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按:這是本人早前寫的一份建議書。投書無門、呼吁無音,在此,一者,作為自己近期系列見解的配合與補充,另外,也希望有關方面的識者能關注采納之、或共同推進之。)
一個國家和民族,沒有自己的一套體系,便無法支撐與驅動其龐大繁重的整個身軀,便無法協調與統馭其取向不同的各個器官,便無法集合與凝聚其面對外部世界所必須有的堅實合力。對我們這樣一個以“大一統”為顯明標志的悠久文明來說,一整套自己的中華之道體系,就像如今蓋高樓大廈時的框架結構一樣,更是起著奠定臺基、框定整體、領立主干、貫通八方、統合全員的支配性與決定性之作用的。中華之道體系,她是面向整個中華民族、中華文明、新中國過去、現在與未來,融“思行”、“知用”為一體的最“大一統”之系統體系;她是伴隨著整個中華民族幾千、上萬年艱辛奮斗歷程,聚合著最核心精神思想與最廣泛世代踐行成一道的,最“頂層設計”之理論現實一體化構建。
今天,我們大力呼喚著中國自己的民族精神、中國人的核心價值觀、中華文明的復興重建、中國對全人類精神文化的應有貢獻,卻每每感到這其中任何一個系統性工程的艱巨、艱難、復雜。我們越是深入到精神文化建設、話語體系構建、改革發展頂層設計、國家戰略取向規劃等非同尋常的高深系統領域,便越會深切地領悟到抬頭望天、高瞻遠矚、智慧籌謀、系統規劃的極端重要、難能可貴與求之不易。所有這些具有系統性、全局性、長遠性、重大性、關鍵性、敏感性的高深層次核心問題,之所以難認知、難把握、難規整、難解決,在我看來,如若窮追到底,其實只有一條,那就是,皆因我們尚未找到和揭示出一整套堪為整個民族與國家堅實依循的“大一統”最高體系來。
我們今天,一切的達不成共識、形不成認同,猶疑搖擺、左右為難,皆因少了這一整套提領統帥整體與全部的主心骨。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沒有這一整套,便像一個個體的人,沒有最基本的世界觀與方法論一樣,是注定無法在自醒、自信、自覺、自為的路上,直起自己的腰桿來的。這其中的道理并不復雜。打不牢總的根基,搭不起整個框架,任何椽柱都將無以置,任何壘砌都將難安穩。
可以相當肯定地說,中華文明,圍繞著規律與不規律之道所構建和踐行出的一整套 “大一統” 中華體系,是我們解開過去、現在及未來關于中國的所有重大問題的根本出路與終極鑰匙。沒有她,我們不僅無法清楚地認清中國、中華民族、中華文明自身,也無法看清過去、今天、未來的世界與全人類,更會在改革發展步入到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核心區、敏感區、深水區時,每每止步不前、搖擺不定、無所適從、深陷困境。
我們不必過分介意那些不了解中國、不懂得中國人、也不愿意投入更多時間與精力去深入認識和思考中華文明的人們,所發出的種種虛無否定之聲言、斷言。沒有好好發掘,怎能知道到底是有擬或沒有?不似西式形而上學概念邏輯體系一般模樣,難道就一定是不系統、不高明、不會更好的嗎?我們自己心里必須明白,無論怎么說,一個成就出了高度“大一統”文明的民族,不可能只有存在了幾千上萬年的“大一統”之思想與追求,不可能僅有世世代代堅實鑄定的“大一統”之體制和歷史,而沒有一整套堅實可靠、萬眾依循的“大一統”之總攬體系!一個有頭腦的個體人,尚且都有以世界觀為基礎的自我體系;一個凝聚著世代人理性思考和行為選擇的高度整合文明,如果沒有自己一整套的體系性構建,那簡直是無法想象的,也是難以說得通的。更何況,但凡生活于中國社會中的人,誰都知道,我們事實上是有著自己的一整套的。她只是不那么容易被人們準確完整地闡釋與明白無誤地表達出來罷了。這不應成為我們非輕易畏縮放棄的原因,相反,卻恰恰更應是我們致力于發掘揭示的理由。只有下決心去找,并最終找到、找出來,我們才能讓那些以為中國沒有一套體系的人,統統啞言閉嘴;才能真正證明自己、突顯文明、強化認同、引領新時代中國與人類的發展。
中華體系,總體上說是一套合之道體系,是一大整套的統合之道理論與現實構筑,是一種將高超核心思想觀念嵌入到整個全部自然而然世界的、規制成天下社會倫理秩序的、內化為民族人生心性恪守與行為依循的主客一體之完全圓滿構建。在這里,不便展開全面系統地論述。關于能不能用一整套體系的方式,來覆蓋和拎起整個全部中華文明的問題,其實大可不必過于擔心。想想看,對我們常人來說,七零八碎、滿目溝壑的紛亂世界,到了高居云端的上帝眼里(如果有的話),不就全都成了一個地殼上聚集與托起的一系列嘛!所以,能不能視作一整套,除了事實上要真的有以外,更重要的,是要看我們有沒有類似于上帝般的非凡超絕之站位!
