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打工妹，在中國已不是一個陌生的詞，1991年上映的電視劇《外來妹》，向我們全面呈現了中國第一代女打工者的故事。但我們很難明白，這些女打工者為什么會在那個時候，選擇離井背鄉、進入城市？為什么情愿在機械化的流水線上成為一個不停運轉的螺絲釘？為什么愿意拿青春、美麗和汗水，甚至愛情和婚姻，在鋼筋水泥的血汗工廠里賭一把明天的幸福生活？她們的生活夢想，最后實現了嗎？

　　她們叫做“外來妹”

　　還記得iPhone女孩么？她是中國千千萬萬打工妹中的一員。

　　打工妹，在中國已不是一個陌生的詞，1991年上映的電視劇《外來妹》，向我們全面呈現了中國第一代女打工者的故事。但我們很難明白，這些女打工者為什么會在那個時候，選擇離井背鄉、進入城市？為什么情愿在機械化的流水線上成為一個不停運轉的螺絲釘？為什么愿意拿青春、美麗和汗水，甚至愛情和婚姻，在鋼筋水泥的血汗工廠里賭一把明天的幸福生活？她們的生活夢想，最后實現了嗎？

　　雖然過去了整整20年，我們對于打工妹的了解和認識并未加深多少。作為“他者”的她們，在我們眼中，充滿了性與性別的想象盲區。

　　《中國女工——— 新興打工者主體的形成》是在2005年被米爾斯獎評為最佳書籍的中國研究專著。米爾斯獎是社會學界“奧斯卡獎”，為紀念美國社會學家C.Wright Mills而設立。作者潘毅，這個祖籍汕頭的香港人，成為了該獎項自1964年成立以來，第一位獲獎的亞洲學者。

　　1993年11月19日的一場大火，吞噬了深圳一間港資玩具廠。80名工人在這場大火喪生，除了2名男性之外，其余均為女工。潘毅說，這次慘劇好像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第一次遭受跨國資本的重創一般”。

　　正是這場大火，讓潘毅萌生了寫作此書的計劃。在英國倫敦大學攻讀社會人類學博士學位的潘毅，于1995年至1996年間，以全職工人身份進入深圳南頭的一家港資電子廠流星廠，展開田野工作，她試圖尋找“在中國追求現代性和全球化的變革時期，個體的社會地位與階級地位發生了怎樣的變化”的答案。

　　這種“肉身嵌入”式的參與觀察，不僅使她獲得翔實的第一手田野資料，也讓她和女工們建立深厚的感情，更讓她能夠以最貼切的方式，去解讀和理解打工妹的生存處境和生命狀態。對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工廠女工主體身份的“深描”，和對國家社會主義、跨國資本以及家庭父權制的尖銳剖析，成就了這本有血有肉的民族志經典。

　　她們的打工欲望

　　40歲的春，是流星廠生產部的一名清潔工，她是這個廠為數不多的已婚女工中的一個。已婚女工主要從事廚師、清潔工或包裝工，收入要比未婚女工低。她來自四川農村，一兒一女都上了初中，丈夫在家務農。丈夫早年也去過西安打工，但是遇挫，于是灰心喪氣再也不愿進城打工。但家里翻蓋舊房子的時候，借了好幾千塊錢的債，靠種地的那點錢，一輩子都還不完。為了盡快還清債務，春決定外出打工。老公討厭這個想法，不愿意她出來拋頭露面，為這個事，兩人不知道吵了多少回。

　　“如果我不這么做，這輩子就再也沒有機會了”，抱著這樣的念頭，春給丈夫留下一封信，招呼也沒打就走了。在同鄉的介紹下，她在流星廠找到工作，她覺得這對于一個已婚女人來說，已算是非常幸運。

