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對于全球化，古圣曾有啟示：老子倡“小國寡民”，似恐天下一體，一毀俱毀;《圣經》毀巴比塔，怕人類聯通，無事不能，無惡能止。盡管如此，歷史上的許多部落與帝國、文明與宗教——也包括基督教在內——都向此目標，肇禍行事;結果不是半途而廢，便是曇花一現。唯有儒家的“迂回柔克、王道文攻”，穩扎穩打，大獲成功。儒家融中國于世界，致太平于人類;從而“華夏天下”不斷擴大，她久為政治、文化和科技之中心。——今之全球化由此開始!于是諸神、上帝與魔性化的浮士德(自譽為“上帝的選民”)，以及其他所有的借尸還魂者們，都搭乘這趟“順風船”來到世界舞臺上，群魔亂舞，空前盛大地重演歷史悲劇——結局是世界末日(人與生物圈同歸于盡。今人皆被魔化，所以茫然于此)!
萊布尼茨說：“……中國的知識……是一種不可估量的財富。它不僅對于我們的科學和藝術的發展，而且對于中國人自己也極其重要。因為這是一種知識學問的交流，它可以一舉向我們提供他們數千年的成果，并且可以說是能夠成倍地發展我們雙方的真正的財富。”(《Convergence between China and West》第203頁)與其說是“西方沖擊中國”、“西學東漸”和“向西方學習”，不如說是，如此“沖擊”是雙向的：先前中國對西方之作用，并不亞于后來西方對中國的影響;進而，不如說是：華夏首先“充電”于泰西，后者遂能重創“施主”;最終不如說是：儒家“啟蒙”歐美，后者以怨報德，因而東方不得不“學西方之惡”(羅素語)。但無論如何，中西之文化匯合改變了一切：若非科技接力，則無科學革命;如果沒有這種合力，就沒有現代文明。另一方面，如此“接力合力”也使生物圈變得不堪一擊、令地球村岌岌可危。
科學革命與工業革命雖為“歐洲奇跡”，怎離“中國淵源”?歐亞大陸東西兩端的文明會聚，影響至深至遠：生命史和人類學中的顛覆性與和諧性之兩極相反相成，“大創造、大破壞”的基因與行之有效的“天下觀、現世觀”相輔相成;從而置全人類于爆炸性的“魔力”之下，這是有史以來最大的危機：一方面是危險——諸神和上帝欲毀滅世界，今則“一步到位”!一方面是機會——儒家和諸子欲現實大同，將能“一蹴而就”?
第一節○世界歷史的文明易位
遠離“文化軸心”的支流在其匯入文明江河之后，一變而為“西方中心”，再變又成“全球戰國”，三變將是“世界末日”——我們正生活在“顛倒夢魂的時代”，也是東方文化的反面;那么，文明還能“正本清源”嗎?——老子曰：誰能夠把這個混濁動蕩的世界變得清靜下來?
（一）溯本求源看本元
近現代的西方為何物?它像似上古西洋之復興，實乃傳統中國之派生。其根據有兩：一是“文明支流”匯入“文明主流”才發生“文明邊緣”和“文明中心”的易位的;一是作為非宗教的“俗世文明”，近代西方的思想和制度大抵是源于中國。進而言之，從某種意義上說，近現代西方文明是中國文化的平天下的“節外生枝”或“變異之果”，后者已經畸形壯大而使文明母親與自然母親及其所影響的世界，面目全非，以致全人類與生物圈面臨“終劫”;盡管今之天下，已在科技和經濟的方面實現了“大同”(車同軌)，而在政治和文化的方面，尚有“一步之遙”(湯因比說，除非中國文化及時復興，人類沒有出路)。中古后期，中國從“死神”手中救活了西方人，也救活了“死神”本身;結果，兩者“合魔”而害人。西方之神即基督教，其魔鬼即“浮士德”，亦即霍布斯所云“利維坦”——吞噬異文明與生物圈的怪獸。老子曰：“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西方擷取中國文化及科技，但舍棄她的“和諧之道”，所以是“鬼神傷人”。近代西方和中華文明的關系，雖是“母子關系”，更像“農夫和蛇”!在《圣經》中，“蛇”要人變“聰明”，從而引發了人的“原罪爆炸”，去摧毀“天人合一”的真文明!
（二）文明海洋怎濫觴
近現代西方經緯幾大洲，搖蕩數百年;挾其驟起之強勢，妄自尊大——正名定分，居世界之正統;演義古今，操未來之演變;而將異文化置于無地自容，使他民族難以安身立命。然而，這種以偷天換日所得之偽論，竟能成為東西方的文化主潮和學術常理——“眾流合派銀河傾”!天下悖道，世蕩劫浩，眾煦漂山，人心狂躁。
法國學者、文學家米里耶爾·德特里(Muriel Detrie)批評道：
歐洲人在強迫全世界接受唯一的文明模式時，既剝奪了遙遠國家的魅力，又剝奪了詩人們的美夢。(《Convergence between China and West》第445頁)
在工業化進步和帝國主義時代，歐洲堅信自己是文明的唯一的掌握者，無法容忍另一個民族具有對于人類的同樣抱負。西蒙·利斯還曾指出：“如果有另一個這樣的民族存在，那么我們就失去世界性了。”(《Convergence between China and West》第450頁)
另一位法國學者、漢學家謝和耐(Jacgues Gernet)也說：
……西方自古迄今的演變則被視作任何世界通史的主干。……但上述看法無視各種文明的緊密聯系，忽略中國過去在世界歷史中的作用及其與中亞(伊朗、印度、伊斯蘭地區)、東南亞的關系;穿越歐亞大陸的商品、技術、宗教的往來從未中止過，沒有這些，歐洲諸國就不能進入現代時期。(《中國社會史》第46頁)
若非中國文化及科技的西傳，西方則仍將萎靡于世界的“黑暗的角落”，直到內耗殆盡;也就談不上后來它用科學“爆炸世界”，而置人類于“恐怖平衡”了!真是變幻莫測，兇吉難預!
上溯其“源頭活水”，縱觀它“因緣聚散”。就文化而言，今之西方雖說宗本于“兩希”(古希臘、希伯來)，更是淵源于“大河文明”和古地中海文明(二者也是主從關系)。西方的上古史與近現代都是線形的“死亡文明”，兩者并無生命聯系，只是形式重復。就人種而言，現代歐美人系古羅馬時期的“北方蠻族”，它與中國北方荒漠草原上的游牧部落乃同條共貫。斯賓格勒說：漢武帝擊退匈奴，使之西遁，從而“驅使著一群日耳曼部落，出現在羅馬世界的防線之前”(west decline II p35)。自古羅馬算起，高盧、日耳曼、斯拉夫，到匈奴為止，依次都稱后者為“野蠻人”。但這“終極的野蠻人”于公元4-5世紀，一部分致亂華夏而被消滅或同化;一部分則將其他所有的野蠻人和文明人統統趕入“羅馬競技場”，讓其廝殺。天殛羅馬，神救蠻族。后者雖然時隔千年而變成了“文明人”，但斯賓格勒卻認為他們與古代的野蠻人，乃一脈相承、一丘之貉，以洗劫“高級文明”(傳統文明)為能事。(west decline II p36)
這就是說，“西方文明”原是一條汩蕩于世界歷史之邊緣的支流，而今的歐美諸民族那時更是“邊緣之邊緣”。并且三者(兩希+蠻族)相匯而不容、泛濫卻被堵，成了被困的洪水猛獸。英國學者李約瑟說，舊歐洲是“海盜式的文明區域”，其人永不和靜于本土，但苦于沒有出路。(china impression II 164)誠如亞當·斯密所說：“那時，人們由于不知道指南針，……害怕看不到海岸;又由于造船技術不完善，人們不敢置身于大海的驚濤駭浪之中。……駛出直布羅陀海峽，……被視為一種最了不起、最危險的航行偉業。”(Adams Smith. P 17-18)
（三）匯入主流泛陸洲
在回答西方是怎樣變成“文明的海洋”的之前，先看美國歷史學家斯塔夫里阿若斯怎么說：
……可以斷定，公元1500年以后西方人對全球的統治并不意味著西方人天生優越，它僅僅表明“在那段歷史時期”內西歐人獲得了天時地利而已。而在歷史的其他時期，情況則完全不同。……北歐人……處于邊緣地區，……與世隔絕而不發達。于是，我們便能感覺到公元前1世紀西塞羅寫給他在雅典的一位朋友的信中的含義：“你最好不要從英國買奴隸，因為他們非常愚蠢。”……11世紀時……有位穆斯林這樣寫道：“比利牛斯山脈以北的種族性情冷淡且永遠也不成熟;他們雖然身材高大、皮膚白皙，但在智力和才能上完全缺乏敏銳力和洞察力。”(general history I p340-341頁)
正是中國這個“四大古國”(大河文明)的僅存者，改變了歐洲，以致造成了“文明邊緣”與“文明中心”的易位!斯塔夫里阿若斯進一步指出：
中世紀千余年間歐亞大陸上最驚人、最有意義的變化就是西歐從貧窮落后和默默無聞中崛起。……中國人擁有高度發達的文化，先進的工藝、大規模的商業、以功績為基礎的有效的官僚政治和提供社會凝聚力及思想……儒家學術。于是中國人也就順理成章地認為他們的文明優于其他文明……。
(歐洲人)拿來了中國的發明，竭盡全力發展它們，并將其用于海外擴張。這種擴張反過來又引致更大的技術進步和更多的制度變化……。(general history I p297頁)
英國學者貝爾納(J. Bernal, 1901—1971)在其所著《科學的社會功能》一書中寫道：“有史以來，在大部分期間，中國一直是世界三四個偉大文明中心之一，而且在這一期間的大部分時間中，它還是一個政治和技術都最為發達的中心。”(第八章國際科學概況http://www.tianyabook.com/zhexue/science/010.htm)今人多輕視古中國之科技，試問：萬里長城、阿房三百里樓臺，九河導海、九省運河，皆屬世界工程之最，今尚無有其匹!“……鑒于中國非凡的機械發明，……歐洲人獨立發明的東西少而又少。在18世紀前，他們真正的發明只有阿基米德螺旋線、曲軸或凸輪軸以及酒精蒸餾法。盡管……歐洲人展現出吸收中國諸多技術發明的非凡能力，但這種吸收傾向與“創造性”的機械時代前景并非一回事。如果說有人展示了這樣一種前景，那一定是中國人，而非歐洲人。”(約翰•霍布森《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第3章 中國先驅者(8)http://lz.book.sohu.com/chapter-15242-112086386.html)謝和耐又說：
