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巧娟18歲，但已經能望見自己單調無聊的一生：找個打工的男人結婚，回家生孩子，生完進個大廠上夜班，年紀大了做清潔工。除此之外，她幾乎看不到生活的其他可能性。

　　高一暑假那年，李巧娟從老家汕頭去了父母打工所在地深圳寶安黃田。沒幾天，父親跟她說，你也出來打工吧，家里實在沒錢了。和大多數打工女孩一樣，錢總是最致命的輟學理由，她理解家里的困境，“爸爸玩六合彩欠了十幾萬，三個弟妹還要讀書”。她的成績在班里總能排上前十，但16歲那年，學校生涯結束了，她成了工廠女工。

　　她最開心的事是上廁所，經過一個樓梯口，在那里抬頭便能看到天空。

　　16歲低于許多大廠的最低年齡要求，她只能先去了一個做充電器的小廠，沒有五險一金和加班費。工作內容是將兩個電容插進固定小孔。流水線上，她不需要動腦子，但得聚精會神，連發呆的時間也沒有。為了提神，她會哼幾句歌曲。

　　流水線工作不能離崗，零件一堆積，后面的工人就會罵罵咧咧。她經常“憋尿憋死了”，眼睛也酸得睜不開，一天坐十多個小時，屁股僵硬，肩胛骨酸得發麻。她痛經也變得厲害。

　　過了半年，她跳到一家做手機屏幕的小廠。工作同樣簡單，就是重復地在一個膠框上貼反射膜，貼一個1分錢，一小時貼600個，一個月貼20萬個，工資為2000多元。她晚上加班到一兩點，一直做到手腕發疼。

　　計件工作容易引發幻覺——越是干得拼命越有錢。她和同事們會主動將休息時間壓縮到二十分鐘，上了發條一樣機械苦干。但結局并不盡如人意，身體過于疲乏，效率反而下降，還是無法達成總量。

　　“對年輕人來說，加夜班是最痛苦的。”眼前的流水線不斷地流動，每次看手表都才過了幾分鐘，下班時間似乎永遠不會來臨。她做了一年，終于熬不住，又跳到深圳關外一家做口罩的大廠。

　　這里不是流水線作業，她偶爾可以找搭檔替崗。封閉的無塵車間看不到外面的天空。她最開心的事是上廁所，經過一個樓梯口，在那里抬頭便能看到天空，偶爾還有風吹過。“感到自己又活了。”但每個車間都有電子監控器，上廁所必須跟拉長申請離崗證。像隱私曝露在陽光下，這讓巧娟尷尬不安。她每天上午只喝一杯水，上一次廁所。

　　但她的眼睛更酸了，白熾燈、白口罩，整個車間是刺眼的白亮，加上強烈的反光效果，她的近視眼已達300多度。

　　速度永遠是第一標準，最能體現這點的是刷卡時刻。第一次，巧娟不懂規矩，排隊輪到她時，剛刷卡，機器還沒反應，四五個人涌上來，啪啪往上刷，誰也沒成功。一些同事想了個辦法，搭檔在后面用手臂擋著人群，前面的人負責刷卡。“像螳螂打功夫似的，”巧娟覺得好笑，“大家都想快，其實是最慢的。”

　　隨著勞動力短缺，工廠開始行走在政策邊緣，招工年齡限制從18歲降到16歲。不少工廠會以實習名義招收女學生。

　　在沿海地區，在大小工廠聚集的城鎮，總能找到像巧娟這樣的女孩。她們涉世未深，卻已經在為城市人制造生活用品，讓別人生活得更好，自己卻看不到生活的全貌。從上世紀90年代起，香港理工大學的教授潘毅就開始研究內地打工女孩現象，她注意到，女性勞動力有年輕化的趨勢。90年代中后期，中國還處在勞動力剩余狀態，很多女工要進工廠都有困難。但隨著勞動力短缺，工廠開始行走在政策邊緣，放寬女工年齡限制。拿富士康來說，招工標準已經從18歲降到16歲。不少工廠會以實習的名義招收女學生。

　　巧娟身邊的女孩出來打工的原因參差百態：有些是成績不好，有些是向往外面花花世界，有些是家境實在困難，有的只是想跟男朋友在一起……

　　大部分女工都更愿意跑到小廠。其中最關鍵的原因是小廠無需兩班倒。“通宵在流水線上，對年輕人來說實在太難熬。”潘毅的研究團隊在富士康調研發現，十五六歲是女生關鍵的生理成長期，很多人剛來月經，兩班倒的工作會造成生理周期的嚴重紊亂。一些生產線要求站著，女孩們更易發生痛經，有不少女孩暈厥。在潘毅的調研中，遇到過一名叫姚澤兵的女工，她17歲時曾經在富士康上夜班，由于內分泌嚴重失調，長了一臉痘痘，跟家里人借錢看病，卻被父親罵。

　　對于巧娟來說，有些事情是不需要學者調研的，只要隨意瞥一眼街上女孩的臉色，她便能判斷對方是不是在上夜班，“幾乎是蒼白的”。

　　生活每天都是空洞的重復，巧娟的唯一慰藉是和打工的父母在同一個城市。但現實是，家里同樣是一座冷寂的死城。

　　2010年，還在老家念書的巧娟，看到富士康發生十連跳的新聞，“實在不能相信”。但現在的她很能理解那份絕望。對她來說，最艱難的不是累，而是空洞與無聊。大部分崗位不需要任何培訓，工人們隨時可以被人替代，她覺得自己像不會思想的機器人，“知識永遠停留在高一物理課本上對電容的定義”。

