會關注到煤礦工人。近些年山西黑煤礦童工、王家嶺透水、鶴崗瓦斯爆炸等事件的發生，使我們對煤炭工人的生產和生活多了一份關注。煤礦工人，他們真實的生存狀態如何?

　　2013年7月的假期社會實踐，我們冒著淅瀝的小雨，走進了黑龍江雙鴨山煤炭礦區工人生活小區。小城不大，幾條一千多米東西走向的馬路橫向鋪開，排列在兩邊的是一幢幢80、90年代建起來的5層宿舍樓。小城東西兩側還有兩個較大的棚戶區，住著1657戶，4411人。一座公園坐落在小城中間。宿舍樓、棚戶區、公園、學校和幾個小商鋪，承載了礦區工人所有社會再生產。

　　雙鴨山礦區共有三個礦井，最大的建筑是辦公大樓，大樓前，一座寫著“礦工萬歲”的石碑儼然聳立。旁邊疏落著專家培訓樓、招待所、三個礦井工作間、煤站等，工人每天都在這些地方忙碌著。經過20多年的開采，現在井面已經深至700米至1200米。鼎盛時期，礦區有近7000名工人。如今，產量減少，礦區職工已不足5000人。工人告訴我們，礦已挖至第三層，再過20年這個礦就會挖空了。

　　雙鴨山煤礦隸屬龍煤集團。集團成立于2004年，整合了黑龍江4個煤城的41個國有重點煤礦。其現有26.6萬員工。2011年原煤產量完成5287萬噸，營業收入401億元，實現利潤13億元。龍煤集團是黑龍江省屬最大國企，也是東北地區規模最大的煤炭企業，中國500強企業。它下設9個子分公司，包括雞西、鶴崗、雙鴨山、七臺河等。

　　煤礦開采是一個高危行業。8年多來，龍煤礦區礦難不斷。其中2009年11月21日，鶴崗分公司新興煤礦發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108人死亡，引起全國的關注。重大事故是一種嚴重威脅，但礦工的生活，每天面對的是工資低、壓力大、工傷與職業病隱患等大大小小的挑戰。

　　凌晨4點，北方的天空已經泛白，遠處的一座礦山冒著煙，當許多人還在安靜的睡夢中，礦工的一天即已開始。

　　我們來到煤區工人常師傅的家中，此時的他已起床，正在準備一家的早餐。大蒸鍋上熱氣騰騰，里面整齊的擺放著七、八個饅頭。妻子切菜，常師傅熱鍋，同時和我們聊天。廚房門外就是他們所居住棚戶區泥濘的街道，穿過街道我們看到上早班、趕早市的礦工和家屬都忙開來了，屋內外時不時傳來人們打招呼、談笑的聲音。

　　常師傅四十出頭，中等身材，白凈的面龐時常掛著質樸的微笑。他是一家唯一的經濟支柱，一家三口的生活就靠他的工資供給-唯一的女兒17歲，剛到哈爾濱鐵路職業技術學院讀書，每年學費、雜費、生活費約花兩萬。妻子沒工作，也沒地種，在家。

　　常師傅家住的棚戶區與農村的圖景沒有太大分別。垃圾隨處可見，路全是泥巴路，晴天走過一身灰，雨天走過一身泥;一個100平方米左右的小院子里擠下三、四戶人家，沒有集中供暖，上千戶人家共享兩個廁所。

　　6點，一陣手機鈴聲響起，礦上有急事。常師傅妻趕緊從蒸鍋里取出兩個饅頭遞給他，這是他在井下8個小時所有的食物。妻子一邊送常師傅出門，一邊叮囑他一定要注意安全。常師傅每天都懷著必須平安回家的心情上班。作為一名機車工，常師傅的工作就是確保所有煤車和人車都能順利的行駛在軌道上。常師傅先要趕去開班前會。

　　班前會由段長主持，每一次下井前都有專人來講解一兩條安全生產的規章。近幾年，煤礦越來越重視安全生產管理，這些學習就是重要內容之一。礦上的師傅告訴我們，每隔一段時間他們還會進行一次考試，考試不及格就會被扣掉一些工資，這讓四、五十歲的工友倍感壓力。為銘記安全，提起精神，下井前班組長都要帶領大家宣誓：

　　“我宣誓，為了企業利益，為了家庭幸福，我堅決做到：牢記安全理念，搞好自主保安，絕不違章作業，視安全為生命，視隱患為天敵，平安完成當班任務，用忠誠和良知確保人礦平安。”