……華夏文明首先也是一種技術文明。……很早就發明了精湛的織造技術：絲織始于公元前1000多年，棉織始于13世紀末。而在炮火工藝方明……表現出卓越的技能。……中國陶瓷史是世界上最豐富的歷史之一……。還有冶金工藝：公元前1000多年商代的青銅是過去出產的最美的銅器。自公元前4世紀開始，鑄鐵便成為中國的大工業。兩個世紀以后，中國的鑄鐵匠已經能夠經常出產鋼材。……中國的工匠和工程人員應召到伊朗甚至應召到俄國。……中國……帶來世界范圍的貿易潮流：絲織品(自公元前3世紀至19世紀)、陶瓷、棉布、茶葉……銅鏡、漆器、五金、家具、書籍、繪畫。正因為東亞存在著非常活躍的貿易潮流，歐洲才于16世紀初以后千方百計地要打進去：(倘若)一個純農村經濟的中國，對歐洲各國毫無吸引力可言。(《中國社會史》第30頁)
綜觀11-13世紀的中國，便感到經濟與學識的驚人發展。13世紀末馬可·波羅的驚訝并不是無故而發。東亞與基督教的西方之間的差距異常明顯，只需就每個領域(貿易額、技術水平、政治組織、科學知識、文學藝術)將華夏世界與基督教世界略加比較便可確信歐洲大大“落伍”了，毫無疑問，11-13世紀的兩大文明是中國文明與伊斯蘭文明。(《中國社會史》第306頁)
這個原先的世界文明的邊緣支流，就在快要干涸的時候，幸運地被華夏的“萬古江河”所灌注，得以充實、進而它畸形膨脹而席卷塵世，才變為今之“海洋文明”的!并且是惡浪滔天、大有洪波陸沉之勢!——“力引巨海吞百川，神造大觀傲九天”。
一位美國地理學家斷言，1492年對于西方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若非借助于中國技術而“發現新大陸”，就不可能出現“歐洲奇跡”。(the Colonisers Model of the World, Geographical Diffusionism and Eurocentric History, pp. 18-28.)英國哲學家培根指出：“……印刷術、火藥和磁鐵。因為這三大發明首先在文學方面，其次在戰爭方面，第三在航海方面，改變了整個世界許多事物的面貌和狀態，并由此產生無數變化，以致似乎沒有任何帝國，任何派別，任何星球，能比這些技術發明對人類事務產生更大的動力和影響。”((英)弗朗西斯·培根《新工具》，許寶骙譯，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格言129條)。德國哲學家黑格爾也說，歐洲人已經等得不耐煩了，幸虧有了“四大發明”給他們帶來了“新世界”：
對于古老的歐羅巴這個歷史的雜物庫感到厭倦的一切人們，亞美利亞正是他們憧憬的國土。(history philosophy p80)。
……自從印刷術有了新發現……和火藥相同，都是……供給當時的需要，使人類互相發生一種理想的聯系。……航海術又因為指南針的新發現，得以大大有所作為，不再像從前那樣僅沿著海岸行舟;所有各種技術的工具，當人們需要它們的時候，就一一地出現了。……好像在長時期暴風雨之后，第一次又預示一個美麗的日子的來臨。……它經過了中古時代的森陰可怕、漫漫悠長的黑夜，終于破曉了!一個因富于科學、藝術和發明欲而著名的日子，……由教會解放出來的人類精神，顯示出永恒的、真正的內容。(history philosophy p385)
（四）蟄居長夜重見日
相對封閉的中華文明的對外交流，主要是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它決定性地影響著世界文明。關于陸上絲綢之路的歷史意義，法國歷史學家勒內·格魯塞說：
在沙漠邊上的草原之路，給在今天稱為中國突厥斯坦的塔里木盆地的歷史帶來了決定性的轉變。這一地區擺脫了草原上的游牧生活(盡管總是受到北方游牧部落的威脅或控制)，使商路上的這些綠洲具有都市的、商業的特征，通過這些鏈條式排列的綠洲，這一地區形成了西方幾大定居文明即地中海世界的文明、伊朗文明和印度文明與遠東的中國文明之間的交通線。在干涸的塔里木河南北的兩條凹形河岸上形成了兩條道路：北道經過敦煌、哈密、吐魯番、焉耆、庫車、喀什、費爾干納盆地和河中地區;南道經過敦煌、和田、莎車、帕米爾山谷和巴克特里亞。這條纖細的雙線，交替著穿過沙漠，越過山巒;它弱似忙于越野的螞蟻爬出的婉蜒而漫長的路線，然而，它已足以使我們的地球形成一個整體，而不是彼此分離的兩個世界，足以維持中國的“蟻穴”與印歐的“蟻穴”之間的低限度的聯系。這就是絲綢之路和朝圣之路，沿著它，進行著貿易交往和宗教傳播;沿著它，傳來了亞歷山大后繼者們的希臘藝術和來自阿富汗地區的傳播佛教的人。經過這條路，托勒密曾提到過的希臘-羅馬商人們爭著控制那些易于獲得到來自“塞里卡”大捆絲綢的地方，中國東漢王朝的將軍們試圖與伊朗世界和羅馬帝國東部建立交往。維持這條偉大的世界商路的暢通是中國從漢代到忽必烈可汗時期的一貫原則。((法)勒內·格魯塞/ 黎荔等譯《草原帝國》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10年，第10頁)
中華文明對西方的決定作用，大致分為兩個階段：A.中古后期，主要通過蒙古征服，間接輸送技術或發明;B.近代早期，主要通過耶穌會士，直接提供思想和制度。8-13世紀，歐亞大陸兩端差別極大，判若云泥。偏遠的歐洲猶如一個被遺棄的孤兒，嗷嗷待哺于中華文明和伊斯蘭文明。然而地理之不利卻變有利：當蒙古掃蕩兩大文明之際，歐洲不僅幸免于難，反而成了受惠者。現摘錄謝和耐所著《中國社會史》的有關片斷，如下：
西方這種落后不足為奇：意大利各城邦處于亞洲貿易的終點，到中世紀末，才接受新生活。歐洲位于歐亞大陸之端，遠離偉大的文明潮流、貿易潮流。但歐洲的位置也說明何以一直免于遭受嚴重侵略之害，起碼其西面部分是這樣。蒙古人占領自美索不達米亞至孟加拉灣的地區，……歐洲利用了交換與借鑒的新潮流……。只需單純列舉一下這時期東亞對中世紀歐洲的貢獻(間接借用或受中國技術啟發的創造)便可以顯示其功績之巨大，諸如：……造紙、指南針、尾柱船舵……織布機、帶平衡儀的透射器、……獨輪手推車……火藥……紡車……木版印刷……鑄鐵。……有了上述重大發明，西方才有可能進入近代階段。(第306頁)
……中國水文地理工程人員受雇從事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河的灌溉工程。蒙古人實行的政策是將最熟練的技術人員從歐亞大陸一端移往另一端。……中國技術在伊兒汗國與金帳汗國傳播。14世紀西部蒙古諸汗國引進紙牌、印花布、紙幣等，……與活字印刷不無關系。……伊朗歷史學家剌失德·哀丁(1247-1318年左右)第一個提及中國發明木版印刷，他曾在自己的《關于中國科學之伊兒汗寶庫》(1313年)中介紹中國醫學。至于……火器……，蒙古人則于1241年在匈牙利……使用這種新兵器。(第332頁)
（五）起死回生惡縱橫
獲得了中國的“法寶”之后，歐洲人便是否極泰來、柳暗花明，從而迎著“新時代”的曙光，奔向遠方!歐洲中世紀曾被啟蒙學者說成“黑暗無比、死氣沉沉”，但經現代西方之研究，則變成了“豐富多彩、激蕩變動”;而傳統中國則相反：她本是“日新又新、可大可久”，卻被貶為“停滯不前，專制保守”。不管怎樣，歐洲人所搭乘的“告別中世紀、駛向近現代”的航船，畢竟是傳統中國為之啟動的!試想，如果沒有中國因素，歐洲的前景會是怎樣呢?那是完全相反的!當時宗教與世俗已是勢如水火，另一方面，面對著矛盾聚爆，那既腐敗、更不能再以“十字軍”向外突破的神權，則不僅窮途末路、智盡能索，而且自身難保、不可終日;這樣，歐洲就會陷于一場滅頂之災——霍布斯的“自然狀態”(大群互戮)+“馬爾薩斯陷阱”(人口耗喪)。這仿佛是重蹈古羅馬崩潰前后的無限混戰的歷史覆轍，但再無基督教拯救了，因為它是眾矢之的，先被犧牲掉了!其結果或許退回到蠻荒，甚至湮沉作史殤。啊，真是中國拯救了“上帝的選民”和上帝本身!(但得救以后的“選民”，便把基督教之善拋到了九霄云外，而挾其惡到天涯海角“傳福音”去了。自古迄今，西方人離不了神，但在其得勢之時，則只要“神力”，不要“神約”)。
透過現象看本質。“前近代”歐洲的關鍵問題是，如何突破地理限制?否則的話，其內在斗爭性與沖突性勢必自我毀滅;基督教原是以禁錮人性相救贖，但今則不堪原罪必殉道。如此危厄情狀，就否定了“技術溫床”、從而否定了自我突破的可能性——歐洲在前一次毀滅之后，須等待下一次的“因緣相合”(內在的毒素借助于外部技術)，方能再生“文明”。雖然中國科技使之“突破”，從而告別“畫地為牢、生不如死”之黑暗期，迎來“知者樂水、豪放馳騁”之新時代;這就像下文麥金德所言(一如黑格爾《歷史哲學》里的話)，歐洲人重新展開生存競爭于海外生態圈之中，而且是享有“全球性生態”——“生態帝國主義”!然而盡管有近代“歐洲奇跡”和現代“文明極致”，但由于其內在的“死亡本能”(弗洛伊德語)，充分外化，從而置全人類與生物圈于“科學爆炸、恐怖平衡”之中;所以，對于西方文明來說，是“以空間換時間”來多活數百年而已——基督教云“最后的晚餐”，佛教云“夢幻泡影”!地理學家麥金德下面的話反映了西方這個“生態暴發戶”的狂妄心理，即：
(地理突破)它改變了歐亞關系，使人類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地理大發現的主要政治效果是把歐洲與亞洲的關系顛倒過來，因為中世紀時，歐洲一直被關在，南面不可逾越的沙漠、西邊無法莫測的海洋和北面、東面冰或森林覆蓋的荒原之間，而東面和東南面經常受到騎馬或騎駱駝民族的優勢機動性的威脅。歐洲出現在世界上，它能到達的海域和沿海陸地增添了三十倍以上，它的勢力包圍著至今一直在威脅它本身生存的歐亞路上強國。(哈羅金德：《歷史的地理樞紐》，商務印書館1985年，第58頁)
擁抱這么大的生態圈乃至整個地球生物圈，生存競爭最大化也會變得有序，就是動物也會有“自由民主法制人權”的，人性再惡，如禽似獸，也能創造出“文明奇跡”的!
