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華亭：長征留給我們的幾點啟示

　　(紀念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

　　長征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長征一完結，新局面就開始，這句話是毛主席說的，但毛主席還曾對身邊的同志說，紅軍被迫撤離(進行長征)，說是北上抗日，對外宣傳這么講，實質上是逃命，不走就要被國民黨吃掉了。如此說來，長征既可以說是我黨我軍的一次戰略大轉移，也可以更確切地說是一次生死大逃亡。所以我們紀念長征，也就不單單要牢記紅軍爬雪山過草地、不怕困苦，勇于奮戰的革命精神，我們更應該記取發生被迫大逃亡的歷史教訓，記取我們從死亡的陷阱中能夠逃脫出來的根本原因，只有牢記長征給予我們的深刻啟示，才使得我們的紀念長征活動，對于今天我們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對于我們黨的建設和軍隊建設事業，更具有深遠的現實意義和指導意義。

　　第一點啟示：黨的政治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造成歷史上的這次中國工農紅軍萬里大逃亡的主要原因，就是由于黨的政治路線的錯誤引起的。1931年1月7日，中央在上海召開六屆四中全會，王明掌握了中央的實際領導權。1934年1月，黨的六屆五中全會，黨中央不顧敵強我弱和第五次反“圍剿”的不利形勢，卻宣稱中國革命已經進入到“爭取蘇維埃中國完全勝利的斗爭”階段;在革命性質和統一戰線問題上混淆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將反帝反封建與反資產階級并列，將民族資產階級視為中國革命最危險的敵人，一味排斥和打擊中間勢力;在革命道路問題上繼續堅持以城市為中心，將城市工人的總同盟罷工和武裝起義作為黨最主要的任務，指令根據地的紅軍采取“積極進攻的策略”，配合攻打中心城市，并在土地革命工作諸多問題上提出了一系列的左傾主張。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經濟上、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的左傾，給根據地造成了嚴重危害，“使黨和革命遭受了極大的損失”。長征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黨政治路線方面的錯誤，往往會給黨的事業造成無法估量的、難以防范的損失，這是長征留給我們的最為重要的啟示。

　　第二點啟示：毛澤東思想是在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中產生的，離開了毛澤東思想，中國革命就會走向失敗，有了毛澤東思想，我們就會取得勝利。1927年，當南昌起義的槍聲劃破舊中國的茫茫夜空時，怎樣才能在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東方大國里和敵我力量極其懸殊的條件下，將革命戰爭領向勝利彼岸，在土地革命戰爭十年火與血的奮斗中，共產黨人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探索。“山溝”里的毛澤東以敢于走前人沒有走過的路的偉大創造氣魄，率先把馬列主義原理同中國實際成功地結合起來，開辟出一條通往勝利之途。從進軍羅霄山脈到寫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開創了中國革命戰爭首先向廣大農村發展，逐步包圍城市并最終奪取全國政權的正確道路;從三灣改編到古田會議，奠立了建設一支無產階級性質的新型人民軍隊的各項根本原則;從井岡山時期的游擊戰爭“十六字訣”到指揮中央蘇區前三次反“圍剿”取得輝煌勝利，形成了紅軍作戰的全部基本原則。他回答了正確指導中國革命戰爭必須解決的走什么道路、如何建軍和怎樣作戰這三個根本問題，逐步形成了中國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但是，脫離中國實際的黨中央，卻照搬外國經驗、唯“共產國際”指示是從，將毛澤東創立的建軍、作戰原則，連同他在紅軍中的指揮權，一并遭到了排斥和剝奪。臨時中央錯誤地批判了毛澤東基于對革命形勢的正確估計，錯誤地批判了毛澤東反對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錯誤地批判了毛澤東主張在蔣介石統治薄弱的地區廣泛開展游擊戰爭、在兩軍對壘時采取“避敵主力，打其虛弱”、必要時放棄陣地實行退卻和重在保持、發展紅軍的有生力量等一整套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從而造成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致使中國革命命運危在旦夕。詩曰：

　　滾滾塵埃狼煙薰，地裂山崩鬼神驚;

　　人伏尸，槍不鳴，工農戰死閭閻空;

　　一朝兵敗如山倒，蘇區無處可安營;

　　大好河山何忍棄，三軍倉皇離瑞金;

　　從此鐵流無定向，人人不知死與生;

　　蘇區已死人千萬，湘江一戰五萬兵;

　　茫茫黑夜尋生路，天上北斗毛澤東!