　　宣誓后，大家便各自換好衣服裝備-大棉襖、膠礦靴、礦燈和供氧器，做好虹膜登記準備下井。上午7點，一部人車將下夜班、臉上鋪滿煤灰的工人送上地面。上班的工人則上車，車子把他們送到地下700米的工作面，開始白班工作。

　　很多下井的工人都不帶食物，像常師傅這樣帶了饅頭、面包的是少數人。由于井下環境陰冷潮濕，充斥煤灰和可燃氣體。一切都很不方便，所以不少人干脆不吃東西。近幾年單位給每個工作面配備了一個防爆加熱器，可以安全地把食物加熱到80℃，但習慣了空腹的工人們不愿影響工作進度，也就不帶食物了。

　　我們獲知，2013年6月，這個礦區月產量達到18萬噸，采煤總成本為5758萬元，員工工資為1411萬元。以我們查得最新一期環渤海動力煤均價報592元/噸來計算，18萬噸總價應該有一億多元。工人的工資支出僅僅占煤價的十分之一。

　　企業采取計件工資制度，按每日工分發放，干多少掙多少。也規定了最低生產額度，完不成就加班。井下一線作業工作辛苦、危險度高、勞動強度大，工資相對高一些，平均達到5000元;但像常師傅這樣的井下二線作業工人，工資相對低些，平均3000元左右。若是井上的輔助工種，如搬運、檢查、記錄等，每月工資則在1500元左右。

　　市場邏輯下，企業一方面要建立現代化管理制度，抓生產，對產量要求越來越高，使得每個班組的生產壓力也越來越大。另一方面，因礦難頻發，國家安全生產標準越來越嚴，企業也不得不加大安全管理力度。礦上制定了非常嚴格的處罰制度，一旦發生事故或安全疏忽被發現，相關者，哪怕是受害者都會受到降職或罰款。

　　效益是命根，安全有高壓線。抓生產保安全，就像啞鈴的兩個重頭，聯結在兩頭中間就是一條條管理制度，形成了把壓力鎖在基層班組身上的一種責任生產模式。企業對于嚴重的過失采取連坐制，一人出錯，整段或整個班組都會受罰。工人每月的工資都要拿出一部分作為安全風險抵押金，如果全段工人沒有安全失誤，抵押金退回并給予一些獎勵，反之就被扣除。工友們都說，抵押金很少能退回，大多都被各種原因扣掉了。壓力下，大家只能提起一萬分的精神，相互提醒，彼此保護。但即便如此，安全事故還是沒能杜絕。

　　下午3點，常師傅從井下回到地面，洗澡、換衣服，再到班組收工，與工人們一起說說笑笑回家。他們居住的地方都相隔不遠，在這個相對偏遠的小城里，他們工作、生活都在一起，打造了深厚的情誼。華燈初上，晚8點左右他們就進入了夢鄉，以應對新一天同樣辛苦的勞動。正是每日這樣平凡而艱辛的勞動，煤炭才得以運送到發電廠、鋼鐵廠、水泥廠，以確保整個國家順利發展。

　　80年代中期，李師傅中專畢業，沒有考上大學，先后找了建筑工、磚廠工、裝卸工等許多重體力的工作。1990年，李師傅像很多年輕人一樣，懷著對國企煤炭行業的憧憬來到了小城投產不久的礦上。

　　李師傅參加工作20多年，快五十歲了。但看起來比實際年齡要顯得老。

　　李師傅見證了2000年至2010年煤炭行業的“黃金十年”-全國煤炭工業總產值由1513.28億元增加到了22109.27億元，增幅達14倍;2011年12月，煤炭開采和洗煤行業的銷售總收入達到3.62萬億元，總利潤4342億元，達到了歷史最高記錄。可是，李師傅的工資雖然沒有下降，但在物價快速上漲中，生活水平卻走著下坡路。

　　李師傅也知道煤炭產能過剩，價格不得不下降的經濟走勢。自2012年以來，煤炭價格不斷降低，環渤海動力煤價報從最高時的853元/噸跌至2013年的不足600元。鋼鐵、電力等需要煤炭的行業在萎縮;同時，受國內、國際煤價格倒掛影響，煤炭進口快速增加，比如去年澳大利亞煤炭價格為550元/噸，而環渤海動力煤為710元/噸，中國原產煤在市場上沒有競爭優勢，煤炭行業一蹶不振甚至虧損似乎成為必然。問題是國家主導的發展模式并沒解決產品的高成本問題。成本一旦居高不下，就競爭不過進口煤。這必然使基層礦區的管理層和作業工人每月工資受到影響。

