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現象——一篇并不過時的舊稿
多年前,曾經有過一部轟動一時的《新星》,那是改革開放之初為“政治明星”樹立的一個標本。這位作者因此也躋身先鋒作家行列大紅大紫過一陣,后來又熱捧江湖騙子胡萬林,也算夠與時俱進了。之后多年,隨著改革家的層出不窮,大家紛紛“大膽地干”,“新星”式的明星標本似乎進入了寂寞期,遂使“文學失去轟動效應”。這一情況直到仇和先生橫空出世才有改變。不過,前面的新星是藝術家的虛構,后面的則是活生生的真人。不光在中國,連海外的媒體,特別是右翼媒體,都把仇和視為改革明星。
于是,我們就有了今天的話題,談論“仇和現象”了。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作為改革明星,仇和自然會起著樣板的作用。奇怪的是,目前上上下下都在大張旗鼓地學習科學發展觀,而實踐上仇和的“招商引資新政”卻大行其道,這未免使人感到困惑。因此,“仇和現象”就值得關注。
仇和現象該怎樣解讀呢?根據仇和從宿遷到昆明施政之所為,以及他所受到的贊賞和追攀,竊以為至少具備如下三個特色:
一,“仇和新政”體現了各級官員 “招商引資”的天然的不動搖的強烈沖動。
“仇和新政”的最突出的特征是招商引資狂熱。“招商引資是第一要事、第一政績。”昆明今年還將成立35個招商分局,派駐沿海地級以上城市招商。此公在宿遷市下屬的沭陽縣時就因為給教師下達“招商引資”任務引發過起集體罷課。官員全員“招商” 把招商引資作為官員的政績考核指標,對官員實行“層層分指標,級級抓考核,個個有任務,人人忙招商”的硬性分配,也出臺相應的處罰和鼓勵措施。“獎要獎得讓人心動,罰要罰得讓人心痛”。
于是,全員招商,競相優惠,資源環境、工人血汗、法律道德紛紛退居其次,成為犧牲。
于是,銀行假資信、假工商假稅額,假引資和假產值層出不窮,無奇不有。
于是,資本至高無上,資本狂熱、資本迷信蔚為風氣。
于是,“發展是硬道理”就是“GDP是硬道理”,就是“招商引資是硬道理”。只要有了GDP,有了“資”,管他“姓社姓資”“性中姓外”,“你賺錢我發展”,“不求所有但求所在”,“ 拿走利潤,GDP留給你”,哪怕“再給洋人打工一百年”呢,“黑貓白貓”逮住GDP就是好貓,就是政績!
仇和招商引資熱持久高燒不退具有普遍性。一面是自己的兩萬億美元借給美國人日益縮水,一面是拼命招商引資,競相優惠“超過民待遇”不動搖。開發區熱,房地產熱、力挺房價熱、外向經濟退稅熱……GDP沖動成了官場生命力之所在,政績所據、財政所依、宦囊所賴,官場升遷和書記轉型老板都離不開它。房地產鐵三角,標示的是權錢結合官商合流的資本原始積累方式的形成,招商沖動也就是資本原始積累擴張的沖動。
有了這沖動的內在動力,“科學發展”云云也就很難走出中南海了。
一位網友說,改革開放是“摸著石頭過河”,可是,仇和書記是端著沖鋒槍過河,誰攔路就掃射誰”!——“資本沒有利潤就像自然害怕真空”,各級政府的“招商引資”沖動亦然,實際上就是資本原始積累瘋狂沖動的一種中國特色的表現形式。
“仇和新政” 也表現了 “科學發展”的艱難
二,“仇和新政”體現了一種私有化的狂熱。
“仇和新政”兩大亮點,:一個是“招商引資”,一個是“快賣賣光”。如果說這是“兩個基本點”,那么“私有化”則是“一個中心”。
前些年的產權改革,山東諸城曾出過一個名人陳光,因為勇于把國企賣光人稱 “陳賣光”因之名滿天下,一時間“全國學習陳賣光”大家都往諸城跑。陳光調到菏澤后進一步將“賣光”與時俱進到“送光”,又變成“陳送光”。仇和先生在宿遷鐵腕大賣中小學幼兒園和和公立醫院,也曾刮起一股賣醫院學校的旋風,“北陳南仇”都引人矚目。如今云南人民有福氣得蒙雨露,改革的步子一定會邁得更“大一點了”。
