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國家利益，總會覺得這是政府行為，離普通百姓很遙遠，其實國家利益和每個國人息息相關，它關乎到民眾的生存環境和幸福指數，以及對未來的希望和夢想。因為國家利益的根本要素是：領土、主權和文化完整，對于國家利益而言，就是能讓國家以生存發展為基礎的全方位需要，只要對國家發展有價值的事物統稱國家利益。維護國家利益是我們每個公民的義務和責任，尤其是關系到我們國家未來的基礎教育，為實現我們民族的偉大復興，更加需要宣揚和堅定維護我們的國家利益，國家利益是必修課。

　　前不久《遼寧日報》刊發了一篇“老師，請不要這樣講中國”的文章，引發了一場風波，怪異的是曾經一直宣稱愛國的“公知”們卻無厘頭著對《遼報》進行圍剿，質疑這篇文章的邏輯性和事實根據。誠然，我們誰都逆反官媒經常性的說教、飄渺、夸大，對官媒“齊步走”模式的新八股文風不愿茍同。但提倡愛國的聲音是官媒分內的事情，我們不應該去猜度他是否有“陰謀”論，挑剔他的步子是否方正，幻覺他的聲音是否刺耳。無論“老師，請不要這樣講中國”的邏輯與事實是否有偏差，但宣揚國家利益的基調是正確的，相信只要是中國人都應該愛自己的國家。如果說《遼報》的文章觸痛了誰的軟肋，掀動起“公知們”撕去儒雅跳起腳，中國教育領域的意識形態真的需要反思。

　　我們不說《遼報》文章的事實根據有多少，就大學教育層面從改革到今天一路走過，可圈可點的成績縱然壯觀，但對國家利益教育幾乎失效。大學原本應該屬于純粹的凈土，無論哪個國家和民族愛國教育都是必修課，然而從經濟大潮卷進我們的校園，在以分數劃尊卑拿名校為金牌指引下，在宣揚自我價值、個體榮譽、利益至上，在喧囂繁雜的西方思潮和不良信息影響下，我們的教育導向卻迷失了方位，校園蛻變成名利競技的培訓地。以至讓部分學生的人生價值取向出現偏移，甚至有些學生缺失信仰、丟失抱負，目標茫然。以重物質輕奉獻、談金錢別理想、講交換少付出為風氣，以金錢是魔術、升官為前途來作為人生追求的最大目標。所以我們經常會發現校園里學業抄襲、考試作弊、讓學術文憑作為上升的跳板，把入黨作為謀取利益的手段，夢寐以求的是出人頭地、升官發財。究其原因，這與我們幾十年的改革開放所引發的腐敗叢生社會亂象有關之外，難道我們育人為師的先生們沒有一點責任嗎?尊貴的老師們總應該給你的學子講一點國家利益的重要性。

　　近日在網絡上看到中國傳媒大學邀請司馬南先生講座被叫停，忽然覺得像‘于無聲處聽啞雷’，似乎進入時空穿越，曾經的歷史往事經常性出現封殺進步學者言論，習慣性的對異見學者禁言為常態。年輪走過一個世紀，科技早已進步到網絡時代，老黃歷的封殺、禁言卻卷土重來。歷史中大凡被封殺而禁言的學者，訴求的言論多是有違政府與統治者的利益，恰恰是政府的利益不代表國家利益，統治者的利益只是盜取國家的名號而已。很久以來我們總是在誤讀著政府或統治者與國家的關系，誤讀著那些批評政府或統治者的言論，誤讀著愛國學者們的良心，其實所有愛國有良知的學者們發出的聲音，幾近本能著捍衛國家領土、主權、文化的完整，質疑批評那些出賣國家利益的漢奸游戲。司馬南先生從反偽科學開始，從時政評論質疑國有資產流失，從一介書生到反虛無斗士，無論他的言論偏激或直白，都沒有離開維護國家利益的話題。難道一個捍衛國家利益的學者，竟然無權給我們的傳媒大學的學子們講一次國家利益必修課!

　　如果說司馬南先生的資格不夠登上傳媒大學的講堂，司馬南的講座與時“無”進不合時宜、言論落伍或不隨潮流;在國家面臨腐敗猖獗、公平正義被擠壓到角落，國有資產流失、名利秀卻盛行天下的環境里，誰能有資格登上大學的講堂?總不能讓戲說歷史的風潮一統江湖，讓調侃中國無英雄成為一種時尚，讓民族敗類漢奸們涂抹一道光鮮成為陰陽臉!如果我們的教育倘或大學的講臺，無視我們國家走過的苦難，忘記我們國家經歷過的屈辱，忽略我們國家的歷史進程。這不僅僅是我們現行的教育出現問題，而是關乎到我們民族未來面臨的自我拷問。如果說意識形態領域的曲折難分左右，倒不如說我們的民族正經歷著無法回避的國家利益價值缺位，如果說是一種社會的悲哀，倒不如說我們優良的民族文化正面臨著被西方異教的蠶食，其實同樣也是最危險而可怕的蛻變。

　　至于《遼報》一篇勸導文章，只是希望講臺之上尊貴的老師們多講國家利益少說夢游西方，正確引導學生對歷史的解讀避免戲說，博學的“公知”們大可不必風吹草動遮蓋牛皮鮮。無論《遼報》是否暗藏“陰謀”，想掄圓了棍子挑出一個輿論“文革”，倘或是官媒吃飽撐著無聊閑扯淡，其用意也是懇請我們給自己留一面愛國的空間。捫心自問我們的國家在變革的陣痛中，有多少博學的“公知”們借勢釋放著“偽民主”的煙霧，有多少打著西域“普世”招牌飛越網絡南北，又有多少駭人聽聞的謠傳被無限量演繹成“紀實”。博學的“公知”們也許同樣心存善念，為民生吶喊為國家被蛀蟲腐蝕而憂慮，就如同那些愛國的周 小平們一樣，只是采用嫁接移植的概念給國家添一塊虛無的磚，相反卻給我們的價值理念挖了一個坑，對國家利益而言，那是一個深邃而可怕的陷阱。

　　司馬南先生被傳媒大學叫停講座，原因是司馬先生直白或是反偽?倘或是司馬先生堅持追尋的理念?不可而知，無論何種因素傳媒大學都是輸家。在我們神圣的講堂上，面對戲說歷史構陷英雄的調侃，應對虛幻的“普世價值”風潮中，禁言司馬南就如同關閉了一扇求真的窗口，同時給自己關閉了一堂普及國家利益的必修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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