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人類歷史上的偉大奇跡，中國共產黨從勝利走向勝利的序章。對它的解讀，超越國界。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之際，本報約請國外知名學者從各自研究角度，解讀長征對中國和世界的影響——

　　傳奇，現實仍在延續

　　菲利普·肖特

　　長征， 不僅取得非凡的軍事成就，還為紅軍和中國共產黨提供了一個鼓舞人心的支柱般的傳奇。

　　長征， 使中國共產黨摒棄了離開瑞金之前的不團結和紛爭，最終在延安團結在毛澤東的領導之下。團結堅定的新目標并非一蹴而就，大約花了10年時間，終于在1945年的“七大”才得以確定。除了紅一方面軍，紅二方面軍、紅四方面軍也經歷了傳奇般的行程，最終勝利會師。長征創造了共產黨人永不言敗的傳奇，獲得了中國社會各階層進步人士的廣泛支持。

　　長征， 也改變了中共領導人的思維方式。上世紀20年代及30年代早期，當時的中國共產黨深受蘇聯影響。長征之后，毛澤東和他最親密的戰友們確信一定有更合適的方法來領導中國革命。

　　近40年來，中共黨史研究者和歷史學家們相繼澄清了許多關于長征的模糊問題，不僅對長征本身，甚至對長征前后的時期都有了更為深入的研究。直至今日，我們仍然可以從參加過長征的老一代人回憶中收集往事。12年前，我采訪過一位精神矍鑠的90歲紅軍老戰士，他曾參與了紅一方面軍穿越夾金山的先遣隊。這位老戰士還記得當年幾位戰友把凍傷的腳放在火邊烤，由于雙腳已經凍得麻木，火燒壞了皮肉直到骨頭都沒有知覺。一位保安縣的80多歲老人，還記得自己接過一桿步槍就直接去戰斗——因為當時的情勢太危急，沒有時間培訓新兵。

　　西方學者，譬如斯圖爾特·施拉姆一生都在研究毛澤東著作，還有韋思諦，他對井岡山的研究在西方無出其右，這些專家的研究成果都有助于我們加深對長征的了解。盡管如此，目前在西方仍流行所謂“修正主義”的著作。過去10年間，某些西方作家著書認為長征是“偽造的”，以此來歪曲歷史。一位旅居倫敦的華人作者（張戎），她在書中寫道，長征中著名的強渡大渡河實際上未曾發生。她引用了對一位住在瀘定縣的93歲老太太的采訪作為證據，這位老人的家人在瀘定橋附近經營一個豆腐坊，據稱，老人從不記得那附近發生過任何戰斗。于是，這位女作者總結說：“揭穿(強渡大渡河)神話的最強證據……就是那里從未有過任何戰斗傷亡”。但是，在劉秉榮撰寫的《紅一方面軍紀實》一書中，卻明確記載紅軍先遣隊的22名戰士中，有3名犧牲在這場戰斗中。這場戰斗的紅軍指揮官楊成武也留下過一份詳盡的記錄。1992年，我曾采訪過一位年近七旬的當地老人，老人還記得當時年僅10歲的他是如何與另外兩名小男孩一起躲在河岸邊，目睹了整個戰斗。在臺灣的國民黨檔案中，保存的當時的報紙和文件也提及了這場戰斗。然而，這位女作者完全無視這些史實，寧愿出版一部編造的記錄。

　　正如一位西方評論家所說：每條積極的佐證都被壓制。其實這不是什么新鮮事：反共宣傳始終存在，而且這些明顯編造的謊言在西方一些人群中有時還不乏市場。我認為其中一個原因是，部分西方人不適應中國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發生了巨變。在那之前，西方人心中的中國是一個古老文明，一個遙遠的迷人之地，這個國家最終會向外部世界開放，那里的人民生活將會更好。如今的中國卻遠不止是“更好”：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并繼續向前發展。對美國而言，中國的崛起對其全球霸權是一個挑戰，這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華盛頓和他的盟友自然而然地要進行抵制。這就引發了另一個更重要的問題：中國的歷史，不論是長征還是其他時期，是否被客觀看待。中國與西方最終會達成一個穩定的平衡關系，但這個過程將會是曲折的。

　　如今，中國的新長征仍在繼續。新長征有13億中國人民參加，與先輩們的長征一樣，這場決定中國在世界上位置的新長征仍然艱巨。

　　(作者為英國記者，《毛澤東傳》一書作者，本報記者葉娟翻譯整理)

　　啟示，不局限于中國

　　拉納·米特

　　長征，中國現代史上最著名的事件。數萬名紅軍從江西于都出發，在險惡的環境里走過萬水千山，來到陜北建立了新的根據地，這段艱難的行程成為一個傳奇，“長征”所蘊含的理念在許多人心中依然鮮活。