（六）突破障礙決堤塞
意大利哲學家維科(1668-1744)認為，中古后期的世俗化的歐洲是通向毀滅的，但會重獲宗教拯救，遂致歷史循環。(world history & save. p156)不妨推演其論，讓我們俯瞰全景：如果西方人不能“出海”，他們必自毀于內，或許再被拯救，然而絕非原先宗教;不過，他們終于成功地走向了世界，但即使這樣，他們是不是更大循環、更大毀滅，只是多活一程而已?幾位唆使歐洲人漂洋過海的學界“巨臂推手”，除了黑格爾把有限的海洋看作“無限”之外，其余皆不樂觀——牛頓認為“世界末日”是2060年，康德擔心“萬物之終結”(The End of All Things, Immanuel Kant PP.93-103);亞當·斯密也說兇吉未卜：
美洲的發現，以及經好望角到東印度的通路的發現，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最重要的事件。……但其全部影響，不可能在這兩大發現之后的二三百年間展現出來。這些重大事件此后為人類帶來的是利益還是不幸，是人類智慧不能遇見的。(Adams Smith. P445)
亞當·斯密的如此懸念，被他在古典經濟學上的承揚者馬克思推出了這樣的結論：當資本主義擴及全球之際，其本身乃至西方文明也就壽終正寢了。事實上是，資本主義和西方文明確實因而陷于“總危機”——兩次世界大戰、大蕭條和階級斗爭風暴;但卻是“死而不亡、越發亢奮”。果真是西方暴殤于20世紀上半期，那全人類也就得救了!——雖是憂患余生，也會走向大同。然而，美國為了保住西方和稱霸世界，則變本加厲地堅持其文明模式——必將導致“人與生物圈同歸于盡”的生存方式;即它以深度挖掘地球生物圈來造成高科技與高消費，兩者因而延續了資本主義或西方文明的繁榮與周期。
再看“文明中心易位”。因為迥異的地理環境及其在前工業時代所具有的決定性，那相對先進的中國科技，被用于她自己的廣土眾民跨越海洋、外傾發展乃不足，而用于海洋性較強的歐洲打通“天塹”則有余。換言之，雖然歷史中國的航海事業最為發達，但她面對著艱難險阻也最大(因而遠航的成本極高);而另一方面，人類從歐洲去征服海洋，所需要的“技術量”則最小。因此，通過科技傳遞，歐洲人在這里克服了“天造地設”。西方學者是這樣比較客觀條件的：古代中國屬于內陸性，她的海洋風浪大、陸距遠;而歐洲則像是一個伸入海洋的半島，特別是南北的兩個良好內海(地中海和波羅的海及北海)，使其人諳熟海事，習于遠征。(china impression. p116)甚至黑格爾說，“地中海是舊世界的心臟”，它激勵歐洲人去懷抱外部世界。(history philosophy p80-83)這就是說，“善用”中國科技的歐洲人終于從地球的“薄弱環節”，突破了生物圈的“自我保護系統”。所以其影響之大，遠不止“文明中心易位”!數百年后的今天，在西方科學及其聯通世界的條件下，中國也成功地以利用“全球性生態”(參與世界市場)，來平衡她自己大競爭大發展(現代化)，這勢必就像歐美智士所預測的那樣，再次發生“文明中心易位”。然而，東西方的科技接力和諸文明的輪番沖刺，其終點是什么?誰將是最后的贏家，是歐美，是中國，還是別的?自從兩千多年前管子-司馬遷倡導自由經濟，由于文化限制和地理阻礙，直到今天，竟因為“迂回西洋、曲全其事”，中國人終能如愿以償地擁抱資本主義了!但愿這不是“最后的晚餐”，大地母親尚留余地!在西方宰世之時代，不發展則無以為生，我們已退不回那田園詩般的家園了;發展則也遺患無窮，因為這畢竟是在沖擊生命的棲息地;現代人總在進退維谷之中求生存、找出路。
第二節華夏天下的西洋變異
奄奄一息的“餓鬼”(佛語)在其被文明母親哺育之后，一變“浮士德”(“有肉無靈”而魔鬼化)，再變“利維坦”(吞噬諸文明和生物圈的海獸)，三變將是“新選民”(拜科學為神，在實踐“上帝的毀滅世界的計劃”之后便移民太空)——我們正生活在“文明歷史的反面”，這似乎是暫時的陰陽交替;那么，文明還能“撥亂反正”嗎?——老子曰：“反者道之動”，“與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順”!
（一）中國文化對歐洲的哺育
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1646-1716年)說：“中國……在人數上和國家的治理上，遠勝于文明的歐洲。……(她)有一個極其令人贊佩的道德，再加上……哲學……，富有權威，遠在希臘人的哲學很久很久以前。”(china impression. P133)當代法國漢學家謝和耐指出：
1705年8月18日，萊布尼茨曾給韋米斯神甫去信，他寫道：“余看汝等大部分教士相當傾向于以輕蔑的態度談論中國人之學識;然其語言文字、生活方式、工藝制品，乃至游戲娛樂與我們大不相同，宛如另一天地之人;……其舉止習慣……亦能令吾人大開眼界。以余之見，遠比認識古希臘、羅馬之禮儀與器具更為有用。”……萊布尼茨……預感到兩個世界接觸所產生的深刻效應。(social history 第459頁)
關于傳統中國對近代西方的決定性作用，謝和耐進一步說：
中國人自漢代以來已實行人口調查，沃邦也進言路易十四、建議仿效中國人的方法。西方國家已知的早期人口調查1665年于法屬加拿大，1749年于瑞典舉行。整個人口統計學產生于實踐之中，……但首先是受中國的啟示。
美感本是亦受到中國影響。我們都知道，18世紀歐洲特別盛行康熙年間的藍白瓷器、中國家具與小擺設。中國的園林建筑由于W.錢伯斯(1726-1769年)……的推廣而大行其道;中國也促成對大自然感受的變化，使之朝浪漫主義運動方向發展。
……事實上，中國的啟迪并不限于政治社會思想、制度、技術等領域;而極有可能曾推動現代科學思想的形成，如果中國這種影響一旦被證實，那么在關于各種文明密切依存的無數證據中又將增添一份至為重要的材料。(social history第461頁)
法國學者學者杜瑞樂(Joel Thoraval)說：“……啟蒙時代歐洲的最主要的事就是發現了中國，……它占據了浪漫一代的夢想……。”(P269)法國學者彼埃·于阿爾(Pierre Huard)說：
如果說，發現中國是西方中世紀最大的發現事件，……18世紀是一個親華、戀華和仇華的時代。……遠東以其思想和物質文明，而對歐洲人施加了巨大的影響。……中國不僅僅是在物質文明方面才成為歐洲的楷模。萊布尼茨……贊揚中國人倫理的高尚性。他向伏爾泰提供了其論戰武庫的最佳武器。(P475-476)
法國學者雅克·布洛斯(Jacques Brosse)說：
中國被發現……產生了撞擊作用。……此次撞擊，是近代西方文明與另一種遙遠而直到那時又恰恰不為人知的文明所造成的撞擊。……17世紀發現中國至少與16世紀時發現新大陸一樣重要。此前，歐洲與美洲、印度文明之對抗被掩蓋起來了，因為殖民征服者在人們能夠從事這種文明的研究之前，就摧毀了它們。至于印度，當葡萄牙人重新發現它的時，該地區正由穆斯林莫臥兒人統治。它很久就喪失了其統一，它從前的燦爛文化僅存在著一些零星的殘余了。(P22)
（二）兩種文明的匯合決定現代世界
英國學者李約瑟及其同仁斷言：“最大之一的歷史未解之謎是，我們生活在其中的‘現代世界’乃中國與西方因素之綜合體。現代世界立于其上的基礎科技，可能大部分都來自歷史中國。”(Bobert Temple: the Genius of China, pp9.) 瑪里奧·普拉茲指出：“一種雜交現象，而不是簡單的模仿，是兩種不同文明的人工授胎。它們成功地創造出一種前所未有的品種。”(P15)
中國作為世界的“母體文明”對其他民族、特別是對近代西方做出了極大貢獻;對此，謝和耐進而概括道：
華夏文明激發過廣大人類，它給人類帶來文字、技術、人生觀與世界觀，帶來宗教與政治制度。中國本土、朝鮮(半島)、日本、越南，均屬同一文明集體。但中國的影響范圍要廣得多：傳至蒙古與阿爾泰之突厥人、蒙古人、通古斯人，遠播至中亞乃至整個東南亞。其影響還播及更為遙遠的地域——西方。后者迄今仍借鑒中國而卻未意識到此點。西方并不了解從中國獲得的益處，倘無此借鑒，西方就不會有目前的局面。(social history，第1-2頁)
中國人的政治社會觀念(仁政、德治、禮治等——引者)、政制、工藝、技術都會產生影響，……對于近代思想的形成也許起著決定性作用。(social history第403頁)
中國提供了第一個文明富強國家的榜樣，……中國大大推動了現代政治的形成……。(social history第460頁)
16世紀以來歐洲發現中國的全部效應，我們還遠遠未充分了解以及正確評價。總而言之，這一發現促進現代世界的形成，作用可能比想象要大。的確，自華夏世界經歷衰落與屈辱時代以來，18世紀中國的社會政治制度、思想、技術及工藝曾引起的熱烈興趣已被遺忘。西方為自己的迅速進步而自豪，竟將一切功績全歸自己。或許有一天我們對西方的飛速發展會有更恰如其分的判斷。(social history第458-459頁)
讓我試作三點“恰如其分的判斷”：第一、源流分析：近現代西方是中華文明的“子文明”——這種“母子親緣”，較之以往歐洲與其他任何文明都要密切(三大文明古國、古地中海文明、近東文明和阿拉伯文明)，盡管西洋原是“逆子弒母”，而變本加厲;甚至，華夏與泰西之“橫向關系”超過了古希臘、羅馬與近代西方之“縱向關系”，盡管歐美堅持“西方優越”，而顛倒歷史。第二、靜態考量：現代世界大抵是兩大文明的綜合體，即它是舊大陸東西兩端的文化匯合的產物——其善面是以歐美為表、以華夏為里，其惡面則以東方為形式、以西方為內容。它的至惡的本質(性惡原罪)表現為“善”，東方卻相反。第三、歷史趨勢：今之“天下”似乎仍在中國的“陰陽周期”之中，只不過暫時和表面上被西方的“資本周期”打亂而已;它為“陽”居上，她是“陰”處下，這在中國“吞吐天下、邁向大同”的過程中乃屢見不鮮，只不過這回是最大最后一次而已;除非西方文化導致全體毀滅，中國是一定會實現其終極目標的!