　　“滄海橫流，方顯出英雄本色。”生死關頭，是毛澤東思想挽救了中國革命。1935年1月黨中央政治局的遵義會議。毛澤東的主張成為會議決議的基礎。在周恩來、朱德、王稼祥、張聞天等多數同志的擁護下，毛澤東成為中央最高決策層的實際核心。四渡赤水，兵臨貴陽，虛指昆明，巧渡金沙，毛澤東以一連串中外戰爭藝術史上罕見的大手筆，指揮紅軍以指東擊西、形南實北的高度靈活動作，呼嘯馳騁于黔桂川滇的萬水千山之間，待到蔣介石統帥部終于如夢初醒時，數萬紅軍早已安然脫險，逶迤北去了。從此以后，中國革命就走上了正確的軌道，從此毛澤東思想得到全黨、全軍的高度信賴。

　　第三點啟示：“只要跟著黨走，就能取得勝利”這句話是片面的，因為這句話是有前提的，這個前提就是黨的政治路線必須是正確的。我們知道，我們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具有高度組織紀律的黨，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這是黨章明確規定的，但是，如果中央的政治路線出現錯誤，我們作為一名黨員該如何去做，這是對每一名黨員的黨性的根本考驗。毛主席在總結長征失敗的經驗時說過這樣話：當時給中央蘇區造成的損失，實際是莫斯科斯大林的瞎指揮，但是在這里執行政治路線的是博洛，軍事上是總理，責任都推到李德頭上有點冤枉李德是一個外國人，跑到我們的江西山溝里幫紅軍打仗已經很不容易了，他還是個顧問，顧問，顧問，顧而問之，可問可不問。他的話可聽可不聽，為什么都聽他的。李德出的餿主意，軍事上拍板的還是周恩來，命令是他下的，他是軍委的最高負責人”。主席還說：“全怪總理也不合適。總理這個人是很守紀律的，莫斯科下來的命令他是要堅決執行的，用我們現在的話就是說，寧可犯政治錯誤也不犯組織錯誤!就是說哪怕我政治上錯了，但我組織上沒錯，上邊的命令我是堅決執行的”。寧可犯政治錯誤也不犯組織錯誤!這是擺在我們每一名共產黨員面前的一個嚴肅的政治問題，中國革命之所以沒有被撲滅，中國共產黨之所以沒有被摧毀，中國工農紅軍之所以沒有被消滅，原因就在于毛澤東敢于“寧可犯組織錯誤，也不能犯政治錯誤”。毛主席在錯誤的政治路線面前敢于堅持真理，善于思想斗爭，為我們樹立了光輝的典范。正是由于毛主席的堅持，才迎來遵義會議這一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紅軍歷史上的偉大轉折點。我們不能設想，如果沒有遵義會議中國革命將是什么樣子，但是我們可以肯定，有了遵義會議，中國革命才有了從勝利走向勝利。我們不能設想，如果沒有毛主席的堅持能否會有遵義會議，但是我們可以肯定，正是因為有了毛主席的堅持，才使像周恩來等一大批革命家站在了毛主席一邊，糾正了黨中央的錯誤路線，使中國革命避免了一次大災難。可以這樣說，黨的政治路線問題，是我們黨必須認真解決的大問題，這個問題處理得好不好，將關系到我們黨生死存亡的大問題，關系到社會主義事業生死存亡的大問題。

　　第四點啟示是：能否堅持毛澤東思想，是衡量我們黨的政治路線正確與否的根本標準。長征和長征以后的歷史實踐證明，什么時候我們黨把馬列主義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了，什么時候就是堅持了毛澤東思想，什么時候我們黨的政治路線就是正確的。而什么時候我們沒有把馬列主義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脫離了中國革命的實際，什么時候我們就沒有堅持毛澤東思想，所以，能否堅持毛澤東思想，是衡量我們黨的政治路線正確與否的根本標準。換句話說，如果我們不是把馬列主義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而是把資本主義、封建主義同中國革命相結合，那就不是堅持毛澤東思想了，而是反對毛澤東思想了，此時的我們黨的政治路線就不是正確的了，就是反動的了，反動的政治路線我們必須要加以反對和制止。長征時期，王明把持的黨中央，把馬列主義教條化，推行一套脫離中國革命實際的所謂的“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他們認為毛澤東思想是“經驗主義”，認為“山溝里出不了馬克思主義”，從而推行一套錯誤的左傾機會主義政治路線，以致造成中國革命事業的慘痛失敗。現在也有一些人，他們口頭上也高喊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但他們并不是把馬列主義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而是把資本主義與中國革命相結合，錯誤地認為我們今天的革命還處于民主革命階段，認為社會主義搞早了、社會主義搞錯了，妄圖引導我們走向資本主義道路。他們放棄工農大眾的利益，放棄無產階級專政，放棄社會主義，放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他們極力推進私有化，認為“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的經濟體制，說什么計劃經濟是封閉僵化的老路，認為共產黨既要“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更要“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私有制經濟發展”，以致使中國社會出現了兩極分化、世風日下、環境污染、貪污腐敗、經濟滑坡、偽劣假冒、坑蒙拐騙、外敵肆虐，矛盾四起。可以說紅軍長征勝利的成功經驗，為我們今天同走資派的斗爭提供了非常寶貴的歷史經驗，這也是我們為什么要紀念長征的最重要原因。

　　紀念長征，就是紀念毛澤東!

　　二0一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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