　　潘毅認為春這種外出打工的欲望，正是她對家庭依戀的一種異化，這種“異化”通過對丈夫的反叛和從家庭中掙脫得以實現，也為她的打工身份提供了原始的“歸宿”。

　　潘毅在書中強調，應該在更加廣闊的社會關系中去理解農村女性的打工欲望，以及她們在工作與家之間的掙扎。她指出，在這場社會變革中，一個流動社會的真實欲望，被社會主義國家機器以從事農業為主的人口駕馭著，搖搖晃晃地向工業資本主義的方向沖去。政府希望用一種混雜的形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來縮小社會分化，而實際結果卻是反而擴大了社會分化，尤其是在城市與農村之間、在東部沿海與西部內陸之間。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從西部向東部流動的巨大欲望，無非意味著社會底層正在試圖挑戰著上層制造出來的、看似不可逾越的社會分化。

　　潘毅這里所講的是90年代第一代農民工的情況。20年過去了，新生代農民工們遠比他們的父母更有自我精神，也更具有自我組織的意愿和能力。但置身于社會階級的瓶頸裝置下，城鄉之間的差距日益加劇，父母還能回得去的原始“歸宿”——— 鄉下田園，也已經在城市化的推土機的轟隆聲中難覓蹤跡。故土，是回不去了；城市，又無處立足。年輕一代的打工者的身份“異化”比他們的父母來得更為徹底。

　　她們受到的三重壓迫

　　90年代的深圳，和60年代的高雄一樣，大批的農村女孩懷揣著幸福生活的夢想，來到這里，為資本家老板打工。女孩們被跨國資本家看成聽話的廉價勞動力，從而獲得大量在城市的工作機會。高雄和深圳的經濟起飛，都離不開她們的貢獻。

　　這是她們人生歷程上的重要一程。從在工廠中建立勞動關系開始，她們便從“農村女孩”轉變成了“打工妹”。潘毅試圖通過復制這些農村女孩的經歷，來體驗她們的身份建構過程。她加入了女工友的行列，開始了一天的勞動。(南方都市報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網)

　　在流星廠，500多名工人，約有75%是女性。這里是一個女人的世界，但不是一個為女人而存在的世界。每天的工作時間是11至12個小時，趕訂單時加班到夜里11、12點。潘毅和其他女工一樣，被安置在認為適合女性工作的那些職位上：插件、上螺絲、滴膠、錫焊、壓膜、測試、質檢以及包裝等，而男性工友則有更多的機會擔任拉長、主管和經理。

　　當厭倦、疲憊和煎熬壓得她們喘不過氣來的時候，對愛情和婚姻的憧憬如影隨行，《明天我要嫁給你了》是流星廠女工中傳唱最廣的一首流行歌曲。“不要做事像個男孩子似的”，更是她們經常會受到的訓斥。既然要像個“像個女孩子”，女孩子自然有女孩子的道行，裝病、聊閑天、吃零食，互相嬉鬧、痛經昏厥，都是潘毅她們最好使的反抗策略。(南方都市報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網)

　　她們的階級身份和性別身份，是在為跨國資本主義老板工作的場域中，同時被確定下來的。作為“妹”這個性別身份，在資本主義勞工環境下，她們的身體和性，都無法得到最妥當的照顧。當然，在此之外，她們還面臨著同樣出現在“農民工”身份上的問題：她們到底是農民還是工人？如果她們是農民，她們應該在農村務農；如果她們是工人，她們應該有具有城市的身份。在流星廠550名工人中，只有11人擁有城鎮戶口，就打工者的個體身份而言，她們兩頭都靠不到岸。

　　潘毅指出，打工妹是女性的打工主體，她們面對的是階級、跨國資本和父權制文化的三重壓迫。她們的社會抗爭不應該被簡化為“階級斗爭”，因為它并不是傳統上的那種工人斗爭。她們的社會抗爭既是打工者對國家與資本的反抗，也是女性對父權制文化的挑戰。文章結尾部分，阿英的夢魘和尖叫，為潘毅的洞見作出了最好的印證。

　　階級、國家與資本

　　前幾天，在汕頭大學召開的“性別與公共政策”研討會上，我與潘毅教授偶遇。我問她，現在的大環境下，知識界用得較多的詞是“階層”，而鮮見“階級”話語，堅持用“階級”來分析勞工與全球資本的關系，是否會導致“泛階級化”情況出現？