從“招商” 和“賣光”狂熱,只能說明一點:中國一朝得勢的暴發戶及其代表人物,普遍地感染了“愛資病”,對資本主義和私有化有著宗教似的狂熱和偏執。連西方老祖宗那里,人們對資本制度一直有著不曾間斷的思考,而中國的這些后起的認祖歸宗的天之驕子們,在他們心目中,資本成了至高無上的萬能的完美的神,其它的一切都是“左”的“邪教”。
張五常曾說,中國實際上沒有中央政府而只有兩千多個以縣為單位的公司。是的,右派說話往往比較直率,中國這位改革教父之一的這個論斷,比許多高談宏論來,實事求是得多。
三,“仇和新政”是“不爭論”“大膽地干”的標本。
作為一個明星,仇和是一個矛盾。
不是高揚科學發展觀嗎?“仇和新政”則惟“招商引資是硬道理”,不管黑貓白貓,引來投資就是好貓。
不是說改革是“完善”“公有制主體”嗎?仇和是要連醫院中小學幼兒園都統統的賣光。
不是說“大市場小政府”充分發揮“看不見的手”的作用嗎?仇和卻是將政府的配置作用發揮到了極致,招商引資,揠苗助長,保駕護航,超過民待遇……無所不用其極。
不是說“加快民主化進程”嗎?仇和可是鐵腕執政,誰敢對“新政”、對“招商引資硬道理”說半個不字,立馬“不換思想就換人”! 仇和式的民主就是鐵腕霸道民主。
不是說“依法治國”“依法行政”嗎?仇和“優化投資環境”給中外資本形形色色“優惠”、給“超過民待遇”,“招商引資”從政策制訂到實施推行,我的嘴就是法律。……
說起來是有點不可思議。
海外曾有學者把某理論在實質上概括為新自由主義加新權威主義。
“新自由”與“新權威”本身就矛盾,它反映“普世”理論的虛偽性,雖然他們都“姓資”。而這二者與社會主義更是水火不容,無論怎樣也“和諧”不到一起去。
這不是矛盾嗎?且慢,諸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什么“大政府小政府”,什么哈耶克、羅斯福,我“黑貓白貓”“大膽地試”。國有企業“產權不明確”,“快賣賣光”,哪怕是“送光”,我是“大政府”,用鐵腕。賣光以后,保證資本 “對發展經濟的貢獻”,工商稅務也好,環保也好,工人待遇也好,都給我站遠一點,交給“看不見的手”就是,這時我們是“小政府”。為資本“保駕護航”,我是羅斯福、是“大政府”;充分發揮“看不見的手”的作用,我是哈耶克“新自由”,是“小政府”。國有資產“賣”“送”,那叫“改革”;“產權明晰”以后,那是“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就叫“法制”!
從仇和,你才能體會到“不爭論”“大膽地干”“有些事只能做不能說”的奧妙。
仇和先生深得精髓,登堂入室。
“仇和新政”是看不見的手與看的見的手結合;是鐵腕與自由的結合;新自由主義與新權威主義的結合。打盹免職不是作秀是樹權威,大樹無上權威。等于宣示: “我想換人就換人”。貪官污吏遍地,只要你不觸犯我,大膽地干就是。
仇和是“不爭論”與“大膽地干”的標本。
近日,廣東發出的“三論” :“先干不評論、先試不議論、時間作結論”,也可看出仇和模式的生命力和普世性。(見廣東省委、省政府《關于實施〈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的決定》)。
如從1956年算,毛澤東搞社會主義也不過20年。從78年算起,都“思想解放”30年了,早已“不問姓社姓資”,還要“殺開一條血路”——到底要“解放”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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