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萬五與“二百五”

　　凡是提到二萬五，我們中國人，馬上就能把它和八十年前中央紅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聯系起來;而只要說到二百五，我們中國人，又能立刻想起當年刺殺蘇秦的那四位后來被稱為是“二百五”的刺客。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紅軍從江西的瑞金出發，踏上了慢慢的長征路。這一走，不僅歷時一年，而且還更是長達二萬五千里。

　　據說，當年曾經掛六國相印的蘇秦，很是被齊國的那些貴族所嫉妒。于是幾個貴族便找來了四個勇士，前去刺殺蘇秦。蘇秦被刺后，盡管沒有當場死去，但卻受了無法救治的重傷。只是被刺后的蘇秦，意識還十分清醒，所以當齊愍王得知蘇秦被刺后而急忙趕來時，蘇秦為了能夠捉住刺客及幕后的主使者從而為自己報仇，于是便對齊愍王說我死后，你馬上貼出告示，宣稱我是燕國派來的間諜，正準備把我車裂處死。現在既然有人替我殺死了蘇秦，那么朝廷將獎賞殺死蘇秦的人一千兩黃金，希望殺死蘇秦的人，盡快前來領賞。然后你就把我的尸體，公開車裂了。

　　當齊愍王按照蘇秦的安排，在蘇秦死后貼出了告示并大張旗鼓地將蘇秦的尸體車裂了之后，果然有四個人前來領賞。齊愍王看到這四個極其弱智的人，壓制住嘲諷的冷笑，裝作很認真地問你們四個人誰是為首的?這四個人互相看了看，又看了看齊愍王，都搖頭說沒有為首的。齊愍王又問那這一千兩黃金的賞金你們打算怎么分吶?對齊愍王的這一問，四個刺客沒有絲毫遲疑地異口同聲回答到，我們平均分，每人二百五啊!聽到這里，為了保護幕府指使的那些齊國的貴族，齊愍王馬上讓身邊的衛士將這四個人推出宮門處死。

　　蘇秦智擒刺客，死后都能為自己報仇的故事傳開之后，我們中國人就把那些不顧客觀實際情況的變化，而一味任性蠻干的人，統統都稱之為是“二百五”。而在二萬五千里長征前期指揮中央紅軍長征，那時還不叫長征而叫西征的博古和李德等，就純屬是這種典型的“二百五”。

　　今年，由于是中國工農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勝利的八十周年。所以，不僅各單位、各部門紛紛舉辦紀念大會、紀念音樂會和座談會等，而且更是有人紛紛撰寫紀念文章，登載在各類媒體或是互聯網上。時至今日，在這類紀念文章中，最符合歷史真相，最有道理，最具代表性的，那就要算是郭松民與金一南所寫的《有了毛澤東，長征才成為長征----評<一個人的長征>》和《誰也不知道長征要走兩萬五千里》這兩篇文章了。

　　當年中央紅軍的長征，最初是被稱之為西征的一場戰略突圍。的確，如果沒有毛主席，不僅這場戰略突圍不可能取得最后的勝利，甚至都不可能出現長征這一說。特別是中央紅軍的征程，也更不可能長達兩萬五千里。因為到達湘西、甚至是還未等到達湘西，他們就會被蔣介石吃掉的;確實，在戰略突圍之初，參加戰略突圍的那八萬六千多人，誰也不知道這一走，就要走上二萬五千里。

　　八十年前的那場戰略突圍之所以成為了長征，是因為中央紅軍的轉戰征程，長達二萬五千里。特別是被張國燾裹挾南下的朱老總和紅五、九軍團的轉戰征程，更是長達了三萬五千里;中央紅軍的轉戰征程之所以要長達二萬五千里，是因為要在敵人統治的薄弱地區，為中國革命重新尋找一個落腳點;中央紅軍之所以能夠在幾十萬敵軍的重重圍困之中轉戰二萬五千里并取得最后的勝利，那是在突圍的前期，盡管博古、李德等“二百五”進行的是瞎指揮，但是由于大多數紅軍指戰員以自己的死打硬拼與英勇犧牲，而掩護少數戰友暫時沖出了敵軍的包圍和“遵義會議”后，中央紅軍在毛主席的指揮下，機動靈活、虛實結合、調虎離山、輕裝前進、“四渡赤水”、“巧渡金沙”、“強渡大渡”、“突破天險”，這才“征師勝利到吳起”。

　　如同棋手對弈一樣，弈棋高手往往能夠看出幾步、甚至是十幾步。而臭棋簍子，也就只能看出一兩步。就是因為如此，所以指揮、部署中央紅軍的戰略突圍的博古、李德等幾個“二百五”，看不到這一去就要走上二萬五千里。而是想要只走個二百五，到湘西去投奔賀龍安家過日子。因此他們這才拋棄了毛主席為紅軍制定的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而是雇用了幾千名挑夫挑上了毛主席為中央蘇區親手創建的全部家當，甚至都包括紅軍醫院里為紅軍傷病員準備的尿壺。

　　在當前歷史虛無主義依舊猖獗的情況下，許多人在對長征為什么能夠取得勝利而進行解讀時，往往都認為長征勝利靠的是廣大紅軍指戰員那堅定的信仰，靠的是廣大紅軍指戰員那高于天的理想，靠的是廣大紅軍指戰員那鋼鐵般的意志品質，靠的是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持。的確，長征的勝利，當然離不開廣大紅軍指戰員那堅定的共產主義信仰，離不開廣大紅軍指戰員那高于天的革命理想，離不開廣大紅軍指戰員那鋼鐵般的意志品質，離不開廣大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持。但是長征的勝利，同樣也離不開毛主席那超凡的智慧。在第五次反“圍剿”作戰中，在湘江之戰中，廣大紅軍指戰員的共產主義信仰就不堅定了嗎?廣大紅軍指戰員的革命理想就不高了嗎?廣大紅軍指戰員的意志品質就不堅強了嗎?廣大人民群眾就不支持紅軍了嗎?所以，如果沒有“遵義會議”的召開，如果中央紅軍始終是由博古、李德等“二百五”來瞎指揮，那么，哪里還會有什么長征，哪里還會有什么勝利。

　　凡教條主義者、經驗主義者、特別是實用主義者，都無不有著急功近利的投機心理。當年由蘇聯人扶上臺而曾經領導過中國革命的王明和博古等“三人團”，就是這樣的人。他們不為中華民族的利益著想，不顧中國革命的實際狀況，不去研究、分析和總結中國革命的特點，認識不到中國革命的長期性、復雜性和艱巨性，而是盲目地理解并照搬蘇聯的革命理論，機械地模仿蘇聯“十月革命”的成功做法，幻想中國革命也能象蘇聯的“十月革命”那樣一夜成功，因此這才走上了機會主義的道路，從而險些就葬送了中國工農紅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所以，和雄才偉略的毛主席相比，王明與博古等只不過就是些只會照貓畫虎的“二百五”。

　　只剩下了七千多人的中央紅軍在到達陜北之后，與徐海東、程子華等人領導的紅二十五軍以及劉志丹、習仲勛等人領導的陜北紅軍匯合在了一處。盡管匯合了三部分的力量，但是這部紅軍也只有一萬多人。然而就是這一萬多的紅軍在毛主席的指揮下，南征北戰、東征西討。卻不僅打得張學良和楊虎城不得不與紅軍結成了“三位一體”的抗日統一戰線，而且還更是催生了“西安事變”，從而決定性地推動了中華民族全民族的抗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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