　　潘毅說：“‘階層’比‘階級’具有更多的開放性和可流動性，不同階層的人，可以通過各種方法實現流動。但是從‘階級’的角度來看，處于較低階級的人很難向上流動，現在我們看到的打工者不正是如此么？”

　　真是一語驚醒夢中人。面對跨國資本的不斷涌入，城市化進程的大踏步前進，農村社會的進一步萎縮，從土地上解放出來的年輕人，越來越多地徘徊在城市的霓虹燈下，國家該怎么辦？或許，我們只有打破階級之間的流通瓶頸，讓處于社會底層的新的一代打工者們，在無需接受“異化”的前提下，真正改變“農民工”的身份命運，才能真正為新生代農民工們尋找到生活的出路。

　　任玨(香港中文大學博士候選人)

　　細讀

　　她鄉之嘆

　　在潘毅看來，打工妹這一新興群體，從一誕生開始便遭到了全球資本主義的生產體系、國家社會主義的制度干預、家族式的父權制等結構性力量的“三重壓迫”。由于中國的工人主體曾被強大的意識形態強行由“自在階級”演繹和表述為“自為階級”，因此“階級”話語在改革開放后便迅速地被“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現代性”話語與承諾取代。潘毅認為，打工妹“正在翹首盼望著‘階級分析’的歸來”，但又采取了不同于傳統意義上“工人斗爭”形式的社會抗爭——— 既反抗國家與資本，又挑戰父權制文化；既具有社會性，又具有文化性。更重要的是，打工妹的這些身份認同建構、微觀反抗與自我賦權，是通過日常語言、地方性實踐、社會話語、制度化的規范來實現的“性別化過程”。

　　潘毅提出，階級差異幾乎算不上是打工妹生活中的核心沖突，因為“城鄉不平等、政府管制、性別差異、家庭與親屬網絡、生產關系以及消費主義等”共同促進的支配關系模式，無法被還原為包括階級差異在內的任何一種單一的對立邏輯。但顯而易見的是，她堅持同時運用階級與性別這兩種分析范疇，去探討國家與資本合謀操縱的性別化、社會等級與權力關系的性別化。

　　筆者在此無意貶抑女性主義與性別分析，但希望提醒讀者注意此種理論視角在剖析現實社會時有可能帶來的無力感與無效性：打工妹這一女性工人群體，其身份首先是在階級現實中的工人、在城鄉二元體制下的農民工。工人尤其是農民工遇到的各種問題，打工妹都會遇到；而在這些問題中最為突出和重要的，是壓迫的階級性，而不是壓迫的性別性。

　　借用澳大利亞人類學家杰華在研究北京打工妹這群“都市農家女”時辨別出的兩套主要話語體系，在分析當代中國制度性安排中的不平等時，真正有效的到底是城里人農村人的“城鄉分割”話語，還是“男子氣”“女人味”的“性別差異”話語？無論“階級”有多隱晦，“身份”有多破碎，答案當是顯而易見的。如果不能敏銳與客觀地認識到各種理論在解釋中國現實時的力度與效度，過于“奢侈”地使用女權主義與性別分析的理論武器，縱使不能說是謬以千里的隔靴搔癢，至少也會出現混淆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后的力不從心。相較之下，嚴海蓉所主張的從“素質”話語入手進行分析，似乎具有更強的解釋力與普適性。

　　無論如何，我們都應該感謝潘毅為我們留存了現代化進程中“小人物”們常被忽略與消聲的“小歷史”，向我們展示了不同的工人有不同的(日常微觀)政治。“女性從青春期向結婚期過渡的這個生命階段”，恰好與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這段社會時間“嚙合在一起”。那些自發、瑣細、局部和碎片化的抗爭已經成為打工妹們長期的、日常化的活動，讓她們在每一個細小的時刻集聚力量，對現有建制提出潛在的挑戰。但她們要的其實不是政治、不是革命，而是安頓自己因焦慮無力而憤懣不平的心。我們應當考慮為她們做些什么，才能讓她們不至于在異鄉的廠房里，出神地面對僅僅存在于想象中的都市與現代化生活，然后暗自嘆息。

　　莊持(研究員，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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