其實,中國先前的高高賢明哲們,特別是老子等人,早已具有了這種立于高天虛空、俯身天下自然的,僅次于西方所謂上帝的高超站位了。只不過,受中西兩大體系沒有實質性交合與中華文明獨行在相對隔絕合之道上的歷史局限,老莊、孔孟們的天下自然,更多地注重偏重了整個世間社會的自然而然,阻塞了對個體性情欲望之自然而然的進一步拓展舒揚。今后,我們只要在原有的天下自然統合體系中,打通立足、尊重和舒張個體性情的另一端,來個全人類時代的雙核自然驅動,那時,一切便都會像百變千能的孫猴子終究跳不出如來的佛掌般,統統歸于這一整套升級版的中華之道或人類最高大的完整體系中了。
要做到這一點,對中華之道體系來說,并不是很難,至少要容易過西方體系太多太多。因為,中華之道體系,原本就是另一條合之道上的最高構建,原本就有對整個天下自然統合的全套理念概念、思想基礎、知行方式、架構形態、甚至實踐經歷。現如今,體系的根基、框架幾乎不用絲毫改變,只需將過去未曾見識的西方分之道體系納入進來,進一步地擴充擴展一番,實現更加智能的雙核驅動,便會圓滿地歸置停當這個天下世界的所有一切的。認識到這一步,我們是不是應對集中力量發掘、闡釋、重構和弘揚中華之道一大整套體系,抱有更多的熱情與期待呢?
具體到成立研究機構的問題上,我覺得,我們可以有許許多多列舉不清的充分理由,這里,我挑出自認為極其重要的五條,作以有限的指明與論證。
一、此舉將能讓我們站到全人類的最高端,高瞻遠矚地看清中國和全人類未來的生存發展大勢。
應該看到,在西方體系與制度日益暴露出疲憊無力、步步落入窮途末路的情況下,我們的許多政策規劃與重大抉擇,不僅越來越關乎著中國、亞洲的今后方向,而且,也越來越影響著人類的未來發展。中國,從今往后,已經進入到了一個必須首先看清全人類發展大方向、總態勢,才能最終明確自己使命、確定自己取向及做出自己重大抉擇的新的不同時期。人類全球化的發展,中國世界大國的角色,中華文明一統天下的成就、志向與傳承,都使得我們不能不具有全球、全世界、全人類層面上的更大視野。
然而,要站位于全人類的立場上,或者做到放眼觀世界、立足中國謀,我們便不能僅僅仰仗著一部分高層領導人、思想文化界領軍者及社會智囊人物個人自發的自醒自悟,去統一擔負和全面達成為整個國家、民族乃至全人類發展籌謀的偉大使命。成熟的國家與文明,應是能夠將全民族基本方向與主要意志,凝注與栓系在強大的組織化機構、機制上,而非僅僅是個人的追求、發揮上的。我們應充分依持和發揚中華文明固有的特質、強項,在國家層面上設立與構建一種最高遠站位和最一統籌謀的專門機構,將歷代中國思想人高瞻遠矚、運籌帷幄、一覽眾小、統合一體的一貫追求,以集約化、組織化、合理化、體制化的方式,堅實地確立來,長久地規制下去。
二、此舉將為中國高端戰略謀劃與頂層設計,提供全面、堅實、系統、可靠的基本依據依托。
相對于類似古代“謀士”謀略的戰略謀劃與工程意義上的頂層設計來說,致力于一整套“大一統”中華體系的研究重構,更像是為中華民族千年百代思用知行而籌謀的老子、孔子們。他們思研構建出的一整套,不僅可以作為今后一段時期內中西方精神思想與文明話語的基礎依據依托,也必將成為國家層面進行高端戰略謀劃與頂層設計的基本依據依托。
從總體上看,現在提議要設立的中華體系統一研究機構,是介于系統學術理論研究和國家智囊戰略謀劃之間的,能與中華文明特有“大一統”知行思用體系相匹配的統一研發運作平臺。從三方比較上看,它比當前西式知識體系的學術理論研究,更面對現實、更趨向重大、更貼近實踐、更開放發散、更能實現大跨度的統合歸一,更能全面承載“大一統”文明的特殊需要;它比戰略籌謀層面上的智囊機構,將更具有長久性、穩固性、客觀性、基礎性、支配性、統攬性等。長久地看,以這樣一種必將不斷發展壯大的中華學問體系機制,作為中國未來思想理論界與戰略智囊庫團們的統合中樞和旋鈕,極有可能成為多少年后中華文明體制的一大特色。因為,畢竟,在大一統的文明國度里,在未來只會更加全人類化的世界上,誰具有最大最高之統合力,誰便更能擁有最美好最主導世界的未來。