（三）中國文化與西方哲學
諸位須知，中國大抵是當今世界優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制度的發明者;現代西方的文明主體——包括自由經濟和哲學，特別是那最能代表“西方優越性”的“民主與科學”——是受哺于中華文明的結果。分別論述，先談哲學：
謝和耐說：“中國的發現……對18世紀的歐洲哲學的形成有決定性的影響。”(《Convergence between China and West》第113頁)伏爾泰在《風俗論》中說：“歐洲的王族同商人在東方所有的發現，只曉得求財富，而哲學家則在那里發現了一個新的道德的與物質的世界” 。現代法國學者戴密微(Paul Demieville)說：
斯賓諾莎、萊布尼茨和馬勒伯郎士這些17世紀歐洲哲學的最大明星，都介入了中國問題。……巴黎大學的比較文學教授安田樸(Etiemble)……講授了一套課程“18世紀哲學家們的東方”。……有人希望在意大利文藝復興的源頭中尋找中國的影響。總而言之，……歐洲發現中國所產生的成果，并不比中國發現歐洲遜色。(223-224)
雅克·布洛斯也說：
中國……對法國哲學思想的形成撞擊。……唯有中國……對當時正在形成的哲學思想是非常重要的，因為當時的哲學思想受到刻板嚴峻的社會制度的奴役。中國為17世紀的“不信教者”，為18世紀的哲學家們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支持，甚至是提供了一種具有決定意義的證據。他們……可以證明倫理和宗教并不一定是互相聯系的，或在基督默啟之外還存在著一種自然宗教。所以中國的發現竟然成為形成了舊秩序衛道士和蔑視者之間斗爭的賭注。
這種態度從蒙田在其《散文集》的一段文字中，提到中國就出現了。當時談論中國就已經意味著指一個更為公正的社會、一個最佳社會，但不是烏托邦，而是一個真實的社會。(22-23)
黑格爾哲學與老子有著某種淵源關系。黑格爾是從法國漢學家雷慕沙那里接觸老子思想的，他自己也詮釋了《道德經》中的諸概念。更能說明問題的是，兩位跨越萬千時空的哲人，竟是旨奧雷同，如：“道-絕對精神”、“無→有→萬物”和“正→反→合”等概念。關于黑格爾哲學的中國淵源，杜瑞樂在其所著《黑格爾與中國宗教》一文中，這樣寫道：
……黑格爾所擁有的資料之特征……，可以與一種在歐洲掌握的有關中國信息的發展相聯系。……黑格爾于1920年左右，突然一舉掌握了有關中國的已經相對較完整的資料，既包括在北京的耶穌會士們的研究，又包括比較持批評態度的文獻……。唯有與雷慕沙的個人相會，才能明顯改變黑格爾有關中國宗教世界的立場。這次相會發生黑格爾于1826年應維克多·庫散(Victor Cousin)的邀請，赴巴黎的一次旅行。他當時在法國科學院出席了雷慕沙的一次報告會，并且仔細地閱讀雷慕沙于1920年報告的《論老子》一文。……黑格爾于其逝世前一年，當他正準備其《邏輯學》第2版時，不可能與對中國宗教界的……詮釋毫無關系。……將中國宗教作為巫術的觀念，早在1824年就形成了，在黑格爾的整體觀念中占有中心地位;1827年，又重新發現了道教，是由最早重新閱讀其法文史料而引起的。(272)
黑格爾哲學與老子及中國文化的迥異之處，有兩點：A.關于“正反合”之“合于道”，在中國文化是合和于自身及萬有(萬物一體);而黑格爾則是“合”于上帝或絕對精神(世間沖突)。B.用“正反合”來衡量兩種文明之優劣，西方恒處于第二階段(反)，而不能和合，直到毀滅為止(現代西方必將重蹈希臘、羅馬之覆轍，更禍及全人類與生物圈)。相比之下，中華早就進達第三階段(合)，且已歷經許多個“正反合”，不斷地“平天下”而融消世間憂患。但黑格爾看不到中國是動態平衡，還以為其靜如初(正，太初和諧)。黑格爾真得毒害了東西方的學術界，此乃今之華人“殖民文化心態”的根由之一!另外，黑格爾哲學是馬克思主義的三大來源之一，之二是亞當·斯密的“古典經濟學”;后者也是淵于中國、源于老子：亞當·斯密承襲司馬遷，而司馬遷的經濟思想則本于老子和管子。
關于中國思想及其科學哲學對歐洲的影響，謝和耐說：
中國思想的另一個基本特色是普遍自發秩序概念凌駕于直接機械行動概念之上。萊布尼茨熱心研讀駐中國的耶穌會士的報告，并與閔明我神甫通信。他視世界為無數小機體構成的大機體，并以此思想代替將世界看作是一部機器的思想。這種“單子論”的終極觀念，遠離西方原先的傳統，就其單子的等級與預定和諧，令人不禁想起新儒家關于“理”(普遍秩序的內在因素)……;“理”表現為宇宙萬物的所有層次上，使得在大統一中，每個人都擁有自己一部分“理”，沒有既定方向也無需機械推動便自然而然參與宇宙的秩序。神學唯心論與原子唯物論之間的尖銳對立一直支配著整個西方思想。萊布尼茨得以成功地解決這一對立，其憑借的觀念正與華夏世界普遍接受的觀念相通。西方世界必須放棄追求事物之外的現實，舍棄在其思想文化傳統中根深蒂固的觀念，即認為自然與生物由一副機械及其操縱者即由軀體與靈魂構成;西方還必須接納中國人的觀念，即認定事物本身已包含全部現實及其微妙奧秘;只有這樣，科學思想才能發展起來。(social history第462頁)
（四）中國文化與西方民主
首先指出，歷史中國是世界的政治中心。她的宏觀管理的有效性和影響力都遠遠超出國境，不僅歷時最久，而且帶來“天下太平”(基督教歷史和現代西方皆相反)。如果考慮到她不像古今西方和現代國家那樣地施壓外部世界和損害地球生態，反而承受內憂外患——她是自我調節，向內平衡，因而治理的難度極大——這一點;那么，中國政治，不論是以朝貢制度去安排天下，還是以內部行政來管理國家，此乃舉世無雙，古今奇觀!關于歷史中國的內部行政，謝和耐說：
中國最出色的成就之一是在漫長的演變過程中，發展了復雜的政治組織形式，成為人類社會史上最完善者。一種統一的行政制度能夠在如此早期便延伸到如歐洲幅員的廣闊地域，而其居民的多樣性亦堪與歐洲相比，這確實令人驚訝，值得一書!請想一下米拉博就1789年之前的法國發表的言辭，他將其視作是：“一群分裂的缺乏組織的人民!”中國……系統安排自己的空間：道路、驛站、糧倉、城池、御敵圍墻、河水調節、水庫、運河等。中國政治功能發達……。(《中國社會史》第29-30頁)
相對于中古歐洲的教俗對抗及其各自內爭與分裂，廣土眾民的華夏乃政通人和與整齊劃一、以及推廣和平而“中天下而立”;所以17-18世紀的西洋人視之為楷模和標準，并按其改造他們各國的制度。現從西方文獻中摘錄片斷如下：
他(利瑪竇)在中國發現這個比歐洲還大的國家被全部組織于唯一的權力之一，……中國可以向歐洲人提供某種與理想國家相似的內容。17世紀，歐洲出現了一種迷戀中國的形式。Convergenc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第323頁)
中國吸引了那些反對英國政治中的唯金錢論者。因為他們把中國視為一種理想國，即經過有關倫理知識的嚴格考核之后，根據每個人的品德而選擇官員來行使政府職權。為什么英國不能這樣做呢?(第389頁)
在18世紀時，越是接近……法國危機的爆發，興趣的中心越是向政治轉移。……中華帝國以其前所未聞的財富與法蘭西的貧窮相對立。這種運用中國楷模的做法，……也不是法國所獨有的。荷蘭使節紐霍夫……贊嘆不已：“啊，王公們!我可以保證，如果按中國人的模式行事，那么你們甚至會從最低層找到某些人，以向他們傳授美文學。但你們會從他們之中選拔大臣……。”
個世紀之后，人們取得了一致或基本一致的看法，即中國政府形成了一種可以衡量歐洲社會弊端的標準。人們特別贊揚其政府選拔官吏的制度——科舉和會考制。這一制度首先被英國運用于其文職機構中，后來在整個歐洲都取得了成功。(第24頁)
李約瑟說：“當余發現十八世紀西洋思潮多系溯源于中國之事實……。吾人皆知彼啟蒙時期之哲學家，為法國大革命及其后諸種進步運動導其先河者，固皆有感于孔子之學說……。”(朱謙之著《中國哲學對歐洲的影響》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98頁)泰西各國原先皆仰慕中華，并模仿其國家制度;直到黑格爾(1770-1831)較為系統地提出“東方專制主義”過一個多世紀之后，它們才反客為主、且恩將仇報的。但黑格爾也承認中國政治乃公平而高卓，因而是歐洲人學習的榜樣，他說：“國家公職都由最有才智和學問的人充當，所以他國每每把中國當作一種理想的標準，就是我們也可以拿它來做模范的。”(《歷史哲學》第117頁)
在歐洲啟蒙時代，中國成為“民主、理性、平等、人權和無神論”等理念的故鄉。美國漢學家顧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指出，中國文化在17-18世紀的法國導致了“精神的革命”，“使得整個西方世界逐漸地再次朝向了東方，走向了民主”。“孔子哲學”甚至對“美國民主思想之發展”產生了重大作用。“杰斐遜的治國思想受到了中國科舉制度的影響”，西方普遍實行的“公務員考試錄用制度”、“根據人的才能而非名望來挑選官員”等，皆源于儒學。伏爾泰對中華文明全面贊美：“只有中國是世界上最公正最仁愛的民族”，“人類智能不能想出比中國政治還要優良的政治組織來”……嘆息“我們不能像中國人一樣，真是大不幸”。
不少現代漢學家把法國大革命“視為一場受中國觀念激勵的運動”。(476)戴密微說：
在18世紀時，由于孟德斯鳩、伏爾泰和那些被稱為“哲學家”學者們的活動，使歐洲感興趣的已不再是真正的中國哲學了，而是中國的政治和經濟理論……。但歐洲的思想陣地最終還是以最為激烈的方式感到了中國的影響。那些認為中國曾為法國大革命作了思想準備的“啟蒙哲學”的主要源泉之一，實在不乏其人。(223-224)
近代早期，脫離神權的歐美，均在草創制度，其思想之源泉和設計之靈感，主要是中國文化，幾乎所有的啟蒙學者都崇尚它;所以美國革命及《獨立宣言》、法國革命及《人權宣言》，皆浸透著儒家精神。總結歐美學者論述此事有四點：A.17-18世紀歐洲啟蒙運動是“中國熱”，啟蒙學者利用儒學來打破神權;B.“康乾盛世”是非宗教國家的楷模，以此證明非基督教的、俗世政治的可行性;C.科舉制度是世界最偉大發明之一，它是近現代歐美的文官制度的藍本;D.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之理念，頗多擷取儒家思想和中華文明。