　　長征與現今有什么關聯?可能它啟示我們的第一點便是歷史的不可預測性。上世紀30年代初期，紅軍處在包圍追擊之中，被迫離開包括上海、廣州在內的城市。在江西的革命根據地，內部也存在嚴重分歧，從莫斯科回來的領導人與1927年國共合作破裂后一直留守中國的成員意見不同。與此同時，國民黨的第五次“圍剿”使共產黨處在岌岌可危的境地。內部的派系分歧也使得根據地中央紅軍力量薄弱，有失去群眾支持的危險。在這一情況下，中央紅軍決定實施戰略轉移，長征開始了。歷史證明，這一決策取得了成功。盡管長征剛開始時，很少人預測到這段行程將一路行進至陜北，但當行程逐漸展開之后，中共領導人有了更多的時間來思考革命的本質。我們應該贊許這些領導者們，因為他們的艱難決定最終使共產黨得以在危機下存續。

　　長征的勝利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外部歷史環境。即使是在陜西，中共中央也不是安全的，蔣介石政府隨時可能發動進一步的“圍剿”行動，再一次破壞根據地。但在1936年，日本的侵略威脅逐漸加大。在事關民族存亡的共同威脅下，國民黨與中共組成第二次聯合戰線，共同抗擊日本。在這一時期，共產黨可以在陜甘寧地區組建新的政府形態，擴大影響力。經歷長征洗禮的紅軍存活下來，得以再次戰斗。在抗日戰爭結束時，中共中央已經獲得了上百萬軍民的支持。

　　長征也向我們展示了領袖魅力的重要性。長征剛開始時，環境非常艱難。包括張聞天、博古、李德等在內的領導人難以確定哪條路線最為安全，部隊在補給方面存在巨大困難，還有來自裝備精良的國民黨軍隊的威脅，紅軍時刻處在危險之中。最終，中國共產黨沒有因為外在威脅和內部分歧斗爭而失敗。中共的幸運在于它擁有具有戰略思維的領導人，他們思考如何在困境中贏得生存。

　　如今，長征已成為歷史，然而，我們仍應欽佩那些長征將士、男女老少堅忍不拔的頑強精神。在當今繁榮舒適的21世紀，我們很難想象他們所經歷過的艱辛。他們經歷的是一段從江西到陜西的漫長而充滿艱辛的旅程，他們克服了對前路未知的恐懼，我們需要記住他們的勇敢。

　　最后，長征向我們展示了大膽行動、出乎意料的決策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所能起到的重要作用。然而，我們決不能將長征的勇敢行動精神同輕率、敵意、憤怒混為一談。近期，英國公投決定脫離歐盟，很少人提前預測到這一事件的發生。毫無疑問，英國選擇了一條不同于之前的歷史道路。有人說，英國正在進行新的歷史方向上的“長征”。但我們需要認清，就像長征告訴我們的，光有大膽的行動是不夠的，我們需要在長期的行程中做好計劃、開展合作，思考種種方法克服困難。

　　我們不再生活在戰火紛飛的年代，但是長征所展示的大膽選擇一條不同路徑，最終實現一個完全不一樣成果的成功案例，仍然值得我們思考，而且這不僅僅適用于中國。

　　(作者為牛津大學中國現代史教授，《中國，被遺忘的盟友》一書作者，本報駐英國記者李應齊翻譯整理)

　　史詩，書寫光輝一頁

　　埃里克·海爾

　　1936年10月，中國工農紅軍完成了兩萬五千里長征，在中國革命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也引起了世界輿論的關注。長征，這一詞匯也變得眾所周知。今年是中國工農紅軍完成這一壯舉的80周年，關于長征的故事、記述、研究及影響再度成為國內外學者討論的話題。雖然多數美國人對長征知之甚少，但毫無疑問，長征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史詩般的大事件。

　　在那個動蕩的年代，美國記者海倫·斯諾不遠萬里來到中國，歷盡艱險前往延安。當時中國工農紅軍已完成了長征，海倫雖然沒有目睹紅軍如何完成這一壯舉，但她采訪了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許多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并廣泛接觸了陜甘寧邊區的戰士、工人、農民、文藝工作者和學生，寫出了《紅色中國內幕》(即《續西行漫記》)一書，向全世界介紹了中國共產黨和解放區。

　　時年30歲的海倫是埃德加·斯諾的妻子，也是一名敬業的記者。1937年4月下旬，海倫悄然離開北平，冒著生命危險，最后抵達延安。在延安近5個月的時間里，海倫收集了埃德加·斯諾在保安未及采訪到的紅軍領導人的情況，其中包括朱德本人以及斯諾離開蘇區后與中共紅軍勝利會師的紅二、四方面軍的指揮員。她采訪了不下65位有名有姓的人物，還為其中的34人寫了小傳，特別是同毛澤東進行了5次難忘的長談。延安的經歷讓海倫深深地感到延安有一種偉大的精神。紅軍紀律嚴明，每一個人都在艱苦奮斗，這一切深深地打動了海倫。