還有一個現實的因素,我們必須予以考慮。那就是,在目前西方主導世界的國際形勢下,在中國仍然無法撼動美國北約陣營霸權地位的特定格局下,我們誠然需要在最高層面上設立統一的戰略籌謀智囊機構,可也卻極易被解讀為有什么深藏的非分圖謀,會引發不必要的新恐慌及威脅論叫囂。設立面向“大一統”文明體系的統一研發機構,不僅能夠避免不必要的誤解麻煩,更能從根本上為中華文明的百年千年崛起,提供系統、堅實、現實、可靠的基礎依托。這在當前,是沒有籌謀稱謂的大籌謀,是不開口閉口談戰略的最高戰略!話再說回來,做這樣一種選擇,其實,確也是當前中國戰略籌謀智囊機構群體們,筑牢自己根基、彌補自身欠缺,所最最需要的。沒有一整套綜合體系做依托和支撐,任何戰略籌謀、政策智囊,都會陷入支離破碎、謀小失大、機靈有余、智慧不足、利益角力、莫衷一是的尷尬境地。所以,與其爭一時之利,不如謀萬世之舉;與其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
三、此舉將會對中華思維方式和學問之道的復興、光大,起到極其重要的重啟、推動、振興與提領作用。
中華民族、中華文明與西方的大相徑庭,幾乎表現在各個方面、各種不同的層面上。也正因為如此,西方哲學泰斗黑格爾才會說出,中國是“例外的例外”、中國沒有哲學之類的話;馬克思也才會在他最為關注的生產力、上產關系上,專門為中國和東方提出一種特別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我們既然大大地不同于西方;我們的站位、視界、觀念、根基、世界觀、思維方式、遵循理念、文明構建、社會形態、民族心理等,既然完全是大相徑庭甚至截然不同的另一套,那么,為什么不應立足于自身的文明性狀與歷史現實,面對事實、實事求是地尋求真正屬于自己的一整套呢?
在中華之道被壓制、遮蔽、閹割了一百年,中國的思想學術界已經喪失了最起碼的中華綜合整體思維能力及傳道、授業、解惑之固有學統的情況下,要想從西方細分學科體系的枝枝蔓蔓中,迅速而有效地找回中華之道的一整套思學理念、方式及做法來,必然羈絆重重、極其艱難。而要復興中華文明,又不能不先從復興中華文明學問之道的“腦癱”部分開始。所以,我將成立一種研究、闡發、重構一整套中華體系的最高統一機構,視作是中國走向歸本復興時代的一個標志性開端。這種高屋建瓴、一覽眾小式的做法,不僅將有利于助推中國式整體系統思考治學方式雨后春筍般地復蘇成長,而且,也從一開始就能使中華道基學問體系,重回“大一統”思學研的最高平臺,占據全人類時代最有力的統合優勢地位。這是比戰略政策層面上的“頂層設計”,更頂層的發掘、研究、籌謀、規劃之站位。這是我們從根本上脫離西方中心論參照系、擺脫西方理論話語體系的第一步。她的成功實現,必將標志著中國取向與中華話語,總是圍著西方轉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四、此舉將使大一統體制與舉全國之力的優勢,得到全面、集中、根本、有效與淋漓盡致的最大展現。
面對胸懷“大一統”天下的“大一統”輝煌文明,面對有著“大一統”和合構建的“大一統”整套體系,以最能承擔全民族“大一統”統合的研究、闡發、重構最高統一機構,作為牽頭與統攝的總樞紐,無疑是非常合理與恰當的。
從我國所處歷史階段、現有體制基礎及當前社會紛雜境況來看,成立這樣的最高統一思學研發機構,也是極其符合國情和實際的。這其中的理由,簡說有三:一是:“大一統”,本為我中華文明之固有、之所強,甚至是絕少有的先天優勢。國家政體、社會動員等領域可以用,思想文化領域也照樣可以發揮其所長。二是,目前,隨著經濟發展的先后各異、東西不均,隨著中西方思想文化上的角力牽扯,隨著社會構成的日益多元豐富,中國人的思想觀念、共識認同,出現了較大的分歧、分化、紛亂。只有站在更高的整個中華文明與容納一切的大一統超級理性體系層面上(其實暗含的是全人類之視野與體系),才能最終重新找回中華文化尤為看重的一統認同和共有依循。三是,思想文明體系層面上的“大一統”,就像無數電腦共用的操作系統一樣,既能使中華民族凝聚為一個思想觀念、文明文化的整體,又不至于束縛和板結社會各層、各類、各群、各人的自主自由。從國際層面上看,這更能使越來越多的國家、人民,看清中國只會沿著傳統文明的思想文化統合之道前行,從而釋懷所謂以力壓人、軍事威脅的擔憂和恐懼。