順便一提：輕蔑傳統、挑戰政治的西化華人，都把《人權宣言》和《獨立宣言》敬若神明，奉為圭臬;卻鮮知其弊，且罔聞史實。凡是違反“修己安人”的原則講人權，必起禍爭，人性解放亦致“原罪爆炸”，從而殃滿世界，物種漸滅。西方的任何理想(從基督教到今文明)一經落實，無不損人利己，而且總體相反。例如《獨立宣言》怎樣帶來“天賦人權、主權在民、三權分立”呢?是以滅土著而拓西部為其實現的條件!法國更成問題：《人權宣言》緊跟著長期動亂，全靠殖民擴張為之緩和;20世紀中期以前的兩百年間，它是發動戰爭最多的國家之一(僅次于英國)。所以英國哲學家羅素說：“所有現代白人國家都在理論上有一套高尚道德，但在現實中卻是另一回事;這種情況從不發生于傳統中國。”(The Basic Writings of Bertrand Russell,,PP557.)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也說：人道兼愛與四海兄弟這些宗教美德，在西方民主的實踐中卻表現為“部落意識和窮兵黷武”。(《歷史研究》第8頁)
（五）中國文化與自由經濟
三位西方經濟學泰斗都與中國文化有緣：凱恩斯贊嘆“孔子是經濟自由主義的先驅”(陳煥章《孔門理財學》);“近代第一個經濟學家”法國人魁奈(1694—1774)，因為研究和推崇中國文化，而被稱為“歐洲的孔子”。謝和耐說：“清代……啟發了重農學派……;魁奈及其友人……將‘自然秩序’的概念引進西方……。中國思想通過重農學派的傳播推動了政治經濟學的發展。”(social history第461頁)魁奈的經濟思想影響了亞當·斯密(1723-1790)，后者是西方古典經濟學的集大成者，也可以說是資本主義的“設計師”。戴密微說：“近代經濟學是在18世紀由受中國史料啟發的魁奈(Francois Quesnay)和亞當·斯密(Adam Smith)等理論家們創立的。”(224)另一位法國重農學派杜爾哥，受中國影響尤深，因而寫下經濟學名著《關于財富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亞當·斯密曾訪學于歐洲大陸3年(1764-1766年)，逗留法國10個月，交往魁奈和杜爾哥等人;其間斯密構思和草擬《國富論》，后者直接繼承了重農學派“自由放任”的經濟思想。
根據港臺及日本學者的研究，亞當·斯密大體是“祖述”司馬遷而成就其學說的。(香港《中國社會科學季刊》1993年第3期)細讀《史記》的有關文字便可知，古典經濟學在這里已是一應俱全、爐火純青，其不外乎如下七點(請注意引號中司馬遷的話)：
A.重商主義:“……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B.追求利潤：“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C.發財致富：“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D.自由競爭：“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E. 經濟周期：“……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始終之變。”F.價值規律(價格波動)：“……物賤之征貴，貴之征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G.放任政策(無形之手)：“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自然之驗……!”。(司馬遷寫《貨殖列傳》冠以老子之言，而老子尤論“自由競爭”和“自然均衡”，例如：“我無為……而民自富”;“民莫之令而自均”;“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圣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所以法國經濟思想家魁奈把老子“無為”直接意譯為“自由放任”。另外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哈耶克引用《老子》第57章：“……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
此須說明，亞當·斯密所倡的“無形之手、自然均衡”，絕非真理，因為它須要條件，方能促進經濟發展;那就是不斷地向外開拓新市場，來緩解“自由經濟”的內在張力。在這方面，外交手段乃至訴諸武力都是必不可少的。所以19世紀奉行自由主義的英國頻繁發動戰爭。深究兩次世界大戰——特別是那直接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1930年代“大蕭條”——的起因，在經濟學上應該歸罪于亞當·斯密(凱恩斯學派所論)。而后各國，市場經濟都加以宏觀調控，計劃經濟亦引入市場機制，兩者大同小異。然而這種“混合經濟”——中央計劃+自由競爭，實為中國古史之常情：西漢是中庸調二端，唐朝是中和運兩儀;此乃儒家之正理：保民安富，上下設限，中間競爭，波動平衡(《周禮》和董仲舒之論)。或問：如果儒家的“中道經濟”早能昭示泰西，那豈不會防止世界戰禍?但西方銳意擴張，順之者昌;亞當·斯密應運而起，適逢其會而領宏綱!
（六）中國文化與西方科學
科學革命與現代文明是文化及科技傳遞的結果——華夏向西洋贈予傳統科技，而后，現代中國被迫接受科學。這也是中華文明的“陰陽變異”。雖然西方人性(原罪性惡)之斗爭性與沖突性，很適合推進近現代科技;但若無早先中國為其打開“全球天下”，從而平衡其大競爭大發展，則如此斗爭性與沖突性必是內里聚爆和民族自殺，所以須用神權禁錮，扼制人性。唯有中庸調節、向內平衡的傳統中國擁有最高水平的傳統科技，后者不僅使西洋人發現美洲、擁抱世界，而且還奠基彼方的科學革命與工業革命。總而言之，由于文化、人性、生態和地理等多因素之綜合制約，歷史中國不能在科學革命方面越雷池一步，否則便是萬劫不復;西方唯借助于中國的傳統科技，才能勇往直前，但其終點則是全人類與生物圈之同歸于盡。
根據李約瑟及其同仁的研究，構成歐洲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的基礎技術的大部分，都是來源于中國。李約瑟說：“在公元最初的14個世紀里，中國向歐洲傳播了許多發現和發明。”(china impression II.P142)謝和耐說，
17-18世紀自中國引進不少在歐洲尚不為人知的植物……。西方采用活動簧片乃G.J.沃格雷之功(簧片成為簧風琴、口琴、手風琴的基本裝置)。他曾有機會去圣彼得堡考查中國的笙，還借鑒過其他事物，如：……簸揚機、船上采用的密封艙裝置、絲蠶養殖、瓷器制造工藝……。1675年，一俄國使團要求中國派工程人員至俄國修建橋梁。自16世紀起中國通行天花接種，其辦法是將微量的天花小皰接種人的鼻孔中。也就是說，歐洲發明種痘之前，……中國人早已謀求減輕病毒毒性的方法。17世紀期間，這種方法傳至土耳其;18世紀初開始為歐洲所了解。1718年，英國駐康斯坦丁堡大使的夫人蒙塔古曾叫人給自己全家接種。1796年，愛德華·詹納制定預防天花接種法。(social history第459-頁)
……鐵索橋大體起源于四川與漢藏交界地區，自600年起便在中國使用。但歐洲于1741年才建成第一道鐵索橋，由奧地利建筑師F.埃爾拉克(1656-1723年)提議建造，埃爾拉克公開聲言，曾受中國式樣的啟發。……關于磁的研究與學術純粹由中國熱所創。中國了解極性、感應、頑磁性、磁偏角比歐洲要早得多。……18世紀歐洲極可能已受其影響。(第402-403頁)
萊布尼茨，這位親華人士已走到科學思想最新發展的前沿……。值得注意的是，自16世紀發展起來的實驗科學，就其現代面貌方面，與中國概念相符(磁學、力場觀念、微粒旋風思想、波傳播觀念、組合邏輯、有機整體與機體自我調節觀念等等)，這些皆為西方傳統所無。(social history第462頁)
在科學上，希臘是理念的，它是在中國影響歐洲之后才被充分發掘的;中國是實用的，李約瑟說它是世界歷史之最。另一位英國科學史家貝爾納在為其著《歷史上的科學》中譯本所寫的序中說：“中國許多世紀以來，一直是人類文明和科學的巨大中心之一。已經可以看出，在西方文藝復興時期從希臘的抽象數理科學轉變為近代機械的、物理的科學的過程中，中國在技術上的貢獻——指南針、火藥、紙和印刷術——曾起了作用，而且也許是有決定意義的作用。”所以，現代科學縱然是古今中西之融會的產物，那其建設性和生活面是屬于中國文化的，而它的客觀性、割裂性、非我性和非生命性則屬于希臘文化;至于西方科學的爆炸性和破壞性以及無所制約性，應該是希臘諸神與基督教的謀和之作。
李約瑟還認為，中國是西方用科學爆炸世界的“施主”。(china impression II.161頁)法國學者瓦萊里也說：中國古人“已經掌握了足以無限擾亂地球安寧的方法”，盡管他們沒有“知行合一”。(同上，上冊，第85頁)難怪科學革命與工業革命未能發生于歷史中國!華夏圣賢確實擔憂人類自毀。他們如此“保守”和“迂腐”，與其說是“杞人憂天”，不如說是“悲天憫人”;與其說是“悲天憫人”，不如說是唯恐“天誅地滅”;一句話，在打破世界與自然之和諧的方面，傳統中國不敢越雷池一步!——老子說：“不敢為天下先。……舍後且先，死矣!”又說：“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試想，假如中國古人采取西方模式，那世界大戰豈不會提前千百年!人類還能存活至今?華夏圣賢把發展與科技皆圓融于和諧大道，進行中庸調節，使之“利而不害”——儒經云：“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旨在“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進言之，盡管中國的物質文明冠于世界歷史，但祖先對待“硬實力”卻很謹慎：發而中節或備而不用、厚積薄發或后發制人;他們總是顧及全人類的長遠利益。例如《易經》曰：“各正性命，保合大和;……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后一句喻：中華不可用其諸多發明去征服世界;前一句喻：中華要為全人類及生物圈進行“文化保險”。控制技術濫用和“科學的爆炸性”，是文明母親(軸心文化)的天職!今人能理解古圣賢的一片苦心嗎?