　　訪談結束后，李師傅帶我們到小城的中央公園散步。似乎是企業文化的一種延伸，公園主干道旁擺放著“咱們工人有力量”、“向無私奉獻艱苦奮斗的煤礦工人致敬”之類的雕塑。我們遇到了一些拄著拐杖，腿腳不太方便的老工人。礦里上了年紀的人大多患有風濕，他們的解釋是“礦里潮濕，很多地方都有積水，同時風又很大，我們下井時穿著棉襖，但干起活來身上出汗，毛孔張開了，一些工人把棉襖脫下來，風灌進了毛孔，這樣就得了風濕病。”

　　經歷過一次失敗的婚姻，小丁因性格不合，2010年，33歲時和前夫離了婚。一年后，認識了現在的丈夫小孫，并走到了一起。小孫是礦上的掘進工，小丁經營著一間小吃鋪，倆人拿出積蓄，花了6萬元買了一套房，婚后不久，小丁便懷孕了。小丁說，這是她這輩子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房子和孩子，她感到非常非常的幸福。

　　一切本應是一個美好的故事。但在孩子兩個月時，小丁身體感到不適去醫院檢查，結果卻是她血小板嚴重不足，被診斷為血癌。小吃鋪開不成了。小丁一個月的治療費用就達到3000多元。家中本就沒什么積蓄，只能向親朋好友借錢。這一切使得小孫更起早摸黑，努力工作。但去年7月5日凌晨，在開掘時卻意外被炸傷。

　　安全規定中，受傷歸受傷，受懲歸受罰。處理這起工傷事故，企業總共進行了22條處罰，罰款的總金額達到20000元以上。被罰款的人從當事人、責任人到副礦長都受到了處罰，甚至全段工人的安全風險抵押金都被扣減。兩名傷者小孫、小文各因為“交接班中沒檢查出來殘炮雷管遺留”和“打眼前沒有認真檢查殘炮情況”各被罰款500元。段長和主管區長也遭到了撤職或降職的處分，段班子成員的工資也遭到一定的扣除。

　　同時受傷的工友小文今年只有24歲，家庭也很拮據，新婚妻子剛懷孕兩個月。看著小文的妻子能到哈爾濱照顧丈夫，小丁心里有著說不出的羨慕。她不能去，她的病在治療過程中伴隨嚴重的并發癥，剛剛被查出了股骨頭壞死，只能依靠拐杖支撐行走。想起已送到奶奶家養育的剛滿周歲的兒子，堅強的她留下了眼淚。她說，“不知道俺這個孩子要送給誰養?能不能長大呢”。

　　這雖然是一個個案，但井下工作有危險，任何一點點疏漏都會造成一家人無盡的苦痛。唯一值得安慰的是作為國企的正式員工，所有治療費用全部由企業承擔，并且也有相應的醫療和社會保險作為保障。

　　在小丁家中，時不時有鄰居來看望她，或是給她送來一些吃的和日常用品。鄰居們不斷說，希望我們能夠幫助小丁一家。在她家有困難時，我們看到是鄰居們首先出手相助，經常過來噓寒問暖，送吃送喝。

　　與當下城市商品房小區里互不認識的孤立生活形態不同，單位小區的鄰里，在小丁夫婦最困難的時候給了他們極大的幫助和支持。鄰居們都是十幾二十年住在一起的，彼此間非常熟悉，形成了一個互幫互助、緊密、穩固的社交圈;而相似的經濟狀況和生活方式，進一步增強大家的小區認同感。這種“一家有難，大家支持”的面貌，和今商品房小區形成了鮮明對比。

　　調查結束時，我們在想，中國的煤礦產業改革向何處走，國家主義，還是自由市場主義?我們認為，這兩種方案都分別站在國家和資本的立場上，在排除或抽空了工人產權又把所有的問題都轉化成了管理問題，其實沒人把煤礦工人當成企業主體。辦公大樓前，聳立的“礦工萬歲”石碑，其實既抽象又空洞。

　　(作者潘毅系香港理工大學社會學教授、中國社會工作研究中心副主任，吳和鄧系她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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