　　長征對于中國共產黨生存下來異常重要。劉志丹、習仲勛等都是了不起的領導人，對延安根據地的建設起到了重要作用。《紅色中國內幕》將海倫在延安的所見所聞進行了翔實的敘述，是真實記錄當時紅軍狀況的重要著作。

　　我本人早年就讀于楊百翰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1990年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目前擔任楊百翰大學政治學副教授和亞洲研究協調員。作為中國問題專家，我重點研究中國外交，發表和出版了不少有關中國的文章和著作，對海倫·斯諾有較深的研究。2000年紀錄片《海倫·福斯特·斯諾——中國革命的見證人》推出，引起廣泛關注，我是該片的聯合制片人。在參與錄制海倫·斯諾那部紀錄片的時候，我曾拜訪了海倫當年的許多老朋友，像中國老一代外交家黃華等不少人都對海倫進行了十分敬佩和親切的回憶，幫助我更好地了解中國共產黨歷史上那段重要的時期，紀錄片也很好地反映了長征和延安的真實狀況。

　　長征是一部史詩，它表現出了強大的“適者生存”能力。那些從長征中挺過來的人后來卓有成就，不少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重要領導。

　　(作者為美國楊百翰大學政治學副教授，《現實之龍：中國的偉大戰略和邊界解決》一書作者，本報駐美國記者王如君采訪整理)

　　壯舉，刷新世界紀錄

　　何銘生

　　從80年前至今，長征以其獨特的精神魅力不斷吸引著眾多中外學者探究，我就是其中一員。

　　我畢業于中國臺灣大學歷史系，曾于1998年至2009年間出任法新社、彭博新聞社駐中國記者，先后出版歷史專著《上海1937：法新社記者眼中的淞滬會戰》與《南京1937》。我致力于向英語世界介紹中國戰場在二戰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重點講述在珍珠港事件爆發以前，中國獨立抗擊日本侵略者的英勇事跡。

　　不同于西方世界對二戰中中國戰場知之甚少，在以埃德加·斯諾為代表的西方學者、記者關注下，長征得以被西方世界所熟知。我記憶中第一次聽到“長征”是在孩童時期。時隔多年，在一個與中國相距萬里的西方國家，八九歲的孩子都知道長征是什么，足以證明長征在世界范圍內的知名度。長征可以稱為20世紀人類世界最為著名的標志性事件之一，從全球認知角度考量，長征和人類首次登月地位相當。長征不僅是中國人獨有的珍貴歷史，更是全人類共有的精神財富。

　　長征是刷新世界紀錄的歷史壯舉，論艱苦程度，在人類當代史上罕有其他歷史事件能與之相提并論。長征的漫漫征途和紅軍戰士表現出的堅毅不屈、不怕犧牲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奠定了它獨特的歷史地位。

　　1934年，由于中國共產黨內部“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領導，中央紅軍未能打破國民黨軍第五次“圍剿”，被迫退出革命根據地開始長征。1935年，遵義會議糾正了黨內“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路線，成為長征歷史的轉折點。長征期間，四渡赤水、飛奪瀘定橋、激戰嘉陵江等可歌可泣的歷史事件，都讓我由衷地驚嘆于中國共產黨表現出的革命勇氣和戰略智慧。在國民黨圍追堵截、中央紅軍瀕于覆沒危險的背景下，紅軍如此大規模的戰略轉移行動，如果沒有堅定的領導核心、高超的戰略謀劃與強有力的執行力，是不可能取得最終勝利的。

　　長征勝利對于當代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發展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其一，從戰略上講，長征勝利使中國共產黨得以保全革命力量。紅軍到達陜北后，一直致力于根據地建設，最終成功地將延安打造成為“紅色心臟”。穩固的根據地讓長途跋涉、疲憊不堪的紅軍得以休養生息，從而贏得發展壯大的機會;其二，中國共產黨在陜甘寧邊區積累了大量群眾工作經驗，成為日后贏得解放戰爭勝利的重要法寶，邊區政府的建設也為日后中國共產黨政權建設奠定了重要基礎;最后，長征勝利是鼓舞中國共產黨全黨的精神動力，并為日后斗爭指明了方向。

　　紅軍將士在極其惡劣的環境下用頑強意志一次又一次挑戰人類生存極限，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們是難以想象的。如果希望真正了解長征，不妨試試重走長征路。一個人背上50公斤負重和少量食物開始行軍，穿森林、越高山、渡河流，在各種惡劣天氣下風餐露宿。如此“行軍”至少一個月，再回到家中閱讀有關長征的書籍，就能更深刻地理解當年紅軍戰士經歷的是什么。

　　(作者為丹麥中國近現代史學者，本報駐瑞典記者黃云迪采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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