（七）中西匯合的憂患
(甲)文明臨近盡頭。西方的因緣：“ 因”乃自身毒素，“緣”靠母親文明。“西方”，原本因其生態貧瘠與高度緊張，本質上是個相爭相害、生生滅滅的“自然狀態”(霍布斯語)，所以無緣自我創發文明。另一方面，歐洲的“海洋地緣”使其人易于獲得外來文化與科技而向外突破、向外平衡，遂能把它的內在毒素(性惡原罪)和能量(斗爭沖突)變成發展源泉和征服力量。這就是康德所謂“理性的展開”、黑格爾所謂“人性惡創造歷史”。這樣，在向外突破、向外平衡的條件下，以犧牲外部世界及其生態為代價，“西方”在人與人、人與自然的沖突之中，走向“文明”(物質文明+民主法制)。然而，外部世界是有限的，自然尤多障礙;故生態趨于飽和，“文明”愈益沖突，直至毀滅。此如佛經云：“世間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已滅絕的文明大抵如此，西方文明就是這般“死亡文明”，以致今人在生態上是“如履薄冰”、在和平上是“恐怖平衡”。
古希臘、羅馬的毀滅只限于其自身，世界安然無恙;現代西方之興亡，則系關全人類與生物圈。西方歷史表面上是“前后繼承、源遠流長”，實際上是“死灰復燃、借尸還魂”。它在一次死亡之后，須等待新的外來機會，再一次“因緣聚合”。上古西洋淵源于四大文明古國之三，而近現代西方則在中華文明的哺育下成長和壯大——歐美文明是中華文明的“養子”和“逆子”。
(乙)但愿能有轉機。自古迄今的世界歷史，中國是唯一還活著的“母親文明”(今天印度并非四大文明之一，而且長期的“異族化”使其文化暗淡無光)，其他的絕大多數國家屬于“子文明”。中國既是母親文明(天下中心)，又是中流砥柱(軸心文化)。假如歷史中國采取西方文明或現代文明的模式，那世界早就毀滅于人與人、人與自然的愈益沖突(如今之趨勢);再假如沒有這樣一個母親文明和中流砥柱，那么，世界恒處于相爭相害、生生滅滅的“自然狀態”之中(低級的“霍布斯邦”，但經過中華文明的中介，西方遂能在更高的物質層面上變異世界，故今之地球村亦是個走向毀滅的“霍布斯邦”)。
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中國傳統的科技和其他文物制度傳到化外之邦(西洋)，變成了“反其道而行之”的怪物，乃至世界歷史和中國歷史發生“陰陽逆轉”(文明中心的易位，文明母親和大地母親被摧殘，而面目全非)。這就是說，西方文明或現代文明走到了“歷史的反面”，亦即西方文明或現代文明是華夏的“和諧之道”的反面——物質文明或科學文明。老子曰：“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不為。”或許現代歷史仍在“道”冥然掌控之中，就等下一個“陰陽交替”了!——但愿還是文化調節(天下歸仁)，而非自然平衡(世界毀滅)。
(丙)圣賢救世寶訓。孟子曰：“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于夷者也。”如果我們超越時代之局限，而觀察一個完整的歷史周期(文明的“正反合”和變動的“陰陽魚”);那么，世界文化必將發生“否定之否定”，從而印證孟子之論(總的來說是“夏變夷”，“夷變夏”只是以退為進的間歇期而已：一張一弛、一陰一陽)。為了說明問題的方便，從中世紀到如今、乃至未來，中國與西方及其所決定的世界歷史可分為三階段：夏變夷(正)→夷變夏(反)→夏變夷(合)。
第一階段，“夏變夷”：A.中國科技使歐洲人發現美洲、發現中國，從而利用“全球性生態”來平衡其大競爭、大發展;另外，中國的眾多發明是彼之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的基礎技術。B.中國文化“啟蒙歐洲”，即幫助其解脫神權;美國獨立戰爭及《獨立宣言》和法國大革命及《人權宣言》都是在中國文化的影響下發生的。C.近代西方以中華文明為楷模來建立“俗世文明”，諸如自由經濟、民主政治、文官制度、哲學人文及人口普查等等，大體是模仿中國或受其影響而來的;近代早期的歐美是“中國熱”，即以中國為樣板和源泉來創造“新文明”。
第二階段，“夷變夏”：A.興起的西方，摧毀了由中國所維持的“人與人、人與自然的普天之下的和諧”，把人類帶入了“世界戰國”，把中國推向危亡之境，置地球村于“恐怖平衡”之中，破壞“生于斯長于斯”的生命家園。B.中國被迫“極端西化”——人性：“仁者靜”→“智者動”;人生：“禮樂人生”→“物質人生”(先是政治動物，今為經濟動物)：文化教育：“道”(形而上、中學)→“器”(形而下、西學)，拋棄了高級的和諧智慧與中庸之道;政治：“德禮之治”→“政刑之治”，并且形成最大組織力和動員力的“軍國機制”;國際：天下觀或世界主義→國家觀或民族主義;經濟：正德利用厚生(天人合一)→大競爭大發展(犧牲生態)。
第三階段，“夏變夷”(條件是“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從上一個“夏變夷”至今，差不多已是五百年了)。第一階段轉向第二階段的關鍵是，中國科技西傳和它在彼方發生了“裂變”，從而形成“文明強勢”;但今天則正在發生相反的變化。另一方面，科技和經濟上現已實現了“大同”，在政治和文化上遠未達到;所以“地球村”有同室操戈、一毀俱毀的危險。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說，除非儒教即中國文化能夠及時復興，人類將會自我毀滅。孔子曰：“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國學大師錢穆改寫為：“美一變，至于中;中一變，至于道。”眼下，中國正忙于“迎頭趕上”，戰略上也在對峙抵牾;只要能突破“島鏈”，就會大為改觀。——果真如此，中國就會自然而然地按其既定目標和文化志向，向前邁出一大步，此如《易經》所云：“見龍在田”(農業文明，普施德澤)→“或躍在淵”(海洋文明，利進無咎)→“飛龍在天”(和諧世界，萬國咸寧)。
第三節 合力聚爆的前因后果
（一）把握來龍去脈
用常人的眼光看，西方象征著進步和創造，其智慧乃高超和完美;但在更大的視野中，它是破壞生物圈和顛覆世界的。所以實際上，西方智慧(分裂性的智慧)是低劣的，或曰“死亡智慧”：若無外來文明的刺激，西方是自我毀滅;遇到中國文化和技術，卻發生了全球性效應——進步與創造的最大化，伴隨著破壞與顛覆的最大化!我們來概括一下西方由地理環境和生態特定所決定的固有人性與社會特質，及其興亡趨勢如下：
第一、自身的“死亡本能”：A.地理：北溫帶、高緯度 → B.生態：低生長、壓力大→ C.人性：斗爭性、非仁德 → D.社群：沖突性、頻禍亂[霍布斯的“自然狀態”：相爭相害，生生滅滅]……→
第二、放大的“死亡本能”：E.文明條件：海洋地緣、外來技術 → F.文明啟動：向外平衡、大競爭大發展 → G.文明性質：戰爭霸權、內部佳境 → I.文明趨勢之一：地理極限、市場飽和、世界大戰 → J.文明趨勢之二：生態極限、市場飽和、世界毀滅。
（二）通觀中西文明
今人所了解的“歷史”，大抵是“西方中心論”;即它是以主導當世的西方文明為主線、以基于進化論的“進步史觀”為方法，而被歐美學者所精心設計出來的。這卻有悖于世界歷史的“軸心”和人類社會的“經緯”，兩者焦距所透視的中國與西方和它們的關系，包括如下“三維”：
第一、歷史圖象。分兩點：A.“直觀捕捉”：中國是圓形，總是首尾相連;西方是線形，像是勇往直前。B.“長河俯瞰”：中國好像多個圓圈，它們環環相扣;西方看似魚貫而入，實乃斷線之珠。
第二、動態畫面。中國是“正反合”或“陰陽圖”，其是完整的和不斷放大的;西方是都是“反”(陽)，直到毀滅，其“正”(陰)與“合”(陰)，已非文明本身(歷史起伏)，而是蠻荒狀態(自然劫運)——盡管黑格爾以其“歷史哲學”的浪漫主義，來演繹“西方中心論”：“正→反→合”之“正”與“合”，是上帝之“絕對精神”，而“反”則是“人性惡創造歷史”(稱作“理性的伸張”或“自由的展開”)。
第三、整體場景。中華文明就是“歷史長河”，西方文明則為“斷流之溪”，兩者匯合變成了“海洋文明”。因此，從表象上和形式上講，現代文明是上古地中海文明(希臘、羅馬)的放大;但實際上它被卷入了中國的“陰陽”之中，只不過西方是“陽”、中國是“陰”，并且“陰陽周期”已被“資本周期”所掩蓋而已。將來陰陽交替如何?若按“西方藍圖”，則為“破舊立新”——即使耗費地球，也能太空移民;如從“中國視角”，則或是西方式的“自然劫運”，或是儒家式的“分久必合”——“太平大同、天人合一”。
（三）探索古今之變
上溯到歐洲中世紀的中后期(1492年之前)，那確是無比“黑暗”呀!——上帝幾乎快要窒息了它的“選民”，后者卻又絲毫離不了他們的“主”，否則一定是自相毀滅。而基督教則亦是內外交困：既無法整合歐洲——自體沖突及教俗斗爭，均有增無已;更不能沖出海陸——本身虛弱及耶回對抗，皆十分嚴重。然而，當這條快要干涸的“文明支流”在被中華文明的“萬古江河”灌注之后，其歷史命運則根本改變了：四處傾瀉，泛濫成災，以致形成今之“文明的海洋”!——雖在吾人的視野中，嘆曰，蔚然大觀的“海洋文明”!但從歷史長河來看，險呀，隱約可見的“上帝洪水”!
“萬流歸宗、百川歸海”，本是中華文明的歷史趨勢和中國文化的“既定計劃”——把“合天人、和內外”的文化模式擴及“四海之外”，通過“朝貢制度”在越來越大的范圍內安排世界秩序，乃至實現“世界大同、民胞物與”，這只是時間遲早而已!不過，儒家希望按照“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的進程，做到“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三者同步，知難行易、智圓行方;并且，儒家還兼顧“道”(形而上、和諧文化)和“器”(形而下、物質文明)，以及保持“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之間的平衡。
現在的問題是：泰西之“蠻夷”，因為“近水樓臺”，故而“捷足先登”，以致打亂了中華文明“平天下、進大同”的歷史步驟。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又曰：“大道甚夷，而人好徑”。——西洋人憑借中國科技及文化，走了“海洋”的捷徑!黑格爾說：“大海邀請人類從事征服，從事掠奪，但是同時也鼓勵人類追求利潤，從事商業。……大海卻挾著人類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動的有限的圈子。”(《歷史哲學》)在利用中國科技去尋找文明母親、無意中“發現新大陸”的歷史條件下，歐洲人首次能夠寄生于“全球性生態”;因而，海洋既成了人們逐取無量財富的捷徑，也是人類自毀的捷徑。不是嗎?歐洲人是“知者樂水、知者動、知者樂”，卻不要“仁者樂山、仁者靜、仁者壽”;他們所造成的“全球化”，僅意味著在科技和經濟的方面實現了“大同”(車同軌、器的文明)，但在政治和文化的方面卻是背“道”而馳。這樣，人類“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不免“同室操戈、一毀俱毀”，終將是“人與生物圈同歸于盡”(老子曰：“萬物無以生將恐滅”)!
就中華文明的歷史趨勢而言，有兩點：第一、西方文明或現代文明走到了“歷史的反面”，其不僅是中華自己身陷逆境、屈居低谷;而且在文化上整個世界是“道”與“器”的分離——儒家講“道器之辨”(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而今是：“器的文明”日新月異、一日千里，“道的文明”一落千丈、每況愈下!第二、既然是“走到歷史的反面”，那必將“物極必反”——“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兩種可能：A.文化復興，發揮功效，扭轉乾坤，回歸“天下”，實現“大同”;B.自然報復，強制平衡，全體毀滅，復歸于無極。
（四）世界文明主流
世界歷史上，天災人禍是由各個局部(地方)的人口/生態之異常緊張所致。人禍能變為戰爭之源，最大者，乃歐亞大草原之“游牧暴力”。天災可演成文明之殤，最大者，乃亞非諸大河之“嘆為觀止”。中華文明荷受內憂外患，卻巋然屹立而可大可久。她不僅融和遍天下的禍因亂源，而且行之有效地推廣其和諧模式——承受人類憂患的中國，把和平與文化贈予世界。若非如此，世界歷史全然為“霍布斯邦”(相爭相害、生生滅滅)，這真是“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呀!今之“地球村”是個高技術、更危險的“霍布斯邦”(西方及其盟邦是“陰性的霍布斯社會”，其余很多是“陽性”的)，其趨勢豈敢想象——洪水陸沉大化劫!