　　工資也無法帶來興奮感。因為“里面只有汗水，沒有心血”。

　　從流水線上下來，她會覺得傳統手工很神奇，她蹲在街上，癡癡地望著一個中年男子將鮮嫩青草折成活“蚱蜢”。“太神奇，太有成就感!”她將那只“蚱蜢”買回家，直到它干枯變形才舍得扔。

　　在工廠里，沒人會開心，無論男女，人人都脾氣暴躁，嘴巴里都不停罵罵咧咧。巧娟也跟人聊天，但生活每天都是空洞的重復，“實在找不出話可以聊”。

　　另一方面，難熬的孤獨，被認為是嚴重影響工人心理健康的重要原因。

　　很少工友會問對方的名字，每個人都是匿名的。他們戴著不同顏色的帽子，代表普工、質管、拉長三種級別——這就是他們的名字和身份。這幾年，巧娟換了三份工，只記住十來個工友的名字。

　　她曾住過一個月的宿舍，下班以后，到處都要排隊，連洗碗也要排隊半小時。宿舍里沒有人有力氣聊天，只是麻木地坐在床上，刷著QQ空間，“腦子空白”。

　　潘毅的研究團隊曾遇到過一失語女工，其聲帶無任何病變，但她曾有一整個月沒有說過一句話。2010年，不到17歲的深圳富士康員工田玉自殺未遂，在她的記憶力，那時沒有手機，沒有錢，宿舍的人冷得像石頭，氣糊涂了才跳樓。

　　在潘毅看來，不停地跳槽，也會導致女工無法形成固定朋友圈。姚澤兵在三年內換了10份工作。“哪里都是一樣辛苦，跑不動了。”

　　巧娟的唯一慰藉是同在一個城市打工的父母。但現實是，家里同樣是一座冷寂的死城。母親在工廠上夜班，她只有周日能見到。就算見到，也是一張暴躁不快樂的臉，母女倆無話可說，從不坐在一起看電視。父親從早上6點到12點在外面開摩的，家里從來沒有客人。她想起和爺爺奶奶在家鄉的大客廳里看電視的場景，淚水開始打轉，“我以前不知道自己是留守兒童，其實留守還更開心”。

　　這個城市似乎被壓縮成從家里到工廠的小路，日復一日地走，但毫無記憶點。去過一次深圳市區：“沒啥感覺，那些繁華與我無關。”

　　巧娟當下最大的欲望是求知。她曾被一張傳單上“圖書館”三個字所吸引，加入了手牽手工作室。除了參加工作室組織的講座，她閱讀NGO成員送給她的書籍，她房間的桌上壘著幾本書，《女性主義浪潮》、《女工手冊》……這也許是她房間唯一有生氣的物件。她想有個智能手機，吸收點知識，“比如科學松鼠會，很好玩呢”。

　　聊起開心事，巧娟咯咯地笑，兩只手比比劃劃。這個時候，她仿佛恢復為一個少女。

　　工廠里的男性管理者對年輕女工的性騷擾屢見不鮮，一些管理者會看中女工，但女工幾乎不能靠婚姻向上流動。

　　比起工業園許多被迫墮胎的少女，感情生活空白的巧娟還算幸運。

　　工業園的少女們會被派送一些免費“雜志”，里面充斥著“三分鐘解決煩惱”、“快速安全，第二天即可上班”等無痛人流廣告語……路邊的墻上滿目皆是招公關小姐、二奶情人的廣告。賓館遍地開花，從24元到150元的價格不等。

　　“都是黃色笑話、色情故事，”巧娟從來不看這些“雜志”，她只讀一讀前言，“比較有思想，會講講夢想。”她同情墮胎的女生：“一個朋友，男孩并不喜歡她，只好一個人去醫院，真可憐。”

　　“這里的性自由是被利用的，是虛假的解放。”在潘毅看來，成排的墮胎診所、賓館、KTV以及網絡上的色情廣告，無疑是在刺激少男少女們盡情地釋放性欲。但問題在于，“性行為比例上升的同時，避孕知識和生殖健康知識卻沒有跟上。主流的話語不會提供應有的知識，相反，希望你跟不上，(他們)才能賺錢”。

　　2012年，一份在東莞工廠做的研究指出，有近三成的外來女性曾有過非意愿懷孕人流，當中超過三成有過兩次或以上經驗。潘毅有類似結論：“墮胎率越來越嚴重，其中許多是未成年少女，身體受到嚴重的傷害。” 17歲的廣西女孩吳契珍在深圳打工時墮胎，“剛從農村出來，根本不知道有避孕套”。

　　潘毅了解到，工廠里的男性管理者對年輕女工的性騷擾也屢見不鮮，剛從農村出來的女孩只能忍氣吞聲，個別膽子大的會罵回去。一些管理者會看中女工，但大部分只是玩玩而已，女工們幾乎不能靠婚姻向上流動。

　　讓潘毅更為不安的是，以前的女性遇到墮胎問題，會因為沒面子去跳樓。但她剛接觸到一個案例，女孩直接把嬰兒遺棄在垃圾桶。“這一代年輕女性的價值觀紊亂，很容易成為交易場和權力場的消費對象。”

　　巧娟從沒想過結婚的事，她不想一輩子做單調無聊的工作。但年輕女工的選擇很有限，當她發現報考大專院校要求高中文憑時，尤其沮喪。等到家里的債還得差不多，她決心去報個電腦培訓班。這是她能想到的，為未來做的唯一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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