至于中西方體系的不同,既然本來就存在著,我們何懼有理有據、大大方方地揭示出來,呈獻給也在尋求著新路徑的亞洲、西方及全人類思考者。只要我們發掘出來了,闡釋明白了,重構完善了,相信思想文明的圣火,會被各個國家與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們所逐漸接受的。到那時,這反倒會是我們中華文明吸引萬邦來朝、人心所歸的核心凝聚力之所在。
五、僅憑當今西化體系下的學術理論研究,無法挑起發掘、闡釋、重構、弘揚一整套中華體系的千斤重任。
這其中主要有兩大原因。其一,在當今西式分科治學體系居于統治地位的情況下,整個中國,竟然沒有一個專門司職整套中華體系研究的學科或機構。這是在我自認為發現了一整套中華之道體系,準備請有關權威研究機構做以評判之時,才深感意外的無奈發現。我們目前的現狀是,與一整套中華體系有關的學術研究,要么沿襲著西方哲學概念體系的做法,生硬地搞出來個中國哲學來;要么雖不愿意套上西方哲學體系的小鞋,卻依然躲在無法面對社會、歷史、現實的圍城里,盡說些沒有踐行中思考、致用以求學等體系“下半身”的純粹“中國思想”之夢話!況且,還主要是鉆在古舊“中華傳統”、“中國思想史”里去的一簾幽夢!很少有人真正地關注和致力于服務現實、繼往開來的新中華思想與未來知行體系上!近期興盛的所謂國學、中華文化研究,則更多地流于紛雜散亂的門類派別和細枝末葉。理性告訴我們,站位決定選擇,屁股決定腦袋。沒有一批抬頭望天的學者群體和機構,站位于系統研究、揭示和重構一整套的臺基上,我們便無法指望一種擔負民族使命、著眼中國實際、系統全面發掘、不斷傳承發展的文明自覺與集體共識,能天上掉餡餅般地自動出現。
其二,西式學術研究所固有的一些局限和弊端,決定了其在根本不同的一整套“大一統”中華體系面前,難有當之無愧的突出表現。首先,是缺乏宏觀、全面、總攬、貫通之大視野。今天中國的學術研究,是在學習、借鑒、模仿西方知識體系的情況下,于近百年的時間里構建起來的。其早已拋卻了中國傳統的宏大高遠之站位、“大一統” 治學之方式、明道解惑之指向、大道至簡之風骨、知行思用之貫通。由于其多做細分草木之學,故難得整片森林之觀。其次,是無法突破進入社會現實的固有屏障。西方哲學思想體系,本質上是一種形式概念與形而上學邏輯構建。她是于自然而然天下世界之上,人為構筑的抽象理性概念系統。而中華之道體系,是直接面對動態穩定與變化著的活生生之天下世界一切的,是以自然天下觀嵌進到活的世界里、并將自身超級理性體系托付給了自然運化過程的一體化統合構建。西方學者做研究,可以只面對概念、書本、抽象的形而上天空、純粹的認知領域;可中國學人卻不能不將現實、行用、實踐、社會之大書,人生萬千、天下大小之各道,通通地攬入自己的懷內。中華之學,從來都不屑于躲進閣樓、做書呆子。而這,反倒恰恰是當今中國學術界之軟肋。最后,是目前中國學術界、學術人的身陷泥沼與極不給力狀況,由來已久,積習難改。單靠其自身的內醒、體悟、反思、升華,至少在短時間內,是不可抱有太大指望的。所以,借此探索一整套中華體系的機會,打破學術研究習以為常的固有積習,在超越知識學術體系的更大范圍內另尋高位大道,這既是我們發現、發展自己一整套的需要,也是重塑中國未來學術研究新身的需要。
六、成立一個國家層面上的中華體系研究機構,必將有助于學術研究、治國作為、民眾思考的協調統合和全民族集體意志、共識同循的最終達成。
在一整套中華之道體系的發掘、研究、重構、弘揚中,學術研究、治國作為、民眾思考,將是起著極為關鍵作用的幾支最主要力量。沒有任何一方的積極參與和傾力協作,幾乎都無法最終達成“大一統”整套體系的重新發掘、闡釋、構筑與遵循。這三種決定性的機構、群體與力量,各有各的不可替代之特長優勢,各有各的不可或缺之資源能力。