除了中國之外，世界之文明大體是：古者則有古無今，今者則有今無古;中國作為世界歷史的主流和母親文明，乃貫通兩者，從而維系著人類大我之生命。如果沒有中華文明，就沒有科學革命與現代文明;盡管這并不是中國直接產生的，更不是她所“樂觀其成”的(華夏希望有、并致力于在和諧文化制導下的“科技文明”或“物質文明”，其發展是以與自然和解為前提)。闡述五點：
第一、在歷史時期，較可觀的科技園地，既不在生態優、易和諧的印度(無必要)，更不在生態貧、多沖突的歐洲(太緊張)，而在“中庸之道”之國(大空間);唯有后者能夠長期保持科技創新，卻又控制它，以免“科技爆炸”，破壞和諧。老子曰：“樸散則為器，圣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
第二、科學革命和現代文明，是用“全球性生態”來平衡大競爭大發展的結果;在此之前、囿于地區性的傳統時代，相對高、且持久的物質進步和科技創新，決定于中庸之道而向內平衡(調節意欲，中庸中和，發而中節)。過于“靜”，則無進步創新之動力;太多“動”，則有沖突毀滅之可能。老子曰：“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而新成。”
第三、傳統時代，在無外來科技的條件下，科技緩解人口/生態之壓力，和它加速生態飽和、而致人禍天災，兩者是相等的;再考慮到科技會導致生態圈的萎縮這一點，那就可得出這樣的結論：科技會導致民族自殺和文明毀滅——已有之科技，在它尚未被提升而用于突破地理障礙和開拓空間之前，就已化為灰燼。正因為如此，非“中庸之道”而莫能享用科技(指全球化以前，而后則是“以空間換時間”，另當別論)。老子曰：“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可以不殆。”
第四、科學或科學革命須要向外平衡，首先需要外來文化與技術為之突破思想和地理障礙，而使其潛在的“科技文明”擁抱二維(精神、地理)的“新天地”。所獲的平衡范圍有多大，科學或科學革命的成就也就有多大;當然其所沖擊(乃至毀夷)的生物圈，也就有多大。老子曰：“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余。”
第五、科學革命是在科技傳遞的基礎上和全球平衡的條件下發生的。雖然西洋內在的對立性(物化性惡→自我中心→生存競爭)，可作為現代科技的原動力，但其亦具有沖突性和毀滅性;只有在中國科技為之奠定基礎、并為歐洲打開“新天地”、從而平衡它的大競爭大發展之后，科學革命才有可能發生，現代文明才有可能出現。中國傳統科技是“中庸中和”的產物，所以它雖是“等而下之”，但無副作用;近現代西方文化及其科學，導致人與人、人與自然之沖突的最大化，以犧牲生物圈為代價!老子曰：“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廢，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
附文：世界歷史中的中國科技
英國人羅伯特·坦普爾(Robert Temple)在《中國的天才》一書的前言《西方欠中國的債》寫道：“歷史上一個不為人知的最大的秘密，就是我們生活于其中的現代世界，乃是中國文明和西方文明結合的產物，現代世界以之為基礎的發明和發現，可能多半來自中國。但是這個事實卻不為世人所知，對此，中國人和西方人同樣地無知。從十七世紀西方傳教士來華之后，中國人被西方的技術所震驚，犯了對自己成就的健忘癥。”
自然科學統計資料表明：世界科技史中的中國比重：公元前6世紀之前為57.4%;公元前6世紀到公元前1世紀為50% ;公元前1世紀到400年為62%;401年到1000年為71%;1001年到1500年為58%。明朝以前的世界重大科技成就有300多項，其中175項在中國。
坦普爾將李約瑟所著《中國的科學與文明》總結出中國古代一百條重要的發明，著《中國的天才》一書，經李約瑟認可，并為此書作長達三頁的序言。這100項發明分為11大類。這100項發明、發現，都是中國領先于世界各國的，有的早3200年，最短的也有50年。
(A)農業：行耕與耘鋤：領先世界2200年。鐵犁 ：領先世界2200年。高效馬具：領先世界2000年。旋轉簸揚：領先世界1800年。播種打眼器：領先世界1800年。
(B)天文輿地：太陽黑子：領先世界2000年。定量輿圖：領先世界1300年。太陽風：領先世界1400年。麥卡托投影法：領先世界600年。
(C)工程：駐波：領先世界1700年。鑄鐵：領先世界1900年。風箱：領先世界1900年。鑄鐵煉鋼：領先世界2000年。深鉆開采天然氣：領先世界1900年。傳動帶：領先世界1400年。懸索橋梁：領先世界1800年。蒸汽機的核心技術：領先世界1200年。西門子煉鋼法：領先世界1300年。弧拱橋：領先世界500年。傳動鏈：領先世界800年。
(D)工藝：漆器--世界上最早的塑膠：領先世界3200年。烈性啤酒：至今領先世界。石油和天然氣燃料 ：領先世界2300年。紙：領先世界1400年，獨輪車，幻燈，馬鐙，瓷器，除蟲，雨傘，火柴，白蘭地，機械時鐘，印刷，紙牌，紙幣，長明燈。
(E)醫療衛生：血液循環，內分泌學，糖尿病，免疫學。
(F)數學：十進位制，零位，負數，開高次方和解高次方程，十進位分數，幾何學的代數化，多位圓周率，賈憲三角形(早于歐洲，但晚于印度)。
(G)磁學：羅盤，儀表盤與儀表指針，地磁傾角，剩磁與磁感應，生物地球勘探，雪花六角形結構，地震儀，地質學，夜光漆。
(I)交通運輸:風箏，載人風箏，最早的運河，降落傘，孔明燈，小型熱氣球，船舵，桅桿和風帆，船只隔水艙，轉輪船，陸地行舟，運河水閘。
(J)聲學與音樂：十二平均律。
(K)兵器：化學戰：毒氣，煙霧彈，催淚彈。弓弩，火藥，火焰噴射器，煙火，焰火，炸彈，手榴彈，地雷，水雷，火箭，多級火箭，火槍，大炮，臼炮，來福槍。
（五）中國啟蒙歐洲
在13-18世紀之間源源不斷西傳的中國科技，一方面為西洋人打開了“新天地”，使之擁抱世界;一方面奠基“科學革命”，從而他們成為自然與全球的征服者。再者，中國文化“啟蒙”了歐洲，幫助其擺脫神權禁錮，從而建立起一個世俗的、實用的和“以民為本”的文明(古希臘、羅馬的“公民權”很狹隘，勉強開放，而且倚靠奴隸制;《大憲政》是貴族本位，與下民無關;“社會契約”在理論上與基督教相對立，在實踐時則以中國文化奧援)。17-18世紀西方“啟蒙時代”，歐美文化和學者的主流傾向是“中國熱”。中古后期至近代早期，中國對西洋的影響是“俗世文明”的全部。法國學者伊莎貝爾·微席葉和路易·微席葉(Isabelle et Jean -Louis Vissiere)寫道：
18世紀出現了……《耶穌會士書簡集》。……這批要經過數月旅行才能到達的私人信件為歐洲帶去了“另一個星球”的形象和芳香。(Convergenc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第87頁)
這些書簡……在整整一個世紀間吸引了知識界，不僅僅向他們提供了……異國情調的冒險活動，而且還提供了一種形象和思想庫。歐洲發現它(自己)不是世界的中心，于是便尋找方位標和可比因素。……勒蒂夫……寫道，這些書簡“甚至部分地造就了18世紀的人類精神面貌”。它們出乎其作者和巴黎的審查官們的意料之外，為哲學家們提供了武器，傳播他們所喜歡的神話并為他們提供了楷模。正如我們后來所看到的那樣，中國皇帝甚至變成了開明和寬容專制君主的典范，中國的制度……經過科舉制而選拔的官吏是一批真正出類拔萃者、千年智慧和宗教哲學的占有者。這樣一來，入華耶穌會士們便從遙遠的地方……不自覺地參與了法國社會的改造。(同上第90頁)
世界史是隨著中國而開始，文化、科學、和藝術也是隨著中國而發明的。中國的優越性在所有的領域中都閃閃發光，如政治、經濟、宗教和文化等領域。……《百科全書》的“歷史”條目中寫道：“這就是中國人超過了大地上的所有民族。無論是他們的法律、風俗，還是他們之中的儒生所講的語言，自近4000年以來，都未曾變化。‘中國’幾乎在我們所知甚少之前，就發明了所有的藝術。”(同上第91頁)
……伏爾泰是從耶穌會士們的文學著作中，找到了一個理想政府的輪廓。這是一種君主立憲制，其中皇帝依靠龐大的國家機器而行使政權。“人類的思想肯定不能想出……比那種一切均由互相依賴的部門決定的政府、更好的政體了。這些部門的成員都是在經過幾場嚴格科考之后而被錄取的，……在這樣一種政府機構中，皇帝不可能武斷地行使權力。”……中國于伏爾泰的著作中無所不在。在諸如《巴比倫公主》那樣的故事中，也認為女主角在到達汗八里(北京)時，發現了那里的稠密的居民、文雅的官吏、豪華的藝術興趣、躬耕的皇帝、公正廉明和智慧等。在舞臺上，伏爾泰改編了一出中國戲劇，……這就是《趙世孤兒》，其中用古典的亞歷山大體詩表達了中國熱的民族精神：“我們的藝術、我們的法律都具有不可思議的歷史，我們有一種永遠純潔的宗教。已得到證實的100個世紀的榮耀……。”(同上第91-92頁)
（六）引發西洋劇變
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自由經濟和宏觀管理大抵是擷取中華文明而來的。法國漢學家謝和耐說：“……中國的發現……對18世紀的歐洲哲學的形成有決定性的影響，正是這種影響深深打動了法國大革命時期的那些思想家們。”(《Convergence between China and West》第113頁)首先是那個相對理想、但在世界史和人類學中最為公平合理的科舉制度，被引進于歐美諸國;再是，該制度中的“天下為公、選賢與能”的弘旨，加上中國人民之安居樂業與安和樂利、中央王朝之政通人和與王道睦鄰，這般“經世致用”的典范，便主導了啟蒙運動的政治方向，影響了美國革命及《獨立宣言》和法國革命及《人權宣言》;第三是，從管子、老子到司馬遷的“無為放任、藏富于民、市場起落、周期波動”的經濟思想，經過法國人魁奈和英國人亞當·斯密轉手并發揮，而形成了西方的“古典經濟學”。特別是在那時的法國，孟子思想和民本主義曾被偏激化、用于反宗教、反暴政，但忽略其保障民生的部分(為民制產、予人恒產，即社會保障。法國為此付出了慘重代價，即在革命之后仍連續動亂80年之久)。遺憾的是，儒家的中道通觀的經濟學——從《周禮》到董仲舒之保民安富、宏觀調控、天人感應(生態)——則鮮為人知;否則，那個萬惡的、以剝削工人階級與弱小民族和吞噬生物圈為能事的西方資本主義，多少可以從根本上被抑制。馬克思學說是治標不治本，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社會進化說，是以暴易暴;制度決定論，乃非道非心;辯證矛盾觀，豈中庸中和?