具體來看,學術研究機構與群體,以獨立深入的理性思考、縝密細致的專業精神、博覽群書的系統積累、有理有據的治學方式等特有稟賦見長。治國理政系統和官員們,特別是有謀劃力和研究背景的許多中高機關人士,他們的強項則是社會實踐取向明顯、大局觀平衡力突出、統合整合意識極強、應對復雜現實的經驗能力高超、對總體走向與現實社會有較明晰的把握等。民間民眾思考者、草根意見領袖們,則更多地站位在普通百姓的立場上,體現著普羅大眾的群體意志與選擇。特別在今天,是較少受到西學侵蝕、較多保有與存續著傳統中華學問精神的一脈。他們的積極參與與充分表達,既有利于中華學問之道的光復,也使一整套中華體系更能扎根現實、體現民意、根基牢靠、重心下移、覆蓋廣泛、聚攏共識、鑄就大道。
或許,正是因為其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具有其他機構、群體和力量所特有的長處與優勢,所以,這種將在最“高、大、全”層面上進行的最“大一統”之構建,必然不能僅僅依靠任何一方的獨自努力去完成,必定是要在相當不同的三方并立、理解、甚至角力中,尋求最終的平衡與統合的。這種相互的理解與角力,必然是相當激烈與困難的。可也正因為如此,才需要最高超高明的合之道體系分明現身,才需要這樣一種最高層面上的三方統一研發機構的誕生存在。我們應該看到,這種依靠統一組織進行根本統合的方式本身,會使尋求中華之道體系的全部過程與各個環節,都成為所有參與者更進一步感知、理解和體認最高合之道魅力的一次親歷旅程。本人已經做的思考研究,足以讓人對此抱有信心。
最后,談談成立一個國家層面上研究與推進中華之道體系的統一專門機構,應注意把握好的幾個主要問題。
第一,要以建成未來全中國,或者準確地講是全中華民族與中華文明,最長遠、最高深、最上層、最統合之研發與謀劃機構為目標。擔負起引導與規制學術文化、托舉與孕育制度謀略、聚集與整合社會民眾的特殊重任。
第二,應在初期起步階段,鎖定一整套中華之道體系的發掘,偏重于集中統一研究的取向。前期這樣做,既是埋下頭去、集中精力發掘一整套“大一統”體系的需要,也是處理好內外關系、特別是爭取國際輿論的需要。待未來發掘出與闡釋清一整套,并達成初步的共識認同后,再適時地將此機構的工作重心,轉到為現實觀念、制度、戰略、政策等提供全方位的指導、指引上去。
第三,應直接歸屬于中央決策研究機構或全國人大綜合研究機構(歸在中國社科研究系統之下,感覺不是比較妥當合適的選擇)的名下,由有使命感、有大局觀、有思想、有能力、有合作意識、有擅長領域、有社會代表性的學術文化界、治國理政系統與政策智囊機構、民間社會思想者等幾部分各類人員組成。為提高該機構的學術性、權威性、涵蓋力、統合力,最好應在該機構之上,成立一個更高規格的、更具廣泛容納性的中華文明研究發展委員會(或促進中華文明復興重建委員會),吸納黨和國家各個方面的權威人士,負責統一指導、評估、把關、審定,集思廣益,為國家、民族的長遠利益負責。在最初的開始階段,可先以“中華文明研究建設中心”籌備協調小組或“中華體系問題”調研論證組的名義展開工作。
第四,要始終秉持最高大全一整套的立足、全人類未來發展的視野、自然格局理性的態度、容納八方的胸懷、智慧綜合的方式、思行知用的統籌和為中華文明與人類未來的理想。
第五,關于是否應設立這樣一種統一機構,是否應在國家層面上設立,以及其他設立該機構的相關問題,可先采取小范圍聽取意見和組織研究研討的方式進行。待形成堅實的統一意見后,再最終做出決斷和進一步的規劃。有機會的話,本人愿意面向任何機構或人員,深入系統地講解與闡釋自己發現的一整套中華之道體系、及其支撐這套體系的幾大主要理論。我堅信,她們是堅實可靠的,能站得住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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