至于西方民主，亦當全盤考量，不可輕信其“善”：第一、從文化理念上講，它背離了“母親文明”的原旨;因為中國文化是王道而非霸道、是天下觀而非國族觀、是君子尚德而非利益取向。第二、從歷史實踐講，1945年以前的整個西方民主(包括上古之希臘和羅馬)，都是以犧牲外部世界為其必要條件，都與擴張、戰爭、霸權、殖民地或滅絕土著密切相關;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際，西方民主被霸主(美國)整合而“一體化”，并蓄謀制造“東方共產主義”為其“替罪羊”和“陪襯物”(蘇俄共產主義之國際化得力于美國的扶植，其余的共產主義大體是美蘇英三強“雅爾塔密會”的產物，特別是以犧牲中華民國來換取西歐民主);自那以后，西方文明及其民主乃以深度挖掘地球生物圈(消費革命)為其存在條件。
論及中古以來的中國與西方的關系史，前期真像“母子關系”，后期佯為“師生關系”(中國應對西方的致命挑戰，被迫“轉型”而“向西方學習”——羅素說，“向西方學惡”)。實在談不上“善緣”，用中國話說，西方是“盜憎主人”;借用西方寓言，則為“農夫與蛇”——《圣經》中，蛇誘惑人偷吃“智慧果”，從而引發“原罪爆炸”，摧毀“仁者靜”與“天人合一”的文明。對此法國漢學家憤憤不平地說：“對中國的排斥是這樣起作用的，這是殖民主義的序曲。誰有膽量去把一個曾給予世界這么多東西的文明古國變成殖民地呢?那么，首先只有對它進行詆毀，然后由大炮來摧毀它。”(《中國之歐洲：西方對中國的仰慕到排斥》下卷，第286頁http://economy.guoxue.com/?p=4122。)
關于西洋人從“親華”到“仇華”的變化，米里耶爾·德特里說：
……17和18世紀……歐洲撰寫了大批著作，論文或傳奇故事(小說)，都把……中國人推上了舞臺，從而向歐洲上了一些智慧、倫理、治國和經濟方面的課。……19世紀……中國人已不再是教訓人了，而是接受別人的教訓;他們已不再被推薦為楷模了，而是變成了批評對象;他們已不再是被人理想化和受人仰慕了，而是受人歧視和嘲笑了。……事實上，中國在19世紀前幾十年，是一個令人夢寐以求和令人覬覦的民族……：但……從鴉片戰爭到對義和團的遠征，中國變成了一個……犧牲品。(第346頁)
難道實力超人就應該反目為仇、以怨報德嗎?中國承受憂患、守護和諧而“落伍”，西方打破平衡、致亂寰宇而“領先”。但無論如何，西方本質上是“弒母”，即它的所作所為，是要殺害文明母親和自然母親!——老子曰：“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七）世界根基動搖
在世界歷史上，中華文明不僅是主脈，而且是中流砥柱;她具有“天下太平”的和諧文化(主要是因為有了這種文化，世界歷史可稱之為“軸心時代”，全人類與生物圈才能夠延續至今)，只不過她表面上充斥著天災人禍而已(中華民族承受著遍天下的禍因亂源)。由于生態緣故，自古迄今之北半球多為“禍因亂源”的發生地：有的宣泄于外，但暴興暴亡;有的承受于內，但或夭或壽。唯具有和諧文化的民族或國家，才能長期幸存于內憂外患。除了中國創發并推廣她的“和諧模式”之外，其余世界大抵是相爭相害、生生滅滅(霍布斯邦)。但是，這對于地球生物圈來說，也“無傷大雅”，最多是留下幾個“傷疤”，例如文明古國之廢墟;對于儒家平天下來說，也“無關宏旨”，最多是有時陷于低谷而已，此乃通向其終極目標的過程中的周期起伏、陰陽交替!
縱橫比較：“東方理想”是儒釋道之共通之境界——人與人的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皆恢復和諧，文明長生久視，人與生物圈共存無疆(幾十億年，而非基督教之兩三個千禧年，更不是科學革命之后數百年地球變廢墟)。這就是說，“東方理想”雖為中國文化的終極目標，但實際上也是傳統中國之“善面”，并將其最大化!中華文明的“惡面”或陰暗面，并非其文化所致，而是她在承受憂患、融和遍天下之禍因亂源的過程中的歷史表象;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又曰：“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颣。上德若谷，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白若辱，大方無隅，大器晚成……”)。
進言之，“天民、無為、大同”乃東方理想之三要素，也是歷史中國之實情：第一、“天民”即董仲舒所云“教化大成，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亦即辜鴻銘所云傳統時代之“良民”。“前現代”之中國，人民有恥且格，鄉里自治，“不用宗教而有道德，不用法律而有秩序”。第二、“無為” 即儒釋道之治道。往古中國，人性惡用霸道暴政(法家、濟之道家)，人性善用仁政德治(儒家)，性至善用無為而治(儒釋道);當然，中國文化還積極地從事“教民新民”，而使政治向上升華。中國近古之治世，乃大抵如此(鄉里自治，百姓自為)。第三、“大同”即把上述情況(第一和第二)推而廣之。其全過程是“修己安人、內圣外王、盡精微而致廣大”，其在歷史上表現為“朝貢制度”;并且“天下”不斷擴大，越來越接近“世界大同”。
然而歷史是曲折的：中西相匯，轉入歧途。西方自古因生態差而人性惡，固含斗爭性與沖突性，此乃“自我否定”或“死亡本能”——已毀文明之癥結。當它遇到外來文化與技術便會驟起而趨滅：驟起則繁榮而擴張，趨滅則波及而遍殃。古地中海文明、希臘、羅馬、中世紀皆重蹈覆轍，現代文明也難免重演悲劇;其關鍵是中國與西方“因緣相聚”，使得“自我否定”或“死亡本能”與全球化形影相隨。換言之，中古后期，“華夏平天下”及其文化科技之西傳，催生了新文明;從而“軸心時代”結束，人類社會喪失“四維根基”、喪失“中流砥柱”，因而全面傾軋，全體傾蕩。近代以來，“白人的負擔”及其文化科技之東漸，摧夷了大傳統;以致世界歷史進入“五濁惡世”、進入“末法時代”，因而面對終結，面臨終劫。
（八）吾人近憂遠慮
現代文明，科技文明或物質文明，實為“感官刺激的文明”。此種文明不是植根于尚善之心靈，通感和諧，因而愧稱“人是萬物之靈”;它是被競爭之意欲(佛教“五蘊六識”)所驅動，基于自我中心，因而妄稱“人是萬物尺度”。今人正在建造的物質文明(人造景觀)，像似接近“人間天堂”，實則離“人間地獄”不遠了!
如前所述，近現代西方是“人性惡創造歷史”——打破傳統羈絆，撤銷文化限制，啟蒙理性，解放人性，用“全球性生態”來平衡大競爭大發展，引起人口爆炸、知識爆炸、科學裂變和武器聚變，人類被置于“恐怖平衡、一毀俱毀”，在生態上是“如履薄冰、如臨深淵”。
“今日世界”是人與人、人與自然之愈益沖突。第一、從靜態講，這是“文明社會”三要素之爭衡，它們是“庶眾、政治、國際”，皆有其正反之兩面——A.“庶眾”的正面：維持生計、爭取權利;反面：人欲橫流、洪水猛獸。B.“政治”的正面：從民所欲，有效管理;反面濫用權力、高壓手段。C.“國際”的正面：恐怖平衡，政教相安;反面：世界戰爭，宗教沖突。第二、從動態講，怎樣才能保持“正面”和抑制“反面”呢?無非是“發展”。但它也是隱患——醞釀危機，惡性循環;因為現代經濟并非“天人合一”，而是“戡天役物”，即：發展是以深度傷害生物圈為代價的，并造成地球村的高度緊張!誠如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說：“西方和西方化的國家在這條充滿災難、通向毀滅的道路上，你追我趕，走火入魔。”
那么，就今而論(直到滅頂之災、萬劫不復到來之前)，哪些國家易于保持“正面”和抑制“反面”呢?答：是人類危機的制造者西方和它的盟邦，因為它們暫能倚靠霸權來維護既得利益和戰略優勢!除此之外，在西方的受害者當中，文化深厚和智慧玄奧的民族能夠“翻身”。然而當中國“保住球籍”之際，全人類也包括中華民族在內快到了“最危險的時刻”了!
人類未來的出路何在？
第一、考慮一下，華夏主要發祥地的生態逆變和中古后期歐洲的極度緊張，分別通過“江南開發”和“地理大發現”得以緩解;和現代中國是依靠參與并分享“全球性生態”(世界市場)來把其內亂之源，轉化成了現代化的動力的。那么，今之趨于矛盾聚爆的地球村，將如何宣泄于外、從而平衡呢?是開拓太空嗎?
第二、鑒于近代西方和現代中國之所以能夠利用“全球性生態”?它倆所依靠的都是對方的科技，即都是科技接力所致“科技裂變”的產物。這就是說，在沒有外來科技的條件下，地球人往昔不能以“自我突破”來開拓新生態(生存空間);因此從今往后，人們很難依靠自我力量來緩解地球村的危機，亦難實現太空移民，除非有外星人的科技幫助!
第三、再鑒于歷史上幾個成功地利用外部生態來緩解危機的文明，在其過程中都發生過全面戰爭(戰國時代是中華天下的”世界大戰“，西方時代的世界大戰是“全球戰國”);那么，現代人或未來人即使有條件、有能力開拓太空殖民地，他們還能承受因生態緊張、爭奪生機和科技負面所引起新的、顯然是毀滅性的世界大戰嗎?
第四，如果以上三點都不成功，那還有兩條路，人們必須選擇其一;一是“都隨大流、自然而然”之死路，一是“強人所難、脫胎換骨”之活路;前者是自然報復、全體毀滅，后者是文化調節、返璞歸真。讓競爭性的個人和國家來接受和諧文化，那不是“癡心妄想”嗎!除非發生兩種情況之一：或是危機爆發，人口巨耗，幸存者祈求神靈;或是中國壓倒西方，傳統全面復興。后一種情況，首先又得加劇世間對抗。
（九）圖解：現代文明向何處去？
說明：◇三個多重橢圓：先看圖B(右下圖)，分別是藍天白云綠水及生物圈，即“東方理想”(亦是傳統時代);圖A(左下圖)分別指天空與水污染及生物圈退化(老子曰：天污地廢，河谷干涸，萬物無以生將恐滅)，即今之“地球村”。◇(下面兩個橢圓之內)交疊三園：圖B指世界和諧;圖A為今日爭衡(鋸齒形，即孟子曰：“上下交征利”)，其暫能以犧牲生物圈來得到平衡。◇(下面兩個橢圓中的)心狀即“世界的心”——世界精神貫通世道人心，它決定著地球村的善惡禍福及其前景。世界精神邪惡，社會從惡如崩(圖A);世界精神純正，社會從善如流(圖B)。拯救之道系于人心，人心系于學術。
圖A.今日世界：三位一體“文明社會”之爭衡，通過發展、以犧牲生物圈為代價來保持平衡，因而愈益緊張、充滿災難、趨于總體毀滅。
圖B.東方理想：全面恢復人與人、人與自然之和諧。人與生物圈共存長生。唯中國文化調伏人心以清凈天下，實踐于終古，今則相反，未來如何?
圖C.西方理想：“上帝的選民”模仿“神之創世”，建造人為的、超越自然因而是損耗生態的“新世界”，哪怕是毀掉地球，也能在無垠的太空中開拓和建成“新家園”。遵照上帝的召喚，奔向遙遠的天庭，科學是“神功”，最終“科學天堂”印